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一八六四 ———一九二0）去世前不久为慕尼黑大学的同学们做了两次重要演讲：“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韦伯以一位严肃的学者和政治家的身份，科学地、细致入微地讲述了一个理想的学者必须具备的品质和一个诚实、热忱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的职业伦理。演讲充满理性主义的教诲，启迪过本世纪几代伟大的学者和政治家，其魅力经久不衰，今天仍被列为西方大学生的必读物。

我第一次读到韦伯的《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对大学生的两篇演讲》是在十年前。当时我是九江师专数学系的一名学生，我前面的道路是做一名中学教师。然而读这本书时，我非常兴奋(当时仅读了《以学术为业》)，因为我毫不怀疑自己会以学术为业。韦伯说：“在学术领域中，只有纯粹献身于事业的人，才有‘人格’可言”。那时我对学术达到了“被局外人嘲笑的奇特的如醉如痴”。像一个基督徒听到上帝的召唤，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感受：科学在向我召唤！

那年暑假我被分配到一个乡村中学任教 ,随后结婚，再后来有了孩子。我给孩子取了一位伟大数学家的名字——柯西。说到这儿，人们一定已经知道我的生存状态是何等艰难。韦伯说：“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的生涯基本上以财富为前提，一个一贫如洗的年轻学者，要完全正视学术生涯的条件 ,需要超乎寻常的胆量。”回首当年，我不仅需要“超乎寻常的胆量”，而且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校长说：“中学是搞学问的吗？是教书的!”我才如梦初醒。是的，我根本不是以学术为业，于是我给自己一个外号——“业余研究者”。除了完成好教学任务外，仍执著地追求。我所得到的智性上的欢娱，精神上的畅快，现在每每夜深人静，仍回味无穷，辗转难眠。在这期间，我得到学术界很多热心老师的肯定和鼓励。一九九三年我被邀参加武汉科学哲学与逻辑国际会议，我的论文几次被重要学术杂志看中，但最终却没有发表。再后来，我发现我作为“业余研究者”的身份都可能被无情的现实所剥夺，于是我走了一条明智的道路——考研。现在我已是一名博士生。然而，这几年我一直在为应付各种各样的考试而读书，并没有真正从事过学术。当我时时用“明智”的社会标准来勾勒我的人生道路时，我对学术的热情减退了。

今天当我重读《以学术为业》时，我再次被震撼了！我是以学术为业吗？至少按社会标准我比以前更是，然而扪心自问：“我有学术人格吗？”我陷入了沉思。我是不是变成了韦伯所说的那种人？“这种人问，如何才能出人头地，而不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任务。这种全神贯注，能把一个人提高到他准备献身的志业的高度，给他以志业的尊严。”于是，“我能否以学术为业?”再次摆在我面前。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不仅是我，很多大学生在有多种选择的时候，都会理智地考虑这个问题。

C.P .斯诺在其自传体小说《探索》中探讨了这个问题，斯诺借亨特之口说：“阿瑟(斯诺的化身)对科学的热忱不可能永久不衰，原因是他根本没有让自己完全沉醉其中。”在他内心老是有一个超然的念头在问他自己：“我干嘛要搞这行？”他一边钻研，一边扪心自问。人们大半要么埋头工作，什么都不去想；要么疑疑惑惑，肚里尽打问号。可如果你边干边犹疑，得不出个所以然来，那么到头来你的钻劲也就没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斯诺在已取得一定的学术地位之时毅然放弃了学术而改写小说，后来就有了他那引起全世界学者争论的《两种文化和再谈两种文化》。

爱因斯坦现身说法：“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

著名数学家G.H.哈代在《一个数学家的辩白》中毫不含糊地说：“有很多高尚的动机驱使人们进行某项研究。在这些动机中 ,最为重要的有三种。首先(舍此必一事无成)是理智的好奇心，也就是对了解真理的渴望。”

韦伯忠告说：“这种‘你来之前悠悠千载已逝在你身后千载悠悠默待’的气魄，一去揣摩，就受不到科学的召唤，那就去干别的事吧！因为，如果一个人不能用热情去做一件事，这件事对于他来说就毫无价值。”

不仅韦伯，很多著名学者对学者的人格是如此看重，如此一致。因此当我们选择学术这条在一般人看来枯燥无味的职业时首先要自问一下：“我有这种热情吗？我愿意献身于学术吗？”若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就去干别的吧！

（原文发表于《读书》2000年第7期，收录于《学术与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