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伦敦遭遇恐怖袭击之后，谁也没料想到就在7月21日，恐怖袭击再次降临伦敦街头：三座地铁站因“事故”警报而被迫紧急疏散人群，随后一辆公交车发生爆炸，致使一人受伤。令整个世界随即再度陷入恐怖深渊的是，7月23日凌晨，埃及红海旅游胜地沙姆沙伊赫发生7次连环爆炸，在自杀袭击者的精心策划下，这场恐怖袭击目前造成90人死亡、200人受伤。
这些日子以来，人们从饱含相同的恐怖的彼此眼神中，看到了普遍笼罩心头的同一个问题：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苏东解体、柏林墙倒塌之后，一些智叟们纷纷站出来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人类告别意识形态冷战时代，世界全面进入以经济合作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为主导的全球化。短短十二年后，新世纪的“9•11”灾难，以剧烈的创痛性之方式，将这幅“历史终结”的全球化世界图景打破，把人们从“现实”中震醒。这个时代，出现了它不能覆盖住的症状，且接连不绝，一直到目下那已变作血肉横飞之坟场的昔日红海旅游胜地。在精神分析中，症状（symptom）是指那些由某种“精神疾病”（比如“妄想症”[hallucination]等）所导致的可察觉到的“反常”表现。没有这些可察觉的表现，“精神疾病”本身就会保持未被发现的（undetected）的状态。在“9•11”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了一系列战争，试图一劳永逸地消除恐怖袭击，从而使“疾病”治愈、症状消失，使得这个世界重回“正常”（即美国等西方国家十多年来所推行的全球秩序）。
然而在法国精神分析家拉康（Jacques Lacan）看来，症状永远不可能被消除，而只可能被暂时遮盖住而进入潜伏。根据拉康主义精神分析，真实（the Real）中本就不存在“正常”／“疯狂”这一符号性的二元区划，这根本上是意识形态在符号秩序内的一个话语性造物。意识形态规定了一种“正常状态”（normality），比如人是“合理的”，亦即，他们会趋利避害、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即是经济学最根本的“合理-经济人”[rational-economic man]假设）。然后，违反这种“正常状态”的行径——如缺乏“合理”理由的“趋害避利”，便成为了一种“反常”的症状，一种只有“疯人”才会去做的行径。因此这样的“病人们”必须去接受精神“治疗”，让症状消失从而恢复“正常”（“合理”）。于是，这个世界里在场的便始终是“正常”而“合理”的人们，“反常”的“疯人”们则永远是缺席的——不是被关起来就是被“治愈”了。然而，在一个前意识形态的真实的世界（Real world）里，因为不存在关于“正常状态”的符号性-意识形态之规定，所以根本不存在“反常”的“疯狂”。这就是拉康所说的，“真实中没有缺席”，不存在任何区划。
在社会层面上，当一个日复一日、似乎稳定、和谐和连贯的社会现实，某天突然被某种刺耳的声音所刺破，这个社会便出现了症状；即出现了无法用现实中的话语来解码（decoded）的某种打破稳定、和谐和连贯的状况。故此，社会症状（social symptom）显示出了社会-符号性的现实（socio-Symbolic reality）之终极意义上的不连贯（inconsistency）。症状对于该主体（社会）来说，是一个谜一般的信息（enigmatic message），在拉康主义精神分析上，这个晦涩的信息并非是来自于主体（社会）自身的信息，而是来自真实秩序（Real order）的信息。精神分析和心理学（psychology）之根本不同，即其旨不在于“治愈”（即有效地使“病人”重返意识形态定义下的“正常状态”），而是去分析那来自于“真实”的信息，换言之，去探寻和表述那永不可能被彻底探寻出来、永不可能被完全表述的大写的真理（Truth）。
正因此，自“9•11”以降，这个世界所显现出的接连不断恐怖袭击这一“反常”的症状，并非是可以通过战争等手段“消除”掉的。当下现实中的世界性联合“反恐”越来越看不到“成效”，其困境正是根基于此：没有手段能有效地——像以前对付“反常”的“疯人”们那样——使那些恐怖袭击之“反常”症状，永久性地进入“缺席”状态；既做不到将“病人”（潜在的恐怖袭击者）统统一网打尽关起来，从而“隔离”于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之外；又无法通过意识形态的规训（“治疗”）手段，将他们“治愈”为“正常”而“合理”的人们。
症状是无法被彻底消除的，区别只在于显现出或未显示出（如阶级斗争这个十九世纪显现出来的最大症状，在今天并没有被“消除”，而只是被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所遮盖）。面对着一个又一个恐怖袭击后血味弥漫的废墟，我们不得不去质问在那些创痛性症状的下面，这个现代社会的最大意识形态假定：人是合理的么？若答案是肯定的话，怎么会有那么多连绵不绝的恐怖袭击，是由“趋害避利”的疯子们（自杀袭击者）所“精密策划”出来的？对于眼前的埃及“7•23”爆炸事件，追问最多的问题便是：为什么是埃及？对那些发生在纽约、伦敦、马德里等等的恐怖袭击，人们似乎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些恐怖袭击，是被压迫的宗教信仰者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的抵抗，而英国、西班牙等国家则在一味支持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全球政策及其近年来所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但是在伦敦第二次爆炸事件仅隔一天之后，这场降临于属于阿拉伯国家、没有霸权历史、没有美国驻军、更没有向伊拉克派出一兵一卒的埃及的恐怖袭击，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批所谓的“专家们”在媒体访谈中面对“为什么这次是埃及”之问时，七嘴八舌“建构”出了各种版本的“合理答案”。然而在我看来，代之以种种自作“聪明”、揣摩“恐怖袭击者”之“合理”动机的“专家”式“回答”，我们恰恰需要去追问的，是一个关于“为什么”的为什么，即为什么会问“为什么是埃及”——因为我们总想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然后通过一个“合理的”方式（包括战争）来解决掉它。于是，“专家们”便应这个市场的“合理”需求而大量诞生，拿着些网上匆忙打印下来的背景资料便跑上媒体指手划脚、言之凿凿，似乎他们曾跟“恐怖袭击者”自杀前私下面晤过一样，最后则千篇一律地叫些“必须全力支持反恐”、“必须与恐怖主义战斗到底”的意识形态空洞口号。一场又一场“胜利巨大”但收效甚微的“反恐战争”，便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话语网络下，这些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大肆展开。但即使那些意识形态的“合理”方式（如发动“反恐战争”）暂时性地使症状隐而不显，那也仅仅是那因彻底陌生而令人恐怖的“真实”——对真实的陌生便肇因于意识形态的符号性遮盖——由于没有可察觉到的症状，而保持着未被遭遇的状态。
其实，所有“合理的”人都察觉到了，我们时代的症状，是那无处可逃避的恐怖：对于恐怖袭击的恐怖；对于袭击可能在任何时刻降临本地、死亡也许会在每分每秒降临自身的恐怖；对于我们找不到“为什么是这样”之“合理”答案、找不到“合理地”抹除恐怖之“有效”方法的恐怖……而导致所有这些恐怖的最根本性恐怖，拉康告诉我们，是对那意识形态（符号秩序）遮盖下的彻底陌生与未知的真实秩序的恐怖。恐怖，根本性地源自于无知。人们不会有恐怖，当他们深信“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时；那么，当“世界的黑夜”降临，当一切突然变得黑暗、变得陌生，当人们发现自己无法“合理地”推知什么将会发生时，恐怖便会如影附形，侵蚀心头。对“真实”的永远无知，先天地命定了作为说话的存在（speaking beings）、总是一直生活在由种种意识形态话语所编织而成的符号秩序中的人们，永远无法根本性地摆脱恐怖；只不过在我们这个后“9•11”时代，恐怖已成为意识形态所无法有效遮盖住的（即使动用了本身可以制造巨大恐怖的战争等手段）、处处可察觉到（如从彼此的眼神中）的一个显性症状。
换言之，所有时代的症状都只有一个“病根”，那就是——
遭遇真实（encounter the Real）。
所有人们心中之恐怖，就只有一个存在论根源，那就是——
随时随地可能遭遇真实。
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东方早报》2005年7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