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在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是一次为南京的中学语文教师所做的讲座。我一开始就说到；对于语文老师，我“有一种特殊的亲切之感”。因为，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语文老师，似乎是命中注定，也似乎是冥冥中的庇护，竟然是一直都在伴随着我——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我的班主任都是语文老师。而且，其中有几位，自身也就是散文作家或诗人。当然，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一直认定，语文教学，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实在是至关重要的，也实在是不可取代的。进而，由此我更认定，语文教学，在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都实在是至关重要的，也实在是不可取代的。因为，它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关于尊严、关于自由、关于审美的一课。后来，这次讲座被收录在我的《我爱故我在——生命美学的视界》一书（江西人民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题名为：《文学的理由——我爱故我在》。
可是，也存在着小小的遗憾。也许是因为语文教学一直都是我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支持，还因为我自己也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再加上毕业以后又长期在中文系任教，因此在我的女儿的学习中，对于语文教学的重视，对于我而言，无疑就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在我踌躇满志地展开对女儿的辅导计划的第一天，就遭遇到了莫名的苦恼。因为我女儿的语文学习都是以标准答案和是非选择的考试为目标的。我很快就发现，自己的专业不但毫无用武之地，而且还很可能会对她的学习造成不必要的干扰。最终，我只有悻悻而退。
心有不甘的我从此开始留心当今的语文教学。于是，我痛心地发现：现在的语文教学早已不同于以往。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想发一浩叹：我们的语文教学已经没有了灵魂。
可是，文学没有了灵魂？这怎么能够想象？没有了灵魂的文学还是文学吗？
应该仍旧是在十几年前的那次讲座上，我曾经冒昧地提出，关于文学“何谓”与文学“何为”，当然众说纷纭，但我们不妨为之做一个减法，把它的“何谓”与“何为”都减到无可再减的地步。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发现文学之为文学的最根本的所在，或者，我们才能够发现文学之为文学的最后的尊严。
无疑，一旦我们这样去做，效法老子那样的“损之又损”，应该立即就会发现：文学，应该是人类灵魂的歌唱。或者说，应该是人类“灵魂的香味”（罗曼·罗兰）。文学之为文学，一定是立足于人类的灵魂，也一定是从人类灵魂出发的。正是因此，龙应台才会意味深长地告诫：文学，就是“使看不见的被看见”，什么是“看不见的”呢？当然是“灵魂”，怎样才能够“被看见”呢？当然是通过文学。这就正如大卫·埃尔金斯的由衷感言：“当我们被一首曲子打动，被一首诗感动，被一幅画吸引，或被一场礼仪或一种象征符号所感动时，我们也就与灵魂不期而遇了。”因此，正是文学，犹如“心灵的体操”，“矫正我们的精神、我们的良心、我们的情感和信念”，也犹如“一面镜子，你在这面镜子面前能看见你自己。同时，也能知道如何对待自己”（苏霍姆林斯基）。因此，才使得人类得以有效地从动物的生命中剥离而出，并且通过重返自由存在的方式，“把肉体的人按到地上”（席勒），“来建立自己人类的尊严”（康德）。这就犹如美学家对于著名的《葬礼进行曲》的评价：在乐曲里，“全世界都抬着棺材”送行，“全人类的灵魂”都被抬着，径直送上天堂。“‘也犹如格里高利·斯科沃洛杰所引的一句古老的乌克兰谚语的告诫：“手中拿着小提琴，人就不可能做坏事’”。
当然，这就是文学。也因此，我一直感动于英国作家西雪尔·罗伯斯的一次感动。那一次，他看到了一个小女孩留在墓碑上的一句话：“全世界的黑暗也不能使一只小蜡烛失去光辉。”我猜想，西雪尔·罗伯斯一定是想大发感慨，因为，他一定是联想到了他所钟爱的文学。他一定是想说：文学，就正是这样的永远不会“失去光辉”的“一只小蜡烛”！同样，我也一直感动于乌克兰作家爱伦堡的一次感动。当他面对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时候，他说：“假如没有这本书，我真难以想象，伟大的世界文学或我自己渺小的生命是怎样的。”这一次毋需猜想了，在爱伦堡心目中，《红与黑》一定就是文学的象征，而且，文学也一定是再重要不过了，否则，它又何以竟然能够拯救“自己渺小的生命”？
由此，就要说到语文教育。顺理成章，既然文学是灵魂的歌唱，我们的语文教育自然也不能是别的什么，而只能是“教我灵魂歌唱”。“教我灵魂歌唱‘，是英国著名诗人叶芝的诗句，他把作家称之为“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同样是英国著名诗人的奥登，则在《悼念叶芝》一诗中阐释说：“在他岁月的监狱里\教自由人如何赞颂。”显然，“教自由人如何赞颂”，就是“教我灵魂歌唱”。而且，只要我们知道奥登本人甚至专门把这一句话刻在了自己的墓碑上，也就不难领悟这句话的意义和价值了。
遗憾的是，这一切，在我们的语文教育中，却恰恰是最为薄弱的环节。我经常感叹：在中国，传统的教育是“课堂”与“中堂”、“祠堂”的统一（犹如西方是“课堂”与“教堂”的统一），也就是“知识学习”与“人文教育”的统一，而在当今“中堂”、与“祠堂”都已经退出了教育舞台的情况下，我们的语文教育，就亟待肩负起“课堂”与“中堂”、“祠堂”的使命，也就是亟待肩负起“知识学习”（“课堂”）与“人文教育”（“中堂”与“祠堂”）的使命。然而，现在的实际状况却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存在着明显的失职。由此（当然，其他各科的教育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类似问题，因此，应该说不仅止于“此”）导致的后果则恰恰与人们有目共睹的现象直接相关：有知识却没有是非判断力、有技术却没有良知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已经出现。他们有知识却没有是非判断力；有技术却没有良知，都患有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云上的日子》中的一个细节：几位抬尸工将尸体抬到一个山腰上之后，却莫名其妙地停下不走了。于是，雇主过来催促。工人们的回答是：“走得太快了，灵魂是要跟不上的。”那么，我们的语文教育是否也“走得太快了”？是否也亟待去反省“灵魂是要跟不上的”的问题？
同时引起我的联想的，还有爱因斯坦当年对于人类的教育现状的忧思：我们的教育是培养“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还是培养“一个和谐发展的人”？我们是否亟待变培养“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的教育模式而为培养“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的教育模式，以及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提倡的与“与灾难赛跑的教育”模式？留什么样的世界给后代，关键取决于留什么样的后代给世界。很显然，对于教育目标和模式的反省，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的默契。那么，与全人类的对于教育现状的反省同步，我们的语文教育是否也亟待去认真反省这一问题？毕竟，我们的语文教育要培养的不应该是“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应该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令人欣慰的是，芳芳老师的大作《语文审美教育12讲》，正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及时回应。在嘱我写序的时候，芳芳老师曾经告诉我：这是她应邀在核心期刊、全国中语会会刊《语文教学通讯》撰写了为期一年的“审美教育”专栏的结集。而我在认真阅读之后，也发现：这确实是一本呼吁语文回到语文、“教我灵魂歌唱”的佳作。
有感于语文教育的现状，芳芳老师指出：审美教育本应是语文教学的核心价值，但是现在语文却被我们仅仅当成了工具，由此，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语文本身的价值，还有教育本身的价值，更为可悲而且可怕的是，我们最终失去的还有“人”，还有“美”。也因此，芳芳老师毅然宣称：“我们要经由情感走向灵魂，要从‘以丝播诗’走向‘巴洛克’，也就是说，从情感的熏陶走向灵魂的洗礼。”于是，围绕着“语文审美教育”，她把自己多年来从事语文教学实践的所愿、所感、所思、所为加以概括、总结，从审美教育综述、解读审美意象、丰富审美体验、激活审美情感、文学语言鉴赏、培养审美思维、完善审美个性、提升创美能力、文学经典审美、日常生活审美、社会生活审美、审美影视艺术审美等十二个方面，犹如“庖丁解牛”，纵横捭阖，条分缕析，古今中外，娓娓而谈，不仅见解独到，而且观念新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字里行间浸透着实践性、学术性、启迪性和前瞻性，其中，对于具体文本的剖析更是尤为功力深厚，既熟稔于心又博学多识，具有极强的穿透力……一遍读完，我不禁拍案而叹：这实在是一份来自三尺讲台的原汁原味的审美教育报告，珍贵、真实、真诚。不难想象，她和她的学生在语文课堂上，分享的是何等丰盛的美的饕餮大餐。
更为重要的是，在我看来，这还是一本认真研究语文如何回到语文以及如何“教我灵魂歌唱”的佳作。怀特海指出：“艺术提高人类的感觉。它使人有一种超自然的兴奋感觉。夕阳是壮丽的，但它无助于人类的发展因而只属于自然的一种流动。上百万次的夕阳不会将人类推向文明，将那些等待人类去获取的完善激发起来，使之进入意识，这一任务须由艺术来完成。”但是，应该怎样去完成？无可讳言，这仍旧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令人欣慰的是，芳芳老师以自己丰富多彩的语文教学实践以及认真深入的研究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显然，芳芳老师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教学型教师”，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科研型教师”、“学者型教师”，她有勇气直面如此艰深的问题，且有智慧地予以驾轻就熟的解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芳芳老师的“语文审美教育”研究与她所提倡的“生命语文”的渊源。
而今想来，我跟芳芳老师的结识，应该是在八年以前。当时，我还在澳门科技大学兼职，负责人文艺术学院的管理工作。而芳芳老师所首倡的“生命语文”研究也正好进入了探索与发展的“瓶颈期”，就在这个时候，她十分惊喜地看到了我的专著，并且借此了解到了我的“生命美学”。“生命美学”，从此推动了她的深入思考和创新实践。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随后，芳芳老师曾经邀请我为她的专著《生命语文》写封底推荐，作为鼓励，我也欣然写下了这几句话：“熊芳芳老师提倡的生命语文与我提倡的生命美学十分一致，我仔细看了她近年来的语文教学探索，非常欣赏。生命进入语文，灵魂进入语文，同时，语文也进入生命，语文也进入灵魂，熊芳芳的‘生命语文’让语文真正成为语文，令人振奋，更令人欣慰。”
十分可喜的是，时至今日，芳芳老师首倡的“生命语文”已经蔚为大观，不但已经陆续出版了七部专著，而且在语文界颇具影响。现在，“生命语文”又走向了审美教育的研究，可谓“生命语文”的突破，也堪称“生命语文”的深化和细化。诚然，“生命语文”要真正进入语文教育，必须借助审美教育。在“生命”与“语文”之间，唯一的捷径也恰恰应该是审美教育。奥登曾自陈心迹说，他的理想，就是借助于文学，“在生命之树上为凤凰找寻栖所”，“靠耕耘一片诗田／把诅咒变为葡萄园”（叶芝）。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终其一生念念不忘的也是要“培养起自己的花园”：“尘世的许多事情我们不能理解，但我们被馈赠了一种神秘的感受：活生生的与另一个世界的联系。上帝从另一个世界取来了种子种在尘世，培养起自己的花园，使我们得以与那个世界接触。我们的思想与情感之根不在这里，而是在那个世界中。”我猜想，这应该也是力主“生命语文”的芳芳老师的初心！她犹如人类的盗火者丹柯，举着自己燃烧的心，引导学生前行。“语文审美教育”就是她所精心培养的“自己的花园”，她的目标，无疑也正是要在“语文审美教育”的“生命之树上为凤凰找寻栖所”，并且，“靠耕耘一片诗田／把诅咒变为葡萄园”。
我们知道，人的成长与动物的生长不同。动物的生长旺盛期在于胚胎与童年，后期就呈递减趋势。因此我们不妨说，动物的生长基本是在“子宫内完成的”。人却截然不同，从零到十六岁，要经历两个生长高峰。第一个是在出生的最初一年，在这一年里，他的大脑总量可以达到类人猿的三倍，但随后就是二岁到九岁阶段的缓慢增长。第二个高峰，会在十岁到十六岁之间出现，而且速度是过去的两倍。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人的生长主要是在“子宫外完成的”，文化教育，尤其是审美教育，就堪称“子宫外的子宫”——“人类的子宫”。其中，最为关键的，恰在十岁到十六岁之间。而芳芳老师每天所要面对的，就正是十几岁的风华少年。无疑，我们因此更当对芳芳老师所首倡的“生命语文”以及孜孜以求的“语文审美教育”刮目相看，并且给予足够的重视了。
值得回忆的，还有“生命美学”与“生命语文”的特殊渊源。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在学术界，我始终都在提倡的，是“生命美学”。早在1985年，在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大学教师的时候，我以一篇《美学何处去》开局，揭起了“生命美学”的旗帜。而今，毋庸讳言，“生命美学”已经枝繁叶茂，初具规模，而且在学术界也已经有了众多的同行者，不过，令我们所有的“生命美学”的同行者都十分开心的是，在中学语文教育的领域，我们也有幸寻觅到了自己的同行者，这，当然就是芳芳老师。“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芳芳老师的出现，使得“生命美学”不仅有了理论的坚实支持，而且更有了践行的先锋部队。也因此，在近年来的国内关于“生命美学”的多次讨论中，芳芳老师的每次出场，都难免会给人以“惊艳”之感。也确实是令其他美学流派的学人艳羡不已。当然，芳芳老师也确实不负众望。例如，芳芳老师在《语文教学通讯》发表的题为《生命美学观照下的语文教育》的大作，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中语文教与学》2016年第8期全文转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中语文教与学》2017年第4期的年度总结之作《高中语文教学研究2016年度综述——基于〈复印报刊资料•高中语文教与学〉论文转载情况的分析》也以大量篇幅多次引述芳芳老师对于审美教育的观点。不过，作为颇具影响的“生命语文”的首倡者，芳芳老师又始终谦虚地把生命美学与“生命语文”联系在一起，努力倡导“生命美学关照下的语文教育”，在我看来，这实在是生命美学的光荣。作为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流派，生命美学是迫切需要走向审美实践，也是迫切需要来自审美实践的印证的。也因此，其实反而是我们所有的生命美学的同行者都应该对芳芳老师首倡的“生命语文”道一声“感谢”。因为，正是芳芳老师的来自审美教育实践一线的“生命语文”，使得“生命美学”不仅“顶天”而且“立地”，生命美学之树也因此而常青。
最后，在行文即将结束的时候，循旧例或者惯例，本来是想再讲几句勉励的话作结的。可是，一向自恃“快言快语”的我却突然“语塞”。因为此时的我，又虑及在前面提到的辅导我女儿语文学习之时的踌躇……未来的芳芳老师会是一路鲜花、一路掌声吗？也许是，也许不是。在从事美学研究的数十年中，我自己就每每被人们问及：美学是干什么的？美有什么用？在语文审美教育的道路上，芳芳老师会不会是踽踽独行？也许，等待在远方的竟然有可能是荆棘丛生？因为，而今毕竟像“教英语一样教语文”的逆流依旧波涛汹涌。何况，在循着“生命语文”的道路一路追索到了“语文审美教育”的渡口之后，芳芳老师就已经退路不再！
然而，在我看来，这也正是价值所在，也更是命运所在！因为，“灵魂的歌唱”是不可阻挡的。
芳芳老师，狭路相逢，唯一的选择，就是不懈前行！
正如村上春树在著名的演讲《永远站在鸡蛋一边》中所说：置身“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们都毫无胜算。墙实在是太高、太坚硬，也太过冷酷了”。可是，唯一的决择却只能是也必须是：“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地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
同样，中国的孔子也曾历经沧桑，四处流浪，十四年中都居无定所，然而，这又如何？与村上春树相同，孔子唯一的决择只能是也必须是：“是有国者之丑也！”“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永远站在鸡蛋一边”！“不容，然后见君子！”这是我经常默默告诫自己的，谨以此，与芳芳老师共勉！
2018年8月26日，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