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金融争霸战正风狂雨骤

中美两国金融暗战的大幕已经徐徐拉开，即将上演的一幕幕“大戏”，中美已经各自拿出了剧本。

在中国大的战略布局引导下世界正在悄然发生巨大变化，美国独霸天下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美国的盟友们不理奥巴马政府苦劝竞相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这一转变让人觉得美国不仅在亚洲的影响力日渐式微，甚至对国际经济机构长达70年的把持也开始松动。

2014年10月，总股本为500亿美元的亚投行正式成立。有21个亚洲国家签署了协议书。此后，印尼也加入进来。该行的主要宗旨是：为亚太地区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据专家评估，到本世纪末，为此将需要8万亿美元。

在中国于2013年宣布成立这一新金融机构的想法后，美国马上针对亚投行展开了外交战。华盛顿呼吁盟国抵制中国的倡议，指出，这家得到中国支持的银行的贷款政策将不像世界银行那么透明和诚实。

事实上，这是在争夺权力并试图消灭潜在的竞争对手。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社会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安德烈•奥斯托洛夫斯基这样认为。任何事情本身都有其相似之处。世界银行设在华盛顿，美国人一直是其总裁。亚投行总部将设在上海，而中国将成为其最大股东。

此外，亚投行将变成亚洲开发银行的竞争对手。中方认为，后者受日本的影响过重。中国在该行仅有5.5%的股本，尽管其经济已在几年前超越了日本。

专家们认为，中国力图创建由其控制的区域性银行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国家已从最大外资引入国演变成资本输出国。此外，中国也希望摆脱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支配性地位。要知道，北京虽然百般努力，也无法在这些机构中获得明显的影响力。

英国媒体认为，欧洲一些国家政府决定加入亚投行，意味着奥巴马政府已经“败北”。华盛顿在这个平台与中国“叫板”，但得出的却是输局。尽管美国自身不想看到，但全世界已经明白，21世纪的权力和影响在向何处倾斜。

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萨默斯在4月5日撰写专栏称，“过去的一个月，可能作为美国丧失全球经济体制担保人地位的时刻而载入史册。”他也批评了国会的政治斗争导致美国难以发挥正常作用。

包括许多坚定的美国“盟友”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已经加入了亚投行，萨默斯对这种形势的解读是全球经济秩序正在发生转变。

Business Insider的撰稿人Myles Udland对萨默斯的观点进行了总结，指出：“全球经济浪潮已经开始从美国退潮，并正在朝着中国的方向运动”。

当然，如果世界经济的中心真的朝着中国的方向运动，那么也算是“回家”了。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提供了一张地图，将已故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有关过去2000年中全球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做了形象化处理。

在这幅地图中，麦肯锡列出了这段时间里全球经济的地理中心的转移，该地图的编制利用了麦迪森的研究成果，他通过对一个国家GDP总额进行估测来找到全世界经济中心的大致所在地，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中心所发生的变化。

此外，麦肯锡的研究人员还利用自己的模型对全球GDP在未来几年时间里将有的发展做出预期，以便预测到2025年时全球经济的“质心”将会转移到什么地方。

这幅地图最能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表明全球经济中心的发展道路就像是一个“回旋镖”：从古罗马帝国时代到二十世纪中期，全球经济的“质心”一直都在朝着西方转移。

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地区曾是全球经济最大的“发电所”，而经济中心朝西方转移的趋势直到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工业大革命发生以后才开始加速。但自二十世纪中期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及其他一些国家崛起以来，经济中心已经开始重新朝东朝南移动。

如果麦肯锡有关未来几年中人口统计学和增长的预期是正确的，那么这种转移的趋势就只会继续下去，而且其速度还会加快，原因是新兴的发展经济体正在继续迅速增长，而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则要慢得多。

北京市场研究公司龙州经讯资深亚洲分析师TomMiller说，美国太清楚中国正在崛起了，也知道中国希望重建全球秩序，它正在竭尽所能阻止这成为现实。但美国的这一做法让自己愈发孤立。

尽管奥巴马政府一再拒绝加入亚投行，而且劝说盟友们效仿自己的做法，但澳大利亚、英国、韩国、德国和法国等却投入了另外40多个国家的行列成为这家新银行的初创成员国。将于年底前正式成立的亚投行将为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

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3月27日在华盛顿对记者们表示，在亚投行问题上，英国认为“从内部来确保治理有力是摆在面前最好的一条路”。美国一直宣称，这家新的银行达不到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借贷标准。

尽管与中国关系冷淡，日本也没有完全排除加入亚投行的可能性。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周二在东京表示，他和中国财长楼继伟将于6月在北京会晤，可能讨论日本加入亚投行的问题。

日本现在正面临着一种多方为难的局面：一方面，日本最大的“盟友”美国对亚投行表示担忧；另一方面，日本与中国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而与此同时，日本政府的某些官员以及日本的一些企业则希望能与迅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搭上关系。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日本经济新闻亚洲总局编辑委员村山宏发表评论文章称，亚洲各国对亚投行一窝蜂的支持，是向国家金融机构改革不利的美国，发出的一个警告。

村山宏指出，亚洲各国对于中国近年的军力增长、军备扩张警戒感不断增强，亚投行将大大增强中国在地区内的金融影响力，为什么亚洲各国还是反美国预期，争相申请加入？

他认为，这不仅是因为亚洲有旺盛的基建资金需求，而是出于对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的强烈不满。

文章指出，习近平2013年10月访问印尼时提出亚投行的构想，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印尼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暗生不满，中国或许是察觉到这一点，认为印尼肯定会赞同亚投行，才会选择在印尼发表，结果果然如中国所料。

印尼的情况在亚洲多国多少都有出现，越来越多亚洲国家认为，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不愿意倾听亚洲各国的声音，反而将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强加于人，批评甚至指向主导亚开行的日本—各国认为，日美欧对于关于自身利益的事情显示热情，但对亚洲整体却缺乏关注，比如在对欧元危机和中南美金融危机时，这些机构反映迅速，但对亚洲金融危机，却不那么积极。

加上最近一轮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提出的紧缩政策已经招致多国反弹—不仅亚洲，还包括欧洲—新兴多家也因此埋下对此类国际金融机构不信任的种子。

不过面对诸多的批评，这些二战後建立的机构却没有什么改革的行动，因此村山宏认为，亚洲各国热捧亚投行，是对美国发出的一种警告。

曾担任美国情报分析师、现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战略远见计划担任主任的MathewBurrows说，“当前最具破坏性的部分就是盟友的反应，他们真的是不屑一顾。”他认为，美国的确处理得很笨拙，但他不相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中国人在亚投行的问题上放弃自己的主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晚些时候将对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五年一次的评审，人民币离加入SDR货币篮子更近一步。眼下，以英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主要国家均主张顺应趋势，今年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但美国和日本持更谨慎态度。

其实美国在亚洲也有自己的计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Banyan评论日前撰文表示，AIIB（亚投行）与TPP成了中美争夺区域影响力的另一战场，在亚投行上遭遇挫折后，美国非常渴望在TPP上扳回一城。

对此，香港媒体评论更为一针见血：美中在亚太经济规则与秩序的主导权之争目前主要体现在，美中分别在TPP与AIIB（亚投行）各行其是：中国视美国故意以“高标准”的TPP将中国排除在其主导的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为特征的亚太经济秩序之外；美国则认为，中国设立的AIIB是对二战后华府设立的全球经济金融秩序的挑战，是中国争夺亚洲话语权、提升亚太影响力的打算。

当然，除了TPP与AIIB外，还有美国倡导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和中国主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竞争”。

对于TPP与AIIB，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亚太经济问题专家索利斯（MireyaSolís）认为，美国应对说服中国，美国不是要与中国展开“零和竞争”，而是鼓励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鼓励中国以更加雄心勃勃的改革进行区域经济整合的谈判，而且考虑将来加入TPP。她认为，美国主导的TPP对中国不应当是遏制战略，而是引诱（induce）战略，要吸引中国通过扩大改革开放来加入，而不是试图令中国在国际经贸体系边缘化。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还建议，华盛顿的优先事项应该是通过重返亚洲或再平衡推行美国理念和美国主导的机构（如TPP），而不是阻挡中国的倡议。

不过，“企业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剑道（DerekScissors）认为，如果美国国会不批淮IMF的投票权改革方案，中国就不会加入TPP。

目前，IMF2010年通过的旨在提高新兴经济体份额的改革方案一直没有在美国国会通过，至此该方案搁置。

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在亚投行、TPP的角力还未完，又迎来新的一次战斗。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希望让人民币获得IMF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成为IMF的储备货币。

然而中美亚投行之战遭遇盟友集体倒戈的美国，明确反对该项提议。美国是IMF的主导国家，在该组织有很大话语权。

所谓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特别提款权目前的篮子里包括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大货币。

在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对中国的短暂访问中，中国曾游说美国支持中国推动人民币地位的努力。卢在会谈中曾表示美国支持中国深化金融改革的决心。但卢周二在旧金山演讲时坚称，中国还没有准备好加入特别提款权储备货币。

卢表示，“如果中国想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必须成功完成艰难的基础改革。例如资本账户自由化、汇率市场化、利率自由化、并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对于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做出的努力，他认为，在人民币受到市场上行压力时，“真正的考验”才将到来。

央行智囊集团OMFIF总裁DavidMarsh表示，中国、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三边角力已经形成。中国将会牺牲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对人民币的控制，以换取其在世界金融舞台上的中心地位。

人民币目前已是全球贸易使用的第五大货币，中国政府今年也在加速人民币市场化的进程。

德国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Joachim Nagel曾在博鳌论坛上表示，基于特别提款权储备货币现有的资格条例，“德方对中方努力表示支持”并且“欣赏中国近期改革自由化的进步”。

而英国财政部首席经济顾问David Ramsden表示，上一次审议特别提款权货货币篮是在2010年，至今局势已发生明显的改变，人民币加入是具有实质性的议题。

IMF近期表示在下一次对储备货币篮的审议中将综合考虑纳入人民币的可行性。IMF主席拉加德更称纳入人民币“只是时间的问题”。

贸易中人民币使用比例已从2009年的0.02%增至去年的近25%。目前全球各地已有15个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并且中国央行已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其中包括英国、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总规模达4300亿美元。

最新全球外汇储备数据显示，截止至2014年第三季度，美元占全球外汇总储备量62.3%。人民币很难超越其影响力成为主导货币，但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五储备货币将进一步促进跨境投资，增加人民币成为定价货币的可能性。

当前，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和贸易结算货币，为美国进行全球资本掠夺，转移经济危机提供便利，帮助美国维护全球霸权。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仍在快速发展。尽管人民币国际化刚刚起步，前路漫长艰难，但从长远来看，人民币最有希望打破美元垄断，为世界各国创造更为公正、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全人类的共同繁荣。

与此同时，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思维新模式，让欧亚世界各国都跃跃欲试。富裕起来的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领导欧亚人民重塑丝绸之路往日的辉煌。

首先，中国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目的是把各国有限的外汇资本集中起来，互联互通，用贷款、投资的方式改善各国薄弱的基础设施，同时也能保证各国资本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围绕“一带一路”各国又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发展本国特色经济，而产供销一条龙人民币结算下的欧亚贸易，既减少美元中间价交易成本又可降低原材料成本。

而低廉的铁路运输费用，既降低海上昂贵的运输费用，同时又可避免海上自然恶劣环境和海盗抢夺的风险。

其次，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经济总量发生巨大变化，但是过剩产能对未来经济发展出现了制约瓶颈。

一方面优化产能结构，企业需要转化升级，需要科技创新驱动，那么海外兼并或海外合作吸收消化外国高科技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这样中国制造才能逐步向中国创造转变。

另一方面，中国需要走出去消化过剩产能，通过国内装备制造业海外投资建设，带动国内过剩产能消化吸收，提高企业产品竞争力，国内企业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政策的扶持下，而欧亚国际贸易采取人民币直接结算和廉价的铁路运输成本，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将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可以说“一带一路”这盘大棋激活了国内企业的发展动力。

再则，“一带一路”中国是东盟与欧洲联系的纽带，东盟想发展离不开中国，欧洲想壮大自己的实力也不可能抛开中国，所以中国发起建设横贯欧亚铁路的大动脉丝绸之路，将是欧亚各国的生命线。

而东盟各国的分支线路，即使有一方出现问题，只要中国存在欧亚丝绸之路就畅通，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要缅甸、泰国、柬埔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新加坡等分别建高铁，各自搭上顺风车的根本原因。

目的是保证未来海陆丝绸之路永远畅通。同时，“一带一路”变相把美国和日本踢出圈外，由于日本封闭岛国自然被边缘化，美国因海洋与欧亚大陆阻隔也无法染指欧亚经济共荣圈。中国一个“一带一路”策略，使欧亚“一带”同人容光焕发，让美日“一路”颜面扫地!

当前，中美为争金融霸权撕下面具。金融暗战的大幕已经徐徐拉开，即将上演的一幕幕“大戏”，中美已经各自拿出了剧本。韩洋

中国经济正处于风险暴露期

中国的风险暴露问题将更为尖锐，若处理不好，酿成的风险可能是系统性风险。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和谋划“十三五”蓝图的重要之年，2015年必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平凡的一年。

同过去五年相比，国际经济环境正发生着深刻变化，美国经济逐渐复苏、日本、欧洲经济疲软，全球“货币大战”一触即发，通货紧缩成为多个国家面临的难题……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正走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正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一些改革“硬骨头”已到了不得不“直面”的时刻。

可以预见，未来五年，无论对世界而言，还是对中国来说，经济发展之路都难以走得轻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经济增长7.4%，是自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2015年经济增长预测从7.1%下调至6.8%，并预计中国明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低于印度，这将是数十年来的首次。

可以说，中国正处于风险暴露期，与此同时，一些风险还会相互叠加。与“十二五”期间相比，中国的风险暴露问题将更为尖锐，若处理不好，酿成的风险可能不是局部性的，而是系统性风险。

财政风险

在经济增长放缓，地价下行的双重打击下，2015年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将持续减少，危机或将渐近。

3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2015年GDP增长目标在7%左右，CPI目标在3%左右。

这样的形势，有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相互交织的作用，有些是乐观其成，但也有些是被动接受，但各自占多大的成份，目前还说不清楚。

以财政收入为例，2011年财政收入增幅还是25%，但去年已经降到8.6%。有些地区、有些税种、有些所有制类型已经是“飘红”，负增长。

今年1月-2月，黑龙江、辽宁、山西、天津财政收入增幅分别为-26.2%、-13.5%、-24%和-8%。

中国财政部发布的2015年1月至2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1月至2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65908.2亿元，同比下降5.4%；还有，1月-2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5756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3.7%；今年1月-2月，全国税收收入增幅3%，增幅比去年同期降低12.4%，也是2009年8月份以来的新低。

社科院财经院综合经济战略研究部副主任汪红驹表示，目前中国财政收入处于“告急”状态。

德意志银行发布报告认为，中国可能将面临自1981年以来最为严重的财政挑战。

在中国，地方财政收入牵涉到土地、税收以及民生，还涉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微妙博弈，环环相扣。

虽然目前中国还没有地方政府出现债务违约的状况，但一些分析人士警告称，这一状况的发生在所难免，中国的地方政府已经不再如过往那样“不差钱”了。

“对地方政府而言，这种情况很困难。”伦敦凯投宏观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专家马克•威廉姆斯表示，“若中央政府继续限制地方政府拿到资金，这样必然会导致（地方）政府的支出下降。”

土地出让金收入2013年占地方和全国政府总收入的35％和23％。地方政府收入今年或将下降2％，成为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的首次下降。财政收入下降幅度在2015年上半年可能更为明显。

财政风险是2015年中国经济将要面对的首要风险，而这一点尚未被市场充分认识。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地方政府总收入的35％，但土地招拍挂交易额在2014年下降了37％。由于土地出让金的实际支付通常要滞后两个季度，对财政收入的负面影响将在2015年进一步显现。

2013年中国卖地收入在4万亿左右，去年大概是2.6万亿，就已经有了超过1万亿的缺口，

德意志银行的报告认为，中国在2015年的土地财政收入将下降20%，一些地方的财政也将出现负增长。

假设2015年全年土地出让金收入下降20%，地方政府广义口径的财政收入同比增速将下降至-2%，远低于2009-2013年的平均值24%。

受土地出让金收入下滑的影响，预计2016-2020年间全国财政总收入的年平均增速在5%-8%之间。

而财政部长楼继伟亦在去年底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表示，“财政收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由二位数增长步入个位数增长，要克服速度情结。”

同时，处理地方财政问题并不容易。中国以往长期的经济增长路径依赖难以打破，一些地方政府“吃饭靠财政，建设靠土地”的思维难改。也因此，地方财政的改革更加艰难。

金融风险

从金融行业看，由于这几年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存在脱节情况，资金在体内循环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产生骨牌效应，这是不能不警惕的事。

国家开发银行金融研究发展中心主任郭濂表示，过去10年中国的商业银行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业务规模和业务模式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十年同样是商业银行结构性发生明显变化的过程，股份制银行的占比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同时大量的农村和城市信用社转变为农商行和城商行，国有商业银行增长相对较慢但规模依然占据着绝对优势。

同时，中国影子银行的发展也不容小觑，根据FSB2014年10月的报告，2013年中国影子银行系统的规模达到3万亿美元。中国国内的相关研究则将影子银行规模测定在18万亿－24万亿元之间。相当于中国银行业规模的约20%。

尽管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下发之后，中国影子银行系统的扩张速度有所放缓，但其扩张仍快于银行表内资产的扩张速度。

总体上中国影子银行仍然是“银行的影子”，即在影子银行系统中相对活跃的，也通常是在银行业务上相对激进的股份制和城商行等。

郭濂倾向于认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基本蕴藏于商业银行体系之内，从杠杆使用、业务创新、资产负债规模扩张的角度，均显示商业银行的风险远大于券商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

次贷危机以来（2008-2013年）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扩张的结论是：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国有商业银行>

外资商业银行。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仍然以银行体系是否稳健为主角，而业务扩张激进和风险容忍度较高的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则可能是局部风险暴露的重点部位。

金融同业扩张的驱动力在于规避监管、期限错配和有限创新。它给银行带来了更为强烈的流动性风险，加剧了银行风险和业绩的分化。商业银行同业信贷的总额为12万亿-15万亿元。

金融机构之间竞争能力和风险容忍度的差异，导致了金融同业投融资始终不断地膨胀，超越了传统的流动性调剂的认知。而金融机构的市场表现仍将持续分化，这可能隐含着作为批发金融的货币市场创新仍将深化。

同时，也不难关注为外资银行在中国同业市场上仍然恪守同业拆借等简单业务，并未卷入纷繁多样的同业业务之中。目前银行同业的流动性风险，集中在资产负债两端大量运用了期限错配，同业负债久期大部分在3个月以下。在资产的应用方面，信贷类同业资产的久期为1-2年。

信托业务的膨胀和利率市场化、地方债务、房地产以及资源类行业的融资需求密切相关。

目前风险已有暴露迹象，尤其是资源类行业信托风险较大，信托资金主要投向于房地产和地方政府的平台债，然后是煤炭有色等产能过剩的资源性行业。

2014年信托资产增速明显放缓，由2013年的46%下降至19%，其中增长最多的是证券市场投资类资产，而对工商企业和基础产业的增长大幅放缓。

2014年新增信托贷款总额5174亿元，大幅低于2013年1.84万亿元。监管的加强和信托业务风险的上升是带来信托行业调整的重要原因。

信托资产的期限结构有在滚动中缩短的趋势，以集合信托为例，平均期限由2年下降到1.5年，存量资产的期限结构集中于1-2年，期限结构显示当前信托产品还本付息的压力仍然很大。

委托贷款的加速膨胀和信贷、信托增速的放缓并存，呈现以出表化和抽屉协议为主要特征的虚假委托贷款的明显特征。委托贷款在2010以后取得快速的发展。

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10-2014年，每年新增委托贷款总额分别为0.87万亿、1.30万亿、1.28万亿、2.55万亿和2.51万亿。

2014年委托贷款的存量总额突破10万亿，而2010年之前，委托贷款的总额仅仅2.30万亿。

大部分委托贷款，资金来源并不在于企业和非银金融机构，而在于商业银行自身，银行利用委托贷款出表化、逃避监管和提高贷款收益的冲动，导致了委托贷款的急剧膨胀。

同时，委托贷款的风险管控相当薄弱，三方甚至多方的抽屉协议现象泛滥，损害了监管部门和总行对委托贷款的有效风险管控。

2014年底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2015年监管当局对委托贷款的监管必有所加强，规范和清理有助于缓解委托贷款业务所积累的风险。

风险与收益相匹配，是金融投资决策的基本要求。但中国金融市场投资者追逐高收益财富管理产品与风险自担能力薄弱存在严重冲突。主要表现在投资者在购买财富管理产品时，往往关注收益率，对风险警示选择性忽视，更不关心资金使用与项目运营成功可能性。

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投资者更容易被金融市场上财富管理产品的虚假营销、过度营销所蒙蔽，误认为只要是商业银行代销就视同商业银行将承担全部责任。

因而一旦出现兑付危机，投资者往往会出现非理性行为，甚至是过激行为，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从已经出现兑付危机的信托计划、理财产品、有限合伙私募基金、P2P等，均存在投资者通过过激行为寻求社会舆论关注，进而迫使政府出面或金融机构就范的企图。

目前，我国影子银行规模庞大，很多影子银行体系的资金来源于并不具备风险承担能力的投资者。这样一来，一旦出现兑付风险，金融机构被迫进行风险兜底，实施“刚性兑付”，暂时掩盖住金融风险。

但应该看到，“刚性兑付”只是延缓了金融风险爆发的时机，并不会在根本上消化金融风险。从金融市场上已有处置财富管理产品兑付危机的案例看，运用自有资金承接债务、转售、延长期限、司法追债等措施，虽然可以暂时平息投资者诉求，但并没有可能让已经处于经营失败的企业或项目起死回生。因此，这些项目的风险注定要在未来延后爆发。对此，需要有理性认识。

房地产风险

进入2015年前夕，江西赣州长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发置业）和赣州银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信置业）先后破产。这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上犹县法院和寻乌县法院分别受理了两家公司破产一案，这也成为赣州房地产公司破产第一案。

此外，新年伊始，佳兆业4亿港元的过桥贷款违约创下了中国2015年首单违约纪录；随即，佳兆业一笔2018年到期的美元债券年化收益率狂飙至45%；紧接着，佳兆业的国内合伙人退出一项旧改项目，佳兆业国内违约事件正式启动。

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接受CNBC财经电视台采访时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此前疯狂膨胀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走到了“转折点”。

如今的房地产行业已经进入大鳄争食的时代，中小房企的生存境遇愈发艰难。随着行业集聚程度的进一步深入，相对于规模越做越大的大型房企，中小房企的处境可谓“凄凉”，对外，在拿地、销售等方面要面临大房企的激烈竞争，对内，融资、转型等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虽然2014年底市场出现翘尾行情，但是从2014年全年市场表现来看，房地产行业的境况显然已经大不如从前，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全年同比降幅近8%，销售均价同比跌幅近5%。

与此同时，大型房企的市场份额却在不断增加，50强房企的销售额门槛已经高达140亿元。对诸多中小房企而言，继续寻求规模扩张极有可能碰壁而亡，如何在夹缝中谋求生存空间，已经成为这些企业不得不思考的命题。

来自中国指数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从销售业绩分布来看，销售额超过百亿的房企出现清晰的断层，绿地、万科等七家千亿级企业销售规模继续扩大，12家企业的销售规模在300亿~1000亿元，与第一集团之间拉开了500亿元的销售差距，而100亿~300亿元的企业则多达61家，竞争异常激烈。

亿翰智库上市房企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化东表示，百亿企业阵营之间的分化正在拉大，规模房企的规模越做越大，强者恒强的趋势愈发明显，销售额100亿~300亿元的房企，很多是从区域市场走向全国布局的房企，抵抗市场波动风险的能力有限，未来也存在不少变数。

新城控股副总裁欧阳捷表示，7家千亿房企的销售额占全国商品房销售总额的七分之一，过去5年它们的平均复合增长速度达到34.7%，由于房地产行业进入平稳发展期，未来增长率按照过去5年的复合增长率的一半计算，到2026年它们将会占领整个市场，届时预计会有90%的房企将会消失。

除近80家销售额达到百亿的房企以外，全年销售额在100亿元以下的小房企更是不计其数，这些企业的市场关注度低，不少都是偏安一隅，无力向外扩张，在市场行情下行的背景之下，生存形势更为艰难。

由于金融机构为了控制投资风险，中小房企很难获得开发贷，信托等其他融资渠道的成本又居高不下，中小房企没了“救命钱”，与大企业在土地市场的拼抢显得不堪一击，这就导致了一系列连锁恶化反应。

在市场低迷时期，中小房企销售策略并不占优势，去化难度加大，资金匮乏拿不到可以开发的土地，项目运作陷入停顿，就将面临资金链崩盘的高风险。

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在年前的研究报告中认为，2015年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将持续，并可能在2015年进一步拖累GDP增长0.6个百分点；全国范围的房价跌幅将在5%～10%区间内，二线和三线城市整体面临更大的价格跌幅。

国际货币政策变动风险

2015年将是全球金融不平静的一年，全球央行货币政策并不同步，但其潜在风险正从被广泛担忧转化为现实。

一方面是美联储加息时点日渐临近，“对加息保持耐心”的措辞被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文件正式删除；另一方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球20多家主要央行纷纷加入降息阵营，甚至负利率的举措也屡见不鲜。

全球央行货币政策失衡的矛盾正在加深，根据金融市场的联动规律，我们可以预期的情形是：美元升值趋势仍将延续；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低迷，通缩压力挥之不去；新兴市场的薄弱环节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非常之大，不排除2013年的新兴市场普遍“钱荒”重演的可能性。

美联储加息将会对中国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2014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飙升至纪录高位（2140亿美元），并且持有的外汇储备占到世界外汇储备的30%（3.8万亿美元），中国仍将受到美联储加息的伤害。

中国的信贷/GDP的比值已经从2008年的125%攀升至2014年的206%，贷款增速在2009年底达到34%的峰值，并从此开始逐年下降，这和社会融资总量的变化是相符的。

目前中国社会融资总量的年度增速已经从2012年的20%下降至14%。

另外，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和LIBOR（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间的利差已经从40个基点扩大到550个基点，流入中国的跨境贷款大幅增长了近六倍，从2008年的1730亿美元抬升至2014年3季度的1.1万亿美元。

尽管国际清算银行显示2014年3季度的资金流仍保持稳定，我们认为跨境套利交易的“平仓”发生在2014年4季度。

目前，香港和新加坡的票据融资已经分别下降了21%和18%，这两个地区代表了至少四分之一的国外投资者对于人民币资产需求。

美元升值加剧了中国资本外流。2014年中国的资本账户赤字达960亿美元，而前三季度有690亿美元的资本账户盈余，这意味着中国在四季度大约有1650亿美元的资本流出。这是自1998年后，中国第二次出现资本账户赤字。第一次赤字出现在2012年，规模约320亿美元。

两次资本账户赤字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由于人民币贬值造成外汇存款上升，2012年和2014年外汇存款均增加约1300亿美元。

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美元债务上升了近六倍，目前持有大约1.1万亿的美元债务。根据我们的估算，其中仅25%进行了对冲风险。

国际资金套利过程十分明了：1）在过去几年中LIBOR基本保持不变，而SHIBOR增加了近500个基点，利差非常巨大；2）在过去五年中美元对人民币的平均年贬值幅度达2%，因此进一步压低了美元债务的偿付成本。

但是，目前美国货币政策开始收紧，而中国开始多次降低利率，这就导致两个变化：一是国内外利差开始缩小，二是人民币兑美元开始贬值。我们预计，到2015年末，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将达到6.40。这两点变化均会导致套利资金的平仓和退出。

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的风险

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长期控制着全球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需求和产量更占优势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却无权染指大宗商品定价权，最终导致处处被动。

2014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剧烈，原油、铜、铁矿石等品种的价格走势出乎市场上绝大多数投资者的意料。较大的跌幅是全球主要定价权市场上一些基金在兴风作浪，多数大宗商品真正的产出国却没有定价权，这些国家在价格暴跌之后承受了巨额损失。面对这种状况，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多个国家发起了新一轮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权之争。

2014年，很多大宗商品的价格甚至跌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这里面固然有供需失衡的因素，但大型基金在全球主要衍生品市场反手做空也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大宗商品的跌幅。在这些资金赚得盆满钵满之际，不少生产国却苦不堪言。

2014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油价暴跌成为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原油价格巨幅波动从来都不是一个局部事件，而是牵动全球经济、外交、地缘政治的大事，甚至关系到某些国家的战略安全。

中国是大宗商品进口大国，这波大宗商品的整体下跌总体来说对国内经济是有利的，但短期过快的价格波动依然会对相关产业链造成较大的影响，比如国内一些矿山开工率已经有了显著地下降；之前做了相关套期保值业务的企业也受到冲击。

从长远来看，中国对大宗商品依赖度仍然较高。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高达57%，大豆进口对外依存度超过70%，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超过80%。更加令人心惊胆寒的是，中国并不掌握这些重要的大宗商品的定价权。

目前全球范围正面临能源和石油革命，非常规能源正逐渐改变全球能源格局，未来全球经济结构也将因此而发生改变。鉴于整个作用和影响会持续很多年，更多的技术革命还将浮现，随着清洁能源的应用、能源效率的提升，未来大宗商品价格走势还将出现更多的变数。

对于大宗商品市场目前的现状，大圆银泰交易市场总裁袁顾明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目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仍然过于脆弱和缓慢，欧盟和日本增长乏力，美国经济发展稍微好些，今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在增加，这都可能加剧大宗商品市场的波动。

另外，如今美国经济不断好转，美国正在控制债务规模，还债能力增强，这使美元输出减弱，更有可能造成日后美元紧缩。这样对全球经济造成新的冲击，也将对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打压。这些因素有可能使大宗商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保持低位震荡。

目前来看，中国需求在短期内很难大幅提升，此前国家加强了对信贷市场和地方债务的管理，这将使得地方基建投资降温，也进一步减少了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大宗商品在今年很难形成前几年那种大涨的局势。

此外，目前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将在长期里对解决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起到一定作用，不过在短期内无法改变大宗商品低位震荡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