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来恭王府，已是两年前的事了。这次忙里偷闲，又匆匆赶来，为了看“启功旧藏影本题跋暨碑帖展”。回想两年前，恭王府举办周汝昌文献展时，曾展出不少周汝昌收藏的碑帖、信札，也有《红楼梦新证》（下称《新证》）的手稿，琳琅满目。而今年，又恰逢周汝昌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冥冥中，某些说不清的东西似乎在时空交错中互相牵引、映照，不时就会邂逅。是书法，还是《红楼梦》，或兼而有之，我自己也不清楚，更说不明白。但我知道，的确有一件实在的东西，曾把周汝昌与启功联系起来，那就是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下称国图）的四卷《楝亭图》（典藏号：14762）。
说起《楝亭图》，但凡读过《红楼梦》、了解一点曹雪芹家世的朋友，大概都清楚。曹寅的父亲曹玺，在江宁织造任时，曾植楝树于庭，树大成荫，便筑亭其下，公暇则读书、课子其中。康熙二十三年（1684）夏，曹玺病逝。曹寅来到金陵，见旧亭坍圮，追念旧德，遂为之重修，以曹玺所植楝树扶疏其旁，名曰楝亭。而后，请黄瓒、张淑、禹之鼎、沈宗敬等人绘《楝亭图》，遍征题咏，蔚成大观。
清乾隆以后，对这四卷《楝亭图》的命名，颇为混乱。考卷中题跋，卷二戴本孝跋云“因出示荔翁老先生《楝亭图》册”，秦松龄跋云“题《楝亭图》”，卷三王鸿绪跋云“试展《楝亭图》，难以绘事量”。可见当时题跋诸人，皆称其为“楝亭图”，并无异名。此后，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下称《书画录》）著录为“国朝恽南田诸名贤楝亭诗画卷”，吴大澂《辛酉日记》称其为“楝亭十图卷”，张伯驹在各卷卷端附纸题签作“楝亭图”，启功称“楝亭图咏卷”。晚近各家，对这四卷图的著录、命名，异称纷出。后来的研究者，又多从启功说，称其为“《楝亭图咏》”。尽管《楝亭图》曾由册页改成卷子，各家题咏先后次序也可能有过调整，但对它的命名，我觉得仍应因其旧称——《楝亭图》。
四卷《楝亭图》，图有十幅，第一、二、三卷，各有三幅，第四卷一幅。绘图、题咏者，凡五十七人（亦有绘图兼题咏者），多名重一时。绘图者有宫廷画师（如禹之鼎），有博鸿之士（如严绳孙），也有布衣、隐士（如戴本孝、恽寿平、陆漻等）。题咏者有满族贵胄（如成德），也有明遗民（如王方岐、陈恭尹等），更多的是文坛巨擘（如王士禛、姜宸英等），也有尚未考清身份、生平未详的（如黄瓒、袁瑝），足见当时征咏盛况。
《楝亭图》曾是张伯驹的旧藏，在张伯驹之前，这四卷《楝亭图》藏在何处，因相关材料读得比较少，还不是特别清楚。要往远了追，能追到陆时化（1714-1779）。据其《书画录》，知道他确曾亲见过《楝亭图》的某些部分，这些都比较详细地著录在《书画录》中。关于这些书画的来源，陆时化在序里也只说了个大概，多为“故家旧俗、高僧韵士”所藏。至于当时《楝亭图》藏在谁家，并未详细说明。
四卷《楝亭图》，聚集时贤五十余人。对曹家来讲，《楝亭图》已成一种情感象征，不啻传家之宝。如果不是特殊原因，《楝亭图》应不会轻易从曹家流出。邓之诚在《〈枣窗闲笔〉跋》中曾提到一个线索：
据缪荃孙藕香簃别抄稿本云：曹寅，字子清，号荔轩。刻《楝亭十二种》，绘《楝亭图》，遍征题咏。父玺，字完璧，康熙十七年，以工部侍郎典江宁织造，筑楝亭。及寅典苏州织造，筑怀楝堂以志慕，后亦调江宁。按此图后归内府，岂由抄没耶？
文末按语，为邓之诚所加。虽称“此图后归内府”，却未举出证据，怀疑是曹家被抄所致。
据吴大澂（1835-1902）《辛酉日记》，咸丰十一年（1861），他曾在上海见到过《楝亭图》：
二月二十七日，晴。韩维乔表兄来。午后，周存伯、徐辛谷来，即同戴礼庭至周存伯公馆，见畲春帆，复偕诸公至秦谊亭公馆。候翁叔均（大年）不值，见《楝亭图》卷三轴，题咏极多，皆国初鸿博诸名人、一时杰构，惜忽忽展观一过，不得细读。
三月二十一日，晴。郁子梅续娶，余往贺喜。午后归。从翁叔均借观楝亭十图卷，手橅一帧。
二十二日，晴。为三弟临《楝亭图》一帧于扇头。唐辛生来。薄暮，至南香花桥三叔寓中，闻外舅自江北来沪，寓太平街德隆栈，余往谒，不值，遂归。
吴大澂在上海秦谊亭公馆所见《楝亭图》为三卷，且为完整的“十图”。此前，苏州博物馆李军先生见告，李福尺牍中也提及曾见《楝亭图》三卷，装一匣（此条材料未见）。由这两处“三卷”记载可知，《楝亭图》颇有可能曾以三卷流传，重装为四卷，大概是比较晚的事了。
据《书画录》著录，陆时化当时所见，其中有禹之鼎绘图，且迻录了禹之鼎的跋文（“偶读楝亭诗画册……”）。今所见《楝亭图》第一、四卷，各有禹之鼎绘图一幅。有禹氏跋文的一幅，在第四卷，与《书画录》相合。尤侗《楝亭赋》也见于第四卷，其余图、诗，都在第三卷。由此可知，当时陆时化见到了现在的第三卷（无何炯题咏），也见到了第四卷的部分内容，没有见到第一、二卷。
奇怪的是，《书画录》著录王士禛题诗的尺寸为“长九尺零二分”。今所见第三卷，确有王士禛题五律一首，此诗收进了《带经堂集》，题作《楝亭诗曹工部索赋》。第三卷王士禛的这首五律，尺寸明显比第四卷尤侗的《楝亭赋》短很多。“长九尺零二分”，应是著录有误。
张伯驹旧藏四卷《楝亭图》，经赵万里入藏国图后的几十年中，很少有人能再看到原件。不久前，李军先生见告，最近，其中的一卷《楝亭图》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也很早就听说，中华书局有影印出版这四卷《楝亭图》的计划，时间过去了很久，却迟迟未见。
研究曹雪芹家世，这四卷《楝亭图》是非常重要的材料。几年前，与胡文彬先生聊天，谈及《楝亭图》时，先生还特别嘱咐，留意卷中的黄瓒、袁瑝。惭愧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仍未寻得半点有关二人的材料。等我看到完整的四卷《楝亭图》，也是很晚的事情了。
去年，忙完课业，忽想起黄一农教授在文章里谈到《楝亭图》时，说曾在国图看过其中的一卷。因为特殊的研究需求，我需要目验、核对四卷《楝亭图》上的旧纸折痕，以考订其重装问题。于是，我决定去国图善本室碰碰运气。虽然多次提出调阅原件的申请，可能因我年齿尚幼，资历尚浅，根本没有资格目验这四卷宝贝。很遗憾，最终也没能见到庐山真面。
让我稍稍感到宽慰的是，在国图善本室见到了完整的四卷《楝亭图》高清照片。在善本室的电脑上，颠来倒去，反复看这四卷《楝亭图》的照片，考察卷子形制、比勘题咏文字、辨识人物印章、摹写十幅《楝亭图》，断断续续竟耗去近一周时间，才把最基础的工作完成。
细审各卷钤印，有几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首先，张伯驹的“京兆”（阳文葫芦形印）、“丛碧”（阴文方印）、“张伯驹印”（阴文方印）等印章，皆钤于各卷卷末连接旧纸的装裱衔接处。其次，张伯驹的题跋、识语所在纸张，纸色颇新，与康熙年间诸家题咏所在旧纸有明显区别。最后，较诸家题咏所在各纸，张跋所在纸张，其高略长。由以上三点来看，《楝亭图》各卷卷末所附长纸似是张伯驹新附、重裱。
周汝昌看到这四卷《楝亭图》时，是1948年，张伯驹在燕京大学中文系二楼举办展览。展出的藏品，其中就有《楝亭图》。那时，周汝昌正致力于搜集有关曹雪芹家世的资料。正因为此次展览，张、周二先生因《楝亭图》相识相知。后来，也是因为周先生将四卷《楝亭图》中的题咏录入《新证》，其内容才广为人知。
启功也曾写过一篇《记〈楝亭图咏〉卷》，收在《启功丛稿（题跋卷）》里。启功能看到《楝亭图》，且将题咏录副一册，也是因为张伯驹。比勘《新证》所录与《楝亭图》原件，发现《新证》所录文字，与《楝亭图》原件并不一致。周汝昌写作《新证》，采录题咏时，并非据《楝亭图》原件。他所据的，正是启功的录副册子。
据周汝昌回忆，其同学孙铮受张伯驹委托，曾持来启功的录副册。“打开看时，果是启先生手迹，一色小字正书，略带一点儿行书笔致，也不太多。我就欣喜兴奋地录入了我的《证石头记》稿（即后来改名的《红楼梦新证》）。正刚（引者按：孙铮，字正刚）说，张先生愿将此手钞册见赠。我听了深为感动，但念这不太合宜，有‘贪得’之嫌，就托正刚又奉还了张先生。但此册究竟下落如何？早不可问矣。现在想来，当时不敢径领惠赐之高谊，是个‘错误’，如在我手，也许尚可幸存。”（《北斗京华》，中华书局，2007年，296、297页）可见，当时这件录副册在张伯驹手中。大概是启功录副完成后，一并将此录副册送给了张伯驹。
去年，取《新证》所录，与四卷《楝亭图》中的题咏逐一校过，排出了其中的异文：
第一卷 成德《曹司空手植楝树记》“此即司空公之甘棠也”，《新证》脱“公”字。王方岐题咏“春晖暧嘉树”之“暧”，《新证》作“暖”。吴文源题咏“半璧江南荫大贤”之“璧”，《新证》作“壁”。方嵩年题咏“讵料继组者”之“讵”，《新证》作“孰”。林子卿题咏“只为曾霑谯国泪”之“霑”，《新证》作“沾”。
第二卷 戴本孝题咏落款作“鹰阿山樵戴本孝”，《新证》作“鹰阿山樵戴书”。姜宸英题咏“故工部侍郎完□曹公以康熙初年出苏州督理府事”，“□”字处，原件空白，《新证》作“璧”。“知其亭而不能记其亭之所以名也”，《新证》作“知其亭而不知其亭之所以名也”。“销亡”之“销”，《新证》作“消”。毛奇龄题咏“再来举浣见文官”之“浣”，《新证》作“院”。杜濬题咏“道长在根柯”之“在”，《新证》作“右”。金依尧题咏“召伯棠”之“伯”，《新证》作“公”。吴农祥题咏“官阁攀条频怅望”，“频怅望”三字，《新证》作“飞彩凤”。
第三卷 程义题咏“玕琅满眼如雪”，原件“雪”字右边有三点，末补“屑”字，《新证》作“玕琅满眼如霏屑”。何炯题咏“□清阴于杰构”，因原件此处残损，“□”字仅存右上一角，难以辨识，《新证》也以“□”标出。“贻百世之孙子兮”之“孙子”，《新证》作“子孙”。
第四卷 尤侗题咏，《新证》引《艮斋倦稿》卷五所收《楝亭赋》，且与录副册作了对比。“爰构草亭”，《新证》引《艮斋倦稿》作“爰筑”。“像依依于杨柳”，《新证》引《艮斋倦稿》作“象依依于绿柳”。此两条，《新证》皆出校。另有未出校者，如“孝子啜其泣矣”之“其”，《新证》作“以”。“罗君通之墓庐”之“君”，《新证》作“居”。冯经世题咏“拜命吴门缵业新”之“命”字，《新证》作“业”。
周汝昌录完以后，就将启功那册录副题咏奉还了张伯驹，不知这个录副册子是否尚存天壤间。如果失去了这个册子，以上异文的来龙去脉，恐怕再也无从稽考了。
四卷《楝亭图》，上钤“廙轩”印，凡十二处。十二方“廙轩”印，散在各卷，皆在图画或题咏旧纸：第一卷两方（一在禹之鼎绘图左下角；一在成德《曹司空手植楝树记》题咏右下角），第二卷三方（一在沈宗敬绘图左下角；一在姜宸英题咏右下角；一在毛奇龄题咏右下角），第三卷六方（一在严绳孙绘图左下角；一在恽南田绘图左下角；一在徐乾学题咏右下角；一在韩菼题咏右下角；一在宋荦题咏右下角；一在王士禛题咏左下角），第四卷一方（在尤侗题咏左下角）。
启功在《记〈楝亭图咏〉卷》，也着重谈过此四卷《楝亭图》的递藏：“卷中常见有‘廙轩’收藏印章，廙轩是清末湖南巡抚俞明镇（引者按：应作“震”）的号，是否即俞氏所装不可知。”（《记〈楝亭图咏〉卷》，《考古》，1963年第6期，23页）
案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号觚庵。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湖南，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历官刑部主事、甘肃提学使等职。入民国后，归老西湖，卒于杭州。著有《觚庵诗存》。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说：“伯舅山阴俞觚庵先生同寓头条巷……俞先生藏书不富，而颇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钞八十回《石头记》，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于京师海王村书肆者也。”（《柳如是别传》，“缘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页）王伯沆批《红楼梦》，在“读法”中也说：“八十回本今有正书局已印行。俞恪士所藏原书抄写甚精，大本，黄绫装，余曾见之。后恪士以赠狄楚青，遂印行，但已非原稿影印矣。”（《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页）因俞明震曾收藏戚序本《红楼梦》，《楝亭图》由他来收藏，似乎显得顺理成章。但事实并非如此，“廙轩”主人应是俞廉三。
案俞廉三（1841-1912），字仲隅，号廙轩，又作逸仙、虞仙，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清末汤寿潜为俞廉三所撰《神道碑铭》，述其履历颇详，节录如次：
公讳廉三，姓俞氏，字廙轩，吾浙山阴人也。……公生而颖异，幼即端重如成人，肆力于学，不屑屑帖括及一切趋时速化之书，而但求有裨实用。……公禀承庭训，习为判牍，虽老吏勿如。年逾弱冠，即投效山西戎幕，橐笔治军符，并与防河之役……先后积功，由武乡县知县、代州直隶州知州，升宁武府知府，调补太原府知府……张文襄公初抚晋，闻公名，调公总理文案。公建议，以为治晋之策，首在禁烟……十五年，升补冀宁道，历署按察使、布政使，寻升湖南按察使，晋头品顶戴、山西布政使。二十四年，调补湖南布政使，遂升巡抚，两兼湖南学政……二十九年冬，调抚山西之命下，而公引疾归矣。归舟过武汉，张文襄方督湖广，知公原籍无片椽可托，留公居江夏，公葛巾卉服，以书画自娱，洒然有终焉之志。三十三年八月，特命来京召见，旋命以侍郎充修订法律馆大臣，公一意融会新旧律法，务蕲于当。三十四年十月，命在紫禁城骑马。宣统元年闰二月，补授仓场侍郎，剔仓储之弊……三年十二月，奏请开去差缺。翌年二月，薨于天津。予谥敏僖，春秋七十有一。夫人陈氏先公卒，生一子启元。继室蔡氏无出。……孙三，晋玢……晋璜……晋璠及曾孙肇康，均幼。……丙辰冬月，晋玢葬公于兰渚山之原，以墓碑为请，不可辞。铭曰……（汤寿潜：《俞廉三神道碑铭》，《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人物列传”第二编，1939年10月排印本，绍兴县修志委员会刊，3158-3160页）
《清画家诗史》有俞廉三小传，称其“酷嗜书画，因习六法以自写胸臆”（李浚之《清画家诗史》，中国书店，1990年，445页上）。俞氏寄情书画金石，收藏颇多。辑戈青侯制印，编有《柏叶盦印存》《浮芥亭印存》。戈青侯，河北景州布衣，好古精鉴，工篆隶，善刻印，俞氏延其入幕，相与讨论，称莫逆交。（《清画家诗史》，445页上）
《柏叶盦印存》书前，有俞廉三叙，自述与戈青侯的交往，其中有“余与君交，垂四十年”句。俞氏叙，自述其性嗜篆刻，幕友戈青侯，刻印技艺高超，所刻图章，以俞氏所藏为多。戈氏去世以后，俞氏追昔抚今，感慨事功学问百无一成，于是裒集箧衍，汇戈氏刻印二卷，以戈氏生前自署“柏叶盦”命名此书，故曰“柏叶盦印存”，希冀戈青侯姓名长留天壤。又附俞氏自作之印，别为一册，附于卷末。
由《柏叶盦印存》，知此四卷《楝亭图》中所钤“廙轩”印，其主人应是俞廉三，与俞明震无涉。启功所说“廙轩是清末巡抚俞明镇的号”（《记〈楝亭图咏〉卷》，23页），与汤寿潜所撰《神道碑铭》“二十四年，调补湖南布政使，遂升巡抚”合榫，只是误将曾收藏《楝亭图》且做过湖南巡抚的俞廉三误记成了俞明震。
《柏叶盦印存》所收几方“廙轩”印，形制略有不同。其中，有一方与《楝亭图》中的“廙轩”印形制相同，应同出一印（?）。至此可知，前述以“廙轩”印主为俞明震的观点皆误。究其原因，二俞皆浙江山阴人，生活时代相近，且俞明震又曾收藏戚序本《红楼梦》。在《楝亭图》的递藏问题上，二人的确容易相混。
除《柏叶盦印存》，尚有尺牍、拓片等资料，也可证明《楝亭图》中“廙轩”印主为俞廉三。如2016年嘉德春季拍卖会上，曾拍过一批王先谦、王懿荣等人致唐才常的书札，其中就有一件俞廉三的尺牍，亦钤此印，形制与《楝亭图》中的“廙轩”印同（?）。
以上三份不同材料，“廙轩”印章的关合，足以证明，廙轩主人就是俞廉三，收藏四卷《楝亭图》的人也是俞廉三，与俞明震毫无关系。
坐在湖心亭南边的围栏上，把这篇稿子清理完，原本暄暖的阳光已是强弩之末，府里的游客也已变得稀稀拉拉。从恭王府南门出来，想起启功的录副册子可能还在张伯驹那里，便顺着胡同一路向北，而后沿着后海往东，走不多远，就到了路南的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
面前，朱红的大门紧闭，纪念馆与周围的房子没什么不同，看上去很不起眼。一打听才知道，纪念馆这段时间不对外开放。站在门前，失落地拍了几张照片，正打算从原路往回赶。迎面过来一位蹬三轮的师傅，他努力蹬着车子，侧过身，一手指着这边，对坐在后面的两位外国友人说：“瞧，那就是张伯驹故居，张伯驹是民国时候的才子，他把自己花钱买的书画都捐给了国家……”
附记：感谢顾斌先生的宝贵意见！
1月18日于恭王府湖心亭草成
1月22日增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