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韦斯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下面我就按照事先与韦斯先生商定的题目，谈谈《中国大陆读者对马克斯·韦伯的阅读和理解》。应当声明一下，这只是多年来我个人所能关注到的情况。
基本上是由于长期的特殊政治原因，直到20世纪80年代，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和学说，才开始在中国大陆得到译介、研究和广泛传播的空间，当然，从那以后，就持续不断了。不过坦率地说，目前的状况并不是太令人满意。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首先，韦伯著作的中文翻译，在文本规模和质量上还都不足，现在已有的韦伯著作中译本，大体上仅相当于新版德文《韦伯全集》的16卷左右，对于比较全面地了解韦伯思想，显然还有很大的基本信息差距。其次，由于没有适当条件形成条理化的团队作业，比如刚刚说到的现有16卷中译本，一共出自11名译者之手，但其中只有我本人是十几年来专事韦伯著作的翻译，译出了8卷规模，其他各位都是凭个人兴趣业余兼职，或单独或合作译出了8卷的规模，版本来源比较多样，翻译规范上也存在一些各行其是的问题，进而也给准确理解韦伯、给研究水准和传播质量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当然，尽管如此，韦伯的崇高思想学术地位还是迅速得到了确立，对于中国大陆的学术与学科建设，对于公众的观念影响，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现在接受过大学以上人文专业教育的几百万中国知识人，特别是在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管理科学等等领域，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马克斯·韦伯的大名。
有意思的是，和在110年前的德国一样，中国读者对马克斯·韦伯的热情阅读和理解，主要也是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开始的，而且同样有意思的是，对他的某些误读，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一方面，新教伦理命题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理性化的观念系统是影响历史运动的多元性因果关系的重要一元，而且，历史本身不存在什么唯一的、终极的决定性力量。这对于长期接受庸俗化“唯物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灌输的中国读者来说，在知识和眼界两个维度上受到的深刻冲击，让中国的局外人看来恐怕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另一方面，大批中文读者也随之产生了一些反向的片面解读，比如过度强调新教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直线因果关系，甚至由此把韦伯理解为一个文化决定论者，比如认为中国没有基督教这样的一元化神圣宗教传统，对于现代性进程很可能是一个重大的文化缺陷，等等，这些片面理解，至今还反映在许多对韦伯的褒贬评价中。当然，也有不少学者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韦伯的思考脉络，很清楚这是他后来的大规模比较研究的一个开山之作，是他的社会科学分析工具包的经典性应用范例之一。这部著作的影响之经久不衰，单是从文本传播情况来看也能得见一斑，从1987年中国三联书店出版了第一个中译本以来，目前已经有了不同译者的11个译本，据出版界人士估计，总印数大概已有50万册以上。
说到韦伯的比较研究，给中国读者带来又一次冲击的，毫无疑问就是他的《儒教与道教》（Konfuziamismus und Taoismus），而它的最早的中文译者，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与会者之一，广受中文读者尊敬的前辈，王容芬女士。上个世纪90年代，这部著作的中译本一面世，几乎立刻就引起了一场新的争论，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首要载体，儒家究竟是不是一种韦伯意义上的宗教现象，二是，即便把它视为最广义角度而言的宗教现象，但它实际上是个世俗化的伦理系统应该是确凿无疑的，那么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它对于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究竟有没有韦伯所论述的那种背景支持力量。这个争论直到今天还是热度不减，只要一谈到中国的传统与中国的现代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就必定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而仅仅在20年前，这还几乎是个无人问津的话题，足以说明韦伯这个命题的扩展影响之广泛深入。当然，毋庸讳言，韦伯这项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的理论解释力，也迎头碰上了许多严厉的质疑和批判性评价，不过其中最主要的看法，是认为韦伯所能有效利用的中文文献比较贫乏、比较间接、比较碎片化，与中国人自己的历史认知存在较大出入，因而难以接受他对中国历史的实证分析，尤其是难以接受他的结论性判断。比如按照韦伯的论述，儒家学说始终没有发展出系统的国家理论、经济理论和司法理论，这对于孕育本土内生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是个无法克服的传统障碍，也是中国传统政治虽有理性化早熟的优越性、但却始终维持在低度理性化状态的重大表现之一。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中国学者对韦伯这个论断的批评，却很少见从方法论角度着眼，主要是反驳他对文献的掌握不足和“西方式”误解。由于时间关系，恕我不能在这里详细举例了。
虽然韦伯著述体系的中译规模还不充分，但他的一部主要著作的中译本，已经可以为中文读者了解他的方法论框架，提供比较完整的文本依据了，这就是《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据我所知，这部译成中文后达140多万字符的巨著，目前共有三套译本，最近10年的总销售量大约是七八万套。为了了解一下读者的阅读和理解现状，最近，我邀请几位学者朋友一起，做了一次范围不大的私人性质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部分学者，五个大学的部分教师，以及相关专业的部分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一共150人，统计结果表明，每个调查对象都知道这部著作，但通读过全书的，只有2人；读过与自己专业和兴趣相关章节的，是102人；仅仅读过前言和导读的，21人；拿到手之后除了书名和目录至今一字未读的，22人；另有3人连书都没见过，仅仅是知道有这么一部著作。这个比例的普遍性究竟有多大，确实不大好说，但至少，这种阅读状况，不要说完整理解韦伯的体系了，就是完整理解《经济与社会》本身，想来也还存在很大差距，这就难怪，在我所能关注到的与韦伯研究有关的论文、演讲和著述中，极少看到对这部著作的整体解读线索，也许，这是一个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大改观的学术积累过程。
当然，除了前述情况之外，韦伯还有几部著作在学术界可以说也是脍炙人口，知名度极高，包括《社会科学方法论》（Gesammelte Aufsa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学术与政治》（Wissenschaft
als Beruf und Politik als Beruf）、《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Nationalstaat und
Volkswirtschaftspolitik）、《经济通史》（Wirtschaftsgeschichte）等等，我认为，特别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和《学术与政治》，在“理想类型（纯粹类型）”、“客观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等等一系列核心概念的思考与应用方面，无疑为中文读者提供了可以被普遍接受的经典楷模，因为，作为不可替代的有效分析工具，这些概念及其方法论解读，在中文学术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已经相当之高，甚至偶尔还会出现在官方媒体的版面上，就像一个世纪之前的德国媒体、乃至后来英语世界的足球比赛解说员使用韦伯原创的“职业伦理”概念一样，尽管那些使用者未必熟悉这一概念包含的知识密度及其深厚的宗教社会学背景。
按照我个人的看法，韦伯一生留下的大量遗稿，还有许多内容的重要性也不亚于他的上述专著，而且作为那些专著的补充、阐发和调整，一起构成了韦伯思想的不可或缺的要件，比如他在各个大学执教时撰写的许多讲义，他的许多演讲和时论文章，以及他的许多私人通信，而这些方面的文献，目前还基本上不为中文读者所知，因为大部分还没有中译本。
总起来说，韦伯的庞大著述体系、特别是他的方法论框架，虽然既复杂又精致，同时还贯穿着某些连他本人也难以消解的内在张力，使许多中文读者感到望而生畏，但是，在这个不可逆转的价值多元化的现代世界，对于中国知识精英群体从“客观性”角度理解现代性、理解韦伯代表的欧洲自由主义传统、理解我们中国人自身的历史和现实、理解韦伯开创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规范，无疑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指望统计学方法根本无力体现的。
为了能够不断推进这个思想学术建设过程，经过多方面的多年努力，终于在2012年1月，由中国山东大学的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出面操作，在山东大学设立了中文世界第一个与韦伯有关的专门机构，韦伯研究中心。这个中心的最初规划是，争取和创造条件，形成比较规范的团队作业格局，持之以恒，陆续翻译整理出一个规模相对完善、质量比较权威的中文译本系列，为中国的韦伯研究和传播提供可靠的文本依据，同时，推动国内学术界以及与各国同仁在相关学术领域的长期交流。但是我不得不非常遗憾地说，由于主客观上的一些不利因素，导致人力物力财力的严重匮乏，这项工作实际上目前几乎没有进展。
当然，我们相信，由于韦伯的思想学术遗产那种历久常新的资源性价值，换句话说，由于韦伯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说还远远地、远远地没有过时，这项工作必定会持之有恒地进行下去，另外，还有一个理由也很有说服力，就是我们的德国同行至今也还没有完成这份伟大遗产的整理工作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2014年7月3日，爱尔福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