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开始讲《西游记》。

说起来真是很有意思，最近几年，只要一说到《西游记》，我首先想起来的就不是这本书，而是网上的一次评选：你愿意嫁给《西游记》唐僧师徒中的哪一个？投票的都是女性。可是，投票的结果却令人吃惊：绝大多数女性都把票投给了猪八戒，其次是沙僧，孙悟空的得票很少，唐僧呢？竟然没有人投票给他。这样的结果，真是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如果吴承恩地下有知，也会大惊失色。不过，仔细想想， 这样的投票结果也并非毫无道理。猪八戒温柔体贴，风趣幽默，脾气温和，嘴巴又甜，眼中没有丑女，一概都是“MM”，更不要说他心态健康，懂得享受，因此虽然懒点儿、馋点儿，但这只不过是男人的可爱的小毛病，在现在这样一个重视物质享受的时代，他能够赢得女性的好感，应该说也不无道理。

由此我联想到：假如再往前追溯五十年，假如让那个时代的人们投一次票，那么谁又会得第一呢？毫无疑问，那肯定会是孙悟空了。我记得1961年初的时候，郭沫若看了浙江绍兴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以后，给毛泽东写诗，其中有：“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对唐僧和孙悟空都有所批评，可是毛泽东是怎么回答他的呢？“僧是愚氓犹可训”，说明他对唐僧并没有失望到恨不得千刀万剐的地步，而对于孙悟空呢？那可就不得了了：“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评价之高，几乎无以复加啊。而毛泽东的“今日欢呼孙大圣”，在那个时代也非常有代表性，其实，那个时候的所有的人也都是“今日欢呼孙大圣”的。如果让她（他）们投票，得票第一的肯定非孙悟空莫属，而得票最少的，显然还是唐僧。

我记得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可是这句话似乎对唐僧并不适用？他怎么就总是被人们排在最后呢？再想想现在正到处流行的一句话：“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也可能是唐僧。”看来，似乎唐僧是真的没有什么希望了？可是，要知道，唐僧的原型可是大名鼎鼎的玄奘啊，那可是个哪怕在千年排名中也要排在前十名的文化英雄啊。奇怪的是，为什么《西游记》一问世，他的形象不但没有丝毫受益，而且反而大大受损呢？或许我们应该这样说？让曾经是正数第一的玄奘变成了倒数第一的唐僧，这就是《西游记》的成功，同时也就是《西游记》的失败？！

一 从“玄奘”到“唐僧”：对文化圣徒的美学颠覆

“金猴奋起”僧“愚氓”

敏感的人或许已经猜测到了，我确实是在提示大家：对于玄奘形象的颠覆，是阅读《西游记》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西游记》写的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西天取经”的故事。在西天取经的故事里，唐僧是真正的主角。当然，在历史上，他不叫唐僧，而是叫玄奘。玄奘是我们国家的四大译经家之一，也是唯识宗的开创人。为了向当时的西方——西天印度学习，27岁的他于628年从长安出发，西行5万里，历时17年，到了印度。645年，45岁的他凯旋归国，回到长安,带回经书657部，后来他又花费了17年，在其中选择译出了75部（1335卷），,还写了玄奘版的《西游记》——《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录了他西游过程中亲身经历的110个国家以及听说的28个国家的山川、地邑、物产、习俗等等。我看到有一副对联这样评价他：

西天取经万里孤征功勋第一

东土翻译一言三复事业无双

这个“第一”，他当之无愧！ 可是，非常引人深思的是，玄奘取经是不带助手更不带打手的。他就是孤身一人，但是在后来的《西游记》里，唐僧取经却要带三个助手，也可以说是三个打手。这让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中国人的文学想象真的就这么差吗？当年玄奘一个人去取经事实上就已经成功了，而且没有凭借任何外在的力量。这也就是说，历史证明，凭借着对某一种东西的坚定不移的信仰，他就实实在在地走向了成功。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可是在以后的千余年里，人们竟然还是半信半疑。他们总是觉得：这么可能呢？一个人仅仅带着爱上路就能够成功吗？一个人仅仅凭着信仰就能够成功吗？人们对此深表疑惑。结果，在写小说的时候，就提出了一种新的取经模式：这是一种凭借暴力、凭借外在的力量的取经模式。本来明明凭借这爱与信仰就可以作到的事情，现在却被重写，成为只有凭借暴力才能够作到的事情；本来一个人就已经作到的事情，现在也被改写，必须要一个团队——而且一定要是一个类似“敌后武工队”一样的武装集团才能够作到。你看，中国人的集体想象是不是让人震惊？当然，为了让大家对中国人的集体想象能够有一个更为清晰的印象，我还可以提示一下：如果是西方人，那么他的改写很可能就是派一个美女出场，与男主角一路同行。可是，中国人却绝对不会，这，就是中国人的集体想象。

更令人震惊的是，玄奘在取经中的主角地位，也被孙悟空取代了。《西游记》中的八十一难，每一难都只有靠孙悟空出面解决。玄奘取经的时候只是一个人，后来在南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代的《西游记杂剧》里有了“猴行者”，我估计，当时主要的考虑可能是：人物多些才好写也才好看吧？可是那时孙悟空并没有喧宾夺主，《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有偷蟠桃的事情，但那只是在师徒对话中捎带提到的，《西游记杂剧》共24出，孙悟空在第9出才出场。可惜，在《西游记》里就完全不同了：孙悟空成为不折不扣的主角。

我们看几个具体的例子：

取经的路上，有禅师送了佛教经典《心经》，并且告诉唐僧：“路途虽远，终须有到之日，却只是魔瘴难消。我有《多心经》一卷，凡五十四句，共计二百七十字。若遇魔瘴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害。”可是唐僧还是不开窍。“又扯住奉告，定要问个西去的路程端的。”倒是孙悟空无师字通：行者闻言，冷笑道：“我们去，不必问他，问我便了。”

还有一次，前面遇见一山挡路。唐僧忧心忡忡地叮嘱道：“徒弟们仔细，前遇山高，恐有虎狼阻挡。”可是孙悟空怎么说呢？“师父，出家人莫说在家话。你记得那乌巢和尚的《心经》云：‘心无挂碍，无挂碍，方无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之言？但只是‘扫除心上垢，洗净耳边尘。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你莫生忧虑，但有老孙，就是塌下天来，可保无事。怕甚么虎狼！”遗憾的是唐僧太愚笨，还是不开窍，又勒回马道：“我当年奉旨出长安，只忆西来拜佛颜。舍利国中金象彩，浮屠塔里玉毫斑。寻穷天下无名水，历遍人间不到山。逐逐烟波重叠叠，几时能勾此身闲？”于是，孙悟空又点拨说：“师要身闲，有何难事？若功成之后，万缘都罢，诸法皆空。那时节自然而然，却不是身闲也？”（第32回）

还有一次，又是一座高山阻路，唐僧勒马道：“徒弟们，你看这面前山势崔巍，切须仔细！”行者笑道：“放心！ 放心！保你无事！”三藏道：“休言无事。我见那山峰挺立，远远的有些凶气，暴云飞出，渐觉惊煌，满身麻木，神思不安。”行者笑道：“你把乌巢禅师的《密多心经》早已忘了？”三藏道：“我记得。”行者道：“你虽记得，还有四句颂子，你却忘了哩。”三藏道：“那四句？”行者道：“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三藏道：“徒弟，我岂不知？ 若依此四句，千经万典，也只是修心。”行者道：“不消说了，心净孤明独照，心存万境皆清。差错些儿成惰懈，千年万载不成功。但要一片志诚，雷音只在眼下。似你这般恐惧惊性，神思不安，大道远矣，雷音亦远矣。且莫胡疑，随我去。”那长老闻言，心神顿爽，万虑皆休。（第85回）

还有一次是沙僧有些动摇，他问道：“师兄，我们到雷音有多少远？”行者道：“十万八千里，十停中还不曾走了一停哩。”八戒道：“哥啊，要走几年才得到？”行者道：“这些路，若论二位贤弟，便十来日也可到；若论我走，一日也好走五十遭，还见日色；若论师父走，莫想！莫想！”唐僧道：“悟空，你说得几时方可到？”行者道：“你自小时走到老，老了再小，老小千番也还难。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第24回）

我们看到，唐僧真是“僧是愚氓”啊，竟然连路都搞不清楚。到哪儿都要倒过来问徒弟：往西天的路怎么走？往西天的路怎么走？可是你看看孙悟空怎么样呢？他是在一边儿冷笑：“我们去，不必问他，问我便了。”总之，在《西游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儿的在路上都是孙悟空在教诲唐僧。这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出路，根本就不需要唐僧这样的从西天取经回来的“教条主义者”的指导。“西天”的那些东西根本就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孙悟空批评唐僧的那句 “你不知就里”，恰恰代表了中国人之所以排斥玄奘与之所以要把玄奘改写为唐僧的心声。

还有一次，在取经即将成功之前，师徒四人看到从上游冲下一个死尸。唐僧见了大惊，行者却笑道：“师父莫怕，那个原来是你。”八戒也大叫道：“是你，是你！”沙僧在一边拍着手也道：“是你，是你！”连撑船的人都打着号子说：“那是你！可贺！可贺！”（第98回）师徒四人上路，为什么只有唐僧一个人的死尸出现？何况唐僧自幼皈依佛门，在取经路上也还算处处行善，而他的几个徒弟们却一路打杀，作恶不断，可是他们的死尸为什么就没有出现？原来，四人中只有他一个是凡胎，这样看来，一路上徒弟不停地教训师傅，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

玄奘的千年孤独

所以，《西游记》实际上是写了一个中国人想象中的西天取经的故事。这一点，我觉得是《西游记》这本书最值得讨论和思考的地方。玄奘本来已经取经成功了，可是中国人仍旧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宁肯在《西游记》里把取经故事再重新书写一次。在他们看来，只有孙悟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也只有孙悟空这样的人才可能取到真正的经。而唐僧这样的人绝对不是什么英雄，而且也不可能取到真正的经。而且，在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面，“猴行者”的角色还是一个秀才，并不是一个凭借暴力的打手形象。因为从中国到印度的路途虽然险恶；但是那主要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不是人与人的矛盾，尤其是并非所到之处根本没有一个好人，人人都是敌人，都是要加害于他。可是到了《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却完全变为一个凭借暴力的打手。这无疑是因为在被“狼外婆”故事熏陶出来的中国人的想象里，所有的生人都肯定就是坏人，都肯定是要加害于自己，因此一定要“先下手为强”，一定要“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意味着在中国人看来，只要走出家门就到处都是“狼外婆”，而面对“狼外婆”的唯一方式，就是暴力。只有凭借暴力才能跋涉千山万水，也只有暴力才有力量，至于手无缚鸡之力的唐僧仅仅凭借着爱就想跋涉千山万水，那无异于痴人说梦。因为，面对“狼外婆”的时候，爱恰恰是最没有力量的。

这样看来，我们的文化英雄玄奘真是经历了千年的孤独。而且，在千年孤独之后的今天，他仍旧继续孤独。在中国，只有暴力，只有仇恨，才能够受到大家普遍的欢迎。如果有谁在仇恨面前提出说：我们能不能转过身去面对爱？能不能以转过身去面对爱的方式来战胜仇恨？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心灵的黑暗，那么，我们能不能不跟黑暗同在？我们能不能不采取反抗黑暗的传统方式，而是采取转过身去面对光明的方式？那肯定会遭到很多很多的中国人的痛斥。玄奘为什么会变成唐僧呢？其实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玄奘在佛教里找到了爱心、找到了慈悲为怀。但是当他把这些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带回来以后，在中国——我可以想象——却是普遍地被拒绝的。中国人会说：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有这样一种信仰？怎么可能有这样一种爱？就好像我们后来又接触了基督教，它提倡左脸被打完了，再把右脸伸过去让你打。中国人就觉得：我凭什么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打了我的左脸，那凭什么我就不去打他的右脸呢？这样一来，我们的文化英雄玄奘真是惟馀孤独，而且一孤独就是千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知音。例如，最近韩国一个学生在美国杀人杀了32个人后自杀，但是他的母校始终是悼念33个生命。他的母校始终没有说，“32+1”；始终没有说，32个死难者加1个凶手，他的母校始终没有这样说。可是我们是怎样对待马家爵的？在他犯错误之前，我们有谁关心过他？在他被枪毙之后，我们却又举校欢庆。对于我们来说：爱到底存在不存在？慈悲为怀到底存在不存在？更令我痛心的是，我在2004年写了一篇文章《慈悲为怀：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后来被一位英国的著名汉学家带到英国以英文形式全文发表，同时，这篇文章的汉语版本在网上也广为流传。这次韩国学生的事件出来后，我看到腾讯网把我的这篇文章隆重推出来，供网友阅读。我注意到，文章一贴出来就跟帖跟了一两千，其中，反对的帖子占了一半。赞成的当然也有不少，其中有一个反对的帖子说得很有意思，他说：作者的这些说法就像唐僧一样的是在胡说、在唠叨。一副孙悟空的口吻啊。于是，我突然一子就懂得了：唐僧为什么在中国会历经千年孤独。

当然，我不想在这里拿自己简单地去比玄奘或者唐僧。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这样一个事实：玄奘之所以历经千年孤独，就是因为他所取回来的经事实上一直都是被“拒绝在国门之外”的。因为他从印度取回来的经，就是爱之经。可是在以后的一千年里，中国人却始终不屑一顾，不但始终不屑一顾，而且甚至越来越觉得这个家伙从印度取来的经实在是有点太傻乎乎了。本来，玄奘用二十匹白马驮了二百五十七卷书回来。这二百五十七卷书，其实就是当时中国人所能够找到的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精神原子弹或者说是精神资源。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进步的机会。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其实中国的退步也恰恰就是从他驮回这二百五十七本书开始的。因为，他驮回的这些书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发生什么作用。说得更清楚一点，不但没有在中国发生什么作用，而且反而导致中国南辕北辙地走上了相反的道路。

所以，我经常说：忘记玄奘是可耻的。更重要的是：忘记玄奘是可悲的。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逐渐淡忘玄奘的历史，也是一个逐渐改造玄奘的历史和一个逐渐取代玄奘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最真实地就反映在我们所看到的《西游记》里面。结果，我们吃惊地看到：如果没有《西游记》，玄奘的事迹本来也可以流芳千古，但是在有了《西游记》以后，玄奘的本来面目反而逐渐被人们淡忘了。玄奘的形象成了唐僧的形象。

从玄奘的命运，我想到了西方的那个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的摩西。摩西是西方的一位最伟大的文化英雄。摩西带领着犹太人走出埃及，是西方历史上最最壮观的一页。而摩西的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我们发现，是完全不凭暴力的。摩西只是一个爱心英雄，我在第一讲里已经讲过，在希腊神话里，阿喀琉斯是一个天下第一的杀手形象，但是到了出埃及的时候，西方人却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全新的英雄，这就是摩西。从此以后，西方就始终在跟随着摩西前进。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中国人也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英雄，而且同样是一个爱心英雄，你们是不是还记得？鲁迅也曾经称他是“中国的脊梁”啊，可是我们中国人却纷纷离他而去，纷纷聚集在那个新的在想象中塑造的文化英雄孙悟空的帐下。所以，中国的摩西不是玄奘，而是孙悟空。

唐僧：失落了信仰心的“御弟”

具体来说，在《西游记》里面，从玄奘到唐僧的改变，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玄奘是一个虔诚的朝圣者，可是唐僧却不是。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宗教，只要它是真正的宗教，就必须有一个终极关怀。而且，这种终极关怀也并不是只有基督教有，比如说爱心。当我讲爱心的时候，很多人会很直接地想：你又在宣传基督教如何、如何，其实，佛教里也讲爱心。否则佛教为什么会讲“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呢？所以，只要是真正的宗教，就肯定都是有爱心的。任何一个宗教信徒，它都应该是一个虔诚的朝圣者。他都必须相信爱在前，光明在前。他必须相信这一点。在玄奘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看一下唐僧，就会发现，这个人物毫无终极关怀。大家都记得，玄奘是一个出逃者，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现实世界的出逃者，当时的唐朝是全面封闭的，像中国的“文革”时期一样，任何人都不能出境，出境就是杀头的罪。当时的中国，在价值标准上完全由皇帝说了算。李世民的关怀就是中国人的最高关怀。因此，现实关怀就被等同于终极关怀。这无疑是中国的一大弊端，而且还是自古已经有之。而这个弊端在中国是谁最先觉查到了呢？玄奘。玄奘偷逃出境的目的就是去寻找真正的终极关怀。这正是玄奘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地方。但是他回来以后中国人却接受不了。中国人说：干嘛要听命于佛呢？干嘛要听命于爱呢？我们听最高领导人的话不就行了吗？他说往东就往东，他说往西就往西。于是，中国人甚至重新改写玄奘的取经。在《西游记》里面，唐僧取经的意图是什么呢？是“愿圣王皇图永固”。这也就是说，唐僧取经是为了给李世民帮忙。结果，玄奘的一个很高、很高的精神追求的行为，就变成了唐僧的一个很低下、很低下的现实的努力。这就是我们在《西游记》里看到的一个令人痛心的变化。这个变化使得中国人的宗教精神的建构、中国人的追求信仰的努力、中国人的爱心的努力全都夭折了。

我们首先来看唐僧自身，玄奘一个人赤手空拳到印度去取经，凭借的是信仰与爱的支撑，他是一个有信仰、有爱心的文化英雄。他的成功已经证实：信仰就是力量，爱也就是力量。但是，我们看到，《西游记》对此却持明确的怀疑态度，在它看来，信仰不是力量，爱更不是力量。看看《西游记》里面的唐僧，“这一去，定要到西天，见佛求经，使我们法轮回转，愿圣王皇图永固。”（第13回）信心不可谓不大，而且，在师徒四人中只有他是肉身凡胎，但是他却敢于西行，足见他的虔诚。可是，一旦面对取经的实际困难，他却如此懦弱、无能，一看见妖魔鬼怪，就“唬得打了一个倒退，遍体酥麻，两腿酸软，即忙的抽身便走。”（第28回）一听说徒弟被妖精一口吞下肚了，就“唬倒在地，半晌间，跌脚拳胸道：‘徒弟呀！只说你善会降妖，领我西天见佛，怎如今日死于此怪之手！苦哉！苦哉！我弟子同众的功劳，如今都化作尘土矣！’”（第75回）弄得孙悟空非常看不起他，干脆说“你忒不济！不济！又要马骑，又不放我去，似这般看着行李，坐到老罢！”（第15回）

我们再看一下唐僧取经的目的。《西游记》写唐僧西去印度取经的缘起的有三回：《二将军宫门镇鬼 唐太宗地府还魂》、《还寿生唐王遵善果 度孤魂萧禹正空门》、《玄奘秉诚建大会 观音显像化金蝉》，都可以与《水浒传》的楔子参看，仍旧是“皇权大于天”的那一套。唐僧取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帮李世民还愿。因为李世民在阳间杀了人、犯了错误，寿命马上就要尽了，于是他就赶紧到阴间拉关系、走后门儿，结果又增了几十年寿。胜王败寇，到了阴曹地府也仍旧是“一招鲜，吃遍天”啊。而为了感谢这增寿的天大人情，他决定派唐僧去取经。我们的唐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取经的。这与玄奘那种为追求真理、追求爱、追求人类最伟大的理想的精神已经完全不吻合了。唐僧到西天去取经只是为了帮助李世民。玄奘出去的时候是个逃犯，所以，他回来的时候袄先请罪。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李世民接见他时候问的却基本上是风土人情，根本没有问唐僧所带回来的那些经卷，而且建议他不要再在佛教界工作了，而去他的政府部门去当个高官。或许，他觉得只有这样才是对玄奘的褒奖。相比之下，玄奘真是很伟大，他宁肯闭门不出，就是全心全意翻译西方的经典，翻译了十九年，然后心满意足地死去。可是唐僧就不同了，小说里增加了一段关于他出身的描写，所谓的“江流儿”故事。为了什么呢？原来，把他的出身弄得曲曲折折，就是为了最终和李世民扯上关系，然后才好和李世民成为拜把子兄弟。而唐僧在取经路上一口一个“御弟”，也说明了他对这种关系的看重。结果玄奘取经的伟大的精神在《西游记》里被改造为“奉旨取经”。它的目的也不再是为了取回信仰与爱的经典，不是为了使中国人的终极关怀有个归宿，而是变成了为了皇帝的江山永固和皇帝本人延年益寿。“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大抵是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报国耳。我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难定。” （第12回）唐僧动辄挂在嘴上的这些话，你还能听出救万民于水火，渡黎民出苦海的意思吗？完全是“文死谏武死战”的另一种版本，也完全是一个红尘中人，有点像大唐政府的对外联络部部长啊。

我们再看看别人的看法。别人对唐僧的看法是什么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唐僧肉”这个看法。我们在看《西游记》的时候，一个很典型的印象就是“唐僧肉”，人们普遍认为“唐僧肉”好吃，这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心理，就是：我们是因为有求于宗教，所以才会信教。要高考了，要治病了，我就去烧三柱高香，你一定要保佑我考上，保证我身体平安，我如果能考上、如果身体平安，那我来年给你再塑金身。如果考不上呢？那我可就要来踢你的馆了。“唐僧肉”反映的正是这样的东西。也就是说，宗教在中国人的眼睛里，无非就是能够给他以现实帮助的一种东西。例如，“唐僧肉”可以使他长生不老，而不是能够在精神上推动他向前、向上的一种力量。鲁迅后来批评中国的宗教心态是：吃教，这一点，我们在唐僧变成了“唐僧肉”的事件中，已经完全可以体会到了。

我们再看看神仙。《西游记》里的神仙也是很有问题的。本来神仙应该是神圣的代表。但是《西游记》里的神仙一个个都像现实世界里的人一样坏。第四十二回小说里写，“菩萨也大怒”，明朝时候有一个大思想家叫李贽，他就在后面评了一句，说：“菩萨也大怒，大怒便不是菩萨。”菩萨也动不动就要报仇雪恨，如果真是这样，那他还是什么菩萨呢？更值得注意的是唐僧到西天以后去拿经书的时候，那几个神仙竟然跟唐僧索要小费，说：“圣僧东土到此，有些什么人事送我们？快拿出来，好传经与你去。”（第98回）唐僧到佛祖那里去告状，可是，我们听听佛祖怎么回答：“你且休嚷，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第98回）这些都是让我们大开眼界的，说明在中国人心目中，连天上的神仙也并不神圣。中国人对宗教的看法就是这样的糟糕。难怪唐僧会满眼垂泪道：“徒弟呀！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哩。”（第98回）

我们再看一下唐僧取经路上的所作所为。玄奘在现实中可以靠信仰的力量成功，他是完全赤手空拳的。可是唐僧却不行了。玄奘本来在现实中就已经做到了的，可是我们却还连想象都不敢想象，还是要让唐僧“武装”到了牙齿啊。袈裟、锡杖，是他带的两件武器，“这袈裟、锡杖，可与那取经人亲用。若肯坚心来此，穿我的袈裟，免堕轮回；持我的锡杖，不遭毒害。”紧箍，是第三件武器。“此宝唤做‘紧箍儿’，虽是一样三个，但只是用各不同，我有金、紧、禁的咒语三篇，假若路上撞见神通广大的妖魔，你须是劝他学好，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他若不伏使唤，可将此箍儿与他戴在头上，自然见肉生根，各依所用的咒语念一念，眼胀头痛，脑门皆裂，管教他入我门来。”（第8回）你看，这里的取经已经完全不是平民的，而成为一种特权，因为它已经不是凭借信仰与爱，而是凭借秘密武器。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唐僧那里，爱是没有力量的。只有现实的权力才有力量。取经要借助于皇权的力量，要借助于现实的力量。这些力量都比爱的力量更有力量，都比信仰的力量更有力量。也因此，在处理与其他人的关系时就也不是凭借着爱，而是凭借着权力，凭借着阴谋诡计。我们看一看玄奘变成了唐僧以后，在取经路上的面目是多么的龌龊。玄奘是一个人，但表现得光明磊落，表现得非常伟大，但是当他进入了《西游记》以后，却变成了诸葛亮一样的智者。他甚至去骗孙悟空戴紧箍：“行者去解开包袱，在那包裹中间，见有几个粗面烧饼，拿出来递与师父。又见那光艳艳的一领绵布直裰，一顶嵌金花帽，行者道：‘这衣帽是东土带来的？’三藏就顺口儿答应道：‘是我小时穿戴的。这帽子若戴了，不用教经，就会念经；这衣服若穿了，不用演礼，就会演礼。’行者道：‘好师父，把与我穿戴了罢。’三藏道：‘只怕长短不一，你若穿得，就穿了罢。’行者遂脱下旧白布直裰，将绵布直裰穿上，也就是比量着身体裁的一般，把帽儿戴上。三藏见他戴上帽子，就不吃干粮，却默默的念那‘紧箍咒’一遍。”（第14回）

八十一难：剥离了原罪感的交通意外

第二个，玄奘是赎罪者，可是唐僧却不是。玄奘本来的形象是一个赎罪者，所谓“赎罪者”，就是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的“原罪”，而且只有去向一个绝对的东西，向一个绝对正义、绝对公平的东西看齐，换句话说，“赎罪者”不是向现实认罪，而是向绝对的爱、绝对的信仰认罪。这是所有真正的宗教，例如西方基督教和印度佛教所共有的一个思维途径。只要是真正的宗教，它肯定就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信徒，在宗教面前都首先要认罪。如果你根本就不认罪，那你还有什么理由信教呢？如果一个人根本就不必认罪，那他自己不就已经是上帝了吗？只有上帝才可以不认罪。而取经的历程就它的本质上来说，实际就应该是一个苦难的历程和一个赎罪的历程。而我们在《西游记》里也看到了这样的影子。这就是沙僧讲的那一段话：“沙僧闻言，打了一个失惊，浑身麻木道：‘师兄，你都说的是那里话。我等因为前生有罪，感蒙观世音菩萨劝化，与我们摩顶受戒，改换法名，皈依佛果，情愿保护唐僧上西方拜佛求经，将功折罪。今日到此，一旦俱休，说出这等各寻头路的话来，可不违了菩萨的善果，坏了自己的德行，惹人耻笑，说我们有始无终也。’”（第40回）可是，一旦真正把《西游记》具体展开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中国人最大的中国特色和民族特征还是表现出来了，这就是：“拒不认罪”。或者说：自认清白。说起来真是很奇怪，每一个中国人都认为自己是清白的。每一人中国人都认为自己是无罪的。不是有一句著名的诗句吗？“六亿神州尽舜尧”，六亿人都是圣人啊，这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听起来都会被吓一跳！西方的上帝只有一个，佛教的释迦牟尼只有一个，在中国却可以有六亿个基督、六亿个释迦牟尼，这句诗的实际含义是说，中国人都不认为自己有罪，都认为自己无罪。那么，有罪的是谁呢？心理外推的结果是：他人。结果，我们下面就会看到，孙悟空为什么看到女性就会认为是白骨精，看到男性就会认为是妖魔鬼怪，就是因为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无罪，那么有罪的就肯定只能是别人。否则这个世界的混乱，这个世界的黑暗从何而来呢？它的罪魁祸首在哪儿呢？

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难弄懂：为什么宗教的“原罪”在《西游记》里却变成了那个著名的“九九八十一难”。人生活在世界上，最根本的悲剧，最根本的苦难是无缘无故的。比如说，你必死，你说有什么原因呢？你再怎么躲也躲不过。再比如关说，你必然遇到苦难。当然，你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是不一定的，但是你必然遇到困难却是一定的。人生活在世界上只是一个有限的存在，就是再努力也是有限的。也仍旧不可能成为无限。那么，我们的人生怎样才有意义呢？只有转过身去，去面对终极关怀，去面对信仰与爱。这就是“无缘无故的爱”。为什么西方基督教和印度佛教都从无缘无故的原罪走向了无缘无故的爱呢？道理在这里。但是在中国却完全不同，中国人一上来就首先把无缘无故的原罪偷换为“九九八十一难”，也就是现实的苦难。结果，因为变成了现实的苦难，中国人就都有了一种狂妄的自信。这个自信在唐僧身上可以体现得就很清楚。自认为自己可以出面代替上帝；自认为自己无罪，有罪的是他人；自认为自己清白，龌龊的是他人；自认为自己可以出污泥而不染，而别人都是污泥。这，就是唐僧的心理轨迹。

例如，唐僧这个人每次犯了错误就都从不检讨。就好像我们中国，一犯错误就抓个什么什么“帮”来顶罪，汉代的时候犯错误就抓个“十人帮”（十常侍），本朝的时候犯错误我们就抓个“四人帮”，总之是没有人出来自我检讨。所以，顺自己者昌，逆自己者亡。这样，本来所有的人应该接受上帝审判的，结果就变成了所有的人都去审判别人。只要他有话语权力，他就可以审判别人。这一点我们在中国的“文革”的时候看到了，所有的人都是造反派；我们在今天的网络上也看到了，在网上，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暴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西方人感到不可理解，其实就是因为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谁都认为自己是绝对的裁判者。自己就是上帝，自己就是完美的，不完美的都是别人。自己生活没过好，就怪别人，自己工资没挣着就怪别人，什么都是怪别人。所以，“九九八十一难”成为了西方宗教和西天宗教的原罪说的“中国特色”版。“原罪”被置换成了偶然的、可以克服的、因为坏人和坏事而产生的“苦难”。 你们是不是还记得？孙悟空不就跟师傅叫苦说：“师父啊！你是那世里造下这屯遭难，今世里步步遇妖精，似这般苦楚难逃，怎生是好！”（第65回）而唐僧也说：“水水山山灾不脱，妖妖怪怪命难逃。”（第86回）而他们所遇到的，也都只是某些偶然的、可以克服的、因为坏人和坏事而产生的“苦难”。这里的“水水山山”的“妖妖怪怪”，就类似于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贪官污吏”与“阶级敌人”的概念，都只是一些现实的矛盾纠葛、厉害冲突。男人要吃他的肉，女人要跟他作爱，如此而已。而唐僧也就因此而成为一个受害者，成为一个无须赎自己的原罪而只需去指责别人、审判别人的人。

师徒取经：不可思议的“暴力”为“爱心”开道

第三个，玄奘是一个爱的圣僧，可是唐僧不是。我们注意到玄奘是凭借爱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取经成功的。在《西游记》里，唐僧表面上还是颇具爱心的人，“微生不损，见苦就救”（第72回）、“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第14回）。 而且，在书中其实真正有生命危险的就是唐僧一人，可是恰恰也只有他却并不设防。而且反对杀生，并且一再告诫：“打死这个无故平人，取将经来何用？”（第27回）可惜的是，从玄奘开始的这一优良传统，到了《西游记》，却已经完全成为被嘲弄、被批判的对象。

我想，或许是因为有了中国特色版的“九九八十一难”，中国人因此在现实中尔虞我诈和斗来斗去，爱的哲学，从未诞生，“斗争”竟然成为“哲学”，于是每一个人都只有通过消灭对方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在讲《三国演义》时候我就讲过了，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放手呢？到厮杀到最后一个人。所有的苦难都要用“厮杀到最后一个人”来解决，这就是中国的斗争哲学。在西方，人们是用都首先放手来解决。大家都转过身去，面对上帝，结果苦难就此消失了。因此中国的“九九八十一难”实际上就是我过去给大家讲过的那个“囚徒困境”的童话化。《西游记》实际上就处在一种“囚徒困境”之中，双方其实都不是坏人，但是在中国文化的海洋里，却必须要厮杀到最后，否则就要因此而丧生。

正是因为上面这个原因，中国人就觉得，像唐僧这样不主张暴力又怎么能成功呢？结果，在《西游记》里，对唐僧这种做法就每每大加讽刺。因此，唐僧从玄奘的正面形象、成功的形象，变成了一个被中国人都来集体讽刺的形象。本来，“微生不损，见苦就救”、“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体现的是宗教的根本精神。宗教的根本精神，就是我前面说的那种“首先放手”的精神，也就是我们说的“舍得”的精神。这种“首先放手”的精神和中国的“决不松手”的精神就恰恰形成了对比。唐僧说，哪怕对微尘，对小动物，我们都要放手，都要给它以生的机会。所以，叫“微生不损”。但是，很奇怪的是，如果是在西方的天路历程中，那么只要他这样做了，他就不会有生命危险，哪怕是在中国，玄奘当年也是这样做的，而且也没有遇到生命危险。但是在《西游记》里却不同了。所有的生命危险都来自于“爱心”。你看。在《西游记》里孙悟空就没有什么危险，他是个打手，谁敢跟他打？打遍天下谁也打不过他，只好都躲着他。但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欺负唐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爱心精神在中国反而成了被欺负和被欺凌的一个理由。这简直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一个“奇迹”。一个民族竟然会有这样的非常恶毒的想象，一个民族竟然会有这样的对爱的非常恐惧的想象。玄奘凭借爱的力量已经成功了，我们却还怀疑说：这样做不会有生命危险吗？这样做不会被妖魔鬼怪吃掉吗？这个地方的“妖魔鬼怪”，我希望大家不要想得太实，《西游记》里的妖魔鬼怪其实到最后真的被打死的没有几个，都是一把它降伏，上天的神仙就把它收回去了。你一定要记住，《西游记》是一个童话故事，它不是真的写战斗，所以，我下面还要讲，《西游记》比《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要好很多，它是中国人的一次真正的关于自己个人的人生想象。它想象了中国人自己的人生，但是这个想象本身也实在是太有“中国特色”了。西方人看到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本来完全可以从玄奘的立场出发，我们可以想象：玄奘都已经成功了，那我们就继续用爱来照亮我们生命的道路，继续带着爱上路，那么我们不是也就可以同样地成功吗？我1990年写了一本书，《生命美学》，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叫做：带着爱上路，可是这个想法却总是被很多人所拒绝。他们说：带着爱上路？那你不是成了唐僧了吗？那你不是要尽吃亏上当吗？确实，哪怕是连唐僧也不可能只带着爱上路的，明明是用爱心去征服世界，这本来已经足够足够了，可是爱心的先锋、爱心的先遣部队竟然还是暴力，这实是中国的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暴力为爱心开道，推崇爱心的唐僧却要靠一个提着金箍棒的人去保护。看来中国人从下意识里是不相信爱的。他还是觉得只有暴力才有力量。

所以，唐僧的形象在中国人的眼睛里就简直是个傻瓜。遇到意外后便“好便似雷惊的孩子，雨淋的蛤蟆，只是呆呆怔怔，翻白眼儿打仰”（第23回），这整个儿通篇就是个傻瓜形象。而且，玄奘所推崇的爱，在唐僧那里也变成了一种手腕，一种公事公办的态度，一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官样文章。坚定的爱的圣僧玄奘变成了假仁假义的唐僧。你看，他不让猴子乱杀人是为什么呢？他说，在农村杀了就算了，人家也看不见，到了城里，你要杀了人就躲不了了。“你在这荒郊野外，一连打死三人，还是无人检举，没有对头；倘到城市之中，人烟凑集之所，你拿了那哭丧棒，一时不知好歹，乱打起人来，撞出大祸，教我怎的脱身？”（第27回）“早还是山野中，无人查考；若到城市，倘有人一时冲撞了你，你也行凶，执着棍子，乱打伤人，我可做得白客，怎能脱身？”（第14回）你看，是不是假仁假义？是不是道貌岸然？光明正大的圣僧玄奘是不是已经成为假仁假义的唐僧？

说到这儿，我想起雨果的一句话，雨果说：“他们在哪里？沉没在黑夜里的水手和船长？”（《海洋上的黑夜——于索姆河畔的圣瓦莱里》）我越来越觉得，玄奘就是一个“沉没”在中国文化的千年“黑夜里的水手和船长”。而且，他一“沉没”就是千年。我们现在用第三只眼去读《西游记》，其实也就是要去打捞“沉没”在中国文化的字里行间的那些“水手和船长”。首先也就是打捞玄奘。在这方面，中国文化堪称一个信仰与爱的绝缘体。它过去横亘在我们与佛教文化之间，现在横亘在我们与西方文化之间。就是这个“绝缘体”，造成了玄奘作为中国文化的“水手和船长”的“沉没”。 而从玄奘到唐僧的美学颠覆，就蕴涵了《西游记》所有的成功和缺憾。要读懂《西游记》，就要从这个角度入手。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个问题。

二 “中国特色”的文化英雄：孙悟空

《西游记》：一场“童心”大梦

第二个问题，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孙悟空。

前面我在讲从玄奘到唐僧的美学颠覆的时候，你们可能就已经开始猜测，《西游记》对玄奘采取一种全盘否定的办法，或者说采取一种全盘误读的方法，其目的肯定是为了推出一个新的理想人物。也就是要试图推出自己的“水手和船长”。那么，这个自己的“水手和船长”是谁呢？就是——孙悟空。换一句话说，我们在与“西天”的印度文化对话了千余年后，总要推出自己的代表人物。玄奘本来一直是一个这样的代表人物，可是中国人慢慢发现，他并不合乎自己的文化理想，于是，中国人又去慢慢地寻找合乎自己的文化理想的代表人物。孙悟空的形象就是这样地被创造出来的。孙悟空就是中国的摩西

中国有一个学者叫刘再复，他有几句话说得很精彩，他说，《三国演义》透露的是中国人的“机心”，《水浒传》透露的是中国人的“凶心”，《红楼梦》透露的是中国人的“爱心”，《西游记》透露的是中国人的“童心”。确实是这样的。跟我在前面在讲《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时的批评评价不同，我认为，《西游记》的美学水准要远远超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即便是我在前面讲了《西游记》颠覆了唐僧，也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西游记》就完全是一本坏书。完全不是的，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不同，我认为，《西游记》是中国人开始真正地面对人生的第一本书。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就说：“《西游记》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读《西游记》，但觉好玩而已。”作者是“游戏”，而读者是“好玩”，这实在是比道貌岸然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强得很多很多了。中国人的人生曾经是不真实的。一开始是面对帝王将相，中国人把自己的人生都想象成了帝王将相的历史，他以为只有出将入相，才是人生的成功。那就是《三国演义》。所有的人都是“彼可取而代之”，所有的人都是“苟富贵，勿相忘”，所有的人都是“大丈夫生当如此”，中国历史上最气冲霄汉的这三句话就说明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那个帝王将相梦。用鲁迅的话说，是连做梦都想当奴隶。然后是什么呢？中国人后来发现：其实自己根本不可能出将入相，那么怎么办呢？那就去打家劫舍，就去落草当土匪，这就是《水浒传》。它是《三国演义》的翻转，当中国人丧失了对现实的信心，丧失了进入主流社会的可能以后，就毅然地进入了非主流社会，就去打家劫舍。在这个意义上，《水浒传》也仍旧是中国人对自己的人生的一种想象。用鲁迅的话说，是想当奴隶而不能。但是，从《西游记》开始，中国人开始真正地去想象自己的人生了。我的人生的理想航程应该是什么呢？什么样的人生目标才是我应该追求的呢？过去我以为是帝王将相，成不了帝王将相我就造反。可是在当皇帝和造反之外，还有没有人生道路呢？我个人觉得，到了《西游记》，中国人才开始清醒过来，才发现：哦，原来每一个人的人生还有在主流与非主流之外的选择。那也就是说，中国人开始考虑有点形而上的问题了。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你可以想象将来我要当个企业家，将来我要当个著名记者，甚至将来我要当黑社会老大，这个时候你就是“三国中人”或者是“水浒中人”，但是假设你突然想到：人生是有限的，这个“有限”就是死亡，假设你突然想到：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是被判了死缓的。任何人都不能够被改判无期。这个时候你就会想：我人生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呢？我怎么样才能把我有限的生命过得最有意思呢？我怎么去生活，我的必死的一生才能够真正地让我觉得不虚一生呢？当一个中国人开始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走出了三国时代和水浒时代，开始进入了西游故事。所以，《西游记》就是中国人的一个童年梦想。

中国人的一生真有意思。有人开玩笑地总结说：我们是在幼儿园的时候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在学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是在成人后却仅仅进行爱国卫生教育：上街不要吐痰，在公交车上要给老人让座等等，在中国历史上好像也是这样，在中国人的童年时代，我们用《三国演义》进行理想教育，在中国人的学生时代，我们就用《水浒传》进行现实教育。可是等中国人一旦真正成年，我们才突然发现：哎哟，我们连人生的启蒙教育都还没有做呢！结果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本书。《西游记》，就是中国人的童年之梦。或者说得大一点，《西游记》，就是中国人灵魂救赎的寓言。也就是说，有限的人生怎么样去度过才有意义呢？中国人第一次开始去想：我不当皇帝，也不去打家劫舍，我就只去做一个正常的人，除了交税纳粮之外，我每天怎么过才最快乐？《西游记》就是对它的第一次的回答。所以，我们又可以把《西游记》叫做中国人的自由意志的童话。汪象旭在《西游证道书》中说：“余窃窥真君之意，所言者在玄奘，而意实不在玄奘，所纪者在取经，而志实不在取经，特假此以喻大道耳。”而大道“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收放心而已。”谢肇淛也认为“猿乃心之神，猪为意之驰，……盖亦求放心之喻。”鲁迅认为这种说法：“已经很明白了”。确实，几位古代的学者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收放心”。

因此，在讲《西游记》的时候，我的讲法会与讲《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有所不同。讲《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我关注的是它的“转喻”手法，什么叫转喻手法呢？就是把生活里的东西转换到文学作品里；可是《西游记》不同，《西游记》运用的是“隐喻”手法。什么叫隐喻手法呢？就是它不是直接来源于生活，而是来自想象。《西游记》写的是中国人关于“人”的想象。所以，《西游记》里所有内容都是象征文本，你不要管它杀了多少人，也不要管它谁是妖魔鬼怪，谁是什么什么，你一定要想象成，它是中国人做的一个梦。它是中国人用这样的童话故事来给你讲一个他所彻悟的人生道理。仅此而已。她运用的是象征文本，表达的是人生的感悟。

正是因为这个特色，我们可以看到，《西游记》开始回到了中国文学的一个真正的源头：《山海经》。中国文学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从《山海经》到《红楼梦》。这是一个真正的美学传统。其中着眼的都是非常纯正的关于人自身的思考，关于人的终极关怀的思考，比如说精卫填海，比如夸父逐日。所有的这些故事折射的都是人生的根本困惑，而并不涉及到我在现实社会要怎么样出人头地，要怎么样功成名就。这个传统并不涉及这样的问题。中国文学还有第二个传统：从《诗经》到《水浒传》。在这个传统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就开始变得有点儿利欲熏心了，他考虑的只是我怎么样在现实政权里、在现实社会里分一杯羹，其中稍好一些的，也只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是考虑的还是一些非人生的问题。总之，社会问题的困惑取代了人生问题的困惑。我过去常说，这个传统并非中国美学的精华。可惜，在长期的中国美学的历程中，大多都是走在从《诗经》到《水浒传》的道路之上。但是，从《西游记》开始，中国文学的思考开始正式回到了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正确道路上。它又开始直接地考虑人本身的困惑。当然，你们过去在上中学的时候，老师也可能会从《西游记》的反抗现实的角度来讲这部作品，比如说，会讲《西游记》反映的是农民起义，会讲《西游记》反映的是造反精神。并且经常会举“大闹天宫”的例子。其实，讲《西游记》却只讲“大闹天宫”是一个很不切实际的讲法。因为《西游记》一百回只有七回和“大闹天宫”有关，后面还有九十三回才是正题。前面的“大闹天宫”，实际上是讲小孩儿在他没有正式进入社会之前的一次叛逆。因此你们的中学老师的解释都是不切实际的。否则，我们可以试问：《西游记》所反映的现实社会早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西游记》的魅力却仍旧存在。如果我们说它反映的只是当时的社会现实，那么，这个社会现实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为什么还那么趣味盎然地去看它呢？实际上，尽管《西游记》里面确实有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但是它并不是主要的东西。所以，我希望大家注意，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如果它是一个反映现实的作品，像《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那么我都是先分析现实，先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然后再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不是美学地反映了这段历史。但是，当我讲《西游记》的时候，我不会再用这样的方法，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西游记》是一个象征性的文本。实际上，它和当时的明朝社会，或者说和当时的江苏，都没有很大的关系，它只是中国的青少年所做的一个黄粱美梦。或者说它相当于中国的青少年所做的一次青春之梦。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太过于关注这个青少年是哪个朝代的，是哪个地区的，因为没有必要。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会发现，《西游记》实际上是中国美学和中国文学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觉醒。当然，过去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是中国人的一次觉醒，但是它只是中国人的社会角色意义上的觉醒，面对的是和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它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觉醒。这种觉醒固然也重要，但是它与自由意志是没有关系的，和人之为人的根本思考也是没有关系的。我在前面已经剖析过，它们都是切近“边缘情境”，但是却并没有真正地进入。而《西游记》却是中国人的自由意志的一次觉醒。尽管这个觉醒只是一个梦想，一个梦幻，但是这个梦想和梦幻肯定仍旧是最重要的。否则为什么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看呢？它一定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所无的，或者，一定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否则，就不会有中国人对它那么的感兴趣了。因此，我要再重复一下，其实《西游记》是我们中国人所做的一个童年的梦。《西游记》只是把这个童年的梦写了出来而已。它切近“边缘情境”，而且真正地开始进入其中，中国人的灵魂救赎的第一次地庄严出场。

孙悟空的重要性也就在这里。他是在中国人的灵魂救赎的第一次地庄严出场中被推出的新的代表，也是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的圣僧。

石头：拒绝一切的能指

《西游记》写孙悟空，是从石头开始的。孙悟空甚至连玄奘的出身都没有。玄奘还是从现实社会开始，还是有现实家庭的，玄奘即使是摇身变成了《西游记》里的唐僧，也是有现实家庭的。但是，孙悟空却是一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文化英雄。中国的文化英雄往往与石头有关。比如说《水浒传》，水浒的一百单八将，中国人就想象他们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中国人也想象他是上天的一块儿顽石，是从天上降落到人间。那么，这个想象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拒绝一切。石头无根无柢、了无生命，选择了它实际也就选择了彻底的拒绝姿态。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做自己的童年之梦的时候，首先就把自己的主人公想象成一个没有受过在它之前的任何一个文化影响、没有任何的文化因缘的人，一个“与狼虫为伴，虎豹为群，獐鹿为友，猕猴为亲”的自然之子，这等于是在说：我不接受前人的任何设计，我要来重新思考自己的也是中国人的人生道路。这样一个无父无母的孩子意味着中国人的一次真正的人生的开始。儒家是怎么想的？道家是怎么想的？佛家是怎么想的？都与这样一个童年之梦无关。父母和社会这种天经地义的存在被大胆的否定了。社会对我们的影响实际首先就是父母亲的影响，不再从父母亲开始，当然也就是从自己开始。因此《西游记》就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思考，根本的形而上学的思考。

不过，石头在中国也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想象。因为它离灵魂与爱最远。所以《红楼梦》里的石头才要被少女的眼泪浸泡。少女的眼泪在《红楼梦》的文学想象里就是人类的爱和美。一块石头必须经过人类的爱和美的泪水的浸泡，才能够从顽石化为美玉。这就是《红楼梦》的惊天发现。但是在《西游记》里却不然，这块石头始终只是一块石头，尽管在想象中，它成了“美猴王”，最后成了“斗战胜佛”。但是由于这块石头始终没有经过爱和美的泪水的浸泡，所以，也始终是冥顽不灵的。它离灵魂和爱最远，也离美最远。为什么会如此呢？就是因为《西游记》虽然没有把这块石头像《水浒传》那样地放入现实社会，而是把它放入灵魂深处，但是，石头毕竟只是石头，也毕竟是一个拒绝灵魂，拒绝爱，拒绝信仰，拒绝美的存在，因此，如果最终的选择如果不是走向灵魂，走向爱，走向信仰和走向美，当然也就仍旧会沦落到中国的传统的老路上去的。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剖析中很快就可以看到。

何况，中国人的选择石头，还有着太深、太深的传统背景。关于石头，心理学家曾经发表过精辟的意见：

积极的方面，石头是“承当”，有一种承受压力的能力，一种忍耐艰难困苦的能力。石头是“永恒”的象征，因为石头是最稳定不变的物质。消极的方面，石头则是一种因为缺乏爱或者因为强烈的恐惧而冷漠麻木的象征。在物质中，石头是最不容易受到影响的。木头会被点燃，水会被扰动，而金属会被腐蚀。只有石头不容易被影响，因此它适合象征麻木不仁的心理。……在梦中最恐怖的情景是，他自己变成了一座石像—这意味着他的心灵已经变得麻木冷漠。那些性格压抑非常多的人，也常常在想象中关注石头。……当一个人悲哀的时候，他可能会想象出不停下着的雨，这些鱼是她眼泪所转化的；当悲哀和抑郁增加的时候，她可能会想象出污水，污水是被压抑的抑郁，是被污染的泪水；而当悲哀和抑郁更多而且更被压抑后，当一个人对未来甚至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污水就凝结为石头了。

这位心理学家发现，中国人选择石头作为人生的开始有它积极的意义，它最大的本意是“承当”，也就是说，它有一种超强的承受压力的能力，一种忍耐艰难困苦的能力。所以石头是最稳定不变的。最稳定不变恰恰就最适合中国这个多变的社会。在一个如此多变、战乱频频的社会里，一个中国人要生存下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做一块无爱、也无关怀、也无信仰的非常冷漠的石头，做一块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石头。这是中国人在中国这个社会里所能够生存下来的唯一的法宝，石头里的顽强不屈的生命精神被《西游记》被捕捉到了，就这一点来说，《西游记》比《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美学水平要高出很多。但是从消极的方面，当中国人想到石头的时候，他内心深处所有的东西也通过石头这个意象全都表现出来了。在很多有心理问题的人的意向当中，石头都代表了冷漠，都代表了麻木不仁。你看他做的那些统计和证明：那些冷漠、麻木不仁的人经常是想象自己变成了一座石像，变成石像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心灵已经变得麻木冷漠了。而那些性格非常压抑的人，他们在心理想象最多的，正是石头。还有当一个人悲哀的时候，他会想象不停下着雨，这些雨都是他的眼泪所转化的。当悲哀和抑郁增加的时候，他可能会想象污水。污水是被压抑的抑郁，被污染的泪水，而当悲哀和抑郁更多而且更被压抑后，当一个人对未来甚至不报任何希望的时候，污水就凝结为石头。这样的十分专业的心理意象的剖析，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因为，它使我们发现了石头背后的很多东西。为什么中国人在下意识里最接受我们的前世今生是石头呢？原来，那是因为我们本来就离石头最近。

身体困惑：“名注齐天意未宁”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到，《西游记》从一开始对于进入灵魂的无限，进入爱的无限就根本没有任何的奢望。《西游记》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进入灵魂的无限和爱的无限。《西游记》只是希望在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社会里多生存一天，能够生存好一天，而没有想到任何更多的东西，也没有想到怎么样尽可能地去哺育自己的灵魂，怎么样尽可能地投身爱和美的事业。《西游记》根本就没有想过。《西游记》追求的是“永远”，而不是“无限”。是生命的“永远”，而不是灵魂的“无限”。所以，《西游记》竟然把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那样一种精神的困惑都转化为一种身体的困惑。而这种困惑的代表与解决，就正是孙悟空应运诞生的全部理由。

《西游记》前面的七回是专门来讲孙悟空的。讲孙悟空的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讲孙悟空面临“边缘情境”时候的一种选择。因此，实际上也是在通过孙悟空来提出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我前面已经说过，这在中国的长篇小说中还是第一次。而过去我在讲美学的时候也说过，任何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就实际上都是被判了死刑的，只不过是缓期执行而已。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逃避这样一个严厉的审判。而且，这个“缓期”也无法取消。无论你表现得好与不好，总之这个死刑都是要执行的。这，是每一个人的人生困惑，也是每一个人的大痛与大悲。遗憾的是，很多人的一生往往都是逃避这个问题。假设开始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个人的人生感悟就会开始，那么，如果一个人永远都不去想这个问题，而只是去想：我有无数无数个“明天”，然后我就想着怎么去奋斗，怎么去倾轧，怎么去掠夺，怎么去勾心斗角，那当然就会没有任何的困惑。或者只会有“怀才不遇”、“遇谗遭妒”的困惑。但是，假如突然得了重病呢？一旦躺在床上，那就会发现，整个世界都改变了一个面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已经是一种根本的关系了。每一个人在得病的时候他都往往会意识到，他的生命竟然是会消失的。那时他就会想，我这有限的生命，应该拿它来做什么呢？我怎么样让我的一生更有意义，尤其是我怎么样让我的一生能够变得永恒？实际上，当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时候，也就相当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这一时刻。在儒、释、道精神的依傍之外，他究竟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在前面七回，我们看到，其实孙悟空所面对的就是一种关于死亡焦虑的终极关怀。死亡是必然的，那么，面对必然的死亡应该怎么去面对？我们看到，有一段孙悟空梦见阎罗的情节，说的就是这样的焦虑。我要问：这样的焦虑我们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看见了吗？我们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看见的就是杀人和被杀。这些人没有任何的情感，也没有任何的怜悯之心，杀人者与被杀者都没有任何的痛苦，都是一些木偶，反正杀了就杀了，被杀就被杀了，这样的小说实际上真的是不真实的。因为我们看不到一个真实的刘备，一个真实的曹操。例如，我们有谁知道曹操、刘备的生命焦虑呢？但是我们在孙悟空身上第一次看到了生命的焦虑。——死亡使他恐惧，死亡使他焦虑。为此，他要打入地狱，勾销生死簿。这种对于“不死”的追求，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想到的。这样关于死亡的焦虑，是《西游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

孙悟空首先解决的是生理的焦虑。只要看看孙悟空地拼命地吃桃子，所有的大桃、几乎所有的中桃，还有一部分的小桃，他几乎无所不吃。因为小桃吃了可以活1200年，中桃吃了可以活48000年，大桃吃了可以和天地同寿。那就可以知道，他的死亡恐惧有多么强烈，而且，在吃了大桃以后，他还觉得不牢靠，还担心可能会死，怎么办呢？又大闹太上老君的宫殿，打翻了他的炼金炉，吃了太上老君一葫芦的金丹。这每一颗金丹吃了都可以长生不老。可是，仍然还不够，在取经路上又再吃人参果。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解决生理的焦虑。同时，在解决生理的焦虑的同时，孙悟空还面对着心理的和精神的焦虑。仔细想想，这一切也都顺理成章。孙悟空要摆脱的不但是自然规律的束缚，而且还有社会规律的束缚。换言之，在追求了生理的永远以后，还想追求精神的永远。第二回通背猿猴道：“大王若是这般远虑，真所谓道心开发也。……只有仙与佛与神圣三者，躲过轮回。”猴王道：“这三者居于何处？”显然这正是在追求精神的永远。当然，追求精神的永远，全世界有着各种不同的方法，孙悟空的追求方法是纯中国式的。我们知道，如果是在西方，那么人们可能去靠近爱、靠近美，这样他最终就会相信：他将永恒。因为上帝会在他死后把他接到天国。这就是西方的思路。下面我讲堂吉诃德，讲浮士德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这个思路。但是孙悟空的思路不是这样，他的思路就是要在人世就得到现实的肯定：出海求师、打龙王、闹地府、直到被天宫招安，他的希望就是与现实社会融为一体，而从来没有考虑过被彼岸的世界所认可。当然，我要提示一下，《西游记》的天宫实际也不是彼岸，而仍旧是现实社会的折射。所以，孙悟空去拼命争夺的时候，实际上也无非就是希望能够得到现实社会的评价。这就叫做：“名注齐天意未宁”。

“猴性”的自由：把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取经工作中去

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结果，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不论是“齐天大圣”，还是“弼马温”，其实这些官儿也就相当于一个政协委员，或者一个人大代表。而这正是孙悟空非常气不过的原因。他经常说要“反下天宫”，必须强调，他的“反”，并不包含我们所说的“造反”，他的“反”其实就是他迫切需要现实社会的支持和承认。可是，他的“大闹”的结果是什么呢？被压在五指山下，而且一下子被强迫反省了五百年。遗憾的是，这个反省的结果却不能令我们满意。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与西方比较一下就明白了。同样面临“边缘情境”，同样都知道了人是有限的，西方找到的道路是：人生是有限的，这个有限是人永远无法战胜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转过身去，面对无限。也就是说，和“有限”搏斗来、搏斗去，最后终于发现，跟有限肉搏，永远是不可能取胜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转过身去，面对无限。我要提示一下，我认为这是西方的一个最为成功的经验。对于西方文学作品，你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看，你才能看得懂。例如西方为什么推崇悲剧呢？就是因为他要让你在现实生活里认识到人就是再努力也是有限的，这就叫置身有限时的“山穷水尽”，然后，它就让你转过身去面对无限，此时出现的则是无限的“柳暗花明”，这就是悲剧的精华，也是西方美学的精华。中国人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中国人是在有限中发现无限。这也就是说，中国人绝对不去转身。孙悟空就是这样。他是在有限中发现了无限。我过去在讲中国美学的时候始终强调：中国美学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其实就是：于有限中见无限，于无限中回归有限，无往不复，返身而诚。这很有点像雷锋的那句名言：“把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显然，这也是孙悟空的美学思路。

我们来看两首中国的古诗，一首是明朝诗人陈眉公写含晖楼的诗歌《咏日光》：：

朝挂扶桑枝，暮浴咸池水，灵光满大千，半在小楼里。

一首是杜甫写的，《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我只引其中的两句：

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

这样的诗好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有限中见无限，于无限中回归有限，无往不复，返身而诚。”在“小楼”这个有限里，看到了无限。小楼竟然能够“朝挂扶桑枝，暮浴咸池水”，这怎么可能呢？小楼就是小楼。但是中国人就一定要这样来想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中国人才会觉得很美，所谓小中见大。杜甫的诗也是如此，“山河”怎么会来扶“绣户”呢？“日月”怎么能来近“雕梁”呢？但是你按照“于有限中见无限，于无限中回归有限”的思路去品味，就会觉得，其中确实是别有韵味。

不难发现，其实孙悟空被压在山下五百年时终于想清楚了的的问题也就是这个问题。换一句话说，孙悟空面对的本来是一个如何面对无限的问题，这是一个玄奘式的问题。我相信玄奘从西天取经回来以后，他所带回来的最经典的、最美丽的回答，肯定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但是中国人却并不接受，这样的答案在中国也明显水土不服。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觉得这个答案简直太离谱了。这一切又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转过身去呢？光明又在哪里呢？我根本就没有看见。而孙悟空所给出的，却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答案。其根本特征在于：仍旧面对有限。孙悟空绝对不去背对有限、面对无限，而是仍旧面对有限。只不过，他的思路在于：在有限中找到无限。于是，孙悟空又从玄奘开启的“永恒”的道路回到了传统的“永远”的道路，也就是又从玄奘开启的“天路历程”回到了传统的“心路历程”。在我看来，这就是孙悟空在前面的七回里告诉我们的最最重要的东西。

那么，后面的九十三回呢？我猜测大家肯定会这样追问。我认为，后面的九十三回实际上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东西，后面的九十三回就是在展示孙悟空所提供的这个答案。就像我们所玩的打“通关”的游戏，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关又一关的，但是其实都大同小异。那么，后面的九十三回所展示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在路上！我记得西方有一幕荒诞剧《等待戈多》，说的是西方对于“戈多”的坚持等待，永远等待，默默等待，这里的“戈多”就是上帝。可是孙悟空所给予的答案却完全不同，在他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戈多”，只有“行者”。或者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只有行者。这个行者从来就不辨路在何方，而只是永远在路上。所以，《西游记》的主题歌还真是唱得不错，真正地唱出了《西游记》的“精华”：“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可是，这实在是非常奇怪，路怎么可能只在脚下呢？如果你根本就不辩方向，那么，“路在脚下”有什么用呢？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却重要的偏偏不是方向，而就是上路。 “在路上”，就是一切。目标是没有的，目的也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在路上就是一切。所以，对于孙悟空，我们可以简单地评价说，他是一个在路上的行者。或者说，是一个“路在脚下”的行者。

这样我们不难看出，尽管我们必须承认，《西游记》的诞生确实意味着中国人的自由意识的觉醒，《西游记》也堪称中国特色的“自由全书”。但是，我们也一定要知道，这里的“自由”是有一个明确的定语的，这就是“中国特色”。而且，我必须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的自由”实际并不是什么自由，自由不是如此轻松的事情。在没有了彼岸世界的观照，没有了爱的推动之后，自由也就成为一种荒诞，一种不负责任，一种该出手时就出手，甚至是想出手时就出手。唐僧曾经问他：西天几时可到？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回答的。他说：你自小走到老，老了再小，老小千番也走不到。但是假设你见性至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也就是说，唐僧问的是一个很标准的玄奘的问题：天国何在？孙悟空揭示的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奥秘，他说，哪有什么天国？你认为天国在哪儿，天国就在哪儿。这就是孙悟空式的回答。再如，有时，唐僧对前途信心黯淡，就问：这要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儿啊？孙悟空回答说，这哪有头儿啊？只有到死就是头儿嘛。你们看，这里还是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唐僧问的问题是，我所有的努力意义何在？由谁来肯定我。孙悟空说，为什么要别人来肯定？只要生命不已，就工作不止，这就行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在《西游记》里出现的有中国特色的自由意识的觉醒称之为 “猴性”的觉醒。在《西游记》里，我所看到的，就是从“神”到“猴”。本来玄奘已经把神性请回了中国，但是我们中国人却把这尊“神”像改造成了“猴”性。本来中国人在玄奘取经之后应该是被神性化的，可是在一千年以后，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事实上却是被猴性化了。玄奘希望中国人走神性化的道路，可是中国人摸索来、摸索去，最后举国一致地得出一个答案：我们宁肯猴性化，也绝不神性化。这样，最终所走过的道路仍旧是一个被猴性化的道路。最终的孙悟空也还是像《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人们一样，仍旧是被招安，被收编。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国文化中似乎存在着一个无与伦比的黑洞。什么样优秀的文化，什么样有神性的东西，只要进入中国，最终就会被中国的“猴性”所招安、所收编。而且谁都没能例外。不论什么样的文化，到了中国，只需要四个字可以把你拿下——“中国特色”。本来，这个世界是应该存在共同规律的，可是我们中国人用“中国特色”这四个字就可以把它们统统放翻。结果把神性变成了猴性，人们经常感叹，跟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没有酒神也没有爱神，也没有魔鬼撒旦，更没有货真价实的叛逆者、殊死反抗的英雄，想想二郎神，想想哪吒，更重要的是，想想孙悟空，我们只能说，确实如此。鲁迅曾经大发感叹，他笔下的狂人收起狂性以后干什么去了呢？候补赴任。这个人虽然狂，狂完以后，还是一个规规矩矩的行者。鲁迅所发现的“狂人”的出路，其实就是孙悟空的归宿。而且，我觉得，严复和章太炎这些人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是最大的孙悟空，你看，一开始他们都有着类似“大闹天宫”的经历，但是到了后来，也都发出了“觉今是而昨非”的感慨，最后全都认输并且像孙悟空一样地乖乖地上路。这说明，他们也还是一个“孙悟空”。

“行者”：身体自由高于一切

具体来说，我们在《西游记》里看到的孙悟空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个，孙悟空不是一个朝圣者。

这也就是说，孙悟空虽然走在朝圣路上，但是却没有神性思维。他的信仰恰恰只是伪信仰。人虽然在天上，而且可以十万八千里地驰骋，但是精神却在地上匍匐、爬行。在孙悟空身上你看不到爱的影子，信仰的影子，神性的影子。在他的身上只有猴性，没有神性。比如在谈到菩萨妖精的区别的时候，孙悟空竟然会说：“妙啊！妙啊！还是妖精菩萨，还是菩萨妖精”（第17回），也就是说你认为他（她）是菩萨就是菩萨，你认为他（她）是妖精就是妖精。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识是说，没有什么对，也没有什么错，关键是“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第13回）。言下之意是，那些无限的东西，那些你必须追求的东西，那些你哪怕以奉献自己生命的代价也必须要去固守的东西，实际都是无足轻重的。一切都是无可无不可。所以，连菩萨也会这样地去教诲他师徒：“悟空，菩萨、妖精，总是一念；若论本来，皆属无有。”这样，也就无需抬眼祈求于天，也无需祈求圣神的“存在”而只需关注自身的“自在”。显然，在五指山下压了五百年的孙悟空，已经把什么都想通了：身体的自由高于一切，好死不如赖活，与其在五指山下被压，不如出来大显身手干一场。于是，不惜拿心灵的自由去换回身体的自由。一个曾经的齐天大圣就是这样地消失了，成为了那个病好以后又去候补赴任的“狂人”。

一个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孙悟空的七十二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在西方的作品里，我们很少看到有哪一个人竟然有这样神奇的本领。在朝圣路上有爱、有信仰就足够足够了，为什么非要有这样神奇的本领？这是因为，在孙悟空的心目当中，是对神十分不屑的。他认为自己是高于神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救世主就是自己。救世主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救世主做不到的，我也能够做到。所以他才会有自给自足的七十二变的本领。可是我们知道，在一个成熟的文化里，如果真正地认识到了人的有限性，任何人都不会如此狂妄。更不会狂妄到竟然认为人可以高于一切，竟然认为人性就永远是不可战胜的，竟然认为人是无所不能的。大家知道，西方的古希腊的神话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俄狄浦斯情结。上帝一开始就说了，他肯定会杀父娶母，可是他却说这绝对不可能，我作为一个人，我有人的一切智慧，我完全可以躲避，完全可以避免。于是他就躲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养子，所以，他躲开了他的养父母，但是却恰恰躲到了他的生身父母跟前。结果，这个曾经表现了人类最伟大的智慧的人之精英，这个曾经猜出了斯芬克斯之谜的人之精英，却偏偏就真的犯下了杀父娶母的大罪。于是，曾经认为自己像孙悟空一样的有七十二变的神通的西方人梦中惊醒，开始意识到：人很渺小。人必须具备了神性才可能伟大，单单人性本身，是绝对不可能伟大的，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可是中国人却从来都没有如此地谦卑。人是万能的，也是无所不能的。我是玉皇大帝，我是神仙，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气势冲天，中国人就是这样的猴气十足。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的神性。而在西方后来的圣经文化里，也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这就是约伯的故事。上帝要看看约伯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有神性的人，于是就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来刁难他。可是他永远都只有一个回答，就是：顺从。他绝不施展什么七十二变的神通和技法，他也没有所谓七十二变的神通和技法。我们中国人看起这样的西方人故事来会很吃力，会认为这不是一个太荒诞、太荒诞的故事吗？人为什么要像一个驯服工具呢？而在西方文化看来，这却是必然也是必须的。人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的有限，一定要意识到自己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一定要意识到自己不是神。所以，他才会有敬神、尊神并且皈依于神的冲动，如果人类意识到自己就是神，那他还要敬神、尊神并且皈依于神吗？肯定是不要了。而我们的孙悟空就这正是这样一个不敬神、尊神并且皈依于神的人，或者说，一个不敬神、尊神并且皈依于神的行者。当年苏格拉底在希腊到处走来走去，为的就是要证明他自己是最无知的人，而不是去证明他是最有知的人。可是我们的孙悟空却到处宣称我有七十二变的神通，我有曾经作为定海神针的金箍棒，我是无所不能而且无所不知的。这样一来，俄狄浦斯的西方、约伯的西方，还有苏格拉底的西方就逐渐地成熟起来了，逐渐知道了我们必须有一个更高的东西来推动我们，我们必须有一个向着更高的东西永远提升的动力。但是对于孙悟空来说，这一切就毫无必要。因为他自认为他无所不能。这，就叫做“无往不复，返身而诚”。

所以，在童话故事里，七十二变让我们觉得很过瘾。你看看这个人多厉害，什么都能变。但是在哲学文本里，它实在是一个很糟糕的想象。而且，在《西游记》里还不止是七十二变，还有其它的东西也同样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例如，“五指山”、“紧箍”，很有意思的是，你一旦事业成功了，一旦改邪归正了，它们就都消失了。这似乎意味着你只要上路，只要去做行者，那所有的束缚就都不存在了。由此可见，这些束缚都不是来自终极关怀，而是来自现实关怀。因此，一旦孙悟空顺从了现实的种种束缚，一旦孙悟空开始鞍前马后地为现实社会奔走，“五指山”、“紧箍”之类的束缚就全都不必要了。显然，这一切都透露出，孙悟空根本就不是一个朝圣者，而只是一个行者。而且，连他自己也说：神已经不在了，爱也不在了。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孙悟空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行者。孙悟空也知道“往西方拜佛，功成后自有好处”，对于龙王的劝告：“你若不保唐僧，不尽勤劳不受教诲，到底是个妖仙，休想得成正果。”（第14回）他也是默认的。而在取经路上，在需要比赛坐禅时，他干脆承认：“但说坐禅，我就输了。我那里有这坐性？你就把我锁在铁柱子上，我也要上下爬蹅，莫想坐得住。”（第46回）这里的“坐性”其实就是神性。看来，他只有猴性，而毫无神性啊。

更值得关注的是孙悟空的童年，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不要说在被压了五百年以后孙悟空成了一个行者，其实就在他刚刚踏入社会的时候，心里就没有神性的种子。“似这般可得长生么？”“似这般可得长生么？”“据此说，也不长久。不学！不学！”“也不长远。不学！不学！”这里的“也不学！不学！”都是孙悟空在学本领时所说的话，为什么不学呢？因为不“可得长生”啊。他的想法是：“望师父大舍慈悲，传与我长生之道罢，永不忘恩！”看来，“长生之美”（第2回），才是他的唯一目标。而他的大闹，也不是为了人生的根本困惑与终极关怀，而是为了官职。我们看看书中的描写：“行者最恼的是人叫他弼马温，听见这一声，心中大怒，”（第17回）“‘请问大王，官居何职？’猴王摇手道：‘不好说！不好说！活活的羞杀人！’”“未入流品之类”、“始知是这等卑贱”（第4回）。这一番言谈已经足以看出在他心目中孰轻孰重了。更何况，他还有一番话，已经把他的心思说得明明白白：“常言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变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乱，永不清平！”（第4回）“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第7回）。请看，这哪里可曾有半点神性呢？顺便说一句，我觉得《西游记》里确实有“童心”，但是真的没有“童话”。你们看看安徒生的童话，那里面完全就是爱，是爱的童话，但是我们的孙悟空从小就实在是功利得可以啊，难怪我们到了今天到处都在泛滥着“胎教”，泛滥着儿童的各种各样的速成班啊。原来在孙悟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如此地急功近利了。知道了这一点，孙悟空长大以后走到那都不肯讲是奉命取经，而是处处在意自己的品牌和名头，也就并不奇怪了。

“取经”：一趟自娱自乐的耍把戏

第二个，孙悟空不是一个赎罪者。

我刚才已经讲过，一个正确的人生反省必须要从认识到自己是有限的开始。这种有限性就是西方人所说的“原罪”。不过要注意，原罪并不是指的你犯了刑事的罪行因此而被判有罪，而是指的你跟完美的神性比较起来，永远都是不完美的。例如，这次韩国的学生杀了32个人，但是美国人却并不去仇恨他，而是仍旧宽恕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是站在原罪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他们认为，自己跟这个韩国学生之间无非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也就是说，跟完美比较起来，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谴责别人的。因为他固然是犯下了过失，但是我未尝就没有过失？起码来说，在救助你的问题上，我就是有过失的。何况，如果我遇到了这种情况，或许我也会杀人？！所以，所有的美国人就都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拿起石块来砸他。大家都记得《圣经》里的那个故事吧？有一个卖淫的妇女，很多人痛斥她。正巧耶稣路过，他说，你们谁要是认为自己无罪，那你就可以去拿起石块砸她。结果，所有的人想来想去，就全都走了，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人都是生而有限的。当你面对无限的标准的时候，你肯定是不完美的。而不完美就是一种罪。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努力。每个人都没有权力说，因为你比我更不完美，所以你是坏蛋。这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了。如果可以这样去比较，那么，拿你去跟更完美的东西去比，那么你不也是个坏蛋吗？所以，你怎么就能够去指责一个比你稍微坏一点儿的坏蛋呢？西方人赎罪感就是由此而来。因为他们看到丑恶的现象就会反省我自己。可是，我们的孙悟空就不同了。他只认错，但是不认罪。这种认错不认罪的心态实际上是中国文化中非常普遍的心态。也就是说，当他面对某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某一种具体的社会制度，他可能会认为他犯下了某些或者某种错误，但是他绝不会认为他有罪。绝不会认为他天生就是有缺憾的。这是孙悟空和西方那些有信仰的“信者”的最大区别；例如，孙悟空哪怕是被埋在山下，他也绝对不悔罪，也仍旧是坚持说：“如来哄了我，把我压在此山，五百馀年了，不能展挣，万望菩萨方便一二，救我老孙一救！”（第8回）看来，他还是那个中国的那个猴气冲天的行者，哪怕是压了五百年，他也绝对不会意识到他是有罪的，也更没意识到放他出来是为了让他赎罪的。他出来以后还是老样子，还是没有任何的赎罪感。

我们知道，事实上取经之路也就是赎罪之路。但是，我们在孙悟空身上却绝对看不到这一点。本来，唐僧即使没有他的保护也有神佛来保护性命，取经中的种种磨难都无非只是考验而已，可是，孙悟空对通过取经来修成正果根本毫不在意，也就是说，他对于在天路历程的取经过程中如何赎自己之罪根本就没有感觉，他所愿意做的就是陪着唐僧走完这一段人生的历程。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正常的工作，一个打手、一个保镖，一个卫队长需要去做的工作，因此，只要恪守职责，只要鞠躬尽瘁，就一切OK。除此以外，他就没有任何更多的想法了。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看到，孙悟空碰到一点儿事就会抱怨：“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西方路这等崎岖，保这个凡僧，几时得到？似这等多磨多折，老孙的性命也难全，如何成得甚么功果！我不去了！我不去了！”（第15回）“这都是我佛如来，坐在那极乐之境，没得事干，弄了那三藏之经。若果有心劝善，礼当送上东土，却不是个万古流传？只是舍不得送去，却教我等来取。怎知道苦历千山，今朝到此丧命。罢，罢，罢！老孙且驾个筋斗云，去见如来，备言前事。若肯把经与我，送上东土，一则传扬善果，二则了我等心愿；若不肯与我，教他把《松箍儿》咒念念，褪下这个箍子，交还与他，老孙还归本洞，称王道寡，耍子儿去罢。”（第77回）“兄弟们，我等自此就该散了！”（第40回）

当然，我们要注意，越是到了后面，孙悟空的抱怨就越少，不过你千万不要以为孙悟空开始有了神性，不是的。那只是因为一种欲罢不能的自我使命感使得孙悟空更加乐于去从事这个工作而已。那只是孙悟空的责任感的抬头，而不是他的神性的抬头。一切都只是他的自娱自乐，并不包含任何的赎罪心态。无所赎、也无可赎。“若不同你上西天，显得我‘知恩不报非君子’（第27回），这就是他的真实想法。而且，仔细看过《西游记》的人都会发现，对此他始终心知肚明，却从不泄露天机。例如“四圣试禅心”时就是如此。因此每当唐僧萌生退意，悟空就总是劝解说：“功到自然成”，由此也可见他的责任感之强与对于“取经正果”的毫不在意。

而从孙悟空的工作方法来看，更可以证明他的毫无赎罪之心。“偷”，就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工作方法。九曜星就揭露他说：“你这不知死活的弼马温！你犯了十恶之罪，先偷桃，后偷酒，搅乱了蟠桃大会，又窃了老君仙丹，又将御酒偷来此处享乐。你罪上加罪，岂不知之？”（第5回）可是，对这“罪上加罪”他还就是浑然不知。你看，他自己是何等的自豪啊：“你不知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我当年偷蟠桃、盗御酒、窃灵丹”。（第24回）而且，这个人从来是不走正门进别人家的，完全就是一个小偷的形象。如果要他走正门，则只有两种方式，或者是钻，或者是砸。他第一次碰到猪八戒，就受到了猪八戒的批评：“你这个弼马温，着实惫懒！与你有甚相干，你把我大门打破？你且去看看律条，打进大门而入，该个杂犯死罪哩！”（第19回）可惜这完全是秀才遇见兵。至于“火眼金睛”，这虽然是一个很惹人喜欢的创造，但是却同样很有问题，因为这毕竟不是神性之眼，而是“江湖”之眼，除了说明他是一个“老江湖”之外，并不说明什么。

“斗战胜佛”的斗争觉悟：人无伤虎意，虎有伤人心

第三个，孙悟空不是一个爱的圣徒。

如果站在一个神性的角度来看问题，如果站在玄奘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目光所及之处就应该全都是爱，而没有一丝一毫的恨。但是由于孙悟空并不是站在神性的角度，而是站在人性的角度，结果他所看到的就全都是恨，而没有一丝一毫的爱。我在讲美学时经常会说，我们中国人经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那么从美学的角度我们应该怎么说呢？“常念一二”！无论如何总还是会有“一二”如意的事吧？因此如果你“常念一二”，那么世界也就完全改变了面目。可见，一切都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你从“八九”的角度看过去，那一切就都是“不如意事”；你从“一二”的角度看过去，那一切就都是“如意事”了。换换言之，如果从神性的眼光来看，你就会常念一二。看到生命中、生活中光明的东西、光彩的东西、爱的东西，如果从猴性的眼光来看，那你就会看到“不如意事常八九”，看到生活中黑暗的东西、龌龊的东西，令你仇恨的东西。

这个只看到“不如意事常八九”的人，这个只看到生活中黑暗的东西、龌龊的东西，令你仇恨的东西的人，就正是我们在《西游记》里看到的孙悟空。在他的想象中，所到之处，没有不是敌人的所在。也没有什么地方是没有敌人的。孙悟空的敌人遍天下。你看他所遇到的九九八十一难，基本上都是他的敌人造成的。为什么会如此呢？就因为他的心里有敌人啊。其实，本来《西游记》里铲除妖魔鬼怪的故事那么多倒也没有什么，因为这毕竟只是一场游戏。你如果仔细地去看《西游记》，就会发现，这些妖魔鬼怪真正被孙悟空打死的其实没有几个，也就是那几个“土八路”被孙悟空真正打死了。凡是那种什么“天归派”——也就是天上被赶下来或者逃出来的那些妖魔鬼怪，都是一到孙悟空要对他们处以死刑的时候天上就都会有神仙下来把它领走，而且说：悟空住手，这是我御前的走狗；这是我养的一个小猫，它跑了，跑到下界捣乱，现在我要把它收回去。孙悟空铲除妖魔鬼怪的故事很有点像小孩儿玩的那个“官兵捉贼”游戏一样，只不过是有些人扮演了“官”，有些人扮演了“贼”，实际上在“官兵捉贼”的游戏中，不论是扮演“官”或者扮演“贼”的小孩儿，要的都是那样一种冒险和探险的快乐。可是，我们必须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多的“敌人”想象？要知道，就是玄奘本人，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多的敌人。由此可见，这完全出自一种特定的心理。把中国社会、人类社会都想象成敌人，把所有的生人都想象成敌人，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想象成一种非常紧张的敌我关系，而且，取经的过程被想象成刀枪剑戟的过程，这只能是出自一个毫无爱心者的所为。孙悟空动辄扬言：人无伤虎意，虎有伤人心。他不弄我，我怎么弄风。而且动不动就劝师父说：今日且把慈悲心收起，待过了此山再发慈悲吧。阶级斗争的觉悟高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一个最典型的清洁就是，他把所有的女性都看成敌人。我们都知道，在《红楼梦》里凡是女性就都是好的，而且曹雪芹说得很清楚，其中没有嫁人的少女是最美好的。但是在《西游记》里却完全不同，所有的女性都是坏的。只要是女性就是“白骨精”。这让我们想到，孙悟空很像是我们在中学看到的那些性意识刚刚觉醒的懵懂少年，对女性充满了一种复杂的感情，为了加以掩饰，于是就故意地采取了一种秋风扫落叶般残酷无情的态度与做法。例如女儿国国王，我就很想为她打抱个不平，这个大美女无非只是想找个好男人把自己嫁了，她又有什么错呢？

推而广之，我们在孙悟空身上所看到的，恰恰是一种中国文化所特有的非常可怕的顽童性格。这种顽童性格其实就是一种口唇期人格。因为永远以“吃”来面对世界，这个世界能吃还是不能吃，让他多吃还是少吃，别人是多吃了还是少吃了，就成为他所最最关心也是唯一关心的问题，这样一来，大千世界就完全被看作一种有限资源，那些无限资源，比如说那些充满爱的东西，充满温暖的东西，充满美的东西，却统统被排斥在视野之外，而且拒不接纳。但是，问题的严重在于，如果你把世界看成是有限的，看成是可吃和不可吃的，那么问题就会变得特别的尖锐。因为如果你把世界看成无限的，那么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资源是无限的，而且大家都向无限超越，都去关注爱的东西、美的东西、信仰的东西，肯定就不会在彼此之间发生无穷无尽的争吵和倾轧，可是如果把世界看成是有限的，那么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资源都是有限的，任何一个他人的生存对自己就都会构成威胁。于是，唯一的生存方式就是在厮杀过程中设法让自己成为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人。这样一来，极度的不安全感就会时刻充斥于心，结果，他就会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敌人的。而对于所有的陌生人的一种完全的不信任与戒备，也就成为必然。

与敌人意识密切相关的是暴力意识。我们看到，孙悟空从来不相信爱的力量而非常相信暴力的力量。在《西游记》里有两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一个叫做“法宝”，一个叫做“法身”。这两个东西合称为“法力”，其实就是暴力，都是以暴力为力量的象征。它强调的都是只有暴力才是力量，而爱却不是力量。在孙悟空的眼睛里，暴力力量的大小，才是实力大小的标志。因此他对玉帝也只唱个大喏，而对如来却“行者低头礼拜”（第52回）。而为什么孙悟空到处要提根儿金箍棒，就是因为孙悟空认为，他的力量来源是金箍棒。大家记得《西游记》里的描写吗？孙悟空只要丢了金箍棒他就什么都不行了。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凭借的是爱的力量，可是，我们的孙悟空在取经的路上手里却要拿着一个具有特异功能的金箍棒。这个金箍棒与猪八戒的钉耙和沙僧的僧杖彼此配合，构成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假如我们想到当年玄奘自己赤手空拳就已经成功了，而现在孙悟空却要手持最现代的武器，而且要步步行凶，我们就不难想象，孙悟空身上的猴性严重到了什么地步。难怪到了最后，连宗教都已经无法封他什么官职了，只好根据他的这个爱好，封他为：“斗战胜佛”。

“不好收拾”的猴“尾巴”：逃避自由

前面我对孙悟空说了这么多，相信大家对于孙悟空已经有了一个美学的了解。现在，如果要让我总结几句的话，那我就要劝大家注意孙悟空的“尾巴”。《西游记》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讲孙悟空虽然善变戏法，但是变来变去他的尾巴却总是变不掉。所以，《西游记》里会说：“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做一根旗竿。”（第6回）而在我看来，这个变来变去却实在“不好收拾”的“尾巴”就正是孙悟空之为孙悟空的根本之所在。那么，如果现在要我来回答孙悟空的那个变来变去却实在“不好收拾”的“尾巴”究竟是什么，孙悟空之为孙悟空的根本之所在究竟又是什么，那么，我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我的答案只有四个字：逃避自由。

这四个字不是我的发明，是西方一个著名心理学家的发明，他的名字叫埃•弗洛姆。当然，他在讲“逃避自由”的时候并不是针对孙悟空的。以此来批评孙悟空，纯属我的借用。那么，什么叫“逃避自由”呢？我们知道，不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也包括“逃避自由”，应该说都是在追求自由，也都没有一天不在宣传自由如何可贵如何重要，但是自由固然是一件最快乐的事，但也是一件最沉重的事。“最快乐”，当然就不用说了，你可以为所欲为，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那还不快乐吗？可是，自由也最沉重。因为，真正的自由实际上是最不自由的。真正的自由事实上是必须要负责任的。或者说，真正的自由必须是有终极关怀的。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人类所说的“自由”必须是在一个很宏大的背景下实现的。并不可能说你为所欲为就是自由。所以，自由是要负责任的，自由是要有一个终极尺度来衡量的。但是，中国人乃至孙悟空身上的最大缺憾在于：逃避终极关怀。一旦遇到终极关怀，要他去为人类的发展，为社会的发展去负责，中国人乃至孙悟空采取的对策往往就是——逃避。所以，中国的自由不是“自由”，而是“自在”。我们看到的孙悟空就是一个你说起来他很“自由”，实际上他只是很“自在”的人，一个没有终极关怀的“目的并不重要，机会就是一切”的行者。说到底，孙悟空也只是一个“大自在者”，你为黑我也为黑，你为赤我也为赤，随波逐流，和光同尘，同流合污，总之是对于绝对责任的逃避，是对于人的无限性的逃避。我已经一再说过，任何一个人，他的一生必须是对无限性的见证，也就是说，他必须实践人的尊严，必须实践人类的爱。但是他如果逃避这些东西，那就虽然“自在”了，但是却是用“逃避自由”换取的，因此恰恰是不自由。所以从表面上看孙悟空是最有自由的，他可以在天上飞，可以在地下跑，可以在水里钻，孙悟空的金箍棒可以任意变幻，在表面上，他获得了我们在想象中所能获得的所有自由。但是，他的所有的自由其实都只是“自在”，因为他逃避了自由之为自由中的根本的价值内涵。所以，他的奔忙其实就是在逃避两个字：自由。我觉得，这就是我在孙悟空身上所看到的一切。

“饥饿”的猪八戒

在孙悟空之外，我要顺便讲一下猪八戒。

实际上，猪八戒在《西游记》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形象。尽管在《西游记》里他总是被讽刺，总是被挖苦，总是被嘲笑，但是仔细看一下《西游记》，你会发现，其实孙悟空和猪八戒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他俩是一种非常“铁”的关系，尽管他们之间总是有一些内讧，但是这种内讧实际上是幽默，是恶搞。但是并不影响他们两个之间亲密的关系。为什么呢？我觉得他们两个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正面和反面，他们两个的根本特征都是一样的，都是“逃避自由”。只不过孙悟空比猪八戒要更“主流”一点儿，或者说要更正统一点儿而已。换一句话说，当一个人进入了工作环境的时候，或许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是孙悟空；但是当一个人进入了生活环境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是猪八戒，都有“槽里吃食，胃里擦痒的畜牲”的一面。或者说：在正式的场合，我们身上的“猴气”太多，而在非正式的场合，我们身上的“猪肉味儿”太重。在孙悟空的身上，我特别关心的是中国文化的那样一种和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逆向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我们是从“神”到“猴”。那么，猪八戒呢？他会让我想起中国人身上的那种“猪性”。在所有的动物里，猪比猴子距离人类更近。有时候我想想实在是好玩儿。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猪肉，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实际上是很贫困的，贫困到了什么地步呢？贫困到没有多余的食物给豢养的动物吃，贫困到了家里只要死了一头牛，他就只剩下了铤而走险、造反闹革命一条路了。也因为穷，中国人特别喜欢养猪，因为猪是吃腐食的，也就是说，它不跟人争食，所以，中国人特别喜欢养猪。而在猪身上，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人性格中的某种深层的东西。从“神”到“猪”，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人性发展历程。简单地说，如果中国人不能为猴，那就宁肯为猪，如果不被猴性化，那就宁肯被猪性化，反正是绝对不肯被神性化。

在猪八戒的身上，我最感兴趣的是对于“食”和“色”的那种过于强烈的饥饿感。这种饥饿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民族，它从来就不去想：我在精神上有没有饥渴？我在信仰、在爱、在美的追求上有没有饥渴？包括庄子、孔子这些人也不去想。它所想的都是非常现实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惜，这些东西都不是精神饥渴的满足，而是现实的饥渴的满足。因为“治国、平天下”也无非就是权力欲望，而权力欲望也无非都还是“食”和“色”的变种。这种饥饿感，是我在看《西游记》时候所特别关注的。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容易饿呢？你看看《三国演义》里，动不动就要吃；到了《水浒传》里，那简直是见人就吃饭；《金瓶梅》也如此，中国人因为“闻性色变”，所以就说《金瓶梅》是一本性学大全。实际上这是非常不准确的！《金瓶梅》写吃的篇幅远远超过了性。《西游记》因为是一个童话，不是一个很现实的故事，所以，它就没有怎么写吃的过程，也没有怎么写吃的结果，但是很有意思的，它却暴露了吃的渴望。师徒四人动不动就饿，所有的危机都是从唐僧肚子饿开始的。只要唐僧说：不行，我又饿了，快去给我弄点饭来，下面接着就要出事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民族想象中的不安全感大多来自于“食”和“色”的争夺。我们这个民族想象中所有的危险都来自于“食”和“色”的竞争对手。我们看一看就能发现，《西游记》对饥饿的，对“食”和“色”的饥饿程度的关注超过了对所有事的关注，一切的危险都来自于这种饥饿感。而且，敌我双方都有饥饿感。假想敌的那一方也高明不到哪儿去，他的想法也就是吃唐僧肉，实在不行把猪八戒的肉怎么样地去腌一腌也能凑和着吃两天。这样我们就发现，这种饥饿感已经成为所有人的表现，中国人精神生活极度的贫乏化到了什么地步，由此不难看出。当然西方文学里的那个高康大也喜欢吃，但是那是为了反抗宗教，但是中国的吃却实在毫无意义。就是为吃而吃。这恰恰说明，中国人在追求信仰的过程中，都是最没有信仰的，在追求精神的过程中，都是最没有精神的，中国人最关心的仅仅是“胃”，而不是“心灵”。《西游记》暴露了我们这个民族宗教心态的功利化，信仰心态的功利化。

工作的“斗战胜佛”和居家的“净坛使者”

“色”的问题也如此，在《西游记》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连嫦娥这样守寡的妇女都不肯放过，都敢去求追求。嫦娥已经被爱情所伤，是中国历史上最最最著名的性冷淡的美女，但是猪八戒还是试图去唤醒她。这个猪八戒确实是色胆包天啊。而且，既然追求不到女儿，那就转而去追求女儿的母亲，“娘啊，既是他们不肯招我啊，你招了我罢。”（第23回）这足以看出他的兴趣所在。只要有吃的就行，只要是女的就“性”。不过，当我们看到猪八戒的这种追求的时候，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对他会心一笑。因为没有人敢说自己身上没有猪八戒的影子。猪八戒的可爱就在于他借着他的丑陋说出了中国人想说而不敢说，或者说每天都在做，但是嘴上从来不说的那些东西，这就使得每一个中国人都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这正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觉得猪八戒这个人很可爱的原因。而且，和对于“食”的追求一样，猪八戒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仍旧不是一个有信仰者的所作所为，他仍旧不是一个 “信者”，而是——一个“行者”。而且，哪怕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他也会“好死不如赖活”的快乐生存。我们看看他对于自己的容貌的自嘲：“老官儿，你若以相貌取人，干净差了。我们丑自丑，却都有用。”（第20回）“列位，莫要议论，我们是这般。乍看果有些丑，只是看下些时来，却也耐看。”（第29回）“你这老公公，不高兴，有些儿好褒贬人，你是怎的看我哩？丑便丑，耐看，再停一时就俊了。”（第74回）“你这黑子不知趣！丑自丑，还有些风味。自古道：‘皮肉粗糙，骨格坚强，各有一得可取。’”（第93回）这正是一个毫无信仰的苟且偷生者的生活幽默与人生智慧。现在有很多人都认为猪八戒远比孙悟空更可爱，其实，这只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了孙悟空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里的孙悟空谁又敢说就不是一个猪八戒呢？！或许，我们每个中国人在工作状态下都是“斗战胜佛”，而在生活状态，又都是“净坛使者”？！呵呵，我不能再说了，一把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这点秘密说破，我怎么也像猪八戒一样 ，“不知怎么，肠胃一时就弱了”呢？！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三 “天路历程”

面对“无缘无故的苦难”，走向“无缘无故的爱”

第三个问题我想讲的稍微远一点儿。因为实际上通过作品我要给大家讲的是美学，我是想通过讲作品来让你们学会一种美学的眼光。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与西方的“天路历程”去作个比较。西方的那些在天路历程中的跋山涉水者，他们为什么就仍旧是“信者”而从来就不是“行者”？我觉得这是我们在看《西游记》的时候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意外地发现一些我们过去始终被忽略的东西。

但是我还是首先要强调一句：我们在《西游记》中看到的不足与在《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看到的不足其实并不一样。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我们看到的不足是中国的美学思维里的那些腐烂的东西，而且是中国文化已经成了一池臭水以后漫延出来的气息臭气熏天的结果。而《西游记》与这种臭气熏天的美学距离得要更远一些。闻一多有一首诗，五四时代写的，叫《死水》。他用“死水”来形容中国文化，我认为这是再合适也没有了。但是，《西游记》并不在“死水”之中，包括我后面讲的《金瓶梅》也不在“死水”之中，《红楼梦》更不在“死水”之中。它们都代表着希望超越“死水”的美学努力。因此，当我批评《西游记》的时候，和批评《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角度是不同的。批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我更多的是愤怒！批评《西游记》，我更多的则是感叹；

感叹什么呢？当然有很多很多，但是，其中最多的感叹只有一个，那就是：《西游记》为什么没有能够走得更远？孙悟空的一个跟头不是可以十万八千里嘛？可是为什么却还是没有西方走得更远？

西方以“天路历程”为精神线索的名著我们都并不陌生。例如，班扬的《天路历程》，它被誉为西方的“第二部圣经”；还有但丁的《神曲》，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歌德的《浮士德》。其中的内容虽然不是师徒几人取经，但是它讲的却也是西方人在面对“天路历程”之时的人生想象。只是，与《西游记》全然不同，他们进行的都是信仰之途、苦难之途。与其说他们是“行者”，不如说他们是“信者”。他们是因为信仰而跋山涉水，而孙悟空是因为跋山涉水而信仰。相比之下，中国的唐僧师徒四人都没有走在爱和信仰的天路上。他们所跋山涉水所走的都不是“天路历程”，而只是“心路历程”。

例如，在西方的几部名著中面对的是“无缘无故的苦难”。而唐僧所带领的取经队伍所面对的是“有缘有故的苦难”，也就是说，都是因为坏人在作怪。“缘”和“故”是什么呢？是坏人；“缘”和“故”是什么呢？是妖魔鬼怪。而西方所说的“苦难”则是无缘无故的。其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罪犯存在。谁是作孽者？谁是刁难者？在西方的作品里，你是看不到的。这种绝对的坏人和好人的区分在西方是没有的。而且，也因为所面对的苦难都是“无缘无故”的，所以，西方也就只有求助于一个办法去解决，那就是“无缘无故的爱”。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苦难的“缘”和“故”，因此你也就束手无策。那么，究竟怎么办呢？就只有走向信仰和爱，面对“无缘无故的苦难”，就只能走向“无缘无故的爱”。对于西方来说，是人类“无缘无故的苦难”创造了人类的上帝，创造了人类的爱，正是因为现实生存的困境和苦难的没有尽头，因为命运的无常和自然的神秘，才逼迫着人类去追求终极的归属。终极的归属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无缘无故的信仰”和“无缘无故的爱”。西方的基督教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西方的信仰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西方的爱也是这样被逼出来的，所以，西方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并没有像孙悟空这样提着金箍棒用“法”或者“力”去解决，而是转过身去直接面对光明、面对爱。在知道了苦难是无缘无故的而且是不可穷尽的之后，西方人就不约而同地集体地转过身去，直接面对光明、面对光明。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区别恰恰就是《西游记》和西方名著的区别，西方的名著是绝对的苦难，但是在《西游记》里却变成了相对的苦难。西方名著是无缘无故的苦难，而在《西游记》里却变成了有缘有故的苦难，西方名著是无缘无故的爱，而在《西游记》里却只有仇恨。

《堂吉诃德》：为“信仰”而跋山涉水

我们首先来看《堂吉诃德》，堂吉诃德和孙悟空的区别，就是“虎气”和“猴气”之间的区别。尽管他们都是路途中的跋涉者，但是前者走在天路历程上，而后者只走在心路历程上。堂吉诃德背后是信仰的仰之弥高，也就是说，在堂吉诃德背后是有信仰的，他是为信仰而“行”，为信仰而跋山涉水。而中国的孙悟空是什么呢？是因为他发现：原来人生就是虚无，虚无就是自我，既然到处都是虚无，那么干脆就为所欲为算了。这和西方的堂吉诃德所发现的恰恰是不一样的。堂吉诃德恰恰是发现了这个世界的虚无，但是他仍旧坚持理想；而孙悟空则是游戏于虚无。或者说得好一点儿，是与黑势力搏斗。堂吉诃德最令我们尊敬的地方是站在理想的高度，以一个理想的姿态昭示人类：人类最美好的行为、最美好的形象应该是什么。当然，堂吉诃德的所作所为在很多人看来都是很傻很可笑的。但是，实际这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很傻很可笑。所以，我们才会笑这样一个在世界上唯一有信仰、有理想的“信者”。他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出土文物，面对一场必然失败的战斗，他的伟大就在于敢于用爱去毅然面对。《西游记》恰恰相反，《西游记》是没有灵魂也没有理想的，也根本就不存在理想的追求，它只是在投机。堂吉诃德是为了理想而杀尽不平，也就是说，他是为了理想去匡复社会正义，但是孙悟空不是。孙悟空是为了某一个具体的工作目标而杀尽不平。而且，他们之间努力的方向也是完全不同的。堂吉诃德要跟你讨论的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而孙悟空跟你讨论的是成功的最大化效益如何实现，他们之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堂吉诃德的失败实际上是成功，而孙悟空的成功实际上是失败。你别看堂吉诃德失败了，我们大家都笑话他，而且他好像也没有能够拯救社会，但事实上我们在笑堂吉诃德的过程中偏偏发现了我们自己的可笑，发现了理想、爱和信仰的不可笑；但是我们在孙悟空身上却看到了他的投机，在取经结束以后，孙悟空是成功了，但是在几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会怎么评价他呢？我们只能说——他失败了。

所以，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堂吉诃德都不会死去，死去的恰恰是我们那种可笑的心态。可惜的是，中国并非堂吉诃德的中国。中国到现在也仍旧是孙悟空的中国。《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这个人很了不起。海涅有一次做过一个排名榜，他说，戏剧的世界第一是谁呢？当然是莎士比亚，诗歌的世界第一是谁呢？歌德。还有，小说的世界第一是谁呢？他认为，是塞万提斯。当然，对于这个评价我们可以有不同意见，但是，无论如何，塞万提斯在西方都确实是一位很著名的小说家。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是同一年去世的。而且，我们只要仔细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他生活的年代大致和我们的《西游记》是相当的。当然，他也很希望自己的作品进入中国。他的《堂吉诃德》出版以后，几年之内在西方世界就非常的流行，很有意思的是，他在写《堂吉诃德》第二部的《献辞——敬上雷莫斯伯爵》的时候，讲到自己不得不写第二部的原因时说：“四方各地都催着我把堂吉诃德送去，不过，最急着等堂吉诃德去的是中国的大皇帝。他一月前特派专人送来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竟可说是恳求我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语文学院，打算用堂吉诃德的故事做课本；还说要请我去做院长。”这无疑是塞万提斯的一个美好的想象或者说是他开的一个很善意的玩笑。实际上，中国并不需要堂吉诃德。因为中国并不需要堂吉诃德这样的为理想而“当局者迷”的傻瓜。中国需要的是自己的行者——孙悟空。

《浮士德》：以“爱”的名义去奋斗

浮士德和孙悟空比较也颇具启迪。在浮士德身上，可以发现我们特别崇拜、特别敬仰的那种“虎气”。《浮士德》被西方称之为“近代西方的圣经”。影响西方最大的书，除了《圣经》以外，就是《浮士德》。《圣经》是在古代社会的背景下告诉西方人怎么去追求，怎样去生活，但是到了近代社会以后，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一个近代的西方人应该怎么做、怎么生活呢？换一句话说，西方人在进入现代社会的门口时，西方人要带着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去生活？歌德的伟大就在于：他最形象也最深刻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歌德和康德异曲同工，都是西方近代社会的集大成者。康德把宗教的天命——也就是宗教的信仰概念、爱的概念变成了最为深刻的哲学命题——“自由”。歌德的《浮士德》则是把宗教的天命——也就是宗教的信仰概念、爱的概念变成了最为形象的人物形象——浮士德。在现代社会，一个有信仰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什么样的人才是有信仰的人呢？中国人在接受了“西天”也就是印度的佛教思想以后，也迫切需要回答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已经知道理想的人应该是什么，例如，是庄子式的，是陶渊明式的，是苏轼式的，是王维式的，但是我们在接受了西天的佛教思想以后，中国人还要问：除此以外，还能是什么呢？或者说在接受了新的印度的佛教思想的刺激以后，我们的新的更理想的人生模式会是什么呢？《西游记》说，就是孙悟空。西方也是一样。当西方人追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浮士德》说，就是浮士德。西方的近代文化，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浮士德精神”，道理就在这里。

为了《浮士德》，歌德写了一生。我有时候就想，上帝也真是公平，如果歌德这个人在第一次恋爱的时候就跟少年维特一起死去，那人类历史甚至要不要改写呢？西方人会不会在黑暗的文化环境里再徘徊很多年？真的不敢说。令人欣慰的是，歌德让少年维特替他自杀了，而他自己并没有自杀。结果，在六十年以后他写出了《浮士德》的第二部。在写完《浮士德》以后歌德说“今后，我生命的一切都可以说是恩赐之物了。”其实，我们更应该说，《浮士德》是歌德给我们的恩赐之物。

《浮士德》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凡人不断努力，我们才能济度。那是浮士德临死的时候上帝派仙女来接他时仙女们所唱的歌。人生是无缘无故的，面对无缘无故的考验，你只有一个办法去面对，那就是不断地跟各种各样的、无缘无故的命运去拼搏，去努力，最终，你只要努力了，上帝就会搭救你，其中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每次去作报告，很多大学生疑问最多的，就是人类社会的宽恕。面对灭门之恨，如果有一个人他不去复仇，我们会怎么说他呢？我们会说：啊，你这个人忘恩负义，辱没祖先。然后我们就会用中国人式的思维方式来给它论证，说：你不复仇，就吃亏了。但是对有信仰、有爱心的人来说，他就不这样看。他认为，我没有复仇，在我这个事情上我确实是失败了，但是在人类的天路历程的跋涉上，我成功了。因为人类从此看到了一个新的去面对复仇的拯救方式。所以，人类如果从我开始，转身走向一条新的精神拯救的道路，人类不是因此而成功了吗？所以，我是因“小”而得“大”的。因为我给人类提供了一个人类的最美好的形象，我让更多的人看到：人类的爱是战——无——不——胜的！而这也正是歌德的贡献。浮士德精神，说穿了就是当西方那个宗教的殿堂坍塌以后，当西方人进入科学世界以后，歌德所给予西方人的一个告诫：怎么做才符合真正的爱的要求呢？只有一个做法，就是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人间苦难，你都永远只能用爱的名义去面对。爱要求你怎么做，上帝要求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样，你最终就会得救。苦难是无缘无尽的，但是，你只要永远以爱的名义去面对苦难，最终你就会得救。这就是浮士德告诉西方人的最简单但是也最重要的思想。我认为，西方人就是在《浮士德》的这句话里得救的。因为当西方的宗教出现问题以后，人类应该怎么样去跋山涉水呢？像孙悟空一样的大打出手吗？像孙悟空一样的到处投机吗？像孙悟空一样以当“斗战胜佛”而沾沾自喜吗？西方人没有这样做。西方人是怎么做的？他们说，即使没有上帝，我还是要以爱的名义来面对这个世界。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只要永远以爱的名义来面对无缘无尽的苦难，最终就会被上帝救助，“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它。管它叫幸福！叫心！叫爱！叫上帝！” 我始终认为。浮士德精神对西方来说是一种非常伟大的发现。但是很遗憾，中国的很多老师却把浮士德精神理解为不断地奋斗，理解为只要奋斗就能得救。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只要奋斗就能得救？那不成了孙悟空了吗？西方人说的“努力”不是指“为奋斗而奋斗”，而是指“以爱的名义去奋斗”。始终坚定不移地以爱的名义去面对生活、面对世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得救。

在《浮士德》里一开始就讲了，人只是“世界的小神”。什么叫“世界的小神”？就是根本就不是神，而只是一个充满了猴性的存在。“就像一只长腿蚂蚱又飞又跳” 。这就是歌德所看到的人类的真实形象。但是他说，那么人的价值在哪儿呢？你肯定会不断地犯错误。但是你的价值恰恰在于你能够以爱的名义去不断地勇于面对错误，勇于改正错误，最终成为“神的肖像”。这就是人的伟大。所以他说，只有经过地狱，人类才能走向天堂。我们一定要注意，在《浮士德》里最重要的东西是它在人的有限性当中要激发的是人类的无限的向善的努力。这句话我们中国人永远不懂。我上一次我给大家讲孙悟空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了，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孙悟空永远是一个有限和无限的回还往复，他不会想到有限和无限不是一回事。而西方文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在生命的过程当中不能自认为自己是圣人，不能自认为自己能够自救，人所能够做的只是以爱的名义去面对自己的有限，只有这样最终自己才会进入无限。所以，这样的一种在有限中不断失败，但是在不断地失败中让人类意识到他只有转过身来，无限向善才能够最终得救的思路，就是浮士德提供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思路。我们把它叫做——承认了人的有限，是为了转而承认了信仰的无限、爱的无限。这就是我们所永远没有的“转身的忧叹”。西方人的思想，我认为就是这几个字。转身的忧叹。

浮士德的经历你们一定都很熟悉，他一开始游历了西方的四大传统学科：哲学、法学、医学和神学。最后他发现，“我不像诸神”，那么，怎么办呢？浮士德发现，“现在是用行动来证明的时候了，证明人的尊严不会屈服于神的崇高” ，意思也就是说，现在不是一个庙堂的时代了，我必须要有所行动。但是在行动中怎么样体现爱呢？怎么样体现自己是一个有爱的人呢？他最后的发现是，只要你不断地以爱的名义去面对世界，就会被上帝搭救。刚才我说堂吉诃德是为了理想而杀尽不平，而浮士德却是为了寻找理想而不断追求。这个时候的浮士德，就是一个行动着的约伯。坚信爱无往而不胜的行动着的约伯。爱是无往而不胜的。个人可以消失，但是爱是不会消失的。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最最伟大的力量就是爱。所以，只要跟爱站在一起，你就无往而不胜了。这是西方人在歌德之前就已经获知的伟大发现。但是到了歌德的时代，“约伯”必须站立起来，“约伯”过去是一个坐在大地上，仰首向苍天祷告的形象。但是到了近代社会每一个人都开始行动了。西方进入了一个行动的世界，而不再是一个思想的世界。在行动的世界里，约伯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去不断的主动努力，而不是被动的信仰。这就是浮士德和约伯之间，浮士德和哈姆雷特，浮士德和但丁之间最简单的区别，这就是：他要行动。但是，他的行动仍旧绝不是投机，不是孙悟空一样猴气冲天的行动，在行动过程中，浮士德热仍旧充满了虎气，充满了爱心。凡人不断去爱，我们才能济度，我觉得，这就是对浮士德精神的最好诠释。

《行走的人》：“我前去，我前去，我并不知道要到哪里，但是我前去。”

最后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罗丹的雕塑作品：《行走的人》。罗丹是一个对西方文化很有感悟的人，我们可以从罗丹身上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行走的人》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人没有头和双臂，只有躯干和双腿。所以，他说它是《行走的人》。行走的人，我认为这是一个世界主题，也是一个世界困惑。孙悟空不也是一个“行走的人”吗？堂吉诃德不也是一个“行走的人”吗？浮士德不也是一个“行走的人”吗？所以，罗丹就很敏捷地捕捉到了这个世界最新的思想动向。他用行走的人来概括。大师就是大师。他把你心中所有但是口中所无、笔下所无都一下子就给你概括出来了。熊秉明评价说：

人超越自然力而岸然前行，任何自然的阻力都抵挡不住主体精神力量的显现。

尝一切苦，享一切乐，看一切相，听一切音，爱一切爱，集一切烦恼……而同时并无恐怖，亦无障碍┄┄直走到末日，他自己的，或者世界的。

《行走的人》迈着大步，毫不犹豫，勇往直前，好像有一个确定的目的，人果真有一个目的吗？怕并没有，不息地向前去即是目的，全人类有一个目的吗？也许并没有，但全人类亟亟地向前去，就是人类存在的意义。雨果说：“我前去，我前去，我并不知道要到哪里，但是我前去。”

这样的“行走的人”的形象，就是一个有爱、有信仰者的形象。熊秉明说：“神不在他之上召唤他、支持他，相反，神在他之中存活。” 看到他，我们就会想起堂吉诃德，也会想起浮士德，但是，我们却绝对不会想起孙悟空。

“大自在者”：“从来处来，往去处去。”

那么，为什么我们《西游记》与西方的《堂吉诃德》、《浮士德》会如此的不同？为什么中国的孙悟空与西方的堂吉诃德、浮士德会有如此的不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涉及一些更为广泛的话题。

环顾世界，不难发现，这个世界主要存在着三种文化：一种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所强调的是原罪与救赎。也就是说，它强调的是“无缘无故的苦难”和“无缘无故的爱”。而“无缘无故的苦难”和“无缘无故的爱”之间依靠什么来衔接呢？“救赎”。也就是说，它认为人要不断地受罪，人要不断地去面对无缘无故的苦难，但是你要怎么样才能得救呢？你要永远以爱的名义去努力。因此，我们说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而《西游记》写的是向印度取经。那么印度佛教的关键又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苦难与解脱。它同样是面对“无缘无故的苦难”和“无缘无故的爱”。释迦牟尼本来是净饭王的儿子，一天早上，他出去散步，在四个城门同时看到了人类的四大悲剧：生、老、病、死。他突然意识到，其实人类的苦难来自于人类的根本困惑，而不是来自于吃不饱、穿不暖，不是来自于现实的苦难。这个时候，他就发现了苦难的无缘和无故。那么怎么办呢？只能“以无缘无故的爱”去对应，但是印度文化又与西方文化有所不同。其中的关键是：解脱，也就是说，他不要求你在现实生活里不断努力，然后上帝就来搭救，他要求你永远不努力，然后佛就来搭救。所以，印度文化的形象是在菩提树下，天天坐着沉思，然后又如何、如何。这种文化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苦感文化”。因为对于他来说，人生真的就是苦。人一生下来就要受生、老、病、死的煎熬，那还不苦吗？

中国文化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是自在与逍遥。中国并没有发现原罪与苦难，也没有发现救赎，更没有发现解脱，中国人所发现的，只是自在与逍遥。中国人发现了生命的有限，这是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共同之处，但是他认为这个有限是可以通过把它转化为现实的成功来解决的。比如说：人是必然要死的。这是西方人和印度人所说的“无缘无故”，那么你要怎样才能得救呢？中国人的办法是把它转化为“有缘有故”的现实的“困难”，诸如“怀才不遇”、“吃不饱，穿不暖”之类，而它的解决，则是“江山美女”、“荣华富贵”，这就是所谓“立德、立功、立言”。这样一来，中国人事实上也就逃避了人类最根本的困惑，逃避了自由，处于一种其乐陶陶的状态，所以，中国文化也被看做一种乐感文化。

当然，中国文化也未尝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缺点。中国人也意识到了自己不讨论死而只讨论生，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换一句话说，中国人从来不讨论“无缘无故的苦难”，他只讨论“有缘有故的苦难”。于是，中国的思想家发现了佛教的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佛教面对的正是那个“无缘无故的苦难”，而这个苦难其实是每一个人心里都有的。中国思想家说，佛教是“以生死怖人”。佛教宣传说；你肯定是要死的，所以，你要多积善事。因为要是不积善事，你死了以后，你的灵魂就找不到家了。必须承认，佛教的这一套是非常厉害的。中国的儒家、道家都讲不过它。于是，就必须向印度学习。新的思想资源，印度佛教，就是这样出现在中国人的面前。对此，在《西游记》里也有所反应：

如来方开怜悯之口，大发慈悲之心，对三藏言曰：“你那东土乃南赡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广人稠，多贪多杀，多淫多诳，多欺多诈；不遵佛教，不向善缘，不理三光，不重五谷；不忠不孝，不义不仁，瞒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杀牲，造下无边之孽；罪盈恶满，致有地狱之灾。所以永堕幽冥，受那许多碓捣磨舂之苦；变化畜类，有那许多披毛顶角之形，将身还债，将肉饲人。其永堕阿鼻不得超升者，皆此之故也。虽有孔氏在彼，立下仁义礼智之教，帝王相继，治有徒流绞斩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纵无忌之辈何耶！（第98回）

菩萨道：“你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升，只可浑俗和光而已。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修无量寿身，能作无来无去。”（第12回）

遗憾的是，由于中国文化中存在着的强大的排斥力量，最终这场千余年的大型学习却无疾而终。为此，中国文化所面对的仍旧只是“心性之家”，而不是“神性之国”。我们看到，作为《西游记》思想背景的因为受到佛教影响而出现的新儒家、新道学、新禅宗，他们当然各有不同，但是其核心奥秘却都是远离信仰与爱。就以《西游记》涉及最多的新禅宗为例，在1927年的一次讲演中，鲁迅就曾经赞扬了印度佛教中的小乘佛教，批评了印度佛教的大乘佛教。本来，中国最应该学习的就是小乘佛教，但是中国事实上最终所学习的却主要是大乘佛教。说白了，就是因为大乘佛教最适合中国人的逍遥心态。由此，新禅宗成为一种没有信仰的宗教。严格来说，这已经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心理调节技术。事实上，这样的宗教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和信仰世界的“可口可乐”。它丧失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宗教精神，只是一场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游戏。就是这样，中国文化又一次错过了建立超验世界的机会。

还回到《西游记》，在我看来，它就是其核心奥秘都是远离信仰与爱的因为受到佛教影响而出现的新儒家、新道学、新禅宗的形象文本。后来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主题歌中有惊天一问：“敢问路在何方？”就正是《西游记》原著所要提出的问题。而 “路在脚下”，则是它的回答。我已经分析过，这并非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可是，对于一个始终拒绝信仰与爱的文化来说，你又能指望它做出什么回答？记得一生坎坷的苏东坡在爬山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树木掩映的山巅小亭，于是，他突然悟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顿时，他感到自己有如脱钩之鱼。于是，庄子的“大鹏”化身为苏轼的“孤鸿”，它“偶然留指爪”、它“那复计东西”、它“拣尽寒枝不肯栖”。你们在参观敦煌、云岗、龙门石窟时候是否注意到过那个飞天的形象？这也是中国人以“逍遥”来取代印度的“解脱”的美学象征，从此，就是石窟艺术的美学亮点从来自印度的佛像向有“中国特色”的飞天的转移。而禅宗在被问及“何处来，何处去”的问题时。其公认最最聪明的回答竟然是：“从来处来，往去处去。”显然，对于来自“西天”的思想，中国人总是要不遗余力地加以富于“中国特色”的改造，总是要不遗余力地使其仍旧回到自己的思想轨道。在《西游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子，那就是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称为《多心经》。在第19回、第32回、第43回、第93回你都可以看到，可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面的“般若”是智慧、“波罗”是彼岸、“蜜多”是到达，把“蜜多”拆开，组成了怪诞的《多心经》，这只能说明中国人的学习态度是何等的不认真啊。确实，这样一种文化，你可以指望它回答那个千年一律的老问题“怎么活着”，但是却绝对不可能指望它回答那个令人困惑不解的新问题“为什么活着”，除了抵制神性思维，除了把一个受苦的佛教改造为一个享受的禅宗，除了以个体逍遥取代“救赎之心”，它也确实做不了别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