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建会30周年之际，追忆恩师张培刚先生，心中久久难以平静，张先生的音容笑貌宛如昨日。
记得第一次见到张先生是在1986年，当时我还是华中科技大学（当时叫华中工学院）经管系的一名本科生。听到有张先生的讲座，我异常兴奋，提前半个多小时就赶到教室占位，没想过教室已有很多人了。当时张先生虽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但仍是精神矍铄，讲课风趣幽默，历史典故、农村谚语等都信手拈来，理论讲解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让我们这些初学者深受教育和启发。先生讲了他为什么要将农业国工业化和发展经济学作为自己一生的研究主题，讲了他在湖北红安农村生活的经历，讲了他如何深入河北、浙江、广西等农村进行深入调查的故事等，我听得如痴如醉。就是在那时我就萌发了研究“三农”问题的想法，并立志要为农民做点事，故后来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写了“三农”方面的主题，找的工作单位大多与“三农”有关，撰写了《中国的根本问题——九亿农民何处去》《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等一系列“三农”方面的著作和文章。
大学本科毕业后，我本来准备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周志祥老师的硕士研究生，但后因大学四年成绩排名班上第一，有幸免试攻读张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当时华中工学院还没有设经济学博士点）。按当时学校的规定，免试研究生须先在校工作至少一年，于是就在张先生创立并任主任的华中工学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了一年，自此有了机会近距离且较频繁地聆听张先生的教诲，有时还可以协助先生做一些辅助性研究工作。此时，开始认真研读张先生的著作和文章，领略大师的风采，并下定了今后要做学问的决心。
对先生更深入全面的了解是在一次校报安排的去北京的采访中。当时，华中工学院校报想刊发一篇介绍张先生学问和事迹的大型报道，安排校报记者王小明和我去北京采访一些较熟悉张先生学问和事迹的学者。张先生给我们列了一个有十多个学者的名单，包括陈岱孙（北大）、胡代光（北大）、厉以宁（北大）、晏智杰（北大）、高鸿业（人大）、李宗正（中国社科院）、周其仁（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等。我们当时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采访这些著名的学者，担心他们不理睬我们，但当他们听说我们是为采访张先生而来的时，都非常高兴地配合我们的采访，都非常深情地回忆他们与张先生的交往情况，都介绍了张先生的学问对他们、对学界、对国家的影响。记得厉以宁教授对我们说，张先生也是我的老师，我的很多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受教于张先生，他与张先生在七十年代末就开始一起引介西方经济学，分别撰写了《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等著作。记得周其仁老师说，张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是当时对他影响最深、让他受益最大的一本书，他将该书天天放在床头，以便随时翻阅，他还将这本书推荐给了农研中心的其他同事，这本书对八十年代初中国“三农”政策的制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对这些学者的采访中，我更深刻地感受到张先生在学界的地位，体会到先生对国家的巨大贡献。
开始读研究生后，我更是直接得到了张先生的全方位教导。张先生十分重视经济学基础教育，开学第一堂课就对我们讲：“既然要读研究生，就要沉下心来，先打基础，多看原著，熟读经典。”并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必看的经济学经典书目，这让我受益终生。张先生鼓励我们平时多写学术论文，记得我第一次拿着一篇论文初稿请先生提意见时，先生一方面给了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十分明确地告诉我，写论文开篇不要太长，不要都从“盘古开天地”写起，要开门见山、直入主题，能用一句话写清楚的绝不用两句话写，要始终围绕主题写，要理清楚逻辑层次，要突出自己的观点。鉴于当时学校的经济学师资力量不够，先生就利用自己的关系邀请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者来给我们授课或作报告，如请南开大学的钱荣堃教授等直接给我们授课，大大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读研期间，张先生还带着我们参加了一些国内的重要学术研讨会，增长了我们的见识。
在写硕士论文时，鉴于当时乡镇企业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我选择了《二元经济结构与农村工业化》这个题目。刚开始，张先生不是很同意我写这个题目，他当时就预见到，乡镇企业只是一个暂时现象，农村工业化难以独立运行，必须纳入整体工业化才有生命力。对此，我当时完全认识不到。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以农立国”、“以工立国”、“第三条道路”（在农村兴办乡村工业来实现经济发展）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就进行了激烈的争论。1934年，仅二十一岁的张先生就写了一篇《第三条道路走得通吗？》的文章，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工业化，因此中国要振兴经济必须实现工业化，且“工业化一语，含义甚广，我们要做到工业化，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城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业。”即当时张先生就不是很认可这种三分法的分析，也不认同单纯发展乡村工业就能振兴中国经济，而是认为要整体推进城乡协调、工农融合的工业化。尽管如此，张先生还是鼓励我继续写农村工业化这个题目，但要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角度去写，要从国家整体工业化的高度去写农村工业化，而不是陷入农村写农村工业化。这就明显提升了这个题目的高度，扩大了理论视野。此文后来获得了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另一个前称）毕业生优秀论文奖。
1992年毕业后，张先生本想留我在学校工作，但还是尊重了我想到北京发展的意愿。对出生农村、在北京举目无亲的我来说，在北京找个工作谈何容易。张先生亲笔给我写了推荐信，将我推荐给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陈吉元所长，陈所长看了推荐信后慨然接收了我。于是我得以到我国农村发展领域的顶级研究机构工作。张先生不仅直接教育培养学生，还帮助学生找工作和寻求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记得在我之后，许多师弟师妹也都得到了先生的帮助，如先生就帮师弟巴曙松写了好几份找工作的推荐信。
在我后来辗转多个单位的工作中，张先生始终关心着我的成长，告诫我不管在什么单位工作，都不要放松学习，不要放弃写作。每次回武汉看望先生时，先生都会问我对一些重大现实、理论问题的看法，并将他的深邃思考与我交流。工作几年后，张先生鼓励我继续深造读博士。在如何选择专业方向和博士导师时，他给了我很好的指导。在我确定报考吴敬琏老师的博士时，张先生给予了热情的推荐。正因如此，在我后来确定博士论文题目时，吴老师坚持让我选择与张先生研究领域相关的题目，传承张先生的思想，故最后确定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与发展经济学相关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就业条件和制度条件》。
在我的研究写作工作中，张先生不断给我鼓励和支持。2008年，经过十多年的思考研究，我撰写了《人本发展理论——解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一书，特想请张先生写个序言。当时，张先生已95岁高龄，且师母谭慧老师告诉我，先生已不再给人写序了。但先生后来还是破例给我写了序言，让我十分感动。在序言中，先生写道：本书作者李佐军“在承担大量工作任务的同时，仍然矢志不渝地进行理论研究。现在他终于拿出这本具有相当分量的著作。作为老师，我对学生在学术上的每一点进步都感到由衷的喜悦和欣慰，因此欣然为本书作序”。这给我以极大的鼓舞。
必须强调的是，张先生和师母谭慧老师还非常关心学生的生活，在读书时遇到经济困难会直接给予一些经济资助。即使是学生的下一代，导师和师母都会给予各种关心和支持。
斯人已去，风范永存，张先生永远活在我的心中！祝师母健康长寿！祝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蒸蒸日上！
2022年8月31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