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岁的启功走了，大江南北，从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中不难体会到国人的悼念和哀思，人们更多的是从“书法大家”、“学术泰斗”的角度缅怀他的逝去（比如有新闻标题称“传统书风骤失领军人物”），感叹“文化大师”的凋零（《中国青年报》、《新京报》都是“大师时代渐行渐远” 的标题），一些出版社编辑惋惜的则是“一个长销书作者去了”。虽然也有人把目光投下了启功淡泊无为、宁静致远的处世方式，但很少有人由此而进一步追问包括启功在内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对今天的真实意义，在一个价值失范、文化断裂的时代，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还能找到民族文化中某些最珍贵的因子，换句话说，最为重要的其实不是他们的学问，不是他们的艺术造诣，而是蕴藏在这些东西后面的精神价值、文化内涵、人格范式。

毋庸讳言，启功不是一个敢言之士，没有面对社会不义拍案而起的壮举，也不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没有声光熊熊、燃烧自己照亮黑暗的时刻，他只是一个艺术型、学问型的知识分子，与顾准等有担当、有道义勇气的思想型知识分子不可同日而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他的形象拔高。但终其一生，他确实在自己的专业中恪守了做人的底线、人格操守的底线，保持了纯粹的书生本色。他66岁那年所作的墓志铭自我解嘲，也表明他对自己的性格、作为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坎坷半生，右派经历，“文革”遭遇，丧妻之痛，都一一承受，最终彻悟人生，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做到了宠辱不禁，人们喜欢尊称他为“博导”，他的回答是：“一拨就倒、一驳就倒，我是‘拨倒’，不拨‘自倒’矣！”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有人道贺说他荣升“部级”，他却自嘲：“不急，我不急，真不急！”

启功的书法自成一派，深受大众喜爱，诚然是一代宗师，然而，在其沉稳圆熟、舒卷自如、典雅挺拔、韵味十足的笔墨背后，有多少人在意他的文化积累、生命境界，乃至他的

风雨人生、人格风范，毫无疑问这一切要比他的一幅书法在艺术市场上能拍卖多少人民币远为重要。启功受人尊敬，不是单纯因为书法好、学问好，更是因为他精神世界的丰厚、自足与对世俗浮华的超越，他淡泊名利、自甘寂寞、一辈子沉浸在学问和艺术世界中不倦追求的做人风貌。越到他的晚年，他一身布衣、不求闻达的个性与他在俗世的巨大名声、显赫光环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他身为皇室贵胄，却从不以血统自炫，坚决放弃“爱新觉罗”这个帝王家姓，以平民自居：“本人姓启名功字元白，不吃祖宗饭，不当‘八旗子弟’，靠自己的本领谋生。”当他出世时，正值民国诞生，昔日的荣华富贵早已成梦、成空，他早年丧父，备尝艰辛，只受过中学教育，如果不是史学家、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一力提携，他根本不可能登上大学的讲坛，成就一生的学业。他曾化了一年时间写字作画，义卖所得全部巨款，加上仅有的数万存款全都捐献给北师大，设立奖学助学基金，却执意拒绝不以自己的名义命名，而是坚持老校长以陈垣“励耘书屋”中的“励耘”二字命名。对陈垣的知遇之恩他始终念念不忘，在一个过河拆桥、见钱眼开、见利忘义，以赤裸裸的物质利益作为最高价值的年代里，就连最基本的、朴素的感恩之心都已变得如此奢侈。

在饱经忧患之后，启功晚年的生命笼罩在世俗浮华的光环中，却还能做到自持，有所超脱，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一个疯狂追逐名利、急功近利的浮躁社会氛围中，启功就是一剂清醒剂、一味解毒药，或许这才是他对当下中国最大的意义。启功走了，北师大校园里镌刻着他手书“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校训的那块石碑将长存下去，这八个字也可以看作是启功的写照。作为清末民初文化转型期出生的一代文化人，启功身上有着传承文化命脉的自觉，道德的自觉，这一切构成了他做人的底气，自有一种泱泱的气度。他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几幅书法、几首旧体诗、几本著作。启功之后，水流云在还是风流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