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於1944年，第一任所长是着名画家常书鸿先生。政权易手的翌年，1950年，中共西北军政委员会接管该所，改称敦煌文物研究所，保留原班人马，仍由常书鸿当所长。
1962年我到那里时，所里有四十多个人，分别在研究部、石窟保护部、行政管理部工作。所长常书鸿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在敦煌的时间不是很多。
敦煌的日常事务，大都由他的夫人、党支部书记、副所长李承仙负责。李承仙同时也是研究部主任，管业务，兼管人事、後勤、政治思想工作。
她原先是画家，在敦煌临摹壁画二十多年，精通业务。入党後当了领导，政治热情特高，对每个人的要求都很严格。是个急性子，心直口快。有什麽事，沉不住气，马上就问，马上就查，喜怒形於色。作为下属，你可以把她的脸，当做政治气候的晴雨表，用不着猜闷葫芦，也难得。
研究所名义上直属中央文化部，实际上在所里领导一切的党组织，是敦煌县委宣传部的一个支部，归敦煌县委领导。县上有什麽活动，都要通知所里。所里有一辆中型轿车，我们全体－－党员和非党员－－常常坐着它，到二十五公里以外的敦煌县城去听各种报告：传达某个会议精神，布置落实某项政策，动员学大庆、学大寨、学解放军、学某英雄某模范等等，回来後讨论落实，都不打折扣。
我去以前，十多年来，一直如此。所以研究所虽深藏沙海孤岛，研究遥远的古代艺术，却并不与世隔绝。历次政治运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皆火力充足。有时起步慢一拍，但没有走过场的。同事们相互揭批，积累下许多过节。表面上谦和礼让谈笑无间，骨子里都在较劲。
大学毕业不久就去劳改的我，虽有一些别人没有的经验，对外间世界却不甚了了。到这里，以为是到了世外桃源。面对千壁画林，古木寒泉，和所有这些温文尔雅的好好先生，直觉得像在做梦，如坠五里雾中。
一天早晨，经过资料室门前，遇见史苇湘先生。他是所里资格最老的画家之一，四十年代就来了。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从美术组调到资料室至今。那天见到我，他热情招呼，急速忙乱地掏钥匙开门，同时告诉我他是因为什麽所以来迟了，迟不到五分钟，并把手腕伸过来让我看他的表。从无时间观念的我
没细听也不想看，只是傻呼呼笑着示好。他固执地一定要我看了一下，说：“你看，不到五分钟，是吧！”我连说是是是，不明白是怎麽样，不是又怎麽样。
又一天，在林荫道上遇见考古组施娉婷女士。她和她丈夫、研究部副主任贺世哲两个，都是军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在朝鲜打过仗，在大学教过书。觉悟高，见识广，工作能力强，是所里的业务骨干。那次遇见她时，她一手抱着一摞书，一手拖着一根枯树枝。招呼寒喧後，她说这根树枝已经枯了，是风吹下来的，她是顺便拾的。这不用说，一看就知道。我不明白，这为什麽需要解释。
像这样的事，经常都会发生。
每次讨论报告，大家发言都很踊跃。学习英雄事迹，气氛也非常热烈。有一次学雷锋，大家全都感动得哭，会议室里一片唏嘘抽嗒之声。施娉婷、贺世哲都取下眼镜，默默拭泪。美术组组长段文杰更哭出很大的声音，哭得眼睛鼻子通红，频频站起来到门外擤鼻涕，擤得喇叭似的山响。我没见过这阵仗，简直懵了。下来李承仙把我叫到所长办公室，说，有人反映你没有阶级感情，学习英雄事迹，别人都感动得哭，你两只眼睛滑溜溜东张西望。是不是那样？…
是？…那你想的是什麽？後来又有一天，李承仙把我叫去，说，有人反映你到阅览室看报，总是先看《参考消息》，後看《人民日报》，是不是事实？我说记不得了，我是随便拿的。她说怎麽每次都是先拿上《参考》？我说《参考》不能看吗？她说不是不能看，问题是为什麽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宣传那麽感兴趣，党的声音到反而不爱听？这是个什麽问题，你想过没有？回去好好想想，也别背包袱，以後改正就是了。
没过几天，她又把我叫去，说，有人反映你写反动诗，是不是事实？我没写，坚决否认。她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台宗悟後无来去，人道苍茫十四年”几个字，下面写着发现的时间、地点和作者高尔泰的姓名。李承仙把纸折掉半截，我看不到检举者的姓名，但我认得，那是我们美术组组长段文杰的笔迹
两天前到印稿房印稿，在落满灰尘的印稿台上，不经意用手指写了这两句龚自珍的诗。显然老段误以为是我的诗了。我到资料室找了一本《龚自珍全集》，翻到那两句，给李看。李说，不是你写的就好，说清楚就好了。你也别怪人家多心，从一九四九年到今年（一九六三年），正好十四年，现在又正好在批判人道主义，人家以为是你写的，也很自然。你别计较那些个，无则加勉麽。
无则加勉，有则怎麽得了哇！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了，史苇湘让我看表，施娉婷解释树枝的来源，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事情，都挺自然挺正常。是我尚未入世，所以才大惊小怪。
後来学王杰学焦裕禄，大家又都哭。我想学学不来，就两手按着脸，尽量低下头去。从手指缝里斜眼窥看别人，发现有好几双晶莹泪眼在闪闪地观察我。连忙把头垂得更低，低得都快碰到膝盖了。
红与黑
从62年到66年，所里的业务工作，包括研究、临摹、考古发掘、编辑出版和石窟加固工程，基本上都是为一项纪念活动作准备。
据唐碑记载，敦煌莫高窟始建於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三六六年。到一九六六年正好一千六百周年。所里计划在这一年，邀请国际国内有关的学者专家和宗教界人士，到敦煌举行一系列大型纪念活动，以期进一步推动敦煌学的研究。
1964年，报上越来越多地强调阶级斗争和突出政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历史主义、让步政策、活命哲学、合二为一论、利润挂帅论、战争恐怖论、形象思维论、现实主义深化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的批判，也越来越密锣紧鼓。中秋节前，常书鸿从北京赶回敦煌，传达了毛泽东指责文化部和文艺界的两个批示，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决定纪念活动要突出政治，增加一个大项目：开创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洞窟。
经反复讨论，决定利用一个原有的、无壁画塑像的大洞窟，重新装修，在佛像的位置上塑一尊毛主席像，像後的正面西壁画中共党史，题为“万水千山只等闲”。南壁画抗日战争史和解放战争史，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壁画新中国的伟大成就，题为“六亿神州尽舜尧”。窟顶画共产主义天堂的美好前景，题为“芙蓉国里尽朝晖”。议决後，常书鸿说，插红旗要寸土不让，新洞窟就是一面红旗，插进这些古老的石窟寺群中，恰好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美术组组长段文杰说，这是常所长交给我们的光荣政治任务，我们一定要 保证完成。通过创作学习党史，通过创作提高认识，也是我们思想改造的好机会。
工程大，时间紧。美术组承担新壁画创作，任务最重。组会讨论时，常、李都来参加。要求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突出表现党的伟大。要求有装饰性，突出壁画的特点。讨论决定，由我先拿出一个小样，大家修改补充，再定稿。我没日没夜地赶了两个多月，赶出几幅示意图。但讨论会却一直开不起来。
李承仙找我谈话，说有人要搞垮新洞窟，我们要坚持顶住。这事拖不得，讨论不成就不讨论了，自己满意了就定稿，我们再组织人放大上墙。一九六五年一年，我一直在干这件事，赶出了四壁和窟顶五个小样。一面墙数百人，动态异而形式一，满壁生风，也真不容易。然而画出来，已经没用了。
一直埋头画画，都不知时移势易。原来所长办公室里，挂着一幅邓拓手书的赠常书鸿诗：“危崖千窟对流沙，廿载辛劳万里家。发蕴钩沉搜劫烬，长将心力护春华”。报上一点邓拓的名，人们就发现了问题。文革尚未开始，抽调出去搞四清的人都还没回来，所里人就自发地起来揭发“常李夫妻黑店”了。天天开会，先是说常书鸿“业务挂帅”、“唯才是举”，後来连“要把一切暗藏的邓拓分子统统挖出来”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
“邓拓分子”一词，是发言人贺世哲的发明，可惜後来没有流行。但是他说的另一句话“打着红旗反红旗”，却同後来流行全国的那句话完全一样。贺世哲说敦煌研究所不是没有政治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筹备一千六百周年纪念，所有的项目都是黑的，都是宣扬封、资、修，很黑很黑。一看形势不妙，临时加上个新洞窟，说的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实际上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更黑了。
说到这里，文质彬彬的他，突然直直地指着我，说，是红还是黑，只要看看新洞窟创作是由什麽人挂帅，就很清楚了。他号召大家“解部麻雀”，先弄清楚这个人的反动本质。接下来大家的发言，矛头都指向了我。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夹边沟逃出来的恶狼，带着花岗岩脑袋，我来所後写的文章，都是大毒草。平时一言一行，都坚持反动立场。甚至有人说，我曾经用朱红大笔，在毛主席像上打了个叉叉。这一条如果坐实，我就够枪毙的资格了。
我刚结婚，渴望安全，十分紧张。常书鸿不在所里，急性子的李承仙，这次倒有静气，处变不惊，叫我安心工作。她问我新洞窟创作是不是革命文艺？
我说是。她说那就对了，你怕什麽！她说她前几天和窦明海（酒泉地委书记、四清工作团团长）谈过一次，窦说是红是黑，自有公论，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少数人的意见，不代表党的政策，叫她要沉住气。她说，本来麽，这还用说。
她的沉稳自信，还有窦的表态，使我安心不少。
一个多月以後，我们到敦煌县委礼堂，去听窦明海作报告。一贯笑眯眯的窦明海，这次一脸的杀气，在讲台上挥着拳头，说要砍黑旗，插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且特别提到，“要砸烂敦煌文物研究所这个独立王国”。
我瞟了一眼在座的李承仙，她面无表情。回头又瞟了一眼坐在後排的贺世哲，他也面无表情。
在回莫高窟的汽车上，除了李承仙和我，大家都很兴奋，齐声地、反复地唱一只歌：
革命的风暴席卷全球，
牛鬼蛇神一片惊慌……
配合着汽车的颠簸，那“慌”字拖得很长很长，大家的脖子也扯得很长很长。头一抖一抖的，脚一踏一踏的，动作很齐，踏得车底板砰砰直响，车厢里灰尘弥漫。坐在我旁边的所长秘书、幽默健谈而善於放声大笑的李永宁，一面唱一面搂着我的肩膀，按节拍一松一紧一摇一晃，笑得满脸都是深深的皱纹。
如歌的行板
第一次见到施娉婷这个名字，是在兰州艺术学院教师宿舍的门上。我想像，这个人一定白皙颀长。後来在敦煌见到她，黧黑矮壮，江湖落气，总觉得不像。在四十来个人的全所会议上，她埋在靠墙的沙发里，两臂交叉着抱在胸前，伸直腿架在沙发前面的茶几上，脚底朝着大家，像一个颠倒的八字。八字左右，分别放着她的眼镜、茶缸、香烟盒、烟灰碟和笔记本。发言时闭着眼睛，不急不忙，可言辞机锋百出。批评所里的工作，尖锐而又雄辩。
她的丈夫贺世哲，倒真的是白皙颀长。带着大黑边近视眼镜，容止若思温文尔雅有绅士风。总是端坐在会议桌旁，十指修长如音乐家的两手放在桌上，扶着一个紫砂小茶壶。发言低沉徐缓，用词平和周延，都是商量的口气。但观点与乃妻完全相同，很尖锐。听他发言，我常想，纯绵裹铁，此之谓乎？
他们都是军人出身，抗美援朝出生入死，各有不少英勇事迹。後来到大学和研究所工作，教书做学问，也都各有创见，论文深刻严谨。但是书卷气不掩军魂，骨子里仍透着一股子大无畏战斗精神。婚後没孩子，精力除了做学问，都用来磨砺思想的刀锋。读书触类旁通，议事明察秋毫，论人入木三分，谈笑间常从鸡毛蒜皮上升到意义和价值的层次，理论素质如此之好，以致我常常觉得，他们不搞哲学来搞美术史考古，很可惜。
1962年秋天，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带领刘开渠、王朝闻等一行十来个人，来敦煌开会，研究石窟加固工程的事。他俩递交了一份材料，说敦煌文物研究所民主革命不彻底，解放前的所长现在还是所长，旧班底没更新，党的政策贯彻不下来，成了沙漠里的独立王国。具体事例写了几万字一厚本，要求党中央派人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时机不凑巧，正值短暂的宽松期，党的政策强调团结。徐平羽看了材料，不置可否，在会上要求大家搞好团结，共同前进。此事不了了之，他们陷入孤立。
我是新来的，其中提到的事，除了一件，我全都不知道。那件事使我们成了朋友。他俩要创办一份杂志，叫《敦煌研究》，要我给创刊号写篇文章，叫《敦煌艺术的人民性》。我说我不知道“人民性”是什麽意思。他们说资料室里材料很多。我说我曾翻了翻，好像谈“继承”的文章，都必谈人民性。但是这个词的意思，从来就没有界定，它好像是从苏联来的，看苏联人的文章，好像更糊涂。
那时中苏交恶的事还没有公开，施娉婷警告我：这话只能在我们家说。贺世哲笑道，我倒是很欣赏你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施说我也是，这不是叫你去到处乱说，小心别人抓你的辫子
这篇文章我终於没写，帮他们做了些审稿和编排的工作。但是杂志也终於没有出来，因为常书鸿不批准。在写给徐平羽的材料中，贺、施提到这件事，说常不批准，就是不许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批判地研究敦煌艺术。我说这只是推测，假设不等於事实。他们笑笑，说，你不了解情况。
一天，在他们家吃饭，谈到夹边沟劳教农场的经历，贺世哲说，那是宝贵的人生体验，很难得的。他说鲁迅说过，有两种人要刮目相看，坐过牢的，上过战场的，有道理。我说，这话，可不像是你们说的。施说，你已经给我们铸好了模子了是吗？拿来看看。我说我不过是觉得新鲜而已。施说，这就是说，你认为我们不该新鲜对吧。我说，你别这样，何必呢，我没上过战场，对付不了。
施说，战场的景象，你没法想像。我请她说说看，她说没法说，只能说个感觉：残酷。静场片刻，贺世哲一脸的严肃，郑重地又说了一句，战争是残酷的！
我说，是，战争是残酷的。施娉婷说你说这话，同我们说这话，意义不同。就像小孩子说人生如梦，同老头子说人生如梦，意义不同。我说我也经历过一点儿战争……不是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吗？贺说，受政治的影响，不等於你就是投入了政治。我说我说的也只是感觉。三个人同时，爆发出一阵大笑。
有很多很多年，我都没这样笑过了。也许，我从来就没这样笑过。
多年没有工资，到敦煌，每月工资八十三元，除了伙食费，全都寄给母亲。贺施一再劝阻，告诉我该寄多少留多少。说那边够用就行，你得有个机动：买书、添衣服，置用品，都要钱。粮食定量二十八斤，硬碰硬也不成。还有，你将来总要成家，一点积蓄都没，行吗？这些话，同我母亲说的一样，我感到亲切。
新洞窟创作陷入困境，他们替我着急，又怪我多事。说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急什麽。我说完不成是我的责任。他们说你既然完不成，当初就不该承担，承担了又完不成，怪谁。我说我没想到会这样，他们说你应该想到。
我问怎麽办，他们说很容易：放下就是了。给我说了一段禅宗公案：放下即实地。
找李承仙撂挑子，才知道放不放下，是个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许多不明白的事都明白了。以前贺、施挑战常、李，如同蚍蜉撼树，大家都疏远了他们。毛主席责骂文化部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下达後，特别是报上点名批判邓拓後，大家发现常李地位不稳，贺施有先见之明，又开始向贺、施靠拢。一些平时经常向常、李汇报情况的人，都改为向贺、施汇报情况，或者同时
向两边汇报情况。美术组讨论新壁画稿的会老是开不起来，不是偶然的。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无关是非的站队问题。受常深恩，我不能从众，除了竭尽全力搞好新壁画创作，别无选择。贺不谅解，提出一个“新洞窟创作什麽人挂帅”的问题，我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人人喊打。怒火之猛烈，大有要食肉寝皮不可稍待的势头。有一种掉在鳄鱼池里的感觉。
後来“文化革命工作组”进所，宣布我所文化大革命开始，才有了一点点安全感。工作组五个人，其中有两个现役军人。在他们的领导下，所里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贺世哲任组长。常书鸿被召回来了，抽调到外面搞四清的人也被召回来了。天天开会，中寺院内贴满大字报，揪出了一个“常、李、高、王黑帮”。高是我。王是王佩忠，老党员，所里的第三把手，前不久揭批常、李，他不遗余力，不知道怎麽也进来了。
作为打倒常书鸿的突破口，第一个批斗的是我。重新开始揭发，但都是炒冷饭了。工作组最重视的，是我在毛主席像上划了个叉这一条。他们当现行反革命案，追查得贼认真。恰恰这一条不是事实，揭发人段文杰的证词也前後矛盾，工作组定案时，没写入这一条。後来大家反工作组的时候，这成了工作组保护阶级敌人的一个例子，那是後话了。
接下来批斗常、李、王。叫我在家写检查。我检查自己的错误之一，是反对文革组长，因为他公开场合指控我反动透顶，私下里却称赞我能独立思考；公开场合批判和平主义和战争恐怖论，私下里却说战争是残酷的；指控常书鸿不支持他创办《敦煌研究》是压制对封、资、修文化的批判，但《敦煌研究》创刊号的内容，全是封、资、修。作为旁证，忆写了一份创刊号目录，和每篇文章的内容提要，一并交给了工作组组长、空军军官于家声。
那天晚上如厕，遇到常书鸿先生。说了这事，他大吃一惊，连声埋怨我太冒失。他说要是抓阶级报复，你就成了典型！我想想，也有些怕，颇後悔。半个月後又遇见常时，我告诉他对方毫无反应，看样子贺是毫不知情，说明工作组不信任他。常说，要是真的整他，也不会只是因为你那点儿材料，那事情就多了。
又半个月後，八月的一天，开全所会，叫我们四个也去。去了才知道，是要我在会上同贺世哲当面对材料。看得出来，大家同我一样，毫无思想准备。
但许多人立刻就敏感到了，文革组长同一个已结案的牛鬼蛇神对质意味着什麽。不但纷纷出来替我作证，而且揭发出大量我所不知道的贺的问题。说他是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定时炸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罪名比我的还重。
贺世哲处变不惊，安详从容。据理力争，义正词稳。但说不上几句，就被别人打断，一停下又叫他说呀说呀。他先是瞟一下，又瞟一下工作组。工作组始终沉默着，个个脸上没有表情。他终於紧张起来，频频用手指梳理头发，动作过分用力。一再取下眼镜擦镜片，老擦不完，手也颤抖。我望了望那边沙发上的施娉婷，她不断变换着坐的姿势，左顾右盼，更明显地透露出，一股子在心底出现的恐惧。
哦，勇士也恐惧。
一丝复仇的喜悦，刹那间掠过心头，很快就消失了。沉淀下来的，是深重
的悲哀，为自己，也为他们。
离人泪
十月下旬的一天，又叫我们参加会议。会场布置得很隆重，大红布横幅上，剪贴着十五个白色的宋体大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毛像两边，各有几面红旗。在座的还有几个陌生人，估计是什麽上级。
会一开始，工作组于组长就宣布了对我们的处理：常书鸿戴“反革命”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李承仙开除党籍、工资降六级；高尔泰工资降三级；王佩忠工资降一级、留党察看；贺世哲不予重新登记（清理出党）；施娉婷和其他几个人免於处分；还有几个受了批判的，不算犯错误，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他说，党的政策是批斗从严处理从宽。这是一个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标志着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新生。现在我们可以交班了。我们走後，大家要团结在以何山同志为首的文革领导小组周围，紧跟党和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奋勇前进
何山是中央工艺美院壁画系的学生，毕业分配来所不久，斗争性强，火线入党，取代贺世哲，当了我所文革组长。他说，我们所现在已经回到了社会主义的轨道，今後一定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把毛泽东思想千秋万代传下去。
会议气氛热烈，大家纷纷上台，道忠心表决心，笑口高张，泪湿衣袖。我有点纳闷儿，几次扫院子经过阅报栏，好像北京那边早已在赶工作组了，这里却又这样，不知道是怎麽回事。看着几家欢乐几家愁，想起几个月前，那次听完窦明海的报告回来，他们在汽车上唱歌的情景，仍有毛骨悚然之感。结局如此，也可堪庆幸了。
工作组走的那天，我们正在下寺割草。汽车从上寺下来，开得很慢很慢。
车子两边，挤着三十多人，个个伸长手臂，侧身挪步，争相同车上的人握手说话。握上的手，久久不放。要说的话怎麽也说不完。说完了还要再说，和这个说了又和那个说。旁边的人也争着说。七嘴八舌，推推搡搡，趔趔趄趄跟着车走。车上五个人，都半个身体趴在车窗外，两臂抻得很长，在众多幌动着的手中握一会儿这个又握一会儿那个。这只手被抓住不放，那只手又抓住了另一个人的手。同时听几张嘴说话，都不知能不能听清。
这样车子和人群一同，徐徐向前移动。走了很远很远，直到出了山门，快到防风林了，才冉冉加快速度，扬起尘土。尘土里人们开始小跑。愈跑愈快，终於跟不上了，车子绝尘而去，才纷纷站住，喘着气，挥着手帕，翘首眺望。
直望到尘土消失，茫茫戈壁上只有云影的时候，才黯然往回走。经过身边时，都没看见我们。一个个眼睛红肿鼻子通红，脸上闪着泪光，无语抽嗒。
工作组走後，我们被送到农村劳动，在农民家中吃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冬季日短夜长，农事无多。晚上到大队部文化室集合一阵子，就着飘摇的风灯，读毛语录，听支书训话、队长调度，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散了会就回冢睡觉。因为到处都很冷，只有炕是热的。这样一天天过着，都不知天外有什麽沧海桑田。尽管刀光剑影记忆犹新，也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了。
年底突然来了车子，拉我们又回到莫高窟。一下车就看到，两派对骂的大字报重迭覆盖，语言如火如刀。一派以何山为首，叫“革联”，一派以另一个工艺美院毕业生樊兴刚为首，叫“革总”。双方互相比赛忠於毛主席，互相指责对方反对毛主席，势如水火，誓不两立。据说文化革命工作组执行刘邓资反路线，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所以对立双方，又一致地都反对工作组，都刷出大字标语“强烈要求把工作组揪回来批斗”。
个人的大字报更强烈，特别是那些工作组最信任、最喜欢、跟工作组跟得最紧的人，都说是“肺都要气炸了”，要求“油炸***”、“砸烂***的狗头”“把***剥皮火烧”。这些***都是工作组成员的名字，想起几个月前他们送别那些人的情景，我真的懵了。
两派分别贴出大字报，勒令常、李、高、王四个阶级敌人，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号召其余被批斗者起来革命，揭露工作组的滔天罪行。这个敌我界线是怎麽划的？为什麽敌对双方那麽一致？我都不知道。贺世哲一回来，就成了“革总”的领袖。他依旧那麽温文尔雅，容止若思，从不使用暴力语言，有儒将风。众人信报，令出必行，大大压倒了何山一派“革联”。
工作组的人早已回了各自的单位，没法揪。我们四个，成了两派共同的敌人，被轮流抄家轮流批斗。过去是文斗，现在是武斗。两派比赛革命，同时也就是比赛仇恨，比赛谁打人打得更凶。常书鸿、李承仙经常被打得血淋淋地满地爬。打他们打得最凶的，恰恰也是那些他们从前最信任、最喜欢、跟他们跟得最紧的人。
牛棚志异
一
那些年所里乱得翻天，都搞不清发生了些什麽事情。牛鬼蛇神没有信息来源，坐井观天，更是眼花缭乱。两派斗争，弱势的革联战胜了强势的革总。常常出现新面孔。军宣队、工宣队、农宣队、支左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来去去，都不知孰先孰後谁是谁。两派革命群众出去串联，外地的红卫兵进来串联。越串联越斗得凶。以为是你死我活了，却又“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为总算有了秩序，却又更乱了，出现了更多的阶级敌人，要来个“清理阶级队伍”……帽子五花八门。常书鸿叫走资派、三反分子；李承仙叫地主婆；樊兴刚叫坏头头、现行反革命；贺世哲叫漏网右派、摇羽毛扇的人物、翻案派；施娉婷叫变色龙、小爬虫；史苇湘、李其琼、孙儒涧和我一样，叫老右派；李贞伯有海外关系，叫特务；段文杰有断袖之癖，叫流氓，又曾脱党，叫叛徒。其余诸公，或为反动权威、或为文艺黑线代表人物，或为历史反革命，或为阶级异己分子，或为经济犯罪分子，或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各得其咎。
除我们四个以外，他们在进牛棚以前，都参加过“大串联”，到全国各地跑了一趟，累得半死。那时不得不去，现在人家问他们为什麽混进串联队伍，搞什麽反革命串联去了。并要他们按里程退还“国家的”火车票钱。没工资，从生活费中分期扣除。
牛鬼蛇神分男女两批，在两处集中居住。其中有好几对夫妻。除常、李，贺、施以外，尚有孙儒涧夫妇，张峨沙夫妇，万庚育夫妇。他们每天可以在一日三次的“请罪”、吃饭和晚上“政治学习”时见一下面。如有外头的红卫兵来串联，必开斗争会，那就免不了要彼此看到对方挨打了。
一日三餐饭前，我们在食堂毛主席像前集合。排成两行，齐声背诵毛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他们人还在心不死”等等之类，约十数条。然後向毛像三鞠躬，同时大呼三声“向毛主席请罪”。常书鸿不能站立，跪着叩头请罪。在我们身後的六张圆餐桌上，有些革命群众在吃舨。早上请罪毕，就围到管生产的孔金桌边，听他分配一天的劳动任务。
晚上八点，再到饭厅集合，学毛选，互相揭批。起初，打人的和被打的坐在一起，颇尴尬。当着被打者的面骂自己反动，更难启齿。时间长了也就皮了，不在乎了。但攻防之间，也颇费精神。两个多小时下来，都很累。
睡下以後，汽车司机王杰三常来叫我们去卸车。有时他去拉煤，後半夜才回，要我们卸完煤，把车子打扫擦洗乾净。我们睡不到觉，第二天还得按时起床干活，很难受。有一次大家建议他通过孔金统一安排任务，他眼睛一瞪，说，通过他干吗！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你们知道吗？天天学毛选，咋学的？！
二
其实除了他，别人有什麽事，也爱叫我们做。电机房工人候兴，是所里学毛选的标兵，为证明工农兵无所不能，用雕塑室的材料，在院子里塑了一尊“毛主席像”。连底座高过三米，立正姿势，肩平体直如五根圆柱，上三下二垂直并立。对称地分贴在两边腿上的手指亦等粗等长。头略似毛像，但小如篮球。脚手架一拆，见者骇然。完了把我们通通叫去，轮流给此物喷漆。喷漆机锈得很紧，压起来很吃力。每人只能压五六下，力气小的只能压两三下。我们二十几个围着那物站成一圈儿，顺时钟方向徐徐移动，轮流压。常书鸿不能站立，跟着爬，轮到他时，也压一下。候兴拿着喷枪上下梯子，两眼放光，时不时大吼：“鼓劲压”！显然体验到了，作品出世的快乐。他喷了一层又一层，转身时喷枪偶或掠过我们，在我们身上、头上或脸上，留下薄薄一层水洗不掉的小白点。我用上衣包着头，从一个小孔里看世界，看那些海内外知名的艺术家们弯腰低头鼓劲努力的样子，像看西洋景。
三
这几年我一直在看西洋景。不光是有趣的事儿多，这些事儿也拉开了我同环境的距离。起初我是当事人，众矢之的，革命舞台上不可缺少的配角。後来主角们打起架来，把配角撇在一边，我就变成了局外人，得以观戏。
开头，只有我一个敌人，其余都是人民。後来，揪出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队伍一天天壮大，由一个增加到四个，再由四个增加到二十五个。请罪的队伍浩洗荡荡，超过了所里人数的一半。
敦煌县成立革委会那天，城里召开万人大会。把我们也拉去，同全县的阶级敌人一起，戴高帽，挂黑牌，站在司令台两边示众。长长的好几排人，高帽 的森林，郁郁森森。我们这一排里，除了常、李、贺、施，还有酒泉地委书记窦明海，敦煌县委书记王占昌，以及一大批党政官员，看到他们都成了我的同类，我有一种怪异荒诞之感。
台上的人讲话，都无不口口声声，要把我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永世不得翻身。但我知道，这已经做不到了。打击面如此广大，“万人丛中一身藏”，我有一种安全感。相信自己的命运，不会比一个此刻正塞满广场、挤坐在黄土地上朝我们挥拳头喊口号的人民群众，更坏到哪里去。
我想，如果林彪周恩来也像刘、邓那样倒掉，让红太阳脐脂自烧，说不定除了安全，自由也可能来到。
那天天气很好。红旗飘飘像海涛，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我“众中俯仰不材身”，做着美丽的白日梦，居然也感到了，一种节日的喜庆。
四
形势莫名其妙，只有不闻不问。反正叫咋咧就咋咧，等待处理就是了。政治学习完了，回去也就睡了。
有一阵子，常常半夜五更，被外面的鞭炮声和锣鼓声惊醒，那是革命知识分子们在庆祝和宣传毛主席发表“最新最高指示”。最新最高指示，有的叫他们到农村落户；有的叫他们到干校改造；有的叫他们把被他们打倒的老干部结合进新的领导班子……。这些“特大喜讯”，使他们欢欣如狂，敲锣打鼓放鞭炮，又唱又跳。
为了紧跟，为了别人都能紧跟，要尽快使它家喻户晓。什麽时候从收音机里听到，就什麽时候庆祝宣传，分秘必争。由於本地和北京的时差，他们常常在深夜里互相叫醒，飞快地起来行动。
有一次凌晨两点，我们正在卸煤，他们庆祝宣传的游行队伍从不远处经过。两个人抬着一块黑板，上书最新最高指示，走前面。几个人敲锣打鼓走後面。再後面十几个人跳着《忠字舞》跟进。黑暗中看不清舞姿，隐约像是京剧里的跳加官。配合着鼓点，舞曲的节奏似乎更为急促：
忠忠忠、忠忠忠、忠於毛主席
无限无限无限，永远永远永远
每过六七十米就停一下，锣鼓歌舞齐息，一个人用手电筒照着黑板，把上面的字大声念一遍。然後一阵鞭炮，同时锣鼓齐鸣，队伍继续前进。这样停停走走，从中寺出发，上寺转一圈，然後到下寺，再转回来，起码得两三个小时。我们卸完煤回去，睡下以後才听到，隐隐然有锣鼓声自下寺而来，愈近愈响。
我纳闷：那些地方根本没人，夜静山空，林深石黑，他们去向谁宣传？枕上琢磨，这必是上头的统一安排，城市农村都执行，他们不敢打折扣，所以就树林里转了一圈。我想像，那些夜游的小动物，狐狸呀，跳鼠呀，猫头鹰呀什麽的，在惊逃到安全的地方以後，转过身来，侧着脑袋观察这惊天动地的一群，於无声处，一定也同我一样，纳闷儿捉摸不透，他们是什麽意思。
五
按照最新最高指示，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因无老干部可以结合，主任暂缺。原文革组长何山当了革委会副主任，领导一切。从此所里的全部工作，除继续搞运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以外，就是“三忠於、四无限”、“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迎九大。
所谓“三忠於”，是“忠於共产党的领导；忠於毛泽东思想；忠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谓“四无限”，是“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这项活动是仪式性的。他们把会议室四壁漆成橙色，东墙上画了个红太阳，放毫光。太阳上画了个毛头像，军帽红领章。下面
一排向阳花托着三颗红心，三颗红心上写着三个黄“忠”字。每天早、晚各一次，他们在这里集合，立正，手捧红宝书（紧贴心脏部位），面对黄“忠”字，齐声大喊：“敬祝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
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连喊三遍毕，再三遍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然後唱语录歌，朗诵语录，学毛选。今天该做什麽？从毛选寻找答案，
也就是向毛主席请示。这个仪式的名称，就叫“早请示”。
下来“抓革命、促生产”，办案的办案，消毒的消毒，事务繁忙。敦煌的宗教文化，是毒害人民的鸦片，留着就得消毒。消毒就是革命，也是生产。做好消毒工作，就是对“九大”的献礼。大家把许多纤维板裁成报纸般大小，钉上边框漆成红色，再用黄漆宋体字写上毛主席语录，挂到洞子门上进行消毒。
洞窟数百，工作量极大。语录不是从语录本抄的，是直接从毛选里找的，有针对性。比方针对254窟的萨朵那伺虎图，选了“要学景阳岗上的武松”那段话；针对285窟五百强盗成佛图，选了“看看他的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那段话。为要选得合适，
他们反复读毛选，反复讨论。为确定哪一条更适合哪一个洞，有时吵得面红耳赤，务必让将来的参观者进洞之前，先打个有效的防疫针。
我去扫洞子，看到洞门上这种做工精细的语录牌慢慢增加，很佩服他们的细心和耐心。当然重复之处，牵强附会之处，甚至牛头不对马嘴之处，也还是很多。这不能怪他们，壁画丰富，毛思想贫乏，能够做到这样，已极难能可贵了。
六
所里的日常工作，还有一项“备战”。这项工作我们有份，挖防空洞的事全是我们的。他们每天下午，进行民兵操练，也很紧张。下班前还要到会议室，向毛主席像汇报一天的工作。这项仪式，叫“晚汇报”。
“晚汇报”的程序，和“早请示”相同，只是学毛选一项，改为交流学习心得。早上学的，用了一天，有什麽提高？什麽成绩？遇到什麽问题？发现了什麽敌情？哪些事没做好？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节目做完，往往晚饭
时间已经过了很久，牛鬼蛇神们早已做过请罪仪式，吃过饭，准备晚上的政治学习了。
那年冬天，进山开荒回来，我除了扫洞子，还得给所里的伙房备水。每天清早，挑着水桶，带着镐、铣、纤钎，到树林外的冰河上破冰取水。当冰河和它对面的雪山，依次从黎明前的蓝色变为紫罗兰色再变为银红色的时候，我就把伙房的水池子挑满了。胡子眉毛和帽沿子上结满冰花，浑身上下热气腾腾直冒汗。坐在炉子跟前烤一阵子，锁上门，把钥匙送还管理员，才进洞去。管理员在会议室参加早请示。门窗紧闭的会议室里，炉火通红热雾蒸腾，满屋子人挤人，一片朦胧。我一敲开门，就爆炸出一团团炎热酸臭、饱含人气煤气香烟气和强烈油漆味的云团，浓得化不开，像固体一样。
每次，当门又关上时，我都要一下子跳开，心里想幸亏我不是革命群众。
原收入《寻找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