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新常态也伴随着新问题、新矛盾，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风险确实有，但没有那么可怕”。2012年底以来，中国政府反复强调：严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在多年高速增长后积累了一定的风险，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央政府开始正视风险和高度重视对风险的防范。

经济风险是经济发展中的一种较普遍现象，总是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如影随形。当经济处于扩张周期时，各个主体往往对未来充满信心，消费者乐观消费，投资者乐观投资，政府乐观搞建设，摊子越铺越大。与此相伴随的是，负债越来越多，杠杆越拉越长，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越来越多。一旦经济进入收缩周期，风险也就日益凸显。如果同时遭遇人口结构的变化（如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减少、“刘易斯拐点”等）、资源环境的约束、发展阶段的转换、经济增速的换挡、结构的急剧调整，则情况会更为严重。

经济风险与金融风险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表现在金融风险是经济风险的核心部分，区别表现在经济风险也包含着非金融风险，如实体经济风险、财政风险等。本文并不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但侧重从经济风险角度进行讨论。系统性经济风险强调风险的关联性和复合性，强调政府和企业债务负担、银行不良资产、影子银行风险、高房价等资产价格泡沫、行业产能过剩、汇率波动和热钱进出风险等的相互影响、相互传导和相互累加。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近年来在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保增长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风险，主要表现在如下相互联系的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和企业债务负担过重。据审计,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各级政府债务达30．3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17．9万亿元，2014年、2015年到期需偿还债务占总债务的21．89％、17．06％。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度达37．23％。据标准普尔数据，2014年中国企业债务余额将达14．2万亿美元，占预期名义GDP的135％左右，而同期美国企业债务余额13．1万亿美元，只占预期名义GDP的75％左右。

二是货币信贷过度扩张，不良贷款率上升。2014年9月末，中国M2余额达120．21万亿元，M2／GDP从1997年3月末的109％上升到2014年3月末的超过200％，6月末更升至205％，远超美国2013年末的64．6％水平。2008年至2013年，银行各项贷款余额年均增长19％，远超同期GDP增速，银行业资产占GDP比重持续攀升至260％。银行信贷过于偏向高风险资产，房地产贷款及房地产抵押贷款占银行业各项贷款比重近35％。由于信贷结构不合理和期限错配，一度出现了罕见的“钱荒”，2013年6月20日前后银行隔夜头寸拆借利率飙升到13．44％。2014年以来，银行存款开始减少，如2014年1月人民币存款减少9402亿元，同比少增2．05万亿元；截至9月30日，16家上市银行的银行存款总额较今年中报时减少了1．5万亿元，降幅达1．97％，这种情况是15年来首现。截至2014年9月底，中信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39％，比上年末上升0．36个百分点；工商银行为1．06％，比去年末有所上升；交通银行为1．17％，较年初上升0．12个百分点；招商银行为1．10％，比年初上升0．27个百分点。

三是影子银行过快增长，风险加大。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FSB）近期发布的《2014年全球影子银行监测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影子银行资产规模同比增长超37％，居全球第二，总额接近3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三。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测算，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可能达27万亿元人民币（约合4．39万亿美元）。中国信托资产规模从2008年的1．24万亿元人民币快速膨胀到2014年第二季度末的12．48万亿元人民币，稳居金融业“老二”。多数影子银行将短期资金（其中银行理财产品的60％为6个月以下）配置到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长期项目或资产上，增加了期限错配风险。

四是高房价等资产价格泡沫较多。2004年8月31号实行招拍挂制度以来，中国房价踏上了持续上涨之路。2003年全国商品房均价每平方米2456元，2013年涨到了每平方米6237元，涨了近3倍。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更为显著，如北京2003年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4747元，2013年达到每平方米23616元，二手住宅成交均价达到每平方米29122元，涨了近5倍和5倍以上，中心城区的楼盘有很多涨了10倍以上。

五是许多行业产能过剩严重。2012年底，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组织实施的“2013年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显示，中国企业设备利用率总体上为72％，其中制造业仅为70．8％，超过70％的企业家认为本行业存在产能过剩问题。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风电设备、光伏、多晶硅产能利用率分别为67％、57％、35％。

六是对国际热钱进入和留下形成了较大依赖。中国社会之所以对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加息政策很敏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担心国际热钱大规模退出对中国的资金链产生较大的冲击。中国经济相当于一池子水，如果投入项目能获取正常回报，则池子中的水位正常，但由于部分项目投入到产能过剩行业甚至僵尸企业中，不能获得正常回报，即存在漏水情况，这时要想维持水位，只能依赖于央行注水和热钱进入，而央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大水漫灌了，于是对国际热钱进入和留下就形成了较大依赖。而这恰恰存在风险。

尽管中国经济风险没有国际上一些人渲染得那么可怕，且总体上处于中央政府可控范围内，但2013年6月的“钱荒”和温州、鄂尔多斯等地的金融风险警示我们，对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一些风险还在累积之中。为了有效防范和应对风险，必须先认清系统性风险累积的逻辑或原因。

首先，人性贪婪是系统性风险累积的思想根源。增长过慢只会面临落后挨打的风险，只有增长过速才能导致本文意义的经济风险，特别是当经济增速超出潜在增长率时更易形成经济风险，而增长过速是因为人性贪婪造成的。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了，故当具备发展条件后，举国上下争先恐后，过度追求赶超发展、跨越发展、超常规发展等，恨不得将先发国家走了几百年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在三五十年内完成。GDP考核导向又使之火上浇油。近年来，为了应对国际经济危机，增信心、保增长、保就业、防风险等也进一步强化了快速发展的意识。

其次，缺乏制约制度是系统性风险累积的制度根源。只要将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系统性经济风险就难以形成。而经济增长速度会受制于多种制约因素，如价格制约、契约制约、责任制约、货币制约等。如果价格能随供求关系而波动、能反映资源能源的稀缺性，就不可能依靠过度消耗资源能源去追求高速增长；如果严格遵守契约到期还债，就不可能通过过度举债去追求高速增长；如果投资决策失误将严格追责，就不可能通过大规模低效投资去追求高速增长；如果货币发行受币值稳定的严格制约，就不可能依靠大规模印钞去追求高速增长。但问题是多年来中国的价格制约、契约制约、责任制约、货币制约等没能有效发挥作用，故系统性风险才逐步累积起来。

再次，缺乏风险释放机制是系统性风险累积的重要原因。在经济风险累积起来后，如果有好的风险释放机制，能及时将风险释放出去，系统性风险也不可能累积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风险释放机制的形成会因为下述因素而受阻：不愿意承认风险，而不去考虑建立风险释放机制；过于迷信长效机制能逐步化解风险，而错过了及时释放风险的时机；害怕风险释放中的风险，而迟迟不去释放风险；因缺乏释放风险的经验，而无意耽误了释放风险。在此情况下，系统性风险可能悄然累积，直至累积到危险的地步。

认清了系统性风险累积的逻辑或原因后，我们就不难找到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出路。一是要抑制贪婪，尊重经济发展规律，严格约束政府的GDP政绩意识，控制无效和低效投资，将经济增速控制在潜在经济增长率范围内。二是加快推进价格制度改革、财税和投融资制度改革、干部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改革、货币制度改革，硬化经济增长的价格制约、契约制约、责任制约、货币制约等。三是正视已存在的经济风险，加快建立风险释放机制，及时释放风险，以壮士断腕之勇气，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打破刚性兑付魔咒，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和僵尸企业，以小失避免大失。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