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已成为定义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之一,它已经深层次地“介入”当下世界,在教育、健康、金融、零售、交通、制造、服务等各个社会领域做出了强有力的赋能。人们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决策权交给人工智能算法,而这又导致其决策更容易被算法处理。人工智能算法的全面赋能,恰恰意味着人类这种“生物化学算法”的全面赋闲。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级发展,使人类以同样快的速度陷入“不被需要”的政治困境,其价值正在被数据所取代。与之相应地,民主则正在被算法权力实质性地掏空。民众时代正在迈向黄昏,我们在政治哲学层面上不得不面对思考“后民主政治”的任务。
【关键词】：人工智能 竞速统治 行动者—网络理论 算法权力 后民主政治
一、“竞速统治”与“全面赋闲”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定义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之一。2018年9月在上海召开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地展示了人工智能在教育、健康、金融、零售、交通、制造、服务等各个社会领域的“全面赋能”,包括解放双手的无人驾驶、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智能车间、由“机器人医生”坐诊的“诊室”、“看脸”吃饭与购物的智能商场等。“赋能”,正是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时代施加改变的形式。
人工智能的“赋能”,尽管形式温和,甚至看不见,实则已深层次地改变了当代世界的政治图景与社会形态。用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术语来说,人工智能实质上已经是当代世界的一个关键性的“行动元”(actant):尽管没有“生命” ① 、没有“意识”,但具有能动性(agency),是“有生气的”(vibrant),不断地对世界这个“聚合体”(assemblage)中的其他人类的与非人类的行动元做出各种触动(affect),同时被触动。换言之,人类并不是唯一具有能动性的行动元,物(things)同样具有能动性,尤其当这个物具有“智能”时。(1) 事实上,人工智能在智能性地处理信息、数据与深度学习方面的速度,已然完败人的“生物—化学算法”。李世石最初和“阿尔法狗”对弈时还取胜一盘,然而当他回去吃饭洗澡休息第二天再坐到棋桌上,对面的对手早已“脱胎换骨”。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曾在40多年前宣称:“实际上并没有‘工业革命’,有的只是一个‘竞速革命’;并没有民主制,有的只是竞速统治;并不存在战略,有的只是竞速学。” (2) 人工智能,实则正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晚近也是迄今为止最剧烈的“竞速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人自身的参与程度被剧烈边缘化,很多场合已经无关紧要。
我们已然能在日常生活中见证到,当下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竞速革命”所带来的变化:从购物、获取资讯、择偶到招聘人才,人们正在把越来多的决断权交给人工智能算法。当大数据投喂下快速迭代的算法在分析人类行为、预测人类决策时已经“比你更了解你”,人类便更多地让算法来代替自己做决策,这又导致其决策更容易地被算法处理——人类的与非人类的行动元在这样的彼此触动中,最后无可避免是人类行动元被最大程度地边缘化。由于运算和处理数据的速度大幅落后,作为“生物化学算法”的神经元越来越闲置(或者说被下岗)——人工智能算法的全面赋能,便是“生物化学算法”的全面赋闲。
维利里奥独具洞见地将政治哲学的核心,称做“竞速统治”(dromocracy),其实质便是速度的专政。而在人工智能时代,“竞速统治”越来越实质性地演化成具体的政治前景。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声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由人工智能开启。(3) 这个论题经常被评论者们放在人类—人工智能“对抗性模型”中讨论,亦即,人工智能会“有意”发动世界战争、毁灭人类文明。这个论题真正具有政治哲学思考价值之处,恰恰在于它描绘了一种“竞速统治”的可能前景。迈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rk)写道:“发展正朝着彻底自主选择和袭击目标的全自动武器前进,把所有人拉出决策圈以取得速度,这在军事上是极具吸引力的。” (4) 人类的生物化学算法,早已跟不上今天信息与武器的速度:神经元在低速度上承受巨压并频繁劳作,最终将彻底被“发展”所淘汰。可以想见,自动化地直接让人工智能来决断,以省下人类作为“虚假决策者”所浪费掉的时间,会是“竞速统治”所无法避免的前景。人工智能正在深层次地对政治决断进行“赋能”,并通过这个方式转型民族国家,使之激进地超出现代性政治哲学对它的讨论框架。
人类个体在有限信息下做决策,被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描述为“无可决断(the undecidable)的决断”。(5) 而能够快速处理大数据的人工智能算法,虽未在本体论意义上破除“有限性”、未能全面驯服“无可决断之域”,但它只要远远超过人类的能力,就会实质性地接管决断权。未来的领导人,要无视人工智能的判断而自做决断,变得越来越不可能。“竞速统治”的关键:不在于一两个人是否逆着“速度”行事,而是这样做会被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所说的“大他者”(the Other)所否定,会被视做疯狂、愚蠢或精神错乱。“第三次世界大战”,由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向人类发起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在被专用人工智能(亦被称做狭义人工智能)转型的民族国家之间发生,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6) 在竞速统治的格局中,领导人将越来越变成一张脸、一个象征性符号,就如当年实权性的国王在民主统治格局下只能以象征化的方式而存留自身。
进而,人工智能在各个社会领域的“全面赋能”,意味着作为行动元的人类在各个领域的全面边缘化。牛津经济研究所2019年6月25日发布最新报告《机器人如何改变世界:自动化对于就业与生产性究竟意味着什么》,根据其计算,仅就制造业而言,自2000年以来全球已有170万就业岗位消失,而在2030年前会有多达2000万个岗位消失,这些就业岗位由自动化系统替代,机器人能够处理高度复杂任务并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且成本越来越便宜。除制造业外,机器人已经广泛地深入到医疗保健、物流、零售、运输以及餐饮等相关行业,并在向社会各个领域快速延伸。大致上,只要是重复性的、机械性的工作,以及需要海量检索和分析数据的工作,被机器取代都并不遥远。(7) 这个报告主要聚焦制造业,这让我们很容易联系到19世纪机器取代工人的场景。今天,媒体仍然将人工智能威胁论者如马斯克、斯蒂芬·霍金、比尔·盖茨称做“乐戴分子”(旧译“鲁德分子”)——那是19世纪英国纺织工人所组成的秘密社团,他们摧毁棉纺机器,声称新技术将毁灭世界。许多当代人工智能研究者亦认为,无需对岗位消失感到担心,因为就像当年离开制造业的工人大量进入服务业,超级计算机、智能机器、机器人、算法亦将会带来很多新的岗位。(8) 杰奥夫·科尔文(Geoff Colvin)在其影响广泛的《人类被低估》一书中宣称:“过去300年在推动经济发展上被认为重要的那些技能,在今天已经不再是最有价值的了。新的高价值技能是我们最深层的本性的一部分,那些将我们定义为人类的能力:感知别人的想法和感受;在群体中有生产性地工作;建立关系;共同解决问题;以用逻辑无法达到的力量来表达我们自身。” (9) 他的观点实际上就是,人际关系与互动的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将成为“高价值技能”。牛津报告也给出了相近的答案:需要“同情心、创造性、处理人际关系”的工作,“在未来几十年内仍将专属于人类”。(10)
然而,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全面赋能”和19世纪的那次“机器入侵”全然不同。媒体和研究者对制造业的特别聚焦,实则恰恰遮蔽了这个不同:人工智能的赋能,不只是针对人类的身体能力,并且针对其认知能力。那就意味着,人工智能绝对不只是用机器(智能机器)将工人从工厂车间中“驱赶”出去,绝对不只是针对所谓的“低技能岗位”“体力劳动”,而是全方位地将人类“驱赶”出去,包括律师、教师、医生、理财经理这类主要建立在认知能力之上的工作岗位。人工智能并不需要一个机器人的身体,而是只需要连接互联网即可。专用人工智能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以认知为核心的专业领域,不断地借助大数据而快速迭代算法。故此,在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Harari)看来,“由于机器学习和机器人技术会持续进步,所以其实任何人类工作都有可能受到自动化的威胁”,“人工智能要把人类挤出就业市场,只要在特定行业需要的特定能力上超越人类,就已足够”。(11) 对于科尔文等人所提出的人际互动沟通能力,赫拉利很有说服力地提出:人工智能的“非人类能力”,在更智能,亦即更有效率达成目标的层面上直接解决问题。人工智能并不致力于加强人类“个体”彼此之间的互动与联系,而是用远为高效的“集成网络”来全盘取代。他写道:“计算机并不是彼此相异的独立个体,因此很容易把计算机集成为一个单一、灵活的网络。所以这样说来,我们面临的不是几百万台计算机和机器人取代几百万个工人,而是所有个体的工人都会被一套集成的网络所取代。因此,讨论自动化的时候,不该把‘一位司机’的能力拿来和‘一台自动驾驶汽车’比较,也不该把‘一位医生’和‘一位人工智能医生’进行比较,而该拿‘一群人’的能力和‘一套集成网络’进行比较。” (12)
换言之,人类在人际互动与沟通上具有的“高价值技能”,恰恰能够被人工智能的“非人类能力”在更为智能的层面上整个取代。由一群人(如人类医生、人类司机)所构成的行动者—网络,不管里面有多少擅长感知他人想法和感受的高能力行动元,其内部各个行动元互相触动所形成的最终效应,都无法达到人工智能所产生的效应——后者不只是在处理数据、运算和学习上具有巨大的速度优势,其内部各“个体”彼此触动方式亦更为直接,不需要“沟通技巧”,无需感知或猜测“别人的想法和感受”,也不需要用超过逻辑的“力量”来表达自身。
因此,代之以讨论哪些领域和岗位会较少受人工智能影响,我们需要讨论人全面“不被需要”的问题:前者只是策略性的讨论(个体策略),而后者才是政治性的讨论(共同体政治)。
二、“不被需要”的政治困境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正在面临文明史上第一次全面出现的“不被需要”困境。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人依其自然,是政治的动物。” (13) 这个命题包含两层内容:人,诚然是动物,但额外加上拥有政治的能力。换句话说,人是一种有能力群处在一起的动物。在他看来,人需要彼此群处在一起,才能生存下去——在“城邦”(共同体)之外还能活下去的,要么是野兽,要么是神。(14) 古罗马人的语言,深刻地呼应了亚里士多德对人的这一界定:在该语言中,“活着”和“在人们中间”(inter homines esse)是同义词,而“死去”则和“不再在人们中间”是同义词。(15) 政治(与政治智慧)便起于人对彼此的需要。
在就业市场上,绝大多数人在不远的未来将沦为赫拉利所说的“无用阶级”。而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则分析了正在进行中的“被普遍化了的无产阶级化”。亚里士多德提出人具有三种知识(生产知识、实践知识、理论知识),在斯蒂格勒看来,它们都正在被清空:人的生产知识,被自动化机器的物质化了的知识所取代;人的实践知识,被那比所有人更了解所有人的大数据算法所吞蚀;而人的理论知识,则变成一种无产阶级化的伪知识。(16) 即便是中产阶级,当他们被夺去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般智力” (17) 之后,实际上已经变成无产阶级。
在今天,我们需要观察到如下状况:特朗普主力支持者的诉求并不是和硅谷精英取得平等的社会—经济地位(此系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而是要求对方把工厂移回国内,让自己重新有被“剥削”的机会。这正是被彻底无产阶级化(知识被剥夺)的群体会采取的政治诉求——不包含“政治愿景”的政治诉求。然而,即便就这个诉求而言,支持特朗普也是一个没有远见的选择:他用行政权力造墙阻挡移民、用该权力威胁并强迫企业界“巨头们”把工厂移回国内、用该权力增加进口商品关税并不惜发起贸易战,即便成功,也只能短期地缓解失业问题。特朗普最近在推特上反复炫耀就业战绩(失业率2019年4月为3.6%,系1969年12月以来的最低)。然而,上述这些在一个任期不到就立即显现效果的政策,却会带来各种长期的伤害(这些伤害同样会辐射其支持者,甚至更为强烈)。特朗普用他所熟悉的那套在人际博弈上的策略性手段(威胁、心理战、话术等)来解决问题,而那套人际手段不适用的非人类行动者则完全落在视线之外——他完全看不到,人工智能才是这个时代真正让人在全球层面“赋闲”的行动元,而非移民。在当下时代,尽管人工智能远未能在社会层面上“全面赋能”,但它在包含大量重复性、机械性工作的制造业等领域已经造成实质性影响,而它带来的有限的新工作岗位,却无法让那些受影响者轻易进入。于是,大多数被人工智能这个行动元所影响者,实际上是被整个社会所“甩出”:即便企业“巨头们”被迫回来,但自动化与智能化后的车间,却不是他们能悉数回归的地方。如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与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所写:“技术变化与渗透的速度可能使人口之诸个完整的部分,变成一个废弃的剩余。” (18) 这些在人工智能时代快速生成的“废弃的剩余”,就以同样的速度刺激出弥散于当代全球政治舞台的“右翼民粹主义”。
近年来,迅速席卷世界的“逆全球化”浪潮(英国脱欧、特朗普造墙、贸易战……),实则正是政治智慧的迭代速度跟不上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速度的结果——在恐慌面前,先退回到“安全”的过去,退回到民族国家框架中。换言之,人工智能(专用人工智能)并不会政治性地终结人类政治,但会政治性地转型人类政治,这个进程已然开始:当下这轮波涛汹涌的“逆全球化”,很大程度上便肇因于人工智能这个行动元在全球层面的“介入性”行动。然而,“逆全球化”的这个后退,却恰恰并不“安全”,那是因为:“逆全球化”退回到的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被人工智能转型的民族国家。人工智能的全面赋能,使得返回本国的企业“巨头们”在“发展”速度的逼迫下尽可能快地飞奔在自动化、智能化道路上(否则在当下时代很快会被行业内新巨头所取代)。这就意味着:保守的共和党人脑海中的那种“黄金时代”画面不可能退得回去,那个画面正在加速度地和当下时代脱嵌。在今天,大量被甩出的个体愿被“剥削”而不得,不是企业“巨头们”道德水准的提高,而是愿被“剥削”者并不具备被“剥削”的价值。在半个多世纪前,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在其《经济哲学》中就曾写道:“被资本主义者剥削的悲惨,跟彻底没被剥削的悲惨,完全没法相提并论。” (19) 在人工智能时代,“没被剥削的悲惨”正在弥漫性地扩散: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正在快速地被自动化与智能化机器排挤掉。今天很多领域不需要“剥削”人,只需要“剥削”智能机器。故此,除非人工智能具备“意识”,起来反抗“剥削”,否则在社会层面上“剥削”确实是减少了。
“剥削”在减少,然而政治困境却与日俱增,盖因“不被需要”在现代性政治哲学框架(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中无解:“剥削”减少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主体(所创造剩余价值被剥夺的工人阶级)被抽去;自由主义政治框架并无法强迫企业巨头雇佣“不被需要”的员工;民族主义则被特朗普用来“使美国重新伟大”,然而该框架错置了“不被需要”政治困境的生成性肇因(瞄准移民、其他民族国家而非人工智能)。特朗普的(极右翼)民族主义方案,在回应当下时代的政治困境上,还不如盖茨未被采用的(左翼)自由主义方案。盖茨在2017年提出,国家对机器人收税;企业与政府部门用机器人代替人工作,也要交税。(20) 笔者认为,盖茨的方案存在如下问题:(1)增大使用机器人成本,在当代赢者通吃的“竞速”格局下对超级巨头并没有很大效力;(2)作为非人类行动元的机器人“个体”,并非像人类“个体”那样可以进行标准化的统计操作。(21) 但是与特朗普方案相较,盖茨方案至少清晰地瞄准了我们时代的政治挑战——特朗普眼里只有传统的行动元(移民、其他民族国家),而盖茨则思考如何政治性地来和人工智能这个行动元展开互相触动。由于人工智能这个行动元的加入,“后工业社会”正在无可逆转地变成“后工作社会”(post-work society)。没有更新了的政治智慧去应对的话,“逆全球化”只会是21世纪全球动荡的开始。
三、算法权力、采集经济与民众时代的黄昏
在政治哲学史上,20世纪名副其实地是一个民众(demos)的时代。人类“个体”的政治地位在20世纪急剧提高。直到19世纪,“民主”在政治思想家笔下、政治家口中,还主要是一个贬义词;它成为全球范围内的褒义词,正是发生在20世纪中叶。而普遍“人权”,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才事实上被落地实践(制度化的实践)。现代性的一组核心政治理念(自由、平等、权利、民主)早在16、17世纪便已经走向成熟,然而直到20世纪,才开始在实践层面真正扎根、制度化,才开始从抽象到具体。
政治哲学研究中,这个三四百年的时间性裂口往往被忽视。这个忽视亦有其缘由:导致该裂口的主要肇因不是理念主义的,而是唯物主义的。那便是:人类“个体”政治地位的提高,恰恰在于他/她被需要——战场、车间,都大量需要人。自动化(自动武器、流水线),恰恰使“个体”技能上的门槛被极大地拆除。古典的技艺(武艺、工艺),被能扣扳机和可做重复性操作的生物性的手所取代。于是,人类“个体”的价值,随着技能门槛的拆除而迅速地、类性(generic)地上升。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在自动武器与大规模杀伤武器面前,伤亡速度与幅度超过人类文明史上所有战争——战场迅速需要个体来填补,后方军事后勤也需要大量个体投入。现代性政治哲学所掩藏的残忍悖论是:在20世纪的竞速场域中,人类“个体”用自己生物性的消耗与速亡,来迅速展现与拉升自身的价值,进而把自己在军事、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转化为政治上的权力与权利。女性被赋予选举权,因为她们确实“能顶半边天”。(22) 从纺织工人到出租车司机,社会中的中低收入者皆通过被需要,而集体性地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每个人皆拥有选举权以及“人权”(作为人类个体就拥有的权利),背后的唯物主义基础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尽管不是每个人)都被需要。
在人工智能时代,20世纪致使现代性政治理念被具体化、制度化的唯物主义基础,恰恰被推翻——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不再被需要。人类的“个体”变得无关紧要;而后人类的人工智能算法、芯片与大数据,才是至关重要。民主的权力(democratic power)正在被算法权力(algorithmic power)取代。维利里奥曾说:“并没有民主制,有的只是竞速统治。” (23) 在当下这场人工智能所掀起的竞速革命中,曾经在20世纪主导速度的人的“生物—化学算法”,被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远远抛在后面。这使得维利里奥40多年前的上述宣称,在今天变得掷地有声——民主只是竞速统治的一种具现(embodiment),却被一些政治学者错以为“历史的终结”而已。谷歌正在打造算法主导并嵌入城市模块化、城市数据向公众开放、机器人收拣和管理垃圾等全新理念的智慧城市,这恰恰却不包括选举。(24) 这标识了:在未来智能化的共同体,选举已非必选项。
与此同时,当人类个体全面被人工智能赋闲,资本主义将和自由民主脱钩:保护人权、选举权,变成“发展”的非必要举措。(25) 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合理性而言,“智能”很重要;“意识”(以及“情绪”“感受”“体验”)则恰恰是麻烦制造者,是雇佣“智能”时不得不承受的代价。专用人工智能拥有胜过人类的“智能”,但不具备“意识”,这将使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最终摆脱现代性政治理念(政治正当性)的束缚。
生活在当下时代的我们已经见证到:资本主义,正在快速为人工智能这个行动元所转型。最近这些年登场的眼花缭乱的商业模式(“红包补贴”“共享经济”等),其实质都是“采集经济”(economy of captation),即通过采集用户数据来获利。斯尔尼塞克提出“平台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旨在指出:“与生产不同,在平台上,竞争不是由成本和价格的差值来计算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成为判断和评价竞争优势的标准。” (26) 2017年6月,阿里巴巴与顺丰那场“数据接口”之争 (27) 清晰地标识出:用户产生的数据才是平台真正在意的价值。对于人的生化算法毫无价值的海量数据,经过云计算和数据处理后,便成为这个时代最具价值的宝藏,而平台就是数据被采集与提炼的“矿井”。甚至是手机的指纹和面部识别数据、记录步数和心跳的健康数据,对于专用人工智能的迭代皆至关重要,但日常生活中的我们对这样的数据采集全然“无感”。采集经济所瞄准的数据,不只是人类所生产的,非人类行动元所生产的数据同样富有价值(如对自动驾驶至关重要的环境数据)。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时代,数据比人更具有价值,而这导致如下两种效应:一方面,致力于数据攫取的平台“巨头”,并不需要雇佣巨量工作者来完成这个工作;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被平台所转型,变成依附于平台、没有选择地被采集数据的“平台—人”。被人工智能“触动”而快速转型中的资本主义系统,越来越不再需要和人直接发生关系,而是通过数据和人(“平台—人”)发生关系。(28)
民众时代的黄昏正在快速降临:随着数据价值的上升,生物性的民众之政治地位则无可避免地下降。在赫拉利看来,“人类将失去他们经济性的有用性与军事性的有用性,故此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将不再把大量价值赋予他们”;面对这个新境况,“很难看到在实践中民主、自由市场与其他自由主义制度能够在这样一个打击下存活下来”。(29) 而斯尔尼塞克与威廉姆斯在其讨论后工作社会的专著中,开篇就宣称:“选举民主显然救无可救。” (30) 那么,后民主政治将会采取怎样的型态?这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
四、后民主政治: “算法偏见”与“神圣人”
在政治哲学的层面上,民主本身实则一种初级的大数据算法之统治。以“数据”代替“真理”的民主,一直遭受柏拉图主义政治哲学家的诟病。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曾说:“现代民主之承载体,就是那些除了杂志的体育版和笑话版什么也不读的公民。” (31) 民主就是把汪洋一样每个个体琐碎的喜好(偏好)、意见(偏见)、利益、趣味、欲望转化成统治性的权力。这就是大数据的政治哲学,即大数据(以及处理它的简单算法)就是最终极的政治正当性,不存在高于它的权威来正当化政治权力。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这位著名的左翼柏拉图主义者,在批评民主时和右翼柏拉图主义者施特劳斯一样态度激进。他把民主这种数人头的政治称做“民主唯物主义”,强调民主唯一做的就是“强加数字法则,就像这个被商品所统一的世界强加金钱的数字法则”。(32) “数字法则”(数人头)就是民主处理大数据的底层算法,这个算法从民主发源地古希腊城邦到今天,没有迭代过(尽管实践上的具体程序、运作型态以及统计方式有诸种调整与更新)。(33) 进而,我们可以看到:当代“移民政治”问题,恰恰也正是因民主所强加的“数字法则”而加剧,尤其当外来移民具有较高的生育意愿时。在人工智能时代,移民“个体”的社会价值在快速下降(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则突显出来),同时却继续影响民主的大数据算法。这使得原先在自由主义框架下已经安顿下来的“移民”,急剧地在这些年上升为一个世界性的核心政治问题。
民主本身包含着一种强制,即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在20世纪,这种“民主的强制”被政治性地接受,正是因为“多数人”里的大多数人都被社会性地需要。(34) 然而,这个状况在21世纪恰恰被改变:一边是普遍化了的无产阶级化;另一边则是大数据算法以“比你更了解你”的方式把民主权力收归为算法权力。“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对2016年美国大选的干预,在政治哲学上标识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性时刻——民主权力向算法权力的转向。作为介入者的“剑桥分析”(采集和分析数百万“脸书”个人账户数据、施以精准政治影响),并没有脱离民主框架,而是作为里面一个新增的行动元,实质性地改变了“网络”本身:该操作使得选举民主空壳化,算法权力则实质性地替代民主权力。我们可以进而设想民主空壳化的下一个阶段:算法直接就各候选人给出适合当总统(综合长程提高国内就业、促进国际秩序乃至保护地球生态等面向)的建议(72%、18%、5%……)。民主变成多个算法行动元之间的竞争,民众实际上从选总统(人类行动元)变成选算法(非人类行动元)。而算法则通过不断迭代其大数据分析能力——不只是分析候选人以及国内国际具体情况,更关键的是分析选民的个人性数据,找出有效“触动”他/她的路径——来争夺对民众的控制权。甚至再下一个阶段,民主将从代议民主回到雅典式民主形式:每当遇到重要事情每个公民手机会振动或响铃,进入专用APP后,其所选择的算法给出相应分析与建议,政治决议就根据时限到达时的即时投票结果作出。这样的话,实则同样为算法权力所支配的代理人也被跳过,民主在人工智能时代得以回归其“更充分的形态”:民众直接“统治”,政治家/政客不被需要,只需要执行具体事务的行政官僚、军官(当然他们的工作也朝不保夕,无可避免地会被人工智能取代)。
我们看到,后民主政治不需要改变民主的形式框架,但其实质则被掏空,变成算法的统治。换言之,在人工智能时代,民主这种初级的大数据算法正在被更高级的大数据算法所取代:后者不再和生物性个体直接打交道,而是和他/她生产的数据打交道,并通过数据来有效“触动”个体,这种有效程度随着算法迭代快速上升(迭代慢的则被淘汰),最后形成控制效应。而政治哲学中站在“民众”对面的“君主”(一人统治)、“贵族”(少数统治,古典“卓越”意义上的精英),如前文所分析的,同样也被算法权力所虚化、所架空。故此,民众的权力丧失,不代表权力就落回到了其传统的“对头”手里。政治哲学的传统框架,越来越无法用以分析后民主政治。在后民主政治中,开发算法、采集数据的超级“平台”,将会成为实际统治者。这就是为什么斯尔尼塞克2017年在《卫报》发文呼吁把谷歌、脸书、亚马逊等超级平台“国有化”:就像当年那些拥有大量经济资源、服务公共利益的公共事业部门和铁路部门一样,人工智能时代的超级平台们必须尽快被转成“公有制”的。(35) 国有化诚然能有效地使算法权力不被平台资本主义所直接操控,但它并不会停止或延缓算法权力的掌权:被掏空的民主权力将一去不复返。
当人工智能作为行动元参与政治之域(the political)后,它正在快速占据拉康所说的“大他者”位置,大数据算法成为一个看不见的“主宰者”(master)。把“大他者”这个非人类行动者引入政治哲学,便是旨在让我们走出那深层支配政治哲学研究的人类中心主义:政治之域内并不只有人类行动者。(36) 拉康提出,“无意识是大他者的话语”,“无意识是作为符号秩序的一个功能而构型起来的”。(37) “大他者”作为符号性的权威、现实秩序的“质核”(substance),不但通过总体化的符号网络(知识、话语、规范)来有效控制人类“个体”的行动,并且还控制其“无意识”,即其本人都不知道自己知道的东西。今天的人工智能,正是通过声称比你自己更知道你(以及其他一切),而有效地产生控制性的效应。大数据算法并不做“真理宣称”(truth-claim),它只做“速度宣称”(speed-claim)。正在到来的后民主政治,并不会是由“真理/逻各斯”(logos)重新夺回被“民众”抢去的权力。是“速度/赛跑”(dromos)毫不留情地把“民众”边缘化。于是,在后民主政治中,高速的算法觉得对,就会是对。挑战算法(不管你是普通人还是领导人),就是挑战“大他者”。
在拉康看来,大他者结构性地内嵌“不连贯性”(inconsistencies),因而永远无法总体化自身、无法成为整体(拉康称之为“绝非全部”)。斯拉沃热·齐泽克写道:大他者是“内在地不连贯的、对抗性的、具有缺陷的、被禁绝的,一个关于诸种虚构的秩序,其权威就是一个诈骗犯的权威” (38) 。这就意味着,大他者看似不可撼动、无法挑战,但在本体论层面上,它其实千疮百孔(尽管人类的生物化学算法不一定能看出来)。而挑战大他者,就是最妥切的政治性行动,就是去改变共同体的“质核”。挑战大数据算法绝非不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潜能去挑战“算法偏见”。并且,被投喂的数据越多(谷歌可谓海量数据),其算法便越“精准”,偏见便越牢固。挑战算法偏见,就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批判。
民众时代正在无可避免地走向黄昏,这使得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后民主政治的竞速统治会如何政治性地安置民众。赫拉利认为:“技术繁荣很有可能供养和援助无用的民众,即便后者并未为之做出任何努力。”（39）而在我看来,即便如此,民众在后民主政治中,将会潜在地但结构性地变成阿甘本所说的“神圣人”(homo sacer),即成为彻底被剥除政治生活(bios)的赤裸生命(zoē)。阿甘本从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那里借来“弃置”(abandonment)一词用以形容赤裸生命,确实是十分精到的。民众在后工作社会中结构性地遭受“弃置”(甚至可以保留民主的空壳),并因此逐渐沦为政治权力与权利被抽去的赤裸生命。谷歌所设计的智慧城市承诺数据开放与共享,但对于已被剥夺一般智力、无产阶级化了的民众,部分开放乃至全部开放的数据,对他们只是一堆没有精力穷尽的“无意义的汪洋”。故此,即便在智慧城市中,“弃置”的状态也无法避免。
进而,由于“通过雇佣重新分配生产利润”模式在后工作社会无以为继,即便该社会因技术繁荣而有潜能供养所有人,政治哲学也必须重新构想一种全新的共同体型态,其中不以劳动生产力为基础来进行分配,并进而对民众“并未为之做出任何努力”而得到分配做出本体论论证,否则该潜能就只能以潜能方式存在,而没有可能被实现。政治哲学从古典到现代,应对的始终都是被需要的人——即便是古希腊城邦里“奴隶”“妇女”“外邦人”这样的“亚人”(sub-human);并不断在各种挑战中迭代政治智慧及其制度性实践。然而,政治哲学现在不得不应对在类性乃至物种意义上不被需要的人。这就意味着,对于其所面临的任务,政治哲学在自身传统中并没有充足的思想资源可供调用。
在吉尔·德勒兹(Gills Deleuze)看来,哲学就是去创造、发明概念,或使概念在全新的方式下工作。概念不仅仅是表征性的、描述性的,而同时是创造性和生产性的。概念会带来变数,在事物之间创造出全新的关联。概念的建构,并不只是一个认识论的操作,而同样是一项本体论的工程,它使我们得以越出自己的直接经验而去构想新的可能性。惟有通过这种方式,哲学才具有改变我们思维方式的积极力量,否则哲学就必然沦为形而上学的幻像。（40）政治哲学的历史,展现了这种积极力量的不断具身化(譬如古典的“自然正确”在霍布斯、洛克以及卢梭等人这里被重铸成“自然权利”)。而当下,政治哲学亟须创造出新的政治概念或使既有概念在全新的方式下工作,以应对人工智能作为行动元参与进来的时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研究尤为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锻铸现代性政治理念的政治哲学家们,有几百年时间来创造、经营、发展与迭代新的概念（41）,以回应人类文明史上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之挑战;而在人工智能所开启的竞速场域,我们却只有不到几十年的时间来迭代人类的政治智慧,从而介入后民主政治的构建。
这是竞速学上一场伟大而艰苦的赛跑:人工智能专家在重金资助的实验室里争分夺秒地埋头研究,“阿尔法狗”等专用人工智能算法更是绝不停步地深度学习,政治哲学研究者的速度一旦慢了,在这个时代就和“赋闲”没有实质性区别。但愿这篇文章,会“触动”出更多从政治哲学层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思考。
【注释】：
(1)吴冠军《后人类状况与中国教育实践》,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1期。
(2)Paul Virilio,Speed and Politics:An Essay on Dromology,New York:Semiotext(e),2006,p.69.
(3)《埃隆·马斯克:人工智能将引发三战》,参见新浪新闻中心http://news.sina.com.cn/w/2017-09-06/doc-ifykpuui1258188.shtml。
(4)Max Tegmark,Life 3.0:Being Huma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New York:Alfred A.Knopf,2017(ebook),p.145.
(5)关于“无可决断性”的政治哲学分析,参见吴冠军《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载于《开放时代》2011年第2期。
(6)吴冠军《速度与智能:人工智能时代的三重哲学反思》,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7)《牛津经济研究所报告称,全球2000万岗位将由机器人替代》,参见东方网http://mini.eastday.com/mobile/190627175356236.html。
(8)See Joel Mokyr,“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Innovation:Some Lessons from Economic History”,i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Vol.69,2018,pp.13-26.
(9)Geoff Colvin,Humans Are Underrated:What High Achievers Know That Brilliant Machines Never Will,New York:Penguin,2015,p.4.
(10)《牛津经济研究所报告称,全球2000万岗位将由机器人替代》,参见东方网http://mini.eastday.com/mobile/190627175356236.html。
(11)[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今日简史》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90页。
(12)[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今日简史》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20页。
(13)Aristotle,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10.
(14)Aristotle,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10.
(15)Hannah Ardent,The Human Condi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p.7-8.
(16)Bernard Stiegler,States of Shock:Stupidity and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Cambridge:Polity,2015,p.133.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02页。
(18)Nick Srnicek and Alex Williams,Inventing the Future:Post 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London:Verso,2015(ebook),p.89.
(19)Joan Robinson,Economic Philosophy,Harmondsworth:Penguin,1964,p.46.
(20)Kevin J.Delaney,“The Robot That Takes Your Job Should Pay Taxes,Says Bill Gates”,in Quartz,February 17,2017
https://qz.com/911968/bill-gates-the-robot-that-takes-your-job-should-pay-taxes/>.
(21)参见吴冠军《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三个反思》,载于《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0期。
(22)1920年,美国宪法第19修正案赋予全国范围内的妇女选举权;从1928年起,英国所有的妇女也拥有了平等的选举权。
(23)Paul Virilio,Speed and Politics:An Essay on Dromology,New York:Semiotext(e),2006,p.69.
(24)《谷歌智慧城市再曝光这里是六个疯狂的建造细节!》,参见网易科技http://tech.163.com/19/0301/10/E9666T3L00098IEO.html。
(25)关于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双身”结构的分析,参见吴冠军《“历史终结”时代的“伊斯兰国”》,载于《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2期。
(26)Nick Srnicek,Platform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2016,p.97.
(27)菜鸟、顺丰互相关闭数据接口,并随后互相指责对方存在数据安全问题。
(28)譬如,广告业越来越根据谷歌搜索算法来投放广告;出版社越来越根据亚马逊算法来出版畅销书;时尚业则越来越倚赖淘宝提供的大数据分析来进行产品设计;等等。
(29)[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75页。
(30)Nick Srnicek and Alex Williams,Inventing the Future:Post 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London:Verso,2015(ebook),p.8.
(31)Leo Strauss,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pp.313-314.
(32)Alain Badiou,The Meaning of Sarkozy,London:Verso,2008,p.59.
(33)所有“民主”前加形容词前缀(代议民主、审议民主、激进民主等)的各种民主型态,都是底层算法上增加具体运算模块,处理大数据的底层算法始终不变。
(34)吴冠军《从英国脱欧公投看现代民主的双重结构性困局》,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6期;吴冠军《再探代议民主的规范性困局》,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3期。
(35)Nick Srnicek,“We Need to Nationalise Google,Facebook and Amazon.Here's Why”,in The Guardian,August 30,2017.
(36)吴冠军《有人说过“大他者”吗?》,载于《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吴冠军《“大他者”的喉中之刺》,载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6期。
(37)Jacques Lacan,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London:Routledge,1992,p.12;Jac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1977,p.49.
(38)Slavoj ?i?ek,Event:Philosophy in Transit,London:Penguin,2014,p.121.
(39)[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94页。
(40)Gills Deleuze,Two Regimes of Madness,Texts and Interviews1975-1995,New York:Semiotext(e),2006,p.349.
(41)施特劳斯精透地分析了“现代性的三波浪潮”，参见Leo Strauss,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pp.81-98。
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