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今年3月7日，半岛电视台新闻网报道称，在当地库尔德人武装的打击下，位于叙利亚的IS飞地、“最后据点”巴古兹（Baghouz）的约有400名IS武装成员投降。但这并不意味着IS的残存势力被彻底消灭，当前在当地库尔德人武装的攻打下，包括巴古兹在内的几个IS残存据点都进入到了战斗的关键时刻。
四年多前，IS领导人巴格达迪声称成立一个“哈里发国”（Caliphate），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这个恐怖组织及其成员们，用战争、恐怖袭击、斩首视频和大规模买卖性奴隶等手段，一次又一次让处于所谓“文明世界”的人们在不同程度上感受着极端势力带来的残忍与恐惧。如今IS基本宣告垮台，“哈里发国”也不复存在，但在由IS占领的一些地区，残存的武装势力还在抵抗着来自西方和当地的军事打击。
IS一步步垮台，也让不少人开始思考：原先被极端势力所占领的地区，在未来该如何重建？《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在今年2月底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了一些隐忧，包括IS作为政治实体，在垮台之后，其恐怖主义理念的存在会否引发新一轮同情和效仿？IS掌权时在基建方面的“政绩”，又会否勾起当地民众的怀念？在这篇文章之外，一些媒体也担忧，在伊拉克、叙利亚以及西方，各国各地政府会如何处置这些所谓的“圣战者”俘虏，以及他们的“家人”。最近成为热门话题的英国籍“IS新娘”沙米玛·贝古姆（Shamima Begum）就表示，希望能够回到英国抚养自己的孩子，但她的请求被英国方面驳回，甚至取消了她的英国国籍，理由是她的母亲是孟加拉人，她要想离开中东可以回孟加拉国，但孟加拉国同样不买账。最新的报道是，贝古姆在当地生下的男婴已经夭折。如何让这些和IS有着不同程度关联的人，在IS倒台后接受文明的审判，或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也是后IS时代，当权者和当地百姓都需要直面的问题。
从复仇式审判到“尊重法制”
针对IS投降成员及其亲属的处置方式，比较典型的当然是走司法程序，到法庭审判定罪。前不久，伊拉克方面也发表声明，称在中东一带被捕的IS成员，无论国籍和被捕地点，都可以移交到伊拉克的法庭接受审判，并且视具体罪行量刑，最高可判处这些IS成员死刑。
2006年，极端宗教势力和恐怖组织正是在伊拉克宣称成立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的非法政权，而在2010年，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则成为伊拉克伊斯兰国的一把手，并先后在2013、2014年完成两次“合并”，成立“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并自命哈里发。在IS鼎盛时期，伊拉克有大片疆土落入恐怖主义势力的手中，包括当地两座重要的大城市摩苏尔和费杰卢。在2017年，伊拉克政府夺回摩苏尔，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也对外宣称，该国残存的IS成员已经被伊拉克军队逐出国土。不过在伊拉克，针对被俘的IS成员，以及对IS残存势力的扫荡一直在持续进行。
《纽约客》在去年底发布了一篇长报道，谈论了伊拉克在后IS时代的“复仇运动”。作者Ben Taub在后IS时代的伊拉克走访，记录下了当地政府针对IS成员和疑似成员的处置手段。这篇报道提到，伊拉克政府针对IS成员，以及那些被认为和恐怖组织有关联的嫌疑人，进行了一场场快速的审判。在首都巴格达的中央刑事法庭，一个上午会有几十名恐怖主义嫌疑人正在等候法官的审判，而他们中不少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伤病：多处骨折、关节扭曲、疥疮、感冒、血栓……审判对他们来说是既“轻松”又沉重的，他们的律师在庭审之前不会跟他们再有任何接触，而当走上法庭之后，被告人会经历短促的审判，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直接宣判有罪，然后迎接囚禁或死亡。
其中一名男子被怀疑在IS占领摩苏尔期间，到过这座伊拉克北部经济中心城市南边的一个小镇，并在那里同恐怖主义分子接触——而在法庭上，他辩解称自己从未去过那里，但控方出示的一份认罪声明上，却又盖着被告的指纹。四分半钟后，没有辩护律师陪同的被告被判处有罪，他在崩溃中离开了法庭。紧接着则是一起让人哭笑不得的案件，被告坚称自己被捕是冤枉的，因为他的落网理由是名字和IS成员接近——但这在阿拉伯世界似乎又不是什么稀奇事。不过和前一个被告一样，控方依然拿出盖有被告手印的认罪声明，只是这一次的审判可能因为这个滑稽的插曲而耽误了不少时间，持续了八分钟左右。接下来的一个被告则声称自己是在“被蒙住脑袋”的情况下，在认罪书上盖戳的；而此后，也有一些带着护具，乃至背部支撑护具、将将能走得动路的嫌疑人依次上台。这一天，三名法官一共审理了21起案件，其中16起和恐怖主义指控有关，而每一起案件的审判都非常“有效率”。
对伊拉克当局来说，对待恐怖分子嫌疑人毫不姑息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丢掉包括拥有两百万居民的摩苏尔在内的大片国土，让自己的人民深受苦难，同时也让政府的公信力日渐下滑，这对当权者来说是一种耻辱。在一些伊拉克官员看来，IS的危害不仅仅在于它是一个有武装部队的政治实体，还在于其荼毒极大的意识形态，正如一位伊拉克官员在报道中提到的，有些问题“单单靠空袭是无法解决的”。
在摩苏尔所在的尼尼微省，专门的反恐法庭也在IS垮台之后建立起来，并开展审判工作。此前人权观察组织发布报告，称尼尼微的反恐法庭专门针对涉嫌在首府摩苏尔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嫌疑人进行审判。自2017年2月至8月，一共有5000起案件受理，其中被认定有罪并判处相应刑罚的嫌疑人有约200人。自2014年以来，伊拉克方面在类似的审讯行动中，已经或尝试定罪的恐怖主义嫌疑人多达7000余人，而这只是官方列出的嫌疑人名单里的一小部分。但人权观察组织对于伊拉克官方的审判行动则有一些不同看法，在他们看来，伊拉克方面在针对恐怖主义的审判和量刑上，都显得过于草率：该国政府采取的是大撒网式的审判，即但凡和伊斯兰国有一丁点关系的人，都会被送上法庭，并且在量刑上也和那些真正的“圣战者们”一样，面临程度相当的刑罚，其中还有不少是针对儿童的审判。尽管伊拉克当局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么做对于后IS时代的当地重建，尤其是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当地社区的融合，都不会有太大的积极影响。
Taub在报道中也提到，伊拉克当局在审判嫌疑人时出现了一些令人质疑的情况。当地一些人透露，真正被认定为IS恐怖分子的，绝大多数要么是货真价实的恐怖组织成员，要么是穷苦的嫌疑人——“有钱人可以从监狱走出去”——但这种情况也让一心想要根绝IS流毒的政府部门，例如情报部门感到不满，他们无法保证自己认定是罪犯的人会不会被其他部门的同事放走，因此他们甚至选择先下手为强，甚至把认为有罪的嫌犯暗杀了事。此外，审判时间虽然短促，但从被捕开始，一直到最终走上法庭，有的嫌疑人可能经历了长达三四年的审讯，也有人撑不到上法庭，就已经因为“未知”或“心脏病”等原因死在羁押地。针对IS成员和嫌疑人的审判并不仅仅在伊拉克进行，一些西方国家也面临着审判本国公民的“重任”，但在多数情况下，由于赴中东一带加入IS的欧美国家公民难以被本国有关部门准确追踪定位，所以不少IS外援在回到本国之后并不会被定罪，甚至不必接受审判。也因此，据信法国政府曾经派员深入IS控制的伊拉克与叙利亚，追踪自己的同胞，在确认后者确为IS成员之后将其暗杀。
不过最近在法律程序这一方面，包括伊拉克在内的多国对于IS成员及其他嫌疑人的处置也开始有所改变。先是伊拉克方面，在人权组织的督促之下，尼尼微的反恐法庭在诉讼程序上有了明显的改进。人权组织成员在今年二月份到访尼尼微当地的反恐法庭，对方表示，在2017年人权观察组织发布有关尼尼微法庭审判程序问题的报告之后，整个2018年该法庭受理了9000起案件，“其中，有2036起案件被撤销，3162名嫌疑人仍在调查中，2827人被提交审判，其中包括561名儿童。”与恐怖主义指控无关的案件，在经过较为审慎的考量之后，也会被转到其他法庭继续审理，这一类案件也有将近一千起。而由于“重名”或“姓名接近”而引起审判甚至误判的情况，也在该法庭日渐“提高对法制的尊重”之后得到改善；一些原本被列入嫌疑人名单的姓名被删去，因为除了和恐怖分子雷同的姓名之外，检察官并不能得到太多能够将嫌疑人定罪的有效信息。但同时，酷刑依然是安全部门在审讯嫌疑人时经常采用的手段，伊拉克外长也在敦促该国议会，尽早通过相关法规，杜绝各类审讯过程中对酷刑的滥用。
至于IS的外援们也不能像过去一样，以为“安全”回国之后就可以免遭刑罚。过去一种情况是，西方国家公民在加入IS之后，如果是在叙利亚被捕，那么由于叙利亚依然还处于内战之中，西方国家和叙利亚当局在外交关系上面临种种僵局，他们往往可通过各种方式免除牢狱之灾。一些报道甚至指出，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有意识地扶植恐怖势力，用于钳制、污蔑叙利亚的反对派武装，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政府早期对于IS分子甚至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最近，欧美各国和伊拉克政府达成共识，表示即便是加入IS的西方国家公民，如果在叙利亚被捕，也不需要经过叙利亚当局的接管，可以直接扭送到伊拉克的反恐法庭接受审判。
仇恨的蔓延：难民营与孤儿院里的IS亲属们
后IS时代伊拉克的复仇运动并不仅仅出现在该国的各个法庭上，事实上法律并不能也不可能彻底解决IS遗留下来的战俘以及家属安置问题。或许前者在定罪上稍费周章，但还算有比较恰当的解决方式，但在法庭之外，在战后重建的大街小巷，在每一个百废待兴的社区，在支离破碎或久别重逢的家庭中，IS遗留下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萦绕在这之中的是一种难以挥去的仇恨。例如，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基本上都根植于逊尼派，在他们当权时期，什叶派和雅兹迪人受到了极端逊尼派人士的残忍迫害；而在后IS时代，几乎所有逊尼派信众又反过来成为当地政府和什叶派民众的眼中钉。
就像前文提到的，伊拉克的有关部门，尤其是安全部门在面对后IS时代的重建工作时，显得极为谨慎，甚至于在他们看来，在IS掌权时期没有逃离摩苏尔或费卢杰等IS占领区的民众，无一例外都是嫌疑人。摩苏尔在IS垮台前夕遭遇了大规模的轰炸，这也让许多摩苏尔民众无家可归，他们不得不离开摩苏尔城，到就近由政府军、安全部门或者当地民兵设立的难民营里去。而就在出了摩苏尔城、前往难民营的路上，他们还得通过一个个安全岗哨，在那里会有线人替执法人员指认嫌疑人。而流落在摩苏尔附近的IS战俘会在民众的愤怒中丧命，他们的尸体会被带到难民营或者摩苏尔城内比较完好的城区游街，儿童会上前踢这些尸体，据说一位男子在得知死去的IS武装分子中，有一个正是杀害了他父亲和三个叔父的凶手时，直接持刀找到尸体，并挖出其心脏带回去献给了他的母亲。
在IS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们犯下的诸多滔天罪行之一就是大规模的性奴买卖。这种买卖在IS掌权地区，也会以“临时婚姻”的形式出现：女性在被诱骗、买卖或自愿来到IS辖区之后，会和其中一名“圣战分子”结成夫妻，但过个两三天之后，他们就会离婚，再之后，这些女性会同另外的“圣战分子”结婚，如此不停地结婚、离婚、再结婚……这实际上是在把这些女性当作性奴使用。这也让IS覆灭之后，身居原IS占领区的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的处境变得艰难，因为她们很多被质疑是恐怖分子的“家人”。她们能在记者或外国人的镜头下被拍到，对她们来说多少是一种幸运，因为有了西方人的目睹，当地执法人员就不会伤害她们，她们也因此可以选择带上一些物资和钱逃离这里。
难民营中也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是所谓“IS新娘”，她们的处境更加糟糕，甚至不比那些IS掌权时的性奴们好多少。在难民营中，IS成员的家人自然会被其他民众疏远并区别对待，有的妇孺因为家里有人曾是恐怖分子而被关押在条件更为艰苦的地方。在那里，她们自己还有孩子们的基本生活都不能得到保障，经常面临食物短缺的情况。为了活命，一些女性被迫和营地的看守们发生性关系，甚至有些人道主义工作者们，也会伺机占这些妇女的便宜。在被问及难民营中的女性处境时，当地的执法人员则表示，与IS成员结婚就是这些女性最大的罪过，如果她们实在是受生计所迫，那他也宁可看到她们全都去卖淫，也不能容忍她们成为IS成员的“家人”。除了警卫之外，来来往往的反IS武装在难民营附近停留时，也会借机骚扰这些女性。在夜里，她们只能够躲在没有灯光的黑暗处，以免被警卫或民兵发现。另外，难民营专门关押IS家庭成员的地方，随处可见妇女在堕胎或者分娩，这些孩子的父亲不一定就是IS分子，也有很多是警卫、看守或路过的士兵的；这些孩子也不一定能够存活，因为条件太艰苦，很多孩子在送医途中就已经死亡。
而因为家里出过圣战分子就要在后IS时代遭受复仇清算的，并不仅仅是那些深陷难民营的女性，伊拉克原教育部长Shaimaa al-Hayali作为新一届伊拉克政府中唯一一位女性部长，在当上部长四天之后，就被曝光其兄弟曾是IS政权的官员，甚至有一段视频显示他挥舞着武器，嚷嚷着要杀光美国人和伊拉克士兵，于是在上任四天后，这位部长被迫辞职。她在辞职声明中强调，自己的兄弟是被迫为IS服务的，自己及其他家人和IS一点关系也没有，但这依然于事无补。
Taub也曾提到，在难民营之外，还有着一大批IS孤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雅兹迪妇女所生下的孩子。雅兹迪人在IS当权时期遭遇到了极为严重的打击，大批雅兹迪妇女被极端分子抓获并用作性奴。而在后IS时代，雅兹迪人重新接纳了那些被IS成员据为性奴的女同胞，但却不接受她们和IS分子生下的孩子，因为他们有着一半IS的“血统”，哪怕他们还只是婴儿。这些小孩会被送往孤儿院，有的母亲会尝试与孤儿院取得联系，以便知道孩子的近况。一些双亲都是IS成员的儿童则要么在孤儿院，要么在大街上捡破烂，要么在法庭上等候发落。在IS掌权时，他们有的会被洗脑并训练成为童子军，或参与自杀式袭击，对IS来说他们就是利用价值很高的物品。而在IS崩溃后，他们的亲属疏远他们，甚至憎恨他们，因此在双亲战死之后，他们无家可归。而在一些当地人看来，在父亲战死，从IS阵营中被解救出来的母亲却又在难民营里被日复一日的强奸时，哪怕这些小孩本身没有迎合某种意识形态，仇恨的种子也会慢慢种下，这正是他们所担心、但似乎又无法避免的。
《独立报》的一位记者也在去年走访了伊拉克的孤儿院，在那里她看到原先被IS拿来训练童子军的学校被改造为孤儿院，那里的孩子基本上也是和上文提到的情况差不多：要么双亲都是战死的IS成员，要么是父亲为IS成员，母亲是雅兹迪人。这些孩子大多有不同程度的外伤和心理创伤，因为很多人都经历了外界针对IS的空袭轰炸，有的小孩被迫截肢，有的则深陷失眠、尿床的困扰，并呈现出明显的暴力倾向。因为还没到完全懂事的年纪，一些小孩无法告知孤儿院自己是否有在世的、有抚养能力的亲人。当然，有时候即便有亲属，但他们说了也不管用，一些孤儿院工作人员可能会疏于联系对方，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孩子的双亲所在的家族或部落都不再愿意接纳他们。而讽刺的是，其中一个小孩被他战死的父亲生前所在的部落拒绝接纳，因为他父亲是一个罪恶滔天的IS成员。但当被问及，如果小孩子是因为有血缘关系的父亲犯下大罪而不能回家的话，那他父亲的其他血亲，如兄弟等反倒能够被村落重新接纳这又是否对孩子不公时，对方便不再作答。
而即便IS已经垮台，并在各个占领区留下遍地鸡毛的乱象，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各地依然有着不少拥趸。一些IS成员的母亲得以“幸运地”留在当地继续生活，并且较少因为儿子是IS成员而遭到过多责怪。不过在面对记者时，一些“IS母亲”依然坚持自己的孩子，不管是战死还是逃亡，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没错。在被称为IS在叙利亚最后据点的巴古兹，库尔德的武装力量持续对当地残存的IS军队施压，并同意附近的平民先撤离。但在撤离现场，不少报道都显示，当地民众中IS的支持者不在少数，一些人显得非常愤怒，并极富挑衅意味地冲着战地记者和叙利亚反对派武装高喊声援IS的口号，表示IS会“继续发展壮大”。这里头有不少人看起来像是IS成员的家人，其中一位名叫Um Fatima的伊拉克妇女冲着武装部队大声诅咒，并表示如果不是为了女儿的生计她是不愿意撤离的；一些雅兹迪儿童也在惊恐中逃了出来，还有一些男人一经撤出就被带去审讯室。另外一位名叫Loubna的叙利亚女子表示，她的丈夫愿意战斗到最后，并对IS的未来表示乐观，而她则选择离开，倒不是觉得IS没希望了，而是想撤离战场，回去把她的五个孩子抚养成人，并将他们培养成“圣战分子”。
来自西方的“圣战分子”和他们的归国路
无论是接受法庭审判的“圣战分子”，还是投降者中的IS成员亲属，里头除了当地的叙利亚人、伊拉克人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外国人。一些数据显示，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里，每一百万约旦人里就有逾300名IS“圣战分子”，紧随其后是突尼斯，也接近300人；波黑、土库曼斯坦、沙特阿拉伯也有一定比例的IS成员。而在非穆斯林国家里，比利时是参与IS人口比例最高的，每一百万比利时人里有将近50人“志愿”参与IS，瑞典、丹麦、法国、奥地利等国也有不少公民前往IS大本营，打起了“圣战”。IS在中东的兴亡，背后也有不少欧美各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普遍认为，奥巴马当局曾对IS一开始在叙利亚的崛起坐视不管，因为当时美国方面认为让IS做大有助于阿萨德政权的覆灭，而直到IS对雅兹迪人犯下的非人道罪行被一再曝光报道之后，奥巴马才最终同意对叙利亚境内的IS展开打击行动。而如今的库尔德人自治地区，库尔德人武装得以抗衡并击垮IS军队，一个原因也是美国方面在其背后撑腰。
除了政治实体之间的抗衡，个人为什么愿意从被多数人认为更加“先进”、“文明”的欧美发达国家，跑到中东和IS一起奋战，则一度让西方世界感到困惑。《大西洋月刊》曾经在2015年年底做过一个调查报告，显示自愿加入到IS的人大体上可以被区分为九类：一，“求职者”，这些人试图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并获得一定的金钱回报，改变身边人对自己的看法；二，寻求身份认同，这类人难以融入自己所处的环境，并希望在其他地方能够寻觅自我定位；三，复仇者，这类人通常认为自己是西方社会里的少数族裔，并且认为自己受到了来自西方社会的身份霸凌；四，寻求救赎的人，因为他们认定加入IS、参与“圣战”能够洗清自己以前的罪恶；五，为了养家而试图加入IS以换取更加丰厚的报酬；六，单纯为了冒险、寻刺激；七，较为狂热的意识形态分子，并希望将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强加给他人”；八，试图加入IS来寻求某种“正义”；九，在生活中极不如意想一死了之，干脆抱着“自杀”的心态加入IS。
这些理由有的荒诞，有的又似乎显得很日常，而在《大西洋月刊》看来，愿意加入IS的西方国家公民里，有一定数量的穆斯林，他们主要还是遭遇到了某种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即作为少数族裔，对于自身在欧美国家的生活前景感到迷茫。而在非穆斯林族群里，也有一部分欧美公民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并相信了IS宣传中描绘的“理想社会”。《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就报道过，一些欧美非穆斯林公民，包括部分女性，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反感，并认定IS能够提供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其中一部分人还为此皈依了伊斯兰教，然后开始暗中为IS募集资金和物资，甚至直接投靠IS。他们想象中的IS，与一般西方媒体报道里的IS几乎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在中东地区，《大西洋月刊》认为，IS对穆斯林社群里的吸引力远比西方世界想象的要大。对不少生活在阿拉伯世界的民众来说，IS之所以吸引他们，正是像其宣传力所说的那样，可以帮助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并有助于他们明确自己的身份认同——至少在IS的宣传里是如此。另外，也有部分人同样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不过他们更多是对例如阿萨德政权治下的生活感到迷茫，因此转而投靠一个看似有着更美好期许的政治实体。
对于那些想去IS捞金的打工型恐怖分子和想去寻刺激的冒险型恐怖分子来说，IS在兴亡中做出的暴行或许足够让他们的美梦泡沫被戳破，但对那些寻求身份认同的人来讲，如今他们更像是陷入了历史的褶皱之中，在IS的经历，无论离他们最初的目标有多远，如今都不可能再继续下去。当然也有一些IS外援，就像前文提到的，会利用叙利亚的动荡，以及本国与阿萨德政权的脆弱关系，在不被本国有关部门追踪到的前提下，返回原先所在的国家，并且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如今IS垮台，很多原本来自西方国家的“圣战者们”也纷纷放下武器准备离开，如何处置这批人也成了西方各国政府头疼的一个问题，毕竟单是在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民兵手里的欧洲籍IS成员就多达1000余人。
在这一点上，美国和欧洲国家又有着不太一样的立场。特朗普此前多次敦促欧洲各国追踪本国的“圣战分子”，并把他们带回各自国家审判，这让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出现了意见相左的情况。但乔治华盛顿大学在201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加入IS的美国籍人士只有250至300人，相比之下，欧洲各国加入IS的公民加起来多达5000至6000人。但美国方面对于本国“圣战者”的处置方法又显得自相矛盾，另一位IS新娘霍达·穆塔纳（Hoda Muthana）在2014年自愿加入IS，而在近日她向《卫报》表示希望能够回到美国，她意识到自己当年的幼稚，并请求原谅。穆塔纳的请求得到的回应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宣布和国务卿蓬佩奥达成“高度一致！”，“不允许穆塔纳回美国！”并表示其他试图回到美国的IS成员将被投到关塔那摩监狱。穆塔纳的父亲已经就此事试图控告美国政府，他的女儿如今和“圣战者”丈夫还有孩子，一同居住在叙利亚东北部的一处难民营中。
或许也是因为美国籍IS成员相对较少，直到穆塔纳的事件引发全美论辩之前，美国官方的口径依然较为一致。在联合国安理会，美国一直致力推动各成员国防范本国公民加入恐怖组织，并要求各国对投靠IS的公民予以监督，并有责任带回自己国家审判。但一个事实却是，在欧洲各国和澳大利亚，国内的舆论都倾向于在把本国IS成员带回来审判之前就直接剥夺其公民身份。丹麦曾经有过一项较为成熟的帮助这些人“重返社会”的法案，但反对的声浪过大，该国法院也认定法案无效。欧洲议会的外交理事会也在今年2月刊发了安东尼·德沃金的一篇文章，称接纳在后IS时代返回欧盟的“圣战者”是一件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工作，带有某种不确定性。文章称把IS成员带回欧洲各国加以审判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与伊拉克法庭最初那种简单粗暴的定罪方式不同，在欧洲审判“圣战者”，往往不容易将他们定罪，就算这些IS成员最终获刑，也不一定就此在监狱中度过余生。IS的意识形态对这些“圣战者”的洗脑让欧洲各国都感到忧虑，尤其是发生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恐怖袭击都出现了IS的踪迹，在事实和恐惧面前，欧洲各国恐怕不会轻易认同美国的提议，何况美国自己也开始自相矛盾了。不过，一些非西方国家还是愿意接纳此前加入IS的本国公民，马来西亚就愿意恢复这些人的公民身份，并尝试制定一套相应的计划，帮助这些人重新融入当地社会，但条件是一旦归国者被发现仍然有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迹象，那他们就将面临相应的刑罚。
各国踢皮球式的应对方式，让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不愿再留在伊拉克或叙利亚的欧美各国公民陷入到又一轮身份认同的危机，这一次他们的身份似乎将被直接抹去，这也意味着他们的人生几乎没有未来可言。以色列媒体Ynetnews的一篇报道也印证了《纽约客》和《独立报》等媒体对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对IS成员的审判情况，以及IS的家人们在难民营和孤儿院的处境，不过在这篇名为“IS wives: The lost women of war” 的报道里，主角却是来自外国的“圣战者”妻子们。她们中每人平均接受巴格达法庭审判的时间只有区区十分钟，律师对她们也一点都不上心，这些人也很大概率会被定罪。报道提到的很多女性来自德国、法国、瑞典、荷兰和土耳其，例如名为Nu?h Suwaidi的德国籍女性，原本就和丈夫一同住在德国科隆。24岁的她和丈夫育有三个小孩，但在德国的生活对她来说过于艰难，“没有工作，也学不会德语”，然后她和丈夫决定去伊拉克寻找更加“光明的未来”，他们先到了土耳其，然后去往伊拉克，后来他们又因为“工作原因”被命令去往叙利亚。在叙利亚的时候，她的丈夫最终死在了“工作岗位上”，而她本来打算带着孩子离开，她也准备好了出境的护照和其他文件，但一来没有钱，二来没有人给她办签证。也是在叙利亚的时候，她在那里拿起了一把步枪，而她学习射击的照片被IS用于宣传，而这很有可能是让她被判处死刑的证据。
也有自愿前往叙利亚的年轻女性，她们到这里之后成为了“圣战者”的求偶目标，单是一个人就能受到“十几份相亲的简历”，每个人都附上了自己的照片，于是这些女孩会选择长得比较英俊的作为自己的丈夫，然后他们会结婚，会因为战事而四处奔波，女孩成为母亲之后，往往也不得不面对丧夫的处境，并在IS垮台之后接受审判。此外还有来自荷兰的一位医生，她到IS的辖区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劝自己的丈夫回家，但被拒绝了。她被困在了叙利亚，身边还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当然最终她的丈夫同意他们离开，但条件是必须留下儿子，只能带女儿走，因为“儿子需要留下并成为一名IS的战士”。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外籍IS成员想要回到原来的国家已经相当困难了。在IS败北之后他们也不太能够像以前反悔的“志愿者”一样找到途径悄悄溜回本国，而且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对IS的仇恨让逃离当地的原IS成员及其家人也很容易被抓获并扭送到难民营或法庭；伊拉克方面也已经宣布，在当地被捕的欧美籍IS成员可能会面临死刑。没有身份也没有未来，这就是IS成员，以及跟他们有过不同程度关联的人们在今天的处境。他们中有的人罪有应得，获得或即将获得应有的刑罚；有的则“迷途知返”，但也为时已晚；有的是被迫卷入其中，但却只能在恐惧中躲在黑暗的难民营里苟活；有的只是儿童乃至婴儿，却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会再拥有亲人，而只能在各种心理和身体的创伤中慢慢长大，并可能在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