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世概念的提出，标识了人类文明的灭绝性力量已经抵达行星尺度。人类世的顶峰可以妥当地被称做资本世，在该时代中资本已然成为一种地质学力量，产生出行星尺度上的诸种效应。行星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被私有化与产权化，并被组织进资本主义系统中，成为资本积累的诸种原始材料。资本主义系统之稳定性建立在向外部的溢出上。行星尺度上的资本世恰恰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空间性修复潜力已趋向枯竭，而元宇宙则构成了新的外部性，众多企业巨头争相涌入、抢占赛道。在去中心化与全新生活体验的承诺下，元宇宙隐秘地将行星工厂进一步升级成元宇宙工厂。通过娱乐与游戏，元宇宙资本主义致力于将劳动时间总体化，并通过彻底无偿的多余劳动时间获取巨额的剩余价值。在行星加剧熵增、人类进入剩余时间的人类世中，元宇宙资本主义是资本对时间最为总体化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侵吞。
关键字：人类世；资本世；元宇宙；行星工厂。
一、启蒙与致暗:从人类世到资本世
2000年，诺贝尔奖得主、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与生物学家尤金·斯托默合作了一篇篇幅不长的文章，使“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这个将人类、行星与时间关联在一起的概念进入学者视野。在克鲁岑与斯托默看来，工业革命(尤其是1784年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引擎)以来，人类对这个行星面貌变化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地质学纪元。
人类世的到来，一方面标识了人类这个物种所发展出的文明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也恰恰指向它在行星层面所导致的诸种巨大问题。行星尺度的生态变异与随时可能到来的技术奇点，使物种意义上的人类生活在剩余时间中；而全球共同
体秩序在本体论层面上的无根性，则使得人类即便取得高度的文明性成就，却结构性地内嵌了彼此杀戮至死的文明性危机。在当下这个时刻，人类文明——亦即人类世文明(Anthropocenic Civilization)——既成就卓著，又危机缠身。
唐娜·哈拉维、杰森·摩尔等学者进一步提出“资本世”(the Capitalocene)一词，用来指人类世中最晚近的时段，即资本主义结构已深层次地改造了人类的文明秩序，进而影响了行星面貌。哈拉维认为人类世的代表性图像标识不应该是燃烧着的旷野山林，而应是“燃烧着的大写之人”(the Burning Man):“那些被叫做人类世和资本世的时代的诸种丑事，便是诸种灭绝性力量的最晚近和最危险的尝试。”在哈拉维的论述框架中，资本世施加给行星的灭绝性效应，是人类世的升级版。根据摩尔的界定，资本世指的是“这样一个历史时代，它由特权化资本之无止境积累的诸种关系所型塑”。这诸种关系使得资本已然成为一种地质学力量，产生出行星尺度上的诸种效应。
人类主义(humanist，通常译为人文主义)的启蒙，使得自由、平等、权利、自主等价值成为占据领导权位置(hegemonic position)的一组话语包。启蒙的本意是引光，康德号召人要有勇气让理性之光照进来，以代替上帝之光。然而，人类主义启蒙结构性地存在着暗层——人类世，就是“致暗”(endarkenment)的产物。而资本主义正是人类主义的暗黑分身。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起便不停歇地将整个行星产权化。卢梭曾写道:“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具有人类主义—资本主义之双身结构的现代性，把“这是我的”从一句只是头脑简单之人才会轻信的“话”，进一步变成了不容置疑的“权利”。产权实际上是一种人为施加的符号性—规范性禁令(symbolic-normative prohibition)。它构成了压制——你不能碰这些东西，因为它们不是你的。狩猎采集生活中尚无财产。农耕生活形态中对剩余粮食与种子的储存，形成了财产，进而产生了社会等级。在现代性的开端处，财产成为洛克所说的三大基本权利之一，并且劳动本身也被组织到产权中——个体可以“自由地”出售其劳动力，从而进入资本主义秩序中。这样一来，劳动从人类文明的基础活动转型为资本积累的基础方式。
经过洛克的权利术语之转换，行星的诸种共通之物(commons)便被正当地私有化与产权化了——在现代性体系中，权利实际上就是授予正当性的核心话语装置(此前这类装置有“上帝”“天”“自然法”等)。在洛克所开启的“占有性个人主义”中，形式上人人都平等地开启了占有模式。然而，在行星资源的产权化(原始积累式圈地)过程中，那些没有圈到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源的人，唯一占有的、可产权化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及其固有的能力。只占有自己的自然肉身之人便成了实质性的无产者——这就是人类主义(占有性个人主义)致暗性的秘密。在资本主义的市场中，为了生存(获取生活资料)，这些无产者别无选择，只能“自由地”出卖其劳动力。劳动力商品买卖双方之间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在“自由交换”的表象之下，却是暗黑的价值窃取。由于劳动者向雇佣者售出了其劳动力(包括体力的与智力的)，其劳动创造的产品就部分地成为后者的财产；而劳动力获得的报酬，则结构性地少于商品中凝结的劳动价值——那多出来的价值，就使资本实现了增殖。我们看到，在以自由、平等、权利等一系列启蒙价值为话语宣称的现代社会中，无产者不得不出售的劳动成为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来源。
在晚近的数字时代，版权看似是平等地保障所有人。然而，实际上创作者(不管是小说作者、电影制作者还是软件制作者)却结构性地倚赖于传播与发行才能够生存下去。绝大多数创作(尤其是集体性创作)还依赖于投资才能进行。因此，作品版权中的绝大部分(甚至是全部)不得不被转让出去，换言之，创作者不得不让发行商、平台、投资方收取剩余价值。正如罗兰德·贝蒂格所写的:“正因为拥有传播手段，资产阶级能够攫取媒介信息之实际创作者的艺术性与智性的劳动。为了能得到‘出版’(广义上而言)，实际创作者必须将他们作品的所有权转让给拥有发行手段的人。”于是，“复制权利的拥有，越来越多地到了有批量制造与发行之机器与资本的资本家手中”。在贝蒂格看来，“对诸种智性与艺术性的共通之物的占有并非不可避免或必须如此，即便对资本逻辑的强调令其看上去非如此不可。”在今天，平台、资本持有者几乎可以使所有数字时代的创作者低头，自愿地、别无选择地出售其劳动力。马克思曾充满洞见地提出，劳动力是市场上唯一能够榨取剩余价值(价格少于其所创造的价值)的商品形态。在出售劳动力以获得生活资料的无产者与获取剩余价值从而不断使资本增殖的资本家之间，贫富将不断分化。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致暗之处:只有资本家能获得那多出来的价值，并在产权结构中将之固定下来。
从人类世的视角出发，我们看到，首先，大量行星资源被直接产权化(作为圈占的原始积累);其次，对于那些无外部资源可占而只能靠出卖自身劳动力的人，其体力与智力所创造的成果亦被转换成资本家的财产(作为剥削的资本积累)。这样，行星上的共通之物——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皆被资本所圈占。当代世界的贫富分化状况已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2020年，根据产权来考察全球财富分布状况，1%的人占据了46%的财富。换句话说，人类世文明将整个行星变成“独属于”人类的，而其中将近一半被1%的人划走了。不仅如此，行星上所有其他物种，已然彻底变成能够被占有的自然资源的一部分;而出售劳动力的人类，或被转变成人力资源，或沦为失业的“无用阶级”。
在平等、自由、权利等启蒙价值的高光之下，作为物种的人类(包括其自然能力与集体性的一般智力)所构筑的人类世文明，却被其中的极少数人所把持;而该文明在行星层面所产生的代价，则由行星上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一起承担。启蒙，结构性地致暗。
二、外部的处女地:从行星到宇宙
资本主义系统倾向于将一切存在物私有产权化、商品化与市场化，当这个逻辑被推进到行星层面后，人类世就进入了资本世。资本世的内核就是行星私有化与万物(包括劳动力)商品化。资本主义秩序的繁荣状态乃至秩序的稳定性，建立在不断向外部的越出之上，不论是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的对外殖民掠夺，还是当代对冲基金在全球范围内的破坏性盈利(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就是典型的案例)。资本主义系统内在固有地渴求越界性“溢出”——资本世的常态，就是越界。没有越界，资本主义秩序就无法自持，会不断陷入经济危机与金融崩塌。
在现代社会中，货币本身并不是资本，货币在资本主义系统中是“死钱”。只有那些不断寻求让自身增殖的金钱，才是资本。积累是资本的内在属性。正如杰森·摩尔及其合作者拉杰·帕特尔所写的:“只有当货币被沉入到商品的生产中、不断循环往复地予以扩大时，在这个循环中它才成为资本。”在资本世中，如果资本找不到盈利性出口，就会贬值。在这样的背景下，越界便成为资本家明着暗着在渴求的事。外部更低廉的工人、更脆弱的金融体系、处女地般的市场、等待被占用和掠夺的资源……外部即便再没用，也可以做垃圾场:资本主义系统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废料，被不断转到外部，譬如，正在被垃圾场化的海洋，乃至外太空。人类世就是整个行星变成熵极其高的垃圾场的地质学纪元，贝尔纳·斯蒂格勒甚至将人类世称做“熵世”(the Entropocene)。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恰当地把人类世(熵世)的顶峰称做资本世。
资本主义从来不是一列在轨道内前行的火车。资本家从骨子里都是越界者，精心盘算着那些不出现在生产计算中的成本或者利润——这些隐在的地点被阿瑟·庇古、詹姆斯·米德等经济学家称做外部性。资本主义系统的构成性元素，正是那既低廉又下流的外部性。当欧洲殖民者们看到新大陆时，他们眼中是一片处女地——资本世的下流，就具现在这种“眼神”中。在晚近的资本世中，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深层次影响行星面貌的地质性力量——水、空气、森林、土地皆被大幅度地私有化。更有甚之，近年来资本家更是通过专利权的方式对遗传物质、物种材料进行生物性掠夺。资本家们一边加剧对行星资源、生物资源以及社会公共资源等共通之物的私有化掠夺，一边总是垂涎外部，哪怕是距离地球至少5500万公里的火星……伴随着对外部的垂涎，地球上生物的多样性在资本世被急剧破坏。摩尔和帕特尔的描述是鲜活的:“资本家们看到的海洋，是这两样东西:我们即将捕捉的海鲜的储存设施;我们在陆地上产生的废渣的乱葬坑。”
资本主义系统的稳定性建立在向外部的越界上，但是，倘若不再存在那样的外部呢?今天深度全球化的世界(“地球村”)，便正面临这样的问题:资本主义的“空间性修复”(大卫·哈维语)潜力已逐渐趋向枯竭。没有越界通道的资本世，将陷入持续性的震荡乃至系统性的崩溃。这也难怪2021年元宇宙(the Metaverse)会骤然大热:在没有新大陆可去的当下，元宇宙构成了虚拟的外部性，成为资本眼中新的香喷喷的处女地。那么，对于结构性地向外越界的资本世而言，元宇宙是否是它的“绿洲”?
诚然，我们可以把元宇宙视做近20年来数字资本主义浪潮中的一个最新浪花。然而在笔者看来，有必要对元宇宙进行单独分析，因为它呈现出独特的特征。笔者同意乌尔里希·多拉塔的看法，即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抑或数字经济等概念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资本主义，而只是既有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在出版于2022年的《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中，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令人信服地提出，在获取利润方面，谷歌与脸书靠广告、亚马逊靠商贸、奈飞靠娱乐、优步靠运输，这些数字企业巨头都没有开辟全新的领域，而只是借助诸种数字技术重组了既有领域，使之发生转型。而元宇宙是一个彻底“多出来”的新的领域——更确切地说，在当下近80亿人和所有其他物种一起居住其上的这颗行星之外，纯然“多出来”的一个新的“世界”。对于已高度全球化了的既有资本主义系统而言，元宇宙标识了纯粹的外部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能理解近来兴起的元宇宙热——这个现象级热点，在话语层面上可以说就是由资本一手制造出来的。几乎在短短几个月内，数十家数字企业巨头纷纷宣布自己的元宇宙布局规划，脸书更是于2021年10月28日直接改名为“Meta”，以此映射其建设元宇宙的聚焦，而微软则在2022年1月18日宣布以687亿美元的现金交易收购游戏巨头动视暴雪，并表示游戏在元宇宙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余如Ｒoblox、Valve、EpicGames、英伟达、字节跳动、腾讯等跨国巨头企业和著名游戏公司，都纷纷进军元宇宙抢占赛道。资本的越界逻辑抵达行星层面意味着空间性竞争转变为时间性竞争——已覆盖整个行星的资本能抵达任何地点，现在关键是能多快地抵达。在极短时间内兴起的元宇宙热，就是各大企业时间性竞争的产物——技术可以还没有到位，但资本已经跑到那里了。
元宇宙热是资本先行，亦即资本先于技术而行动。在技术层面，元宇宙并不是一个技术的单点突破，而是一组技术“群”构成的聚合体，包括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技术、云计算、3D视觉、增强现实、区块链、物联网、边缘计算节点、传感器、芯片、虚拟现实头显、脑机接口、智能眼镜等。尽管这些技术当下大多已崭露头角，但离成熟地支撑起元宇宙构建还有着不小的距离。在技术达到成熟之前，元宇宙仅仅是一个营销概念，一个由资本迫不及待开启的热潮。刚入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并坐上世界首富宝座的埃隆·马斯克认为，目前虚拟现实头盔技术并不成熟，低刷新率与延迟会让人很快产生疲劳和“晕动症”，元宇宙目前只是一个营销热词。美国维尔福集团创始人加布·纽维尔则认为“元宇宙是胡扯”，“大多数谈论的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显然他们并没有玩过大型多人在线游戏”，“围绕元宇宙有许多快速致富的图谋”。在他看来，现在的所谓元宇宙是“一堆基于区块链的《第二人生》仿冒品，以数百万的价格向愚蠢的商业品牌出售虚拟房地产”。
尽管当下元宇宙热尚停留在资本狂欢阶段，但金融资本的先行确实会带动技术的快速迭代。为了进一步推进分析，现在我们以技术趋于成熟后的元宇宙为分析对象。马克思曾作出一个著名的“反达尔文主义”论断:“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换言之，要深入地批判分析一个对象，不是先去看它的初级形态(猴子)，而是恰恰相反，去看它的成熟形态(人类)。从这个反达尔文主义视角出发，我们继续追问:元宇宙是否能够成为已然耗尽外部性的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绿洲”?它是否能够成为熵增不断加速、不可持续的人类世的“绿洲”?
三、陷入元宇宙:迈向“游戏资本主义”
让我们先提出两个彼此关联的要点。首先，在占有性个人主义的产权框架下，在近80亿行星人口比例中只占极少数的资本家拥有这个宇宙。进而，同剩余价值一样，元宇宙纯然是一个多出来的宇宙——一个由许许多多人的智力劳动乃至体力劳动所共同创造(包括大量一般智力)但产权归属于资本家的多余宇宙(surplus universe)。于是，元宇宙尽管宣称去中心化，然而它恰恰以资本的再度中心化为其致暗性的内核。资本主义的产权逻辑(私有化)与越界逻辑(外部性)，是元宇宙生成机制之逻辑基底——当它们被抽走之后，元宇宙热将立即消散。尼克·迪尔－威斯福特用“未来主义式积累”(futuristic accumulation)这个概念来论述一般智力被私有化为知识产权以及技术租金(technological rent)的当代资本积累模式。可见，一方面，行星层面疯狂产权化的原始积累从未消失;另一方面，未来以及彻底虚拟的宇宙的元宇宙，就是这种“未来主义式积累”操作的一个典范。
让我们进一步结合案例进行考察。由林登实验室开发、2003年上线并且至今仍在运营与更新的在线游戏《第二人生》，经常被视做首个元宇宙。《第二人生》官网首页上写道:“探索、发现、创造，一个新世界在等着你……”在加布·纽维尔眼里，《第二人生》这种存在了近20年的“实际的元宇宙”，“已经做了所有的事，并且比这些新来者做的多得多”。也正因此，这个技术上尽管相当初级但被视做“已经做了所有的事”的实际的元宇宙，具有典型的分析价值。在这个“新世界”里，玩家被称为居民:他们通过可运动的虚拟化身(avatar)，在三维建模的广袤世界里展开第二人生。然而，第二人生真的是第一人生的绿洲么?
在迪尔－威斯福特及其合作者格雷格·德普看来，《第二人生》标志着“游戏资本主义”(ludocapitalism)的兴起。在《第二人生》中，用户诚然可以免费进行“基本游戏”，然而当你成为“拥有”土地的居民后，林登实验室会按月收取费用。也就是说，你必须成为“氪金族”，才能使你的第二人生至少居有其“所”。当然，在游戏中你可以买卖与出租你的虚拟房产。今天元宇宙房产的买家们，也肯定不是冲着“房住不炒”而斥巨资的(目下技术并无法让用户获得关于“住”的丰富体验)——他们皆在坐等房价上涨以获利。现实世界的房价已经到了无法再飙升的价格高位，元宇宙里的虚拟房产则成为那“多出来”的外部性，使资本溢出性地奔涌而去。在《第二人生》最巅峰的那几年，有大量玩家靠着“炒房”成为富豪。
在《第二人生》中，你也可以进行商业性或艺术性的各种内容创作，并在游戏中用“林登币”进行买卖。当然，在《第二人生》中更为琳琅满目的是现实世界商品的虚拟展示。IBM、苹果、阿迪达斯、耐克、丰田、尼桑、戴尔等众多企业巨头在《第二人生》中开设有销售“门店”，林登实验室会在每一单销售中收取提成。许多现实世界中的企业巨头更是在《第二人生》里拥有“私人岛屿”(光IBM就购置了12座)，仅供其员工和重要客户进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已真实存在的“多余宇宙”，以虚实叠加的方式构成了当下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外部性，并且这个外部性具有远胜于现实世界的可延展性。
在2009年出版的《帝国游戏:全球资本主义与电子游戏》一书中，迪尔－威斯福特和德普根据当时正迈向巅峰期的《第二人生》数据提出:“约20%的居民，构成了富有林登币的少数人，其余被迫生活在虚拟贫困中。”可见，玩家们的第二人生同样是贫富分化严重的人生——分化程度比现实世界好一些。沉浸在《第二人生》里的玩家，既包括在第一人生中无法支付购买电脑和宽带费用而只能蹭网吧的贫困者，也有不差钱甚至大把撒钱的“氪金族”，甚至还有不少人用“林登币”进行洗钱。诚如迪尔—威斯福特和德普所分析的:“《第二人生》的居民们，是阶级划分的、财产拥有的、商品交换的、货币交易的、网络化的、能源消耗的主体，他们是一个完备意义上资本主义秩序的主体。欢迎来到你的第二人生——它非常像你的第一人生。”
基于这一分析，迪尔－威斯福特和德普把《第二人生》视做“游戏资本主义”的典范。而在笔者看来，其更恰当的名称是“元宇宙资本主义”:并不是所有电子游戏作品，而恰恰是元宇宙游戏(从《第二人生》到脸书新近推出的《地平线世界》)构成了当下高度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系统的外部性。
进而，从人类世的视角来考察的话，元宇宙对于资本而言是一个“多出来”的宇宙，然而对于行星而言，却并非纯然“多出来”的宇宙——元宇宙里每个虚拟居民，都对行星增加了现实的碳排放。根据2006年的数据，《第二人生》每个“居民”所产生的用电量相当于一个真实的巴西公民的用电量。换言之，元宇宙如果是一个“绿洲”的话，它是一个并不会缓解人类世生态危机的“绿洲”(如果不是加剧的话)。
对于当下现实世界而言，元宇宙这个虚拟世界，显然不构成一个革命性的“绿洲”——这是一个从全球性的平台资本主义升级而成的元宇宙资本主义。以脸书为典范的平台，为所有用户搭建出数字底层设施;而以Meta为典范的元宇宙，则为所有用户搭建出数字底层世界规则(包括物理规则)。从脸书到Meta这个“战略转变”并不是简单升级数字资本主义，而是激进转向元宇宙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系统从搭建“平台”跃升到构建“世界”。然而，这个“世界”无法独立存在:它在能量供应上完全依赖现实世界，并会增加行星的熵值。这个“世界”在底层规则上虽然拥有迥然不同的物理规则，但却依然忠实地延续现实世界的资本主义。是以，元宇宙看上去很新、很“后人类”，然而它实际上很旧、很人类主义(占有性个人主义)。在意识形态话语层面上，元宇宙被宣传为能为用户提供一个全新的、去中心化的、能够自由驰骋的宇宙——甚至可以打破现实世界的物理规则而自由飞天入地(在《第二人生》中玩家可以飞行甚至超距传送)。但在资本主义系统下，任何自由皆有门槛——穷人在哪里都买不起房产，在哪里都只能做“无产”阶级。因为进入元宇宙至少就得拥有或借到包括智能穿戴设备在内的一套专用硬件设备，元宇宙有一道无形的大门，并不是生活在行星上的所有人想进就都能进的。
即便拥有接入元宇宙的硬件设备，玩家们仍要直接或间接地支付软件费用，而且这个费用实际上购买的不是软件本身，玩家获得的只是软件的使用授权。经济学里的稀缺预设在数字经济里并不成立，然而数字资本主义仍以该预设来获取巨额的剩余价值。对此，安德拉斯·维特尔做过一个精彩的分析:“事实上，大多数知识产权都是非排他性的，这意味着它们在被一个人使用时并不妨碍其他人使用。进而，数字对象非但不是非排他性的，反而天生储量就很充裕。因此，所有通过数字权利来拯救版权理念的努力都是荒谬的，因为这些努力创造出人为的稀缺性。它们把充裕的对象转变为合法的稀缺物品。讽刺的是，在数字时代只有创造人为稀缺性，资本主义积累才能得到满足。”
如果说数字资本主义使得一套软件可以被售卖无数遍(但实际上所有权并没有卖出)，那么，在元宇宙资本主义里，情况进一步升级了。元宇宙里的所有物品乃至房产，都不存在稀缺性:每个数字商品都可以被售卖无数遍。作为多余宇宙，元宇宙的世界——不同于已陷入人类世的现实世界——切“资源”不仅可再生，而且几近无限。然而，元宇宙资本主义建立在人为的稀缺性上:通过售卖数字物品、虚拟资源(如“内购”“充值”“月卡”等)，元宇宙世界的拥有者们得以获取源源不断的巨额剩余价值。
面对导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而自身却“大而不能倒”的金融资本巨头时，阿兰·巴迪欧曾激烈抗议:为什么我们要“为了确保有权势的那些人的生存，对贫穷的所有形式坚持严密控制?”这个抗议对于元宇宙资本主义更加掷地有声:为什么我们要为了确保现实世界里有权势的那些人继续在元宇宙里有权势，而人为地制造稀缺性，并通过这个方式在元宇宙中严密地维系贫穷的所有形式?为什么不能真正创造性地搭建元宇宙世界的底层规则，并让它们在大量玩家的游戏过程中不断演化迭代?代之以使元宇宙继续成为资本主义系统的新的外部性，为什么不能使这个新世界成为探索资本主义之替代道路的实验室?马克思号召的“改变世界”，为什么不能从元宇宙中开始?
四、从行星工厂到元宇宙工厂
元宇宙的资本主义向度，并不仅仅在消费、流通与金融领域。尽管剩余价值是在流通领域里实现与积累的，但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它是在生产领域被制造出来的。我们有必要看到，在生产领域，元宇宙资本主义亦具有独特的特征。
元宇宙资本主义的剥削(掠夺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不仅仅针对那个“多出来”的世界的实际创作者们(包括程序师、美术师、历史与文化设计师、规则设计师、项目协调师等在内的元宇宙开发者)，也针对所有的消费者们(元宇宙玩家)。换言之，当你进入元宇宙后，你并不仅仅只是玩家，同时还是一个劳动者，并且是一个没有报酬的劳动者。这就是元宇宙资本主义里“多出来”的劳动——元宇宙的拥有者不仅靠虚拟物品并且靠多余劳动来攫取剩余价值。制造虚拟物品的人为稀缺性与产权结构，是元宇宙资本主义的致暗性操作。而使元宇宙玩家成为“多出来”的无偿劳动者，是一个更为隐蔽的致暗性操作——它不仅将劳动低廉化，并且使之隐形化和无偿化，从而产生巨额的剩余价值。何以如此?
在元宇宙世界中，生活就是生产。元宇宙的这种独特生产模式——借用安东尼奥·奈格里与迈克尔·哈特的术语——就是“生命政治生产”。作为非物质劳动的生命政治生产，直接“生产出社会生活本身”。非物质劳动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学术共同体内部遭到了激烈批评(奈格里与哈特被批评为在当代“帝国”中极大地边缘化工厂劳动):在当下现实世界中，物质性劳动真的已经被非物质劳动所取代了吗?但在笔者看来，“生命政治生产”相当妥切地揭示了元宇宙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
玩家在元宇宙中的所有活动皆在非物质性地生产内容与数据(元宇宙的政治经济学向度)，并通过这个方式参与“世界”的构建(元宇宙的政治本体论向度)。元宇宙的玩家们既是消费者(用户)，同时也是内容生产者与数据生产者(劳动者)。在《帝国游戏》中，迪尔－威斯福特和德普用非物质劳动概念来分析生产“非物质产品”的游戏产业:“尽管非物质劳动理论家们有时过度论述了他们的案例，但我们同意关于技术的、情感的与沟通性的工作的一个新的荟萃是21世纪资本的一个特征。电子游戏提供了一个显著的地点来进行批判性的探索。人们只要想一下一款《马里奥》游戏的开发如何囊括制作硬件与编程软件必须用到的高级技术能力，许多种艺术家(从动画师、音乐师到概念设计师)的情感技能，以及所有这些活动同工作室团队合作所需要的协调，就能看到这种工作同非物质劳动的定义构成了多么紧密的对应。”
在迪尔－威斯福特和德普看来，非物质劳动仅仅被用来指游戏制作环节中的技术—情感—沟通工作。但在笔者看来，这个分析是不充分的。笔者引入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生产概念并不只限于揭示元宇宙游戏开发中所涉及的程序员与艺术家们的劳动，而是为了进一步提出，作为消费者的玩家，恰恰亦是生成剩余价值的非物质劳动者。倘若没有玩家活动，元宇宙就是一个联结特定硬件的软件程序。倘若只有玩家注册但不活动，那么软件里只是多了一些静态的数据包。只有玩家在里面展开各种活动、不断产生数据交换，一个“世界”才被撑开——元宇宙软件随之成为元宇宙“世界”，在里面各种“事件”得以发生。对于脸书这样的社交平台而言，用户越多，它就越具有平台属性，就越能产生集聚效应。元宇宙里的玩家越多，不仅仅会产生更大的流量，使元宇宙软件IP更有价值，还会使元宇宙更具有“世界”属性。故此，元宇宙里的玩家是无偿的劳动者——玩家们的生命政治生产制造出了巨大的剩余价值，即一个多出来的、不断更新的“宇宙”本身;但这个宇宙并不属于他们。
通过引入“生命政治生产”概念，笔者要提出这样一个挑战性命题:元宇宙资本主义内嵌一个暗黑秘密，那就是娱乐即劳动。元宇宙不仅有社交属性(符号性—沟通性的联结与互动)，还具有沉浸性的娱乐属性，如纽维尔所说，元宇宙和大型多人在线游戏有鲜明的继承关系。“娱乐即劳动”这个论题充满了悖论:这两件事难道不正是结构性地背道而驰?人们在工作时间里劳动，在闲暇时间里娱乐：在工作时间里娱乐抑或在闲暇时间里劳动，恐怕都会引起惩罚或抗议。然而，元宇宙中那些高度娱乐性的游戏活动本身恰恰就是一种劳动。元宇宙资本主义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越界逻辑不只在空间向度上展开(不断侵吞外部性)，还在时间向度上展开(越出工作时间轨道，侵吞闲暇时间)。为了论证这个命题，我们需要引入两个重要的论题:社会工厂—行星工厂论题与生产性消费者—观众商品论题。
和奈格里同时期的意大利哲学家马里奥·特朗蒂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社会工厂”概念。他的论点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社会关系从不和生产关系相分隔;生产关系变成几乎和工厂的社会关系完全等同”，“当整个社会被缩减为工厂，工厂则似乎趋于消失”。当然，直到今天，行星上仍有大量看得见的工厂(尤其在第三世界)，但特朗蒂笔下的“工厂消失”指的是资本主义系统(“工厂的社会关系”)已然整个地融入社会之中。这意味着，劳动并不仅仅在有形的工厂或写字楼之内，而是广泛地存在于整个社会中。
社会工厂概念让我们关注到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隐秘动向:劳动的去场所化。而劳动的去场所化，总是和劳动时间的去边界化结构性地关联。经典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剥削，主要聚焦于正式工作场所中的雇佣劳动，剩余价值来自于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多出来”的劳动时间(工资未覆盖这部分劳动)。然而，当代数字技术早已使得人们能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进行劳动——晚上九点多手机上收到的工作信息，双休日微信群里激烈的工作讨论……我们还有必要看到更广泛的劳动形式，如职场女性回家后陷进去的“第二轮班”，大学老师节假日埋头写论文——在资本主义秩序中，家务劳动与居家科研皆能够产生出剩余价值。乔纳森·克拉里的著作《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尽管只是聚焦晚期资本主义下睡眠消失问题，而没有专门讨论劳动问题，但克拉里认为是马克思发现了对时间的资本主义再组织:“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与对时间的再组织是多么不可分割，尤其是作为剩余价值创造方式的活劳动时间。”而在当代，对时间的资本主义再组织已几乎覆盖生活的所有面向:随着整个生活世界被数字技术转变成社会工厂，闲暇时间与工作时间已不再可以清晰区分。
近年来，随着平台资本主义兴起的零工经济进一步推进了社会工厂的扩大:大量网约车司机、代驾，都是不分场所与时间的“自由劳动者”，他们和平台并不构成传统的雇佣关系。不少人白天工作结束后就成为代驾司机或网约车司机，于是整个城市变成了另一个工厂。迪尔－威斯福特认为当代人已经身处行星工厂中:“如果1844年我们有了工厂，在20世纪中叶我们有了福特主义社会工厂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有工厂行星，或者说行星工厂，这个政权不只将生产、消费与社会再生产(例如福特主义)纳入其中，而且将生命的诸种基因性与生态性向度纳入其中。”根据迪尔－威斯福特的分析，行星工厂一方面导致了人类世的温室效应与物种大灭绝，换言之，它正在加速剥夺人类自身继续在这个行星上生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行星工厂的自动化程度已使人工智能上升成为一般智力，各种超级计算机、机器人正在加速迭代，使人类劳动越来越边缘化。在行星工厂中，资本也许还有明天(找到新的外部性)，但作为物种的人类则几乎看不见明天——迪尔－威斯福特用“奇点资本主义”一词来标识这样一种深渊性的未来。资本世就指向了这样一个只有资本而没有人类的未来。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元宇宙热兴起了。元宇宙既构成了全球资本主义新的外部性，又让人们以虚拟化身的方式来展开全新生活——资本家们因前者而鼓吹元宇宙，陷于人类世的人们则因后者而憧憬元宇宙。然而，元宇宙中的生命政治生产使得人们只是从行星工厂进入到元宇宙工厂。马克·扎克伯格在近80分钟的元宇宙宣传片中专门介绍了在元宇宙中如何工作:人们不论何时何地都可以远程协同工作，极强的临场感可以满足与同事的情感交往需求，可以在元宇宙中拥有一个专注自己工作的数字空间……然而，这只是元宇宙对既有工作方式的重组，扎克伯格没有说的是，即便你在元宇宙中进行纯娱乐性的活动，你也在为他以及其他元宇宙拥有者们进行无偿劳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说:“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在元宇宙中的每个瞬间，你都在为资本家的利润而劳动(不管你是否意识到)。移民元宇宙的你，将陷入打扮成“绿洲”的巨型工厂中。
五、致暗时刻:自由(免费)劳动，娱乐(劳动)至死
现在我们看到，对于逃离行星奔向“绿洲”的人们而言，元宇宙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工厂，在那里劳动本身被娱乐所遮盖:当被剥削的过程本身充满快感时，资本主义的非人类“血汗工厂”变成了后人类“乐土”。
进入元宇宙进行游戏的玩家，在主体性的层面上诚然是娱乐。但问题的关键是，主体性的体验并不影响或改变元宇宙本身的资本逻辑与产权逻辑——元宇宙的拥有者们获取了所有用户游戏活动所带来的剩余价值。足球俱乐部的拥有者通过球员们的踢球活动而获取剩余价值，这个状况并不因为后者在球场上踢得过瘾而发生变化。元宇宙用户既是玩家又是劳动者，但他们的境况还不如球员——玩家们创造出剩余价值的游戏活动，在当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被界定为娱乐，而不被承认为劳动，故而彻底是无偿的(并且还需要花钱)。就这样，元宇宙玩家实际上成为一种隐秘的“生产性消费者”(prosumer)，其活动的生产性被表层的娱乐性所遮蔽。很相似的，“饭圈”亦是一种生产性消费者:粉丝的劳动被娱乐所遮盖，其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则尽归资本所有。
平台资本主义已然十分擅长制造生产性消费者，即把它的用户变成无偿的劳动者。例如，我们登录平台时碰到的各种验证码(辨认字符或看图识物)，表面上是让登录者自证不是机器人，实际上则是让我们无偿地为平台的机器学习(文字识别算法、图像识别算法)提供人工反馈。我们也经常碰到平台让利给用户(商品价格优惠抑或1元抽iPhone等)，但要在平台上做很多任务(各种小游戏粘连平台逗留时间，乃至更露骨的传销式拉人)——这同样是典型的生产性消费。对于元宇宙资本主义而言，生产性消费者这个概念已不够确切，笔者用“玩家劳动者”(plaborer)来指称元宇宙的用户。对于玩家劳动者而言，闲暇时间与工作时间彻底不可区分。大肆推行“996”(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一周工作六天)的资本家诚然面目可憎，但大肆推行元宇宙的资本家，我们更需要警惕——“996”(抑或相反的灵活工作制)至少让人意识到工作时间正在侵吞闲暇时间;然而在元宇宙资本主义中，娱乐本身就是在劳动，闲暇时间被彻底转化为多余劳动时间。
20世纪70年代，达拉斯·斯迈瑟(在笔者看来，他实是第一个把娱乐与劳动关联起来的思想家)就写道:“在垄断资本主义下的物质性现实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所有非睡觉时间，都是工作时间。”半个多世纪前，人们没有元宇宙也没有网络，但是人们把大把时间用来看电视。斯迈瑟提出“观众商品”的概念:观众的观看时长是电视台卖给广告商的商品。换言之，观众通过看电视这个主体性的娱乐活动，恰恰生产出了让电视台获利的商品。因此，看电视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并且是无偿劳动。斯迈瑟写道:“在资本主义下你的劳动力成为一种个人性的占有，似乎你可以自由支配劳动力。如若你在一个岗位上工作并获得报酬，你卖出了你的劳动力。离开了该岗位，你的工作就似乎成为你不卖的东西。但这里有一个常见的误解。在岗位上，你所卖出的所有劳动时间并没有都获得报酬(否则利息、利润、管理层的工资就没法支付了)。离开岗位，你的劳动时间(通过观众商品)依然被卖出，尽管你没有卖它。”
于是，资本主义通过电视制造出一种“自由与闲暇的假象”。斯迈瑟对媒介研究所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当雅克·拉康、让·鲍德里亚等学者聚焦电视的符号性—意识形态效应时，斯氏独辟蹊径地聚焦电视的剩余价值生产。克拉里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中也专门提到了电视的重要性。尽管克拉里并不认为看电视构成了劳动，但他同样观察到该活动对剩余价值的创造。他写道:“即便没有物理性劳动发生，［电视］是这样一种安排，在其中个体的管理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相重叠，因为新的积累由电视观众的体量所驱动。”
晚近的平台资本主义侵吞闲暇时间的越界能力远胜于电视。诚如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在《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一书中所写的:“脸书、谷歌与类似大企业社交媒体的用户在线的所有小时，构成了工作时间，在其中诸种数据商品被生成出来，并构成了实现利润的潜在时间。”笔者要接着福克斯进一步提出:平台资本主义侵吞闲暇时间达到如此程度，以至趋向于抵达时间总体化的“天花板”。知识付费平台得到的创始人罗振宇曾提出“国民总时间”概念，认为时间会成为商业的终极战场，而得到的目标则被界定为做“时间的朋友”。国民总时间这个概念，恰恰揭示出平台资本主义已经将所有人的所有时间，全部纳入剩余价值的生产机器之中。马克思曾言:“时间是一切，人什么也不是:人至多是时间的肉身架子。质量不再重要，数量独自决定一切;一小时就是一小时，一天就是一天。”资本主义系统一直致力于侵吞时间，这个致暗性操作在平台资本主义这个新阶段则迈向总体化，瞄准了所有“时间的肉身架子”的一切。
在分析社交平台时，福克斯认为“劳动将自身呈现为玩，而玩则成为价值—生成的一个形式”。在笔者看来，这段分析用在脸书上还不是最妥切的，但用于转型成Meta之后的脸书则是极其恰当的——在元宇宙中，玩家们的玩就是价值一生成的活劳动。尼尔·波兹曼针对电视媒介而提出“娱乐至死”:“美国电视全心全意致力于为观众提供娱乐”，“电视上每个镜头的平均时间是3．5秒，所以我们的眼睛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屏幕一直有新的东西可看”。波兹曼强调:“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随着元宇宙产业的到来，人们既是娱乐至死，也是劳动至死:不只是眼、耳等感官，手乃至全身都被每时每刻调动起来。元宇宙资本主义的“割韭菜”操作，不仅是让你掏钱，而且更是让你掏时间。
在今天，指数级迭代的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全面赋能，实际上意味着人类自身的全面赋闲，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毕业即失业——人工智能使资本不再纯然倚靠人类劳动(人力资源)来获得剩余价值。而人类世的生存状况，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寻找逃避的出口(宗教性的或技术性的“绿洲”)。在人类世文明的当下，元宇宙概念被资本隆重推出，对所有有大把闲暇时间又向往虚拟世界的人们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人工智能会把大量劳动者甩出，使他们成为资本主义秩序中的“无用阶级”。然而，这个判断为时过早。下岗并不意味着停止劳动:元宇宙资本主义正等着这些“无用阶级”在其中竭尽全力地劳动。“后工作”(post－work)时代人们并非不工作，而是工作不再有偿:一方面，失业率飙升，雇佣劳动减少;另一方面，以娱乐面目出现的免费劳动剧增。“freelabour”既可以指“自由劳动”也可以指“免费劳动”，在资本主义系统中，它只能指向后者:“自由”(启蒙)结构性地被异化(致暗)。
资本的逻辑将侵吞作为物种的人类，在资本世(奇点资本主义)中资本还会有明天，然而人类(包括资本家在内)不会有明天。马克思反对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元宇宙具有成为改变世界的实验室的潜能，成为一个自由劳动(自由创造)得以展开的新世界。然而，通过娱乐与游戏，元宇宙资本主义致力于将劳动时间总体化，并通过彻底无偿的多余劳动时间获取巨额的剩余价值。在行星加剧熵增、作为物种的人类进入剩余时间的人类世中，元宇宙资本主义是资本对时间最为总体化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侵吞。
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