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爱的哲学——新轴心时代的价值重构

——在浙江大学举办的一次学术雅集上的主题发言

主谈人：潘知常

学术背景：南京大学，美学，传播学，后实践美学

主要观点：我爱故我在——新轴心时代的价值重构

与谈人：苏振华

潘知常老师：上午的空气有点凝重。昨晚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似乎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十分轻松，是“不可承受之轻”，但是今天上午一开会，氛围陡然就改变了，好像整个世界都由我们掌控，俨然是“不可承受之重”了。陈昌凤教授关注的是在高技术时代我们还剩下什么可以属于人的东西，因为毕竟我们还得活着，作为人，毕竟我们还要思想。黄玉顺教授讲到的，也是对当代世界的应对，王杰教授同样提到了马克思的深刻思考——以改变社会关系的方法来改造社会。当然，氛围的改变和希望对于世界的掌控都不是偶然的，尽管角度不同、表达也各异，但是，事实上却是殊途同归，这就是都在试图直面这个世界，也试图给出自己的负责任的回答。

我自己也是这样。浙江大学的这个会议，去年我就有幸参加了，发言题目是《到信仰之路——“新轴心时代“的价值建构》。在发言中我想说的是：置身这个世界，我们所应有的回应是什么。至于答案，上次我也做出过回答。这就是：在当代世界，信仰不是万能的，但是，假如没有信仰，却又是万万不能的。而且，跟各位报告一下，今年我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55万字的新著——《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它可以看作我上次的发言《到信仰之路——“新轴心时代“的价值建构》的全本，也可以看作我上次的发言《到信仰之路——“新轴心时代“的价值建构》的补充。那么，在此基础上，今年的会议我还可以再讲些什么呢？无疑，顺理成章，仍然应当是我自己关于信仰建构这个大目标的有关思考，也仍然应当是我自己对于“新轴心时代”的价值建构的回应。也因此，这次的会议我准备进而谈一下自己对于信仰建构的核心——爱的建构的一点看法，期望引起关注，更希望引起讨论。

当然，也许有朋友会说，倘若上次我所提出的“信仰建构”的问题还是为了引出读一与审美救赎的关注，那么，这次的对于“爱”的问题的思考是否已经超出了我所从事的专业——美学的范围？也因此，我的讨论不妨就从关于美学自身的思考开始。

各位都知道，早在1985年，那个时候还只有二十多岁，我就开始“固执”地提倡生命美学，犹如佛洛姆所说：“数千年前，上苍向一个小部落说，‘我把生命和死亡、祝福和诅咒放在你们面前一一你们选择了生命’。这也是我们现代人的选择。”（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欧阳谦译。第373页）显然，这也是我的选择，也是生命美学的选择。令人欣慰的是，历经种种艰难、种种磨难，无论去怎样评价生命美学，但是，在34年后的今天，我毕竟可以说，生命美学面对的确实已经不再是提出得“对”与“错”而是贡献“大”与“小”的问题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面万木春。”生命美学已经成年！

而要说到生命美学，我的具体想法始终都是一贯的，三十四年中没有过变化。生命美学的名称，是因为当年要面对的是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

其实，准确地说，它应该被称之为情本境界论的生命美学或者情本境界生命论的美学。我审美故我在，是它的主旋律。生命即审美、审美即生命与“因生命而审美”、“因审美而生命”，则是它的主题。当然，当年我提出这一切的时候，还像今天坐在后排的那些研究生们那样年轻——也许比他们还要年轻，因为当年我只有二十八岁。不过，生命美学固然有自己的“不变”，但是也还毕竟应该与时俱进。古人说：“笔墨当随时代”，其实，美学也必须如此！那么，在信仰建构以及“新轴心时代“的价值建构这个大目标下，生命美学的下一站应该是走向哪里呢？当然，如果不去审慎思考的话，现成的回答就是向下走：走向艺术、文化、生态、生活、身体……在这个方面，今天在座的王杰教授无疑应该十分熟悉。我跟王杰教授是相识了好多年的朋友，他在南京大学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住上下楼，经常在散步的时候就碰着了。王杰教授很清楚，我们美学界一般选择的就是这样的是向下走的策略，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泛美学化。但是，今天我要说的是。我的想法有所不同，美学的走向艺术、文化、生态、生活、身体……当然都很重要，我也并不反对。但是，在我看来，美学所亟待走向的，却不是这些，也就是说，不是向下走，而是向上走，这意味着：应当走向的，是哲学。换言之，在我看来，回归哲学，才是美学之为美学的必然的归宿。这是因为，其实艺术、文化、生态、身体……尽管都与美学有关，但是却都并非美学自身逻辑的必然。哲学则不然。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大哲学家都是以美学作为必然归宿，但是却很少是以艺术、文化、生态、身体……作为必然归宿，就不难猜想，哲学，只有哲学，才与美学存在着逻辑的必然，也才是美学之为美学的必然归宿。遗憾的只是，几乎所有的大哲学家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是，却很少有美学家能够清醒意识及此。例如，在中国，在这个方面最为清醒的，是李泽厚先生。因此，尽管我跟李先生一直都是争辩的对手，而且即便是在他九十高龄宣布封笔之际，也还是没有忘记对生命美学与以严厉“拒绝”，但是，我却十分认可李先生的美学——哲学的思考路径，因为，三十四年里，从情本境界论的生命美学或者情本境界生命论的美学到“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生命美学也是毅然这样去选择、这样去做的。

在我看来，走向哲学，无疑正是美学的必然。美学的深化必然导致哲学的出现，而能够深化美学的哲学也才是真正的哲学。

首先，在我看来，哲学作为人类生存意义的价值追问，是严格区别于伦理学的对于善的追问、经济学的对于利的追问、宗教学的对于神圣的追问、政治学的对于正义的追问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对于幸福的追问的，相比之下，在这当中，唯有哲学才是正面而且直接地去追问价值本身。由此不难发现，借助审美之维，恰恰可以正面而且直接地去追问价值问题。遗憾的是，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哲学研究还始终存在着非哲学化的倾向。在历史上，哲学曾经以科学、道德、宗教的面目出现过，在西方，是哲学从真出发；在中国，是哲学从善出发。哲学研究的科学化、道德化与宗教化屡见不鲜，或者侧重于合规律性，或者侧重于合目的性，不是以美入真，就是以美为善，然而，始终被遗忘了的，却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也就是从美出发。其实，哲学的真正面目，恰恰恰应该是美学。真正值得期待的，也正是哲学研究的美学化。而且，求真活动、向善活动都只有在审美活动的基础上才会成为可能。也因此，只有审美活动才具备本体论地位。换言之，审美活动是出于人、同于人、为了人的活动，尽管与求真活动、向善活动并列，但是却不是人的活动的一个层面的活动，而是人之为人的本体性的活动。这就是我说的“我审美故我在”。也因此，对于审美活动的研究也就不是哲学研究的一个方面，而是哲学研究的根本。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美学化，亦即美学中的哲学问题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它为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使我们得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哲学，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生命美学经常强调的所谓“在审美活动中隐含着解决哲学问题的钥匙”、所谓“哲学研究的审美维度”、所谓“从审美维度去理解哲学”，也都是对此的呼吁。由此，我们回想一下康德的将审美判断力作为整座形而上学大厦的基石，谢林的将艺术哲学作为哲学的拱心石；叔本华、尼采提倡的以艺术作为“生命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提倡的“诗意的思”去拯救哲学；杜夫海纳提醒我们去关注的美学对哲学的主要贡献；伽达默尔提醒的要在艺术经验中确证“解释学的真理”；以及杜威所呼吁的“艺术即经验”，就会恍然大悟。而且，我自己也在1997年就出版了《诗与思的对话——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及其现代阐释》，上海三联书店），其中的主旨，就是对于美学中的哲学问题的初步思考，也就是通过“诗”与“哲学”的对话，从审美维度出发重建哲学。“只有诗配享有与哲学和哲学运思同等的地位。”（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6页）海德格尔的告诫，也就是我在二十二年前的所思所想。

再联想一下我在其他场合谈到的生命美学的从现象学的本体维度到存在论的价值维度的转进，就会更加清楚。竹内敏雄指出的：“现象学方法虽然适用于对美的现象本身做精密的解析，却不足以说明人生中美的根本意义，使人类本来的‘形而上学的要求’得到满足。现象学美学向存在主义方向发展是必然的。” （参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的《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上，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而我也多次指出，就国内的后实践美学而言，例如超越美学与生命美学，同为现代主义，是其中的共同之处，但是，超越美学主要是现象学的，生命美学却主要是存在论的。由此来看，走向哲学，就不但是美学的必然，而且尤其是生命美学的必然。因为生命美学恰恰是介于美学与哲学之间的，其中既包含了哲学中的美学问题，也包含了美学中的哲学问题。盖格尔在《艺术的意味》：中说过“与美学相比，没有一种哲学学说，也没有一种科学学说更接近于人类存在的本质了。它们都没有更多地揭示人类生存的内在结构，没有更多地揭示人类的人格。因此，对于解释全部存在的一部分来说，对于这个世界的人的方面来说，与其说伦理学、宗教哲学、逻辑学、甚至心理学是核心的东西，还不如说美学是核心的东西。”［德］盖格尔：《艺术 的意味》，艾彦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页）

我要说，对于美学而言，无疑正是如此，而对于生命美学而言，无疑则是尤其如此。

其次，走向哲学，无疑也正是新轴心时代的必然。

由此就又回到了这次会议的主题——新轴心时代的价值建构。；

当然，首先要提及的是“新轴心时代”与“轴心时代”的区别。所谓“轴心时代”，可以称之为人类的第一次“精神化”。关于“新轴心时代”，目前学术圈的看法不太一致。在我看来，不论是否存在新旧之分——刚才黄玉顺教授也在追问这个问题，人类关于轴心时代的故事都要重新讲一遍。因此，也有人称之为“全球时代”（阿尔布劳），或者“第五文明时代”（以电脑技术为标志，麦戈伊）。这一切，当然是根源于 “新轴心时代”的特殊背景，这就是：虚无主义的莅临。众所周知，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 由此，“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向何处去？”在２０世纪也就统统成为了严峻的问题。这就是所谓“虚无主义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1]它是一种现代之后的特定现象。在过往的将“最高价值”绝对化之后，虚无主义则是将“虚无”绝对化。而且，一旦“虚无”被绝对化，它也就成了绝对的否定，成了关于“虚无”的主义。当然，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逻辑倒置、否定性的逻辑倒置，蕴含着深刻的逻辑错误，但是，也折射出现代化进程中的某种内在困惑。潘尼卡称之为“多元论困境”，池田大作称之为“负面重力”。换言之，在将“虚无”绝对化之后，也就成了关于“虚无”的主义。在此基础上，即便没有新轴心时代，那么也应该存在轴心时代的2.0版。这也就是说，“轴心时代”和“新轴心时代”都是人类的故事，只不过是人类把这个故事讲了两次。一次是人跟上帝讲，一次是人跟自己讲。它意味着人类对于生命意义、生命价值的第二次反省。而且，过去的反省是建立在人与神的对话基础上，其核心是“上帝”；而现在则转换为人与人的对话，其核心是“爱”。也就是说，在上帝死了以后，人类必须把自己的故事重新讲一遍，人类必须学习自己解决自己的困惑。

具体来说，其中存在三个重要转变：首先是从世界史的思考转向全球史的思考，这意味着过去只是自在的，而现在却已经是自觉的。轴心时代，从雅斯贝斯开始，人类意识到世界有世界史，但是过去中国却一直没有这个概念，所谓“全世界”完全就是中国。但是，现在的“新轴心时代”提出的已经不是世界史，而是全球史，也就是说，人类对于“人类共同体”的关注已经从“自在意识”到了“自觉意识”。结果，计入了多元互动，欧美不再是中心，中国文化不再是“外缘他者”，而成为“对等他者”，甚至成为“轴心他者”。其次，从非技术的思考转向技术化的思考。这个问题刚才陈昌凤教授已经提及，在“轴心时代”，人类的故事是用非技术的语言去讲述的，而在“新轴心时代”，人类的语言却是用技术的语言来讲的。最后，是从彼岸的神性的宗教的思考转向此岸的人性的诗性的思考。过去用神性的语言去讲述人类的故事，是彼岸的讨论，是人与上帝的对话。但是“新轴心时代”却是用人性的语言去再一次讲述人类的故事，它是此岸的讨论。

也因此，从“轴心时代”到“新轴心时代”，有两个核心概念就是我们必须把握的：第一个核心概念叫做“上帝”，也可以把它叫做理性或彼岸，或是道德。总之，就是过去我们所看到的对于哲学的理性化的讨论、道德化的讨论、宗教化的讨论，等等，第二个核心概念，应该叫做“爱”。 也正如达芬奇所疾呼的：“只有爱才是世界的钥匙”。总之，必须从“上帝”走向“爱”，当然，这也就是走向“我爱故我在”。

无疑，这一切都是根源于对于人类的自由的思考。只不过，过去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之上的，是以神性的方式理解“自由”，而今天则要转向人性的方式，是以人性的方式去理解“自由”。

当然，这都是拜虚无主义的时代所赐，我们本来是人，却无法像人那样活着。为什么会如此？又为什么要如此？虚无主义时代使得每一个人都成为工具，成为角色性的存在、对象性的存在。世界也因此而成为“它”—“他”，合称为“他者”，但是，却都不是“你”。然而，人无论如何却都不是工具，他可以是角色性的存在，也可以是对象性的存在。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却必须是也只能是超越这一切的存在，也就是自由的存在。因此，亟待重返自由。如果把人仅仅当作工具对待，也就否定了人的自由。康德说：人是目的，昭示着我们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进而，自由的觉醒必然伴随着爱的觉醒。这是因为，爱，正是守于自由而让他人自由。爱是自由的觉醒的必然结果。由此我们才得以理解罗姆的思考：“实现人的精神健全依赖于一种迫切的需要，即同他人结合起来的需要。在所有的现象背后，这种需要促成了所有的亲密关系和情感，这些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可以称之为爱。”（佛罗姆：《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8页）也得以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你只能用爱交换爱，只能用信任交换信任，等等。”“假定人就是人”，就是对于“自由”的假定。它意味着：我们必须重建哲学，必须重建一种“以人的方式理解人”的哲学，而这也就意味着：在爱的基础上重建哲学。或许，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第二次的人道主义的革命——爱的革命。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爱内在地靠近人类的根本价值，也内在地隶属于人类的根本价值，因此，并不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有着机会均等的研究契机，而是只有中国文化与古希腊文化、印度文化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必须看到，尽管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文化，但是，并非所有文化都具有世界性影响、都有机会参与创造人类的历史，并且因此而具有世界史的意义，在这个方面，中国文化与古希腊文化、印度文化都并非人类文化的因变量，而是人类文化的自变量，因此也就都禀赋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例如，我们都很熟悉，“你要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这是西方提出的可以称之为以肯定性、劝令式的方式来表达的

“爱的黄金法则”；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是以否定性、禁令式的方式表达的中国的“爱的黄金法则”，而且，还比西方早提出了500多年。具体来说，在印度的宗教，尽管是多神教，但是却孕育了“慈悲”的思想。在西方，基督教提出了“博爱”，基督教是一神教，在其中人与上帝是自由者与自由者的关系，尽管上帝的自由是绝对的，人的自由只是有限的。正如黑格尔所说：“只有在基督教的教义里，个人的人格和精神才第一次被认作有无限的绝对的价值。”威廉·巴雷特在论及基督教的历史贡献的时候曾经说断言

“这个转变是有决定性的。”奥古斯丁之所以在四主德即智慧、勇敢、正义、节制之外又提出了信仰、希望和爱，原因就在这里。由此，它孕育了“博爱”的思想。中国的哲学就是生命哲学，也是生命的学问。而且，不同于西方和印度都得往往以生命为负，在中国，是以生命为正。首先是孔子，提出“仁者人也”。《论语.里仁》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仁就是人，人也就是仁。而且，“仁者爱人”。

不过，这毕竟只是中国哲学的第一站，所谓先秦诸子时代的传统万物一体论。第二站，是在宋代道学思潮中出现的新形态的万物一体论。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多了一个“仁”。

所谓“万物一体之仁”。这堪称是宋代新儒家的一大贡献。

例如张载，他率先提出了仁者的大生命观：“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不过，却还没有把“一体”与“仁”联系起来，也没有把“视天下无一物非我”与“仁”联系起来。程颢的“万物一体之仁”的重心则开始发生悄悄的偏移：以天下万物一体为爱的共同体。到了王阳明，则再次从客体向主体偏移，走向了作为之为人的情感呈现的“仁”。

由此，孔子的“天下归仁”到了王阳明，成为了天下归于吾人，“归仁”说和“万物一体”说被结合了起来。尽管仍旧是万物一体共生，但是，现在的万物一体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万物一体，而是必须以仁为基础的万物一体了。而且，更为重要也更为关键的是，这里的“仁”已经并非伫立于我-它之间、我-他之间，而是伫立于我-你之间了。

这样，不论是“博爱”、“慈悲”还是“仁爱”，也就都可以归结为：爱！13世纪的神学大师安多尼在每次讲学时候都会以此作为开场：“学问若不转向爱，有何价值?”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作为“新轴心时代”的开场。

也因此，爱，始终也是我所提倡的。多年以来，在生命美学的建设中，我会时常提及所谓两个“美学的觉醒”——“信仰（爱）的觉醒”、“个体的觉醒”。早在1991年，我就提出：“生命因为禀赋了象征着终极关怀的绝对之爱才有价值，这就是这个世界真实场景”，“学会爱，参与爱，带着爱上路，是审美活动的最后抉择，也是这个世界的最后选择！”后来，我进而意识到：“‘带着爱上路’的思路要大大拓展”，因此，我又出版了专著《我爱故我在—生命美学的视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之所以念兹在兹，当然是因为我的对于在爱中所蕴含的作为最大公约数与公理的共同价值的觉察。

它意味着：以尊重所有人的生命权益作为终极关怀，也以尊重所有物的生命权益作为终极关怀。并且，以尊重为善，以不尊重为恶，因此，超出于工具性价值去关注作为人的目的性价值、作为物的目的性价值，就是其中的关键之关键。同时，把世界看作自我，把自我看作世界，世界之为世界，成为一个充满生机、生化不已的泛生命体，人人各得自由、物物各得自由。人，则是其中的“万物灵长”、“万物之心”，既通万物生生之理，又与万物生命相通，既与天地万物的生命协同共进，更以天地之道的实现作为自己的生命之道。从而，去提倡爱，提倡为爱转身，其实强调的是一种“获得世界”的方式。正如西方的《圣经》的《新约》说的：“你们必通过真理获得自由”，也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说的：“用爱去获得世界”。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所说: 得以“用爱去获得世界”。

当然，这一切也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巨大困惑在于：亟待把彼岸的哲学变成此岸的哲学，也就是把彼岸的“仁爱”、“博爱”、“慈悲”变成此岸的“爱”。

在这个方面，费尔巴哈的工作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启迪。他力图在在无神的基础上重建爱，把宗教世界归结于世俗基础，无疑十分成功。但是，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主要的事情”何在？就在于“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只有对自然力的真正认识，才把各种神或上帝相继从各个地方撵走”。但是，在“自然力”之后，更重要的是，还应该是对于“精神力”（无神的信仰、爱）的思考。而且，现在要做的，无疑正应该是：揭示“精神力”结构的秘密——爱的“精神力”结构的秘密。正是因此，马克思才会提示我们，要“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人之为人的不可让渡的尊严、权利过去是借助上帝来变相呵护的，现在则直接由人自己来出面呵护了。而且，“因宗教而有爱”的西方是从“非宗教”走向爱，宗教并不永恒，但是，爱永恒。宗教只是爱的载体，爱是高于宗教的。“因伦理而有爱”的中国则是从“非伦理”而走向爱。总之，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在人自身也还有超出自然的部分。这超出自然的部分无疑不能用自然的方式来表达，而只能用精神的方式去表达。正如卡西尔所说“人的本质不依赖于外部的环境，而只依赖于给予他自身的价值。”这“自身的价值”，必须是自己规定自己，而不应是他物规定自己，也必须是超越做为他物规定的感性，必须是来自精神的自我理解，来自对于自身的精神的反思。

它当然也必然就是：爱！

西方学者蒂利希指出：爱是人生的原体验。弗洛姆也说过:“爱，真的是对人类存在问题的唯一合理、唯一令人满意的回答”。 法国哲学家巴迪欧呼吁：“捍卫爱，这也是哲学的一个任务。”吕克·费里则提示：“爱将成为我们所有人无条件相信的唯一价值”。显然，爱，是哲学的主旋律、哲学，是爱的多重变奏。在此基础上，重建人类的爱的巴别塔，其实也就是重建人的新哲学。源于此，相对于李泽厚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哲学观，1991年我就提出了“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简称“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我爱故我在”，是其中的主旋律（为此，2009年，我甚至曾经以“我爱故我在”作为我的一部专著的书名，参见我的《我爱故我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年）。爱即生命、生命即爱与“因生而爱”、“因爱而生”则是它的主题。而且，它并非西方的所谓“爱智慧” 与智之爱，而是“爱的智慧”与爱之智。并且，在我看来，这也正是历史所昭示于我们的一种打开世界的中国方式。

而这也就再一次地回到了美学，尤其是回到了生命美学。

一般而言，哲学，是 “纯粹的思” ；宗教是“超验表象的思”，诗（审美、艺术）是“感性直观的思”。它们都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的“自觉”与“觉醒”，也都体现了人类之爱。只是，过去西方主要是以宗教是“超验表象的思”的形式去体现，中国主要是以哲学的“纯粹的思”的形式去体现（当然，在中国始终没有哲学的“纯粹的思”，而是伦理哲学的不太“纯粹的思”）然而，而且，在新轴心时代，生命的、诗性的维度正在取代理性的、逻辑的维度；诗性思维正在取代理性思维、道德思维、宗教思维；诗性生存正在取代理性生存、道德生存、宗教生存；诗性拯救正在取代理性拯救、道德拯救、宗教拯救。与此相应，在“人与神”的时代，是以神为中心，通过宗教，传播的是上帝救赎的福音，在“人与人”的时代，是以人为中心，通过审美与艺术，传递的是审美救赎的福音。

值此之际，“诗人也像哲学家那样，试图对整个生活作真实的解释”（库恩：《美学史》上卷，夏乾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于是，美学也就必然会走向了对于爱的建构，走向了哲学。

因此，不论是从美学的必然、还是从新轴心时代的必然，从美学回到哲学——回到对于爱的思考，不难看出，也就都是必然的必然。

最后，我要说——

1923年，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写道：“佛教经典云：‘佛为一大事姻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姻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而熊十力不但把释迦牟尼的出现慧眼独具地称之为“一大事因缘出世”；还曾勉励他在中央大学任教时的弟子唐君毅等人云：“大事姻缘出世，谁不当有此念耶？”王夫之也曾自题座右铭云：“吾生有事。”

而今，为“爱”辩护，构建呼唤爱、捍卫爱的新哲学，也“为一大事因缘出世”。

因此，“谁不当有此念耶？”

哲人有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相信的是人类灵魂的无限力量，这个力量将战胜一切外在的暴力和一切内在的堕落，他在自己的心灵里接受了生命中的全部仇恨，生命的全部重负和卑鄙，并用无限的爱的力量战胜了这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所有的作品里预言了这个胜利。”

毫无疑问，人类的审美与艺术已经“预言了这个胜利”——爱的胜利！

不难预见，在不远的将来，哲学，也必将承担起自身的天命，也亟待去“预言了这个胜利”——爱的胜利！

因此，“谁不当有此念耶？”

因此，“吾生有事”！

在“新轴心时代”的价值重构中，从美学回归哲学，回归爱，这，应当就是我们的“大事姻缘”！

谢谢！

【与谈】

李杰老师：

非常感谢潘知常教授，当年美学在李泽厚时代是情本论，现在潘知常教授是爱的本体论。而且用爱的本体论来回应新轴心时代这个重大的人类历史的命题。体现了鲜明的、一贯的、不变的美学立场。他说清楚了其中的很多问题，爱的本体论、博爱、仁爱、慈悲。还有一些问题我们还可以再讨论，比如爱的依据，在基督教他是有的，在佛教也是有的，这上面我也是多年的困惑，但是在这上面我是没有机会向潘老师请教了，因为我们预先安排了一个对谈人-苏振华教授。如果潘老师是鲜明的美学立场，那么苏振华老师就是鲜明的新自由主义立场，至少去年是如此。

我们来看看新自由主义的苏振华老师的回应，有请苏老师。

苏振华老师：

非常感谢思屈教授和李涛教授组织这个活动让我有很好的学习机会。去年听他的发言就收获很大，我感觉今年的收获会更大。

刚才潘知常教授有个非常宏大的表达，我想这是讨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人类终极的价值在哪里。如果潘老师真的这个报告是构建一个意识形态的话，我觉得是个非常成功的意识形态的构建。因为意识形态的构建应该虚一些，不能太实。比如说我们强调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今年年底全部要脱贫，这个时候年底必须要兑现的东西。如果说意识形态是构建一个人类非常美好的社会，比如用爱来整合人类社会，这个就永远不必去兑现它，那么意识形态就是这样一个构建。第一点我想谈的就是潘老师今天这个报告讲了两点，第一点就是美学未来的走向在哪是回归哲学还是回归形而下的一些问题。我个人觉得二者之间是不矛盾的。如果美学是关注人类社会的意义的话。那么它一定是要回应一个时代的关怀，应该是关照人类的这一些苦难。如果脱离了对我们时代根本问题的追问和苦难的关注的话。那么美学是失去它的意义的。在这样的话，任何学问都要关注形象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想谈谈新轴心时代的这样一个价值重构应该是用怎样的价值重构新轴心时代。我想我非常同意潘老师提出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就是说康德两百年前提出的人是目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口号。今天人类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是重返自由，那么为什么要提出重返自由应该是说我们的自由是一种展示，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好像刚才几位老师谈到了，就是技术对我们人类自有的展示，对我们伦理价值的挑战。在左翼学者看起来占据我们自由的是资本，在右翼学者看起来占据我们人类自由的是政治。那么我们重返自由不仅仅是要立足于技术的层面，还要立足于资本的层面或者是政治的层面，资本的层面可能是王杰教授比较有发言权的地方。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潘老师提的如何来回归重返自由的可能性，他认为能一个路径在于艺术的兴起或者说重构，这个我不太理解和困惑。如果说把爱当做新轴心时代的核心价值的话，我觉得这个命题基本上说不清楚。但我觉得能够说得清楚的是什么呢，是自由。在社会层面我觉得是正义。正义在精神层面上是一种人文的精神，我觉得这大概是说得清楚的。我想要落实潘老师今天说的美好的愿景。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人类社会的真实运行，来探讨这样一个自由如何、正义如何可能，来探讨多元化的信仰如何立足。

另外，我个人也非常同意潘老师今天提到的一个知识建构的方法。他认为我们今天重新来理解爱理解自由应该回到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来寻找它的一个根。这是一个成立的基本的命题。比如人类学中文化和价值一定是根植在一个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当然它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当然这个变迁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的。我想我今天，当李杰老师给我一个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我可能关注的是今天中国社会发展中非常具体的问题。使得今天我们无论是爱还是自由还是个人乌托邦的这种美好的愿景。它的实现如何在政治层面、社会层面得到一个制度性的保障。我想这个在我自己的关怀上肯定是比观念的主张更需要落实的，也是更值得我花时间来讨论的一个命题。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潘知常老师：

我简单说几点，首先是非常感谢苏教授刚才的评点。我觉得学术就是互相的讨论。开学术会议我更看重的是讨论，因为那个时候可以把问题弄得更清楚。

刚才的评价我想有三点回应。一个就是关于美学的走向。其实，美学走向什么，是一个各自为政的问题。学术要百花齐放，美学更要百花齐放。我提出走向哲学，并不是说别人提出的就是错误的。在这里，我只是想做一次关于未来的判断，就好像85年别人都相信实践美学的时候我一个人却去提出生命美学。我觉得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我还是希望美学界所有人都去做自己能做的事。那么，我为什么判断美学应该能走向哲学呢，我的依据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几乎所有的大哲学家他们都最终会走向美学，他们比我们要聪明得多，因此他们的选择我们必须重视。第二个，走向文化、走向艺术、走向生态、走向身体中……其实都不可能提供任何的美学思考的基本理论模式。我现在可就以做个预言，凡是走向这些领域的美学家最后都会消失，他们都会变成成为文化学家、艺术学家、生态学家和身体学家。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在美学基本思考的理论模式上没有贡献。但是，为什么说走向哲学就必然是美学的一个选择呢。我前面说过，美学最重要的是曾经以伦理道德、以伦理科学和宗教面目出现，而哲学最基本的面目的本来就是美学。

下面再来说说第二点，今天的会场里有两个是研究美学的，而且是首先发言，这就是王杰教授和我，我们都在说这个世界上艺术十分重要，从事其它学科的朋友们可能就被吓到了。其实我们不是说艺术真的那么“牛”，我们只是说人类最本真的状态恰恰在陈老师讨论的那个机器人的范围之外。人的本质曾经页必将以艺术的形式完整地表现出来，在道德的、理性的、宗教的里面，它不是完整的表现。因此，哲学是反思人的，它当然就要回到艺术这样一个基点，我们只是在这点上强调艺术。必须说，艺术当然没有办法包揽天下，但是哲学不回到艺术就没有办法继续前进。为什么海德格尔到了后期把诗和思结合起来了呢，这一定是一个天才的预测。谢林26岁当教授，可是谢林为什么说哲学的最后一块基石叫艺术？其实就是因为他天才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不是说艺术可以包揽天下，只是说哲学要反思人，要为人类做价值判断，最好的出发点和依据应该是艺术化的人。

第三点，坦率的说，我过去讲生命美学很多，而且好多年都争来争去，幸而现在不怎么争了，对于生命美学，学术界基本上是认可了，可是。我为什么又不甘寂寞，进而提出它的下一站是生命哲学呢？其实，我也不一定去全部精力搞生命哲学，但是生命哲学的核心概念却是我十分关注的，也是要契而不舍地去提倡的。这就是：爱！当然，如果我想避免争论，那我就提“自由”算了，可是，我想了很长时间，并且过去我也提过“自由”，我写的书里对于“自由”提了很多很多，当然，对于“爱”也讲了很多很多。那么，我为什么冒昧地去提倡“爱”？我知道这个东西很危险，尤其在中国，别人一句话就把你说倒了，“这个东西没用”之类的。例如，我过去就被南京大学文学院的一个博士生公开质疑过。她就认为“爱”是没有什么什么用处的东西。但我为什么坚持提倡呢？因为我们要看到：当今世界的思想转换是现象学转向存在论，也就是说我们对世界有了正确的思维方法以后，我们毕竟还得判断这个世界。而自由它页必须包含价值判断，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价值判断它不叫爱，可是，那叫什么呢。你还得创造一个词。我就在想：“轴心时代”里人类创造的都是一样的词，博爱、慈悲和仁爱。那我们为什么不在这个基础上说话？因为我经常说学术要七成旧三成新，你全是新的别人听不懂，全是旧的又没有创新。我想来想去，就从“我爱故我在”的角度来重构哲学，反而可能慢慢会站得住，当然大家听起来觉得这个东西是哲学，首先和“爱情”就得纠缠半天。但我一定要说：爱，是自由的价值判断。因为我刚才一再强调，所谓爱指的是让自由，让自己自由也让别人自由。当然，真正下手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且，我们只是找了个价值判断来重构爱，但是不妨碍别人也有别人的判断。例如，刚才王杰就有他的判断。他是用他的语言来表达，而且我认为我们的意思应该是一样的。他选择的是悲剧的人类主义、人文主义。因此，一开始我就说了，我们就得逐渐找到一个大家公认的话语。我们是用汉语讨论、英语讨论还是德语？慢慢术语被集中了，学术也就进步了。不过，坦率的说，最有意思的还是在讨论的过程。如果又有新的概念天下一统了那我们就应该再开会打破这个一统了。

李杰老师：

非常感谢潘老师。他让我想起了“这是我给你们的第一条命令，也是最后一条命令。”所以在这个本体论上，在宗教上是有意见的，第二个，苏振华教授讲到对现实的关注，我想到刘晓枫讲到基督的拯救，就是认为基督教是爱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有个毛病跟外国文化不同的就是对几千年的苦难的一笔抹杀。那么至少在刘晓枫看来这个爱就有对几千年苦难不能抹杀不能忘怀的含义。看来这两位对话里面我看来确实有很多好的东西。最让我高兴的尤其是潘老师最后说的几句话，就是我们慢慢慢慢在收敛，慢慢在找寻共同的东西，这是王杰老师第一次就提出了，有些关键的范畴和术语体系，如果我们不统一的话，那就类似鸡同鸭讲，至少潘老师今天发言的独立，是我非常佩服的。

好，下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苏振华教授。

参考文献：

[1] ［德］海德格尔：《尼采》（上），第26页，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