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学的先驱，马克斯·韦伯的思想遗产对我们今天的社会科学发展和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依然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本文从韦伯的代表作和重要的历史线索及相关研究文献出发，深入论述了韦伯的政治理念与德国社会政策（或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关联，阐述了韦伯思想中一贯的政治理念与变化地历史环境对德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韦伯的思想遗产对转型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意涵。
关 键 词：韦伯；社会政策；政治理念；信念与责任；当代中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大变革背景下中国社会政策的基本方向与主要议题研究”（19BSH156）。
作者简介：熊跃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比较福利体制、社会工作理论、非营利组织与社会服务。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理解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思想，与理解他的个性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复杂性同样困难。作为一位学者，韦伯的严肃极可能被不喜欢他的人夸大，而他的幽默却很可能被喜欢他的人所低估。在传记研究中，韦伯的形象已经日渐清晰，他就像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一位同时代人，他爽朗的笑声依旧回荡在严谨的学术讨论和轻松闲聊的氛围中（Radkau，2009：1-4）。韦伯不仅深度发展出多元的学术兴趣，而且他同那个时代德国主要的思想家和学术流派代表人物都有长期的交往与学术论辩，其反理性主义传统深受叔本华和尼采对人类意志如何作用于人的思想与理性的思想影响（Bendix，1965）。韦伯最重要的研究是宗教社会学，而这方面韦伯则受到了他同时代人恩斯特·特洛尔奇对清教神学研究成果的影响（Mommsen，1987：9）。①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列奥·施特劳斯在其著作中充满赞誉地称“无论他（指韦伯）曾有什么错误，他都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L.Strauss，1953：36）。②在雷蒙·阿隆看来，韦伯作为德国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和解释社会学的创立者，其学说的重要性在于他建立的历史性和系统性的理论范式（Aron，1979：67）。③而在韦伯的同时代人和敬仰者的眼里，他是那个时代里最伟大的德国人，是一位集政治家、科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伟人（Jarspers，1965：189）。尽管韦伯学说呈现出多重理论光谱，要明确划定其学术主题依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Tenbruck and Weber，1980）。作为20世纪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社会理论家，马克斯·韦伯一生都关注学术与政治这两个核心主题。劳伦斯·A.斯卡夫认为，对韦伯“学术”与“政治”的双向理解，是把握其思想与（政治）行动的前提（Scaff，1973）。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早期，韦伯一直是始建于1872年的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核心成员，1904年韦伯与他同时代的人桑巴特等人共同发起创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成为阐述与辩论德国社会政策的主要学术阵地。1910年，韦伯与滕尼斯、齐美尔等社会学家联合发起成立德国社会学会，对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在德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作为一个生于动荡岁月的思想家和社会理论家，韦伯的政治个性伴随其一生。因此，对韦伯政治理念的理解，我们既不能离开他著作中贯穿的学术与政治这两条主线，也不能忽视他的政治个性那一面。2019年适逢韦伯发表《以政治为业》（或《以政治为天职》）100周年，而2020年正好是韦伯逝世100周年，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使我们有机会再次深入地理解韦伯的思想遗产，同时检视韦伯的思想与我们所处时代的历史关联，并有助于人们深入探讨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使命与实践意涵。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韦伯在社会学领域的重要贡献广为人知，但是研究着对其在社会政策领域的历史影响却鲜有论及。尤其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那段时期，韦伯的思想如何影响当时德国的社会政策，其政治理念与德国社会立法实践的联系如何，今天仍值得我们去探究。作为一门学科，社会政策（或社会政治，Sozialpolitik）最早产生于德国的19世纪下半叶。历史悠久的德国社会政策学会（the 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创立于1872年，而韦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就已成为该学会的核心成员之一，其思想与学说对德国乃至欧洲大陆的社会政策学科与实践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过去30多年来，在中国内地的社会科学界（主要是社会学领域），有许多学者对韦伯的思想、社会理论及其方法论进行了解读、探讨和阐述，并兴起了一股明显可见的“韦伯热”，它们有力地推动了韦伯研究作为一个专门领域的发展（苏国，1988，2016；甘阳，1997，2018；冯克利，1998；李猛，2001，2010，2017；渠敬东，2018；郑戈，2001；田耕，2006，2017；何蓉，2016，2017；王楠，2018）。在最近发表的韦伯研究的作品中，学者通过审视这位德国伟大理论家的伦理理念和道德关怀，试图将其著述同变迁的当代中国现实联系起来（李猛，2010）。尽管如此，迄今为止国内学界还未对韦伯与德国早期社会政策发展的历史联系的进行专门研究。考虑到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当前中国面临转型的艰巨挑战，对这一领域的探索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与社会转型的日益加快，社会问题不断涌现，针对这些新的社会现状和问题的制度设计及政策回应的学术关切变得日益重要。基于此，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社会政策的重要性日益开始凸现。而本文一个重要的学术出发点，就是试图打通韦伯的学说与社会政策的理论通道。韦伯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之一，同时作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早期德国社会政策学会的一名关键成员，其思想与主张对德国乃至欧洲的社会立法、社会政策学科和学术研究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持续影响。同时，韦伯所论述的社会政策背后隐含的价值问题、政治议题与国家理性等核心问题都对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社会政策发展依然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时代意义。
在英文学术界，以研究托克维尔和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著称的德裔美国学者阿尔伯特·所罗门在20世纪30年代连续在《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杂志上发表了三篇有关韦伯的论文，其中第三篇比较深入地论述了韦伯的政治理念。在文章里，所罗门着重就强调了韦伯和马克思的差异，他指出，就科学研究的政治化努力而言，马克思达到了巅峰，迄今为止无人可及。马克思强烈地把政治理念当作真理，而在韦伯看来，政治理念仅仅是检验真理的一种工具，韦伯本人极力反对科学知识屈服于政治（Salomon，1935b）。而在德语世界里，沃夫冈·J.蒙森大概是论述韦伯的政治理念和思想最为深刻的学者之一。另外一位对韦伯思想的解读在今天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力的学者，是任教于海德堡大学社会学系的沃夫冈·施鲁赫特教授，他出版的多部韦伯研究专著以及与约翰斯·温克尔曼等人主持编撰的《韦伯书信集》（Max Weber Gesamtaughsgabe）产生了重大影响。蒙森在剑桥讲座基础上编辑成册的研究专著中，专门论述了韦伯思想中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轨迹，并认真提出韦伯的政治（关怀）与社会研究密不可分（Mommsen，1989：vii）。众所周知，韦伯是一位生于动荡年代的学者，尽管他没有以政治为业（韦伯始终相信政治与学术二者在德行上是不可兼容的），但对政治的关注乃至相当程度上的参与都伴随其一生。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韦伯的思想中有很浓厚的政治意味，那就是怀有强烈的意愿在历史关头奉献自己的真知（Jaspers，1965：189-192）。然而，学者的品性与从事政治实践的外部要求始终存在差异，尽管韦伯一直努力在政治领域和政治实践中施加自己的学术影响，但是谋求政治职位却远非他本人期望的那样顺利，而且韦伯本人的天然倾向并不是卷入于日常烦琐的政治事务中，他期望的是通过学术思想对政治实践起到引领的作用。因此，终其一生韦伯的努力一直是处在科学与政治之间（Mommsen，1989：7）。雷蒙·阿隆在其著作中曾说，韦伯终身都关注国家事务，对政治怀有某种乡愁（Aron，1985：335）。在韦伯研究领域，学者们对韦伯的政治理念有不同的解读。在韦伯的传记作品中，韦伯的政治理念与思想也同样得到越来越多的展示。如何理解韦伯的政治理念与时代的关联，如何理解他的政治阐述与德国政策的联系，在学术界也同样充满了争议，这一争议曾在纪念韦伯100周年诞辰的学术研讨会上达到顶峰。尽管如此，研究者仍然相信，在韦伯多元的学术旨趣中，理解他的政治理念仍可以从不同人生阶段的作品和时代环境下的德国政治出发，通过理解韦伯对德国后俾斯麦时期驾驭工业资本主义扩展的条件这一努力，来触及韦伯论述的核心问题，即打造德国政治基础的阶级领导力问题（Giddens，1972：15-18）。而理解韦伯的思想与德国早期社会政策发展的历史关联，无疑有必要认识他的代表著述中所呈现的政治理念，以及韦伯在那个时代通过著述和相关的政制参与和德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关联。毫无疑问，迈向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依然是阅读韦伯的著作，其次我们还可以通过阅读与韦伯同时代的人的撰述以及韦伯研究的相关文献，来呈现其“政治理念”的轮廓与内涵。
就选择韦伯的著述作为上述问题的分析对象而言，本文作者试图有意识地聚焦在他三个不同阶段的三篇学术作品：第一，作为第一阶段的、发表于1895年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就职演讲稿；第二，作为第二阶段的、发表于1904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第二篇论文“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的客观性”；第三，作为第三阶段的、发表于1919年的《以政治为业》的演说稿。在围绕韦伯核心著作的陈述基础上，本文作者还将对韦伯和他同时代的人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1904-1933）上的相关著述（主要是论文主题和内容）线索进行了梳理，这一工作主要是通过美国格林伍德出版社出版的德国《“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小组指南，1904-1933》（Guide to the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Group，1904-1933：A History and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来完成（Factor，1988）。1对德国社会政策这一份早期核心刊物的文章主题和内容的讨论，时间将限于1904年至1920年。在此基础上，重点对照并选择了1904年出版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德文卷，用以比照英文和中文翻译作品。除主要围绕韦伯重要作品进行理论探讨与阐释外，作者还参考了一些代表性的韦伯传记以及韦伯的政治理念与学说的二手研究文献。在本文，作者主要围绕韦伯的政治理念与1890-1920年期间德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历史关联这一主题展开论述，这一论述将通过对不同时期韦伯的代表作及其主体学说所反映的政治理念和韦伯在德国社会政策协会中的影响与作用的解读与分析两条路径来实现，最后本文作者将阐述韦伯的思想遗产对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启示。
二、韦伯的代表作及其主体学说所展现的社会政治观点
在德语里，对应“社会政策”的术语是“Sozialpolitik”，也可以翻译为“社会政治”。我们今天若要充分理解德语世界“社会政策”的内涵和德国社会政策发展的传统，研究者有必要回到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因此理解韦伯本人的代表作及其政治理念，是试图理解和分析韦伯时代的社会政策学术传统与发展脉络的一个重要窗口。
（一）韦伯的代表作所展现的政治观点
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这篇就职演讲稿中，韦伯一方面透过引入对当时德国东西地区的社会差异的比较分析，充满激情地展现了他对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的局限性的批判：
“众所周知，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就在于它以不断配置普遍幸福的菜谱为己任；根据这种庸俗的政治经济学观，经济学工作的唯一可理解的就在于加油添醋以促成人类生存的‘愉悦平衡’。”（韦伯，1997：89-90）
韦伯坚持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应是建立在利他主义的基础上，伦理的考虑是这一学科与政策实践的基石。韦伯明白无误地指出，政治经济学是服从于政治目的的（“政治的仆人”）。因此，在思考有关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的价值问题上，韦伯提出判定政策的终极标准是国家意志（“国家理由”）。另一方面，韦伯在这篇演讲中，也通过思考德国经济权力与民族政治领导权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忧虑地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与尖锐的政治嗅觉：
“我们经济民族主义者必须以一个我们认为至高无上的政治标准来衡量那些领导民族或渴望领导民族的阶级。这个政治标准就是这些阶级的政治成熟性。”（韦伯，1997：98）
在韦伯看来，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并非基于管理的日常政治，而是关乎民族政治利益的永久政治，只有具有政治意识的阶层才具备掌握政治权力的资格，他指出：
“许多人瞪大眼睛呆若木鸡地看着社会底层，总以为危险在于大众。但社会政策（原译文为‘社会政治’）问题的最关键并不是统治者的经济处境，而是统治阶级和上升阶级的政治素质。”（韦伯，1997：106）
众所周知，韦伯生活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20年代，那一个是欧洲经历工业化、社会变迁与动荡的时期，实现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强国梦想是韦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中理想。而要实现国家富强，首先要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突破，在经济政策上获得成功。然而，韦伯环顾20世纪初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对民族之间或种族之间的关系发展，抱有相当悲观的看法。在论及德国的国民经济政策这个问题时，韦伯指出：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Kampf）从不停歇，这一事实并不因为这种斗争在‘和平’的外表下进行就有所不同。……换言之，在经济的生死斗争中，同样永无和平可言。只有那些被和平的外表所迷惑的人才会相信，我们的后代在未来将享有和平和幸福的生活。”（韦伯，1997：89-90）
韦伯最系统阐述他对社会政策问题的看法的文献主要体现在发表于1904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第二篇论文，即为《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期刊》撰写的“新发刊词”，论文题目为“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的‘客观性’”。韦伯指出，该刊物的宗旨就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做出判断”，进而“对社会政策的实践工作做出批判，甚至扩展到社会政策的立法上”。在这篇论文中韦伯开宗明义地界定了“社会政策”的学科范畴：
“众所周知，我们这门学科（指社会政治或社会政策）与以人类文化机制和文化进程为对象的任何一门学科一样（政治史可能是个例外），在历史上最初是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的。”（韦伯，2015：2）
在韦伯看来，社会政治（或社会政策）是针对国家有关社会状况做出的立法和采取的措施，它不仅涉及这些立法规则和措施作为技术手段的有效性，也关乎研究者和立法者对这些问题的道德判断，以及对这些技术手段客观性的认识。因此，在社会科学的范畴内，社会政策明显具有文化科学的属性和特征。《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是20世纪上半夜德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界的一个核心学术刊物，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阵地。④自1904年起直到韦伯去世的近16年的时间里，韦伯通过与埃德加·贾非（Edgar Jaff）、沃勒·桑巴特（Werner Sombart）一起编辑《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大力在社会政策协会中倡导“价值自由”和公开表达其成为“纯粹共和党人”（the pure republican）的倾向。在1904年至1920年期间，韦伯一共在该刊物发表论文29篇，这些论文涉及的主题包括：社会科学方法论、心理学、政治经济学、宗教社会学以及社会政治等，可以说通过这本刊物韦伯呈现了他后期主要的学术思想。19世纪90年代，韦伯参与了福音派社会代表大会（the Evangelical-social Congress）的活动，同时在社会政策协会展开了两次大范围的调查，深入了解易北河（the Elbe）东部的农村劳动力的状况，这些经验促使他对普鲁士统治阶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的‘客观性’”这篇重要的方法论论文中，韦伯一开始就明确强调了“社会政策”作为科学的定位和特征：
“经验科学的任务绝不可以是获取糅合在一起的规范和理性，以便能从中推演出可用于实践的处方。”（韦伯，2015：4）
在韦伯看来，社会政策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其研究只能告诉人们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换句话说，社会政治研究的目标是将客观事实呈现出来，如何从操作层面上寻求处方是一个充满价值判断的政治实践，它已经超出了社会科学家自身的使命。更为重要的是，在韦伯的时代，人文学科（如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社会政治或社会政策等）都属于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lichen），是和研究客观实在的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不同的科学。从这个分类出发，我们应该明确地认识到，社会政治是充满文化意义的科学，也富含价值判断。韦伯在论文里进一步指出：
“一个问题的社会政策性质的标志直接就是：它无法根据从确定的目的出发的纯粹技术上的考虑而得到解决。围绕种种起调节作用的价值尺度本身，能够和必定会引起冲突，因为这已属一般文化问题领域内的突出问题。”（韦伯，2015：8）
在韦伯的研究著述中，针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论述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发展呈现出一派蓬勃的景象，但是诸如社会学、政治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尚处在襁褓之中。韦伯在方法论著述中核心的问题就是客观的社会科学如何可能。在韦伯看来，社会政策不仅是研究者对一套价值标准如何与事实（sachlich）衔接的论述，也是在价值观或理性目标的指引下行动者的实践，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与人们对事物的意义的理解和经验事实自身的呈现密切相关，尤其体现了基于理性规范或理想目标的应然的社会事实与实际上由行动者自身行为主导的政治行为之间的差距甚至鸿沟，这是韦伯强调作为文化科学的社会政策与客观的自然科学之间最显著的差异（Portis，1980）。在韦伯看来，科学的出现与发展是西方文化的理性化最重要的一个构成部分，它突出体现了将事实还原为可观察的个体及其可计量的部分，同时这些可计量的元素和部分与科学家理解和解释事实的概念化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韦伯的学术思想中，方法论学说是他影响社会科学和社会思想的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也是理解韦伯社会政策立场的关键内容。掌握一个国家的社会状况的客观知识，是获得正确的实践知识的前提。在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立法是社会政策实践的基本特征。在韦伯看来，在处理社会问题的维度上，行政性的实践与立法性的实践二者存在明显的价值观的差异，它也通过实践的结果及其客观效度呈现出来。在韦伯眼里，人类实践是各种制度和文化的产物。对社会科学而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价值判断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不同的社会里文化不同、社会情境不同，才导致普适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与实践不可能是一般化的。对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来说，在讨论国家政策一类的重要问题时，他们应该清楚“事情是什么”与“事情应该是什么”存在本质区别。就韦伯学说而言，今天的社会科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韦伯方法论的论述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作为韦伯研究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列奥·施特劳斯认为，韦伯是少有的在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上做出深刻阐述的学者，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施特劳斯，2003：38）。有学者指出，韦伯的方法论受到了新康德主义的深刻影响，而这一影响直接来源于里克尔特的历史学说（Eliaeson，1990）。“方法论之争”在韦伯学术思想发展中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的基本观点源于狄尔泰和李凯尔特两位有影响的哲学家，而且韦伯就方法论问题与同时代的学者（如罗雪尔、克尼斯、施塔姆勒、爱德华·迈尔等）有着长期而深入的论辩。总体而言，韦伯在方法论上深受德国历史学派和反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对待历史的不同理念与态度，决定了韦伯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取向不同于他的同时代人。半个多世纪前，费雷德·布鲁姆曾撰文指出，在处理历史与实证主义二者关系上，韦伯与涂尔干表现出明显的不同，韦伯认为经验主义方法可以注入历史科学，而在涂尔干看来历史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布鲁姆认为，要准确理解韦伯的政治思想与政治行动的联系，人们就应参考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有关“客观性”的论断（Blum，1959）。与韦伯同时代的德国学者卡尔·狄尔（Carl Diehl）在发表于韦伯逝世三年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指出，博学的韦伯在研究领域上跨越了不同学科，但他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论述占了其研究大一部分，韦伯不仅从一般的意义上讨论方法论问题，还结合特定的问题（如他受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委托对德国东部农民状况的调查）来深入讨论经济学中诸如“边际效率”的理论问题和在变化的工业化环境下劳动力的适应问题。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单面性不同的是，韦伯指出伦理—宗教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显著作用（Diehl，1923）。在韦伯所处的时代里，由于学科的发展尚未演变成当代学术世界呈现的令人吃惊的专业化结果，广义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学科涵盖了众多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但是它们无一例外都关注文化事件及其意义，而不仅仅只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因此，在社会政治这类文化科学研究里，理论知识也通常与价值紧密关联在一起，当下的现实与历史丝丝相扣，历史领域里的真知或真理是通过一系列通过可观察的特定事件和现象组成的证据及其推断来获得的结果，而不是按照一个特定的理论框架在无止境的历史环境里不断进行“客观性”评估的结果，这是韦伯方法论学说中不断呈现的并引导我们追问基本问题的来源（Goddard，1973）。
在韦伯时代的德国，历史哲学对科学的分类有深刻的影响，今天人们熟知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野，在当时是以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区分方式呈现的。作为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理论的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韦伯的同时代人，李凯尔特的思想无疑对韦伯有显著的影响。在李凯尔特看来，自然科学和历史的文化科学是相互对立的，这一对立取决于科学的质料分类原则。尤其是，李凯尔特特别指出，价值是区分“自然”与“文化”的标准，自然科学把与任何价值都没有联系的事物与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文化科学则研究与普遍文化价值有关的对象，价值是历史学家在选择历史素材时如何区分本质与非本质特性的标准。李凯尔特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书中明确提出，“事实上，历史学家并不是要确定事件是否具有价值，而只是叙述实际上发生过的事情，因为他是理论工作者，而不是实际工作者”（李凯尔特，2007：77）。半个多世纪前就有学者提出，韦伯社会学的核心特征是他提出的“理解”的概念，基于此，社会学可以分为“理解的社会学”和“非理解的社会学”。换句话说，“理解”是从社会学家个人主观的经验出发，来解释甚至预测他人的行动的意义。尽管韦伯在建构哲学基础的问题上存在漏洞，但他在方法论上的观点却深远地影响了社会科学的发展。韦伯在方法论上的主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将个体行动还原为社会学概念的范式；第二、伦理（或价值）中立性的范式；第三、理想类型的概念。韦伯认为，社会学解释的人物就是要试图将那些众多抽象的概念与现实世界中德个体的行动联系起来，否则人们就难以理解诸如“民主”“社会整合”等抽象概念（Andreski，1964）。社会学中的一些抽象概念实际上是描述或解释特定社会现象（或事实）的“总体性”（totality），但个体的行动（或经验）如果缺乏与上述总体性的直接联系，人们就难以理解这些概念的真实意义。与同时代的社会学家相比，韦伯的方法论学说之所以影响后世深远，是因为他深信社会科学的本体论问题的核心在于，个人与社会究竟谁是真实的？在自然科学相比，社会学方法论的最大挑战在于，人们是否可以阐述清楚并证实有关社会现象的知识是否与“价值”相关联。韦伯提出的“价值无涉”（value free）或价值中立（value neutrality）在德语中德表述为“Wertfreiheit”，安德鲁斯基认为它实际上的意思应是“非价值化”（non-valuation），这与价值关联或价值化正好对立（Andreski，1964）。1902-1903年之间，韦伯写了一系列的有关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文章，阐述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中，韦伯就社会政治（或社会政策）的客观性做了全面和深入的阐述。韦伯认为，社会政策是一门历史科学，它要面对的不仅是历史事实，而且是验证和阐述事实的方式。对韦伯来说，概念形成对现实中的社会政策至关重要。韦伯对历史研究或历史分析的独特贡献在于，它们不属于某一个具体的学科领域，而是一种结构的历史分析，这对后来的结构功能主义有深刻的影响。
在早期阶段，社会科学界对韦伯的研究和关注往往受限于语言，尤其是在英文世界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之后的《经济与社会》的英译本或多或少左右了读者及研究者的关注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对韦伯思想整体性的判断和深入解读，尤其是人们忽视了韦伯本人在不同时期做的学术演讲。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德国学术界对韦伯研究的不断深入、积累和发展，伴随着更多原始材料的出现与分析，学者对韦伯思想的认识也愈加深入，对韦伯关键的演讲文本的分析也日益涌现（Lassman，Velody and Martins，1989；Barbalet，2000；Borchert，2007）。韦伯在1917年11月和1919年春季先后为年轻的德国大学生做的两次演讲是理解韦伯学术与政治思想的关键文本，而第二篇演讲《以政治为业》）（或《以政治为天职》）是理解韦伯政治理念和政治社会学观点的重要来源。在德语里，“Beruf”一词既有“职业”的意思，也有宗教意义上的“天职”含义（寓含神圣的召唤的意思，英文里较对应的词是Calling），它主要涵盖了知识生产与国家活动两个主要领域，这两个主题也贯穿了韦伯社会学著述的始终。⑤
比起同时代的人，韦伯身上有着少有的英雄主义情节和冷静克制的理性。终其一生，韦伯都站在学术与政治门槛之间。韦伯曾对他的好友米纳·托博勒说（Mina Tobler），政治是其爱的秘密（Mommsen，1989：7）。1919年1月韦伯应邀为慕尼黑一批青年学生发表了《以政治为业》的演讲，通过对这篇演讲的不断阅读、理解与分析，我们可以感受到韦伯的政治情怀与他对政治理论的看法。在演讲中，韦伯的核心始终围绕政治和政策展开论述，由于德语的特殊性，“政治”（politik）一词兼有政治和政策之意。在这篇演讲中，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政治乃是一切自主的领导行为。在此基础上，从国家这种特殊的政治团体的角度上看，政治就是领导权或领导权的影响力（韦伯，1998：54-55）。
如果读者仔细审读韦伯的《以政治为业》的演讲稿，很容易发现演讲包括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政治社会学的内容，第二部分是以政治为天职（或职业）的现实状况。实际上韦伯的这篇演讲绝不仅仅是谈论“政治”或“从政”问题，更多是讨论政治社会学的相关论题。在论述政治的含义基础上，韦伯进而阐述了支配权的三种类型，即传统支配、克里斯玛支配和合法支配。在演讲中，韦伯花了较多篇幅讨论国家组织内部权力的分配和职业政治家的出现及其类型，其中一个有趣的提法是，韦伯把一种职业政治家比喻为“企业家”，和今天政治学和社会政策领域里讨论的“政策企业家”的概念颇为接近。在演讲的第二部分，韦伯重点讨论了“以政治为天职”的含义以及“政治与道德的关系”。韦伯认为，“以政治为业”（或天职）包括两种，一种是“为政治而活”，另外一种则是“靠政治而活”，二者的差异从伦理上看不言自明。更为重要的是，韦伯提出有三种素养对政治家是必不可少的，即激情、责任和判断力。在韦伯看来，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仅有激情，而欠缺对事业的责任感和敏锐的判断力，政治行为就会演变成为与伦理目标截然相反的后果，这是韦伯对后世政治家的中肯的提醒（韦伯，1998：99-104）。在1919年1月的演讲后，韦伯对演讲稿做出了较大的修改并在同年10月出版了《以政治为业》一文。在文章中，韦伯论述道：
“我们必须明白，一切有伦理取向的活动都可能遵循两个本质不同且势不两立的准则，一是‘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k），一是‘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这并不是说，信念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或者责任伦理就等于毫无信念。”（韦伯，2009：268）
韦伯认为对要从事政治的人来说，重要的问题不是弄清楚政治可能是或者应该是伦理的，而是清楚哪种伦理框架适合具体的政治生活。正是基于此，韦伯对政治伦理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并提出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都与理性的社会行动息息相关（Starr，1999）。在这篇著名的演讲末尾部分，韦伯特别对年轻人提出了告诫：
“任何想要从事政治的人，特别是打算以政治为业的人，都必须认识到这些道德上的两难困境。他必须明白，对于在这些困境的压力自下他本人可能发生的变化。要由他自己负责。我要再说一遍，他这是在与潜藏在一切暴力之中的邪恶力量进行周旋。”（韦伯，2009：293）
韦伯的政治理念始终与他如何看待政治行动紧密联系在一起，韦伯坚持认为，在民主政府的框架下，政治伦理的正当性与行动者的责任息息相关。韦伯一直试图通过呈现经济与政治的复杂互动联系，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官僚制与阶级关系对社会政策产生的诸多影响。从最早的弗莱堡就职演说中强调阶级冲突和利益矛盾对社会团结的破坏，到《以政治为业》的演说中再次阐述责任伦理的重要性，韦伯充分认识到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社会政策不仅受到政治家自身的责任感影响，也受到官僚制度下官僚及其集团属性和行为惯性的影响，他在不同时期不断强调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阶级矛盾不可避免，这一点在他的社会政策立场论述中也充分得到彰显。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位学者，韦伯通过阐述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强调指出，社会科学与政治实践紧密相关，它们可以为现实的政治行动和政策制定提供工具，但是人们务必清楚认识到，不能将事实与价值观混淆在一起，也不能把科学任务与政治任务混为一谈，并在经验研究的视野中仅仅从社会政策的实际立场来界定问题。基于此，韦伯提出应在更广泛的社会学范畴内思考社会政策作为一种纯科学的研究立场（毕瑟姆，2015：274-275）。从不同时期韦伯的代表作，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韦伯对价值观与政治行动背后的意义的思考是深厚的，对理解德国早期及其后来欧陆社会政策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者，韦伯异常敏锐地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体自由被官僚制度和理性化所损害，而要在个体自我决定的原则与克里斯玛领袖原则之间实现和解是不太现实的，也是出于这一点考虑，政治家在行动中的伦理就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不过我们始终不应忘记，在理解和分析韦伯的政治理念与包括社会政策在内的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时，韦伯所处的时代和他所关注的德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正是韦伯所处时代的特殊状况与重要事件构成了他思考政治议题和撰写政治著作的基础，但是历史的后来者仍然可以通过韦伯的视野和判断力，理解韦伯对特定的政治、社会现象所做的一般化的理论阐释（Loewenstein，1966：6）。
（二）从韦伯的主体学说来理解其政治理念
韦伯的主体学说包容广泛，但是核心的主题主要是以下几方面：第一、理性和理性化。理性和理性化是韦伯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危机的重要分析工具，韦伯通过理性和非理性两个纬度对社会行动的类型学进行了分析。韦伯指出，社会行动可以包含四个方面，即工具合理性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传统行动和情感行动，而这四种社会行动最后又可以简化为合理性行动与非理性行动（韦伯，2001：56）。在韦伯所开创的解释社会学里，意义蕴含在一切行动之中，而缺乏意义则一切行动则无从理解，因此社会行动是社会学解释的核心。研究者指出，在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学分析里，合理性行动和非合理性行动是由行动伦理和行动方式之间配合得以实现，而行动伦理来自宗教伦理，行动方式则通过救赎方式衍化而来，宗教伦理和救赎方式却最终来源于先知的类型（苏国勋，2016：85）。可以说，韦伯最重要的思想都体现在他的宗教社会学学说里，在韦伯看来，宗教理性化的发展就是对“世界的除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同施莫勒那种过度美化官僚制的保守观点不同，韦伯认为官僚制只是一种技术上行之有效的技术工具。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它非常适合处理社会事务。因此，老一代社会政策协会成员对官僚制的成就显得满足而故步自封。但是，韦伯看到了官僚制潜在的危害，祛除官僚制的神圣光环是韦伯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不同于老一代德国社会政策协会成员中将官僚制与特殊地位与情感关系紧密联系起来的观点，因此韦伯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对官僚制的政治内涵的理解（毕瑟姆，2015：60-63）。在看到官僚制的效率和特殊性之基础上，韦伯充分认识到官僚制作为一个拥有特殊权力的阶层化组织，是一种具有自身利益和价值观的社会力量，传统的家长制权威被理性化的权威所取代，目标和手段的理性化成为官僚制的特殊品质。在韦伯的分析中，他特别指出了官僚制的一种特殊类型，即“垄断性官僚制”（monocratic），它是在行政机构在一个首领带领下使得精确、快速和连续等优秀品质得以发挥到极致，从而使官僚制发展到顶点，韦伯认为这代表了官僚制的理想类型。但是，仅仅从技术上分析官僚制是不够的，韦伯还从文化上认识到官僚制的负面后果，官僚制的发展对社会类型的演变具有深刻影响。韦伯坚持认为，无论官僚制从技术上如何完善，都无法摆脱其自身的限度，这对我们理解官僚制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联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统治类型与合法性（或正当性）。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对统治类型做了分类并详尽阐述了这些统治类型及其合法性与发展的相关问题，尤为重要的是，韦伯在其中对魅力型（或克利斯玛型）统治与行政管理者之间关系的表述意味深长（韦伯，1998：270-271）。在韦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论述中，合法型（或法理型）统治则是一种代表与传统统治不同的西方文明发展的结果，它是与传统的家长制统治和克里斯玛型统治不同的一种统治类型（韦伯）。在韦伯看来，官僚制是现代资本主义理性发展进程的一部分，也是理解经济与政治生活的支配性的重要出发点，因此，合法型统治是在官僚制自身发展基础上导致的结果。在韦伯眼里，合法型统治中最核心的是依赖行政班子进行的统治，统治者的权限是一种合法的权限，在这种官僚制的组织框架里，处于等级制度中的官僚个人是自由的，他们分别拥有个人固定的职务权限，受薪并受职务纪律和监督约束。然而，受工具理性的支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非人性的、机械的官僚制运作必然导致效率下降和机构臃肿的问题，行政任务的增加及其质的变化、成本的提高和效率的要求逐渐使得官僚机构本身趋于瘫痪，进而出现机构改革的诉求和抵制官僚制的压力。在他的方法论有关理想类型学说和官僚制的论述里，韦伯都预见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大型和非人格化的官僚制结构支配的影响，那些以政治为天职的英雄人物所遇到的黯淡境况（Wolin，1969）。
第三、责任伦理与负责任的政治家。在韦伯的政治思想中，有关责任伦理的论述尤为突出。韦伯不仅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论述责任伦理的问题，还在其社会科学的著作中讨论责任伦理的问题。一个世纪左右以前的德国，正在经历深刻而急剧的社会与政治变迁。尽管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并非韦伯思想中的核心关怀，因为在人们的观念里，理性、科层（或官僚）和克里斯玛式的领袖等才真正是他所喜爱的话题。但是究其一生，他从来没有放弃对政治价值或伦理问题的追问。在其晚年，韦伯仍然在阐述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而对“社会问题”（Social question）的探索伴随了他的一生。在哲学上，韦伯抛弃了康德思想中追求“永久和平”（Eternal peace）的理念，反而他认为斗争是人类政治生活中永久和持续的现实。因此，在韦伯看来，民族国家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不仅在于工业化，还在于民族与阶级之间日益深刻的矛盾。基于此，韦伯对俾斯麦的强权政治提出了严厉批评，进而倡导“政治伦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性（Baehr，1988）。如果我们试图把韦伯的思想看成一个整体，他晚年的论述仍然没有背离他一贯的初衷。就韦伯的政治理念而言，他在1919年发表的《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韦伯对年轻人阐述了他对政治作为职业或天职的系统看法，这些观点与他在《以学术为业》（或《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的论点相得益彰，互相支持，彼此并不矛盾。
20年前美国学者H.古德曼在一篇重要的论文中，回顾了不同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韦伯研究热”，其中重点阐释了学者们如何通过历史分析，将“德意志帝国”（the Wilhelmine Period，1871-1918年）及之后韦伯的思想，置于一种与马克思的对话的分析概念中，从而指出围绕韦伯的政治立场所引起的种种误解与偏离（Goldman，1990）。德国政治学者、洪堡大学的马科斯·兰克曾撰文指出，韦伯的理论及思想对政治现实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认为理解韦伯的政治信念的重要出发点，是认识其整合政治理想（Political ideals）与政治理解（Political understanding）的现实主义框架的努力。兰克认为，韦伯的著述对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新现实主义两位奠基者的思想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Llanque，2007）。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韦伯的权力学说（尤其是他对权力的界定）对摩根索与熊彼特的民主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韦伯看来，“权力”意味着“一个人或一群人在社群行动中反对参与行动的其他人的抵抗、实现自身意愿的机会”（Gerth & Mills，1962：180；Weber，1978：53）。根据韦伯的看法，一个人的权力是通过其身份在社会秩序中的展现来实现的，而它主要通过经济秩序与政治秩序二者来体现。韦伯明确地指出，暴力是民族国家内部与外部政治的手段，而且冲突本身也是一切政治的本质。在很多时候，韦伯容易被人理解为一个民族主义者，而实际上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者。韦伯始终认为，个人的选择自由和自我决定（而非管制）是民族国家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在德国社会政策协会中其政治理念与政策主张明显有别于保守派的代表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而更接近于反保守派的自由主义阵营中的布伦塔诺（Brentano）。总之，个人自由而不是国家及其权力是韦伯政治关怀的核心所在。同时，研究者指出，韦伯更应该被看作是社会改良者，而非社会主义的革命者（Mueller，1982）。有学者指出，在对待历史发展的唯物基础这个问题上，尽管韦伯和马克思具有某种相似性，但韦伯却在政治手段的问题上表现出一贯的谨慎。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把韦伯看作是一个修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合适（Salomon，1926）。在韦伯于1888年加入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及以后，研究者指出，这一协会不同政治主张与理念的成员至少在一点上取得了一致：“反驳古典的自由放任，推崇国家发挥积极的角色以改善工人阶级状况和减少阶级矛盾”（Mueller，1982）。
对韦伯研究者来说，探究其政治思考和政治参与是社会科学领域长久以来的一种历史兴趣。在卡尔·雅斯贝尔斯看来，韦伯的政治思考是完全超前于所处的时代并卓越地预见了历史的发展趋向，也是后人无法用常规的视角来省察韦伯思想的重要原因。韦伯的政治理念最本质的是，他对政治自由和政治中的人类尊严的看法，这些看法超越了所有已逝的政治情境（Jaspers，1965：191）。韦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在政治理念上受其父亲影响，从未将自己束缚在某一政党路线上。韦伯承认国家作为政治行动的基础的必要性，但反对将国家视为一个偶像从而牺牲个人的精神自由与自主权利。雅斯贝尔斯指出，作为一位具有自己独特原创性的哲学家，韦伯哲学思想的媒介却是其深刻的政治判断和严谨理性的学术研究（Jaspers，1965：195）。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前二十年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韦伯对德国和欧洲乃至世界政坛的政治事件的关注充满了热诚，同时也对德国有关民族国家发展现状和前景的面临的政治挑战充满了困惑和焦虑。尽管韦伯从未担任任何显而易见的政治职务，掌握政治统领的大权，但是韦伯广泛而深入地参与了主要的政治议题的辩论或讨论，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投入政治活动中，并作为一个政治写作者和充满理性与激情的演讲者，他都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由于韦伯坚持认定自己是一个学者而非政治家，他在学术领域内的创作和相关政治活动的参与，都与学术不可分割。按照意识形态的光谱来分类，研究者指出，韦伯属于后俾斯麦时代的一位民族的自由主义者，他既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Mommsen，1989：440；25）。但是，从政治理念及其社会理论而言，韦伯更多表现为一位各种方法论视野和行动理性的综合思考者，而且在不同的学者眼里，韦伯思想的综合性都表现得很明显（亚历山大，2012：10-11）。罗斯认为，韦伯是一位政治理性的积极倡导者，同时又是一位具有世界—历史视野的激进社会学家，这种双重性无疑给韦伯的学说著述及其政治活动的评价带来一定的争议性（Roth，1965）。同时，我们还必须时刻清楚地知晓一点，分析和认识韦伯的政治理论及其观点，必须将这些理论和观点与他的方法论学说结合在一起加以思考。韦伯在不同的著述和场合多次强调，负责任的政治行动必须是基于对事实的客观性的尊重基础上，要防止社会科学从属于政治目的。
三、韦伯在德国社会政策协会中的影响及其与社会政策发展的历史关联
1871年1月德意志帝国建立并完成统一大业，从此一直到1890年3月俾斯麦被威廉二世解职的这段时期被称为“俾斯麦时代”。韦伯的青年时代中的重要时光见证了俾斯麦的统治及其政策实施，也对韦伯思考社会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德国的社会政策发展历史上，19世纪80年代社会保险法案的出台直接反映了当时统治者与政府管理者对阶级问题和社会政治的看法。韦伯作为德国社会政策的核心成员以及《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期刊》的编辑之一，不仅对德国的“社会问题”（Social question，德语为Soziale frage）提出了自己的判断，也对后俾斯麦时期的社会政策提出了相同应的批评。韦伯指出，阶级、身份与政治权力三者是互惠的，它们之间交互影响。尤为重要的是，韦伯对党派的观点最能体现其政治理念的内涵，他认为党派是在组织（或国家）内部确保权力的协会（或社团），其领袖努力为其活动的会员实现理想或物资利益（Weber，1978：284）。在这里，韦伯所指的党派并为是狭隘的政治党派，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团体，这一点对我们认识当今政治与政策的关系尤为关键。在社会学领域，韦伯在弗莱堡的就职演讲被认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被社会学家们忽视了，它应成为理解韦伯以后著作的一个窗口（Barbalet，2001）。通过对韦伯不同时期的代表作的阅读与理解，正如学者已指出的那样，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把韦伯当作一位箴言式的作家来对待，而是通过理解韦伯提出的“基本问题”试图与他一起思考（李猛，2018）。就韦伯的政治理论与德国的社会政策发展关联而言，他一直试图通过对官僚制及其发展以及统治类型学的论述来展开，尤为重要的是，韦伯提出，随着经济生活和国家行政管理的官僚化发展，它对政党内部的影响也日益加深。韦伯反复提醒，对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而言，警惕那些政治投机家们和昏庸无能的走廊政客对政治的影响，依赖负责任的政治家，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民族才可能屹立于世界（韦伯，2009：216）。
在很长一段时期，韦伯对德国社会政策学术界、政界和公众的政治影响主要是通过他在德国社会政策协会中发挥的精神引领和政策感召的作用来实现的，这些对早期德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影响深远。德国于1871年完成统一，两年后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建立于，协会的创立者为德国历史学派中最为盛名的阿道夫·瓦格纳、古斯塔夫·施莫勒和卢约·布伦塔诺等人，协会创立和发展早期恰逢德国宰相俾斯麦实施社会立法的时期。⑥韦伯的青年和中年时期，经历了19世纪最后15年，那段时期也是德国君主威廉一世在反思俾斯麦传统基础上，竭力推行内政外交政策的岁月，其中社会立法的发展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从德国的历史传统中认识现实问题，思考国家的未来发展，韦伯认为是他那一代年轻人应思考的方向。从19世纪80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直至去世，韦伯在广泛而深入参与了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学术活动和政策倡导，发挥了其学术领袖的重要影响。总体来看，韦伯在社会政策协会中的作用与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学术研究和论辩；第二、推动德国社会政策协会为主的学术界对德国国内社会问题和政策干预事件进行讨论；第三、通过编辑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代表性刊物《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来推动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对重要学术问题和政策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同老一代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奠基者施莫勒、瓦格纳等人不同，韦伯、桑巴特等自由主义者人属于中间代，与更年轻的社会政策协会成员保持着密切联系。韦伯引起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学术界的注意是源于他早期出色完成了该协会委托进行的对德国东部劳动力状况的一项社会调查。1892年《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发表了6篇有关德国农业工人的文章，时年28岁的韦伯作为最年轻的作者发表了其中的一篇，韦伯所探讨的问题和论述的主体相当广泛，其中一些主题和困境在其学术成熟期也再次出现，这些研究的资料由德国社会政策协会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负责收集，向德国土地所有者进行问卷调查，2277名被访者填写了详细的问卷，291人回答了一份更为一般和不太详细的问卷。学者指出，同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年轻的韦伯思考的问题更为复杂也更为深刻，并且对研究的问题和现象表现出更细致的敏锐性，在研究中韦伯还从德国民族国家利益的角度为改善农业工人的利益提出了政策建议（Dibble，1968）。
作为与自由的德国经济学家大会的竞争者，德国社会政策协会日后逐渐成为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占主导性的学术组织。该协会在成立早期，主要是由经济学家组成，同时还包括法律学者、实务工作者以及少数大学教授，后者虽然是少数派但是在协会中却起到了主导作用。在19世纪70年代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创立之初，协会使用了“社会政治”（sozial politik）这一术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界对德国社会中日常政治和基于科学的基础并寻求被多数人采纳的解决之道的伦理思考，也是当时盛行的德国历史学派中经济学思想的主要看法（Kaufmann，2013）。与同时期其他德国学术社团相比，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具有更明显的实践动机，其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工人的问题”，因此在协会的名称中“社会改革”也逐渐被“社会政治（或社会政策）”所取代。在德国社会政策协会早期发展阶段，协会的学术思想和发展理念受到了瓦格纳、布伦塔诺和古斯塔夫·施莫勒等人的显著影响，但是进入到20世纪后尤其是韦伯等人成为《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编辑后，韦伯对社会政策协会的影响日益加深。⑦在德国社会政策协会里，韦伯与老一代学者的代表人物施莫勒虽然在学术思想和政治理念上有分歧，韦伯还是对施莫勒表达了自己对老一代学者的敬重。在施莫勒70寿辰之际，韦伯给施莫勒写了一封信，含蓄地向这位长者表达了自己的敬意：
“在社会政策协会的化身下，您的谨慎和镇定使在学术上受教育的阶层寻求到了一种工具，这一点不仅在公众舆论中得以感受到，也被那些有权力的人体察到。这一点，无论如何也离不开您的领导。”（Schluchter，1987：59）
韦伯与施莫勒在学术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待科学的概念及其方法论上的不同，韦伯对施莫勒的经济研究中的历史取向并无疑义，他不同意的是施莫勒将经济因素纳入总体性社会科学直至取代专门化的社会科学学科，韦伯接受的是李凯尔特方法论中有关文化意义和价值相对性的看法，这最终导致二者在学术与政治抉择上产生了三方面的分歧：对社会政策协会特征和社会政治的自我理解、官僚制的重要性及其功能以及科学中价值无涉的问题（Schluchter，1987：63）。在社会政策协会内部，韦伯始终扮演着一个重要的学术协调人的角色，在促进协会的多元学术思想发展和维系社会政策协会成员团结的发展，努力弥合施莫勒与瑙曼等老一代有影响力领袖之间的分歧，并且避免让社会政策协会成为左派激进政治的舞台。在韦伯所处的年代里，社会政策协会内部引起最大的争论是有关价值判断的问题，但是这一争论始于1909年韦伯对“生产力”概念的辩论文章，这场争论在1914年达到高峰，同时这场争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韦伯和施莫勒之间的分歧（Schluchter，1987：67）。尽管与德国政治经济学早期的历史学派在理念和方法上有不同，也有学者指出，其实韦伯和桑巴特仍然可以看作该学派晚期的弟子，因为他们都认识到了“放任自由”教条的逻辑漏洞以及社会模式、文化观念与制度对自由市场的重要影响（Ringer，1969：144-145）。
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受到了年青一代学者思想观念的影响，他们所提出的主张与早期的协会主张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代学人对社会政策（或社会政治）在概念上的认识，一派是以卢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和卡尔·布歇（Karl Bucher）为代表的社会-自由派与施莫勒、瓦格纳为代表的社会保守派，两派学人在年龄上也有显著差异。老一代学人（协会建立者如施莫勒、瓦格纳）基本上出生于19世纪50年代前15年，第二代学人（韦伯、桑巴特、滕尼斯）出生于19世纪50到70年代，第三代（以约瑟夫.熊彼特为代表）则出生在1870年后。社会政策协会第二代成员在社会政策观念和伦理上的认识差异实际上也沿袭了第一代学人之间的差异，这也意味着协会内部成员之间在学术上的争论不可避免会持续，因为代表社会保守派的协会成员、1904年成为《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编辑之一的桑巴特本人尽管是施莫勒的学生，他主张保护产业工人工会的协会权利，认为社会政策就是阶级政治，阶级冲突是不可调和的。然而，桑巴特却他认为施莫勒主张通过收入再分配和调和劳资关系来保护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观点却是错误的，由工人领导的社会政策斗争将最终导致社会主义秩序，这一点得到滕尼斯的响应。但是，对韦伯而言，他虽然不同意桑巴特和滕尼斯在社会政策上的意识形态目标。韦伯和多数年青一代社会政策协会成员一样，认同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即政治与经济制度的现代化有利于平等权利与工人阶级的整合的发展以及无条件接受德国大规模资本主义的发展（Kruger，1987：76）。
由于从创立之初开始，德国社会政策协会早期成员大多数是经济学家（包括韦伯本人），经济问题与经济政策经常成为社会政策协会会议和《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讨论的主要议题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是，协会内部对议题的讨论产生重大或明显的争议多与价值问题联系在一起。早在1903年协会内部就开始讨论了经济危机的议题，但是后来的辩论发展成为针对“价值判断”的大讨论，它也成为韦伯1904年发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论文的基本背景。1909年社会政策协会讨论了经济周期的问题，但是争论转向了价值判断。1911年约瑟夫·熊彼特出版了《经济发展的理论》（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klung），再次在协会内部掀起了讨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危机问题的热潮，1913年社会政策协会专门组成一个委员会会议讨论“价值判断”问题，韦伯强烈主张应将科学判断与政治判断分开，他认为涉及社会政策的问题不应该由科学的方法来决定（Kruger，1987：82）。在对待科学与价值判断的问题上，韦伯对年青一代的社会政策协会学人清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即在学术教学中应将价值判断与科学分离，大学教师不应该传授信仰。但是作为专家，他应将自己的专业演讲限制在专业的范畴（Kruger，1987：83）。在对待社会政策的问题上，韦伯始终与德国自由的学术传统保持一致，他自始至终反对将政治与学术混同在一起，这也成为传统学术政治上的一个危机，日益众多的纯粹学人逐步退出政治领域，减少政治关怀和承诺。在现实中，由于官僚制度和政治氛围的影响，坚持把客观性、公正和关心公共福利的科学取向的实践空间日益缩小，某种程度上在一段时间里韦伯自己也成为德国学术发展潮流转变的受害者。
作为20世纪后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思想阵地，协会的杂志《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不仅成为学术讨论的园地，更是影响德国政坛和知识精英的一个重要窗口。长期以来，德国以外的学术界很少重视这一刊物与韦伯思想以及和德国社会政策传统联系的理论分析。尤其是1904年以来直至韦伯离世，韦伯一直担任《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的编辑，在刊物上发表众多的论文，组织了许多重要的学术研究和讨论，这些对我们理解韦伯的政治思想与他对社会政策的认识无疑具有难以低估的价值。在19世纪末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那段时期内，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内部就协会的发展方向与方法论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也是社会科学内部就规范与价值之间的辩论，在那场争论中，作为新兴的“社会政策”学科其科学身份岌岌可危。作为一位政治评论者和地方党派活动的参与者，韦伯一度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和社会政策的倡导议程。韦伯强调社会政策应该平衡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注重保护劳工阶层的权力，平衡议会、官僚系统、学术界以及劳动阶层不同的声音。韦伯更相信一种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不仅能保护工人阶层的利益，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盲目的精英化和依赖个人威权导致的灾难。韦伯以及其他年青一代学人坚持认为任何社会政治的诊断和建议都应与具体的社会条件联系在一起，按照韦伯的话说，社会科学家应该注重文化问题及其意义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内部的学术争论以及韦伯所引导的有关方法论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政治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细分化和专门化，尤其是促使经济学和社会学各自变成独立的社会科学。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威廉二世引入的国家工人保护和独立的工业仲裁法案（或政策）促进了以工人利益为导向的社会政策的发展。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以及相关的工人保护法案都相应在公共和私人部门得到扩展，尽管有些发展是渐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劳资关系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变以及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而发生了新的变化，德国的工商业资本家也逐步与工会协会的领袖们开展谈判并达成协议，对工会的认同、集体谈判协议、冲突解决机制以及引入8小时工作制等诉求也相继得到实现。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德国工业革命历史上传统的“社会问题”——工人权利的问题相应得到解决，由劳资关系引发的社会运动势头也显著得到了遏制（Kaufmann，2013）。同瓦格纳和施莫勒等社会政策协会老一代学者不同，也不同于陈旧的讲坛社会主义者的立场，韦伯一向反对没有原则和滥用同情原则的社会政策，更反对俾斯麦家长制的社会政策立法实践中对无产阶级的疏远和对工人的敌视，韦伯始终认为一个成熟的工人阶级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发展（蒙森，2016：90）。
受到家庭背景和政治环境的影响，韦伯不是一位正统的书斋式学者。恰恰相反，韦伯一生都在试图通过学术与政治的结合，通过“参与”“影响”和“带来影响”来促进政治目标的实现。同传统的行动不同的是，韦伯是通过质疑当下的政治议程和行动的正确性与合法性，来影响可能的政治议程。因此，理解韦伯在那个时代的政治行动，就要分析他所参与的各类社会活动的政治意义和影响，我们必须区分世俗的政治活动与严肃的政治思考及行动的区别。在韦伯看来，世俗政治的策略与政治的理论思考二者存在差异，前者受到权力的支配关系和利益结构的影响，而后者则受到价值中立性和客观性的引导。在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上，韦伯一生都保持谨慎甚至焦虑的态度。尽管韦伯倾向于将社会政策视为科学的一种，但是他明确指出，社会政策由于涉及价值偏好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它应被视作文化科学的一种。德国学者戈斯指出，正是由于要在“高贵的思考”与“平凡的生活”之间保持平衡的困难，韦伯几乎一生都处在压力状态下，这种压力也是韦伯同时作为“科学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角色所表现出来的张力（Gerth，1964）。对韦伯而言，在个人自由与国家利益两个范畴确定价值是所有政治行动的终极标准，对这位以科学为志业的伟人来说，理性要求社会科学家尽可能理解正在发生的（事实）客观性（德语是Sachlichkeit）。针对俾斯麦的政治抱负和影响，韦伯也表现出异常冷静，通过俾斯麦的铁腕政治，他认为整个国家需要接受教育，那就是独立的政治思想和精神自由，韦伯倡导的政治或政策的客观性与课堂教育的政治理念是完全不同的事物（Blum，1959）。作为那个时代德国知识界的领袖，韦伯对德国政治的影响与贡献长期被人们忽视，他对国家与宪法等主题所发表的一系列理论文章与演讲，其深邃的意义即使在今天也不可低估（Loewenstein，1966）。
四、结语：韦伯的思想遗产对当代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启示
作为一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学奠基者，韦伯的“核心问题”是围绕资本主义与理性所笼罩的人的精神与自由问题，即本质上是人性发展问题，或者我们能试图确定的韦伯的研究领域只能是一个“问题域”（problematic），或最高级的问题（德语是Fragestellung）（Hennis，2006）。探究西方资本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兴起，在韦伯的学术研究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同时也是一个核心的历史问题（Schluchter，1981：6-11）。但是，社会政策作为一个政治领域或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在韦伯的时代是一个关系到阶级政治和民族国家前途的问题，在今天的社会里仍然被多数人所忽视。本文一个重要的立场是试图表明，作为一位社会学的伟大奠基者和“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韦伯的政治理念及其在社会政策问题（或领域）上的论述绝不是次要和边缘的，绝不应该简单被看作是韦伯在非持续性政治参与方面的内容，其重要性不仅有历史方面的，也有着鲜活的现实价值，同时这些论述也与他对社会科学的一般性认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长期以来，在社会政策学术界，由于语言及其学术传统的影响力，人们基本倾向于接受英美世界对社会政策的表述和对社会政策实践传统的一般认识（杨团，2002）。很显然，英语世界中的社会政策内涵及实践，与德国乃至欧洲大陆围绕社会关系整合和社会团结目标所做出的系统哲理思考和制度回应的“社会政治”在分析上有着很显著的差异。如何认识和分析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政策的问题，是简单迈向技术选择路线的工具理性，寻找解决问题的药方，还是通过深入和系统的理论思考与经验考察，再将客观事实的分析呈现给政治家和决策者，答案的选择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价值和立场。
韦伯在《以政治为天职》的演讲里曾经提到，政治行为的结果往往背离甚至违反人们的初衷，而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现实。在本文笔者指出，对19世纪末德国社会政策学科和实践传统的理解，要将当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同社会科学的重要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而在其中占支配地位的韦伯的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思想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历史文献和诸多的研究来看，与英国《济贫法》传统和穷人问题（或后期的工厂问题，The Factory Question）不同，德国早期社会政策的起源是工人问题和《社会保险立法》，围绕社会政策议题所产生的思想和政策主张又直接与1873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政策协会有关。社会政策的德国传统，一方面与德国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紧密关联在一起，另一方面也与德国社会立法的实践及其产生的诸多辩论息息相关。韦伯不止一次地清晰地陈述过，生命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的斗争，而社会政策体现在国家政治上有时也表现为不同利益群体持续不断的矛盾或挣扎。在当代世界，一个民族国家要应对社会问题，强调国家责任或政府职责，势必投入高规模的社会开支，其后果不可避免导致科层制的膨胀和扩张，而这又可能会在一定极大程度地损害个人的自由，因为没有人可以确保一个组织的伦理责任是否与道德个体的责任一致。韦伯从来就不相信科层化的理性目标，因为这违背的韦伯终极价值关怀。在科学作为一种天职的演讲中，韦伯阐述了个体的行动选择背后所赋予的责任伦理与操守，而他反复强调，科学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属性，而客观性成为在理解韦伯对自由与价值判断论断的核心钥匙，也是理解韦伯对社会政策客观性关键问题的出发点。基于对宗教伦理与现实世界的深刻理解，韦伯在著述中一直强调，无论人们在集体的生存（或存在）中采取何种政治决定，个体的历史责任都是不可回避的和自行解脱的。虽然韦伯认识到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在历史某个关键时刻或时期克里斯玛型领导者的惊人才能及权力，在冲破除魅化的大众民主社会导致衰败的危险时发挥的作用，但是他也意识到在个体式的克里斯玛统治类型外，还存在集体式的克里斯玛型统治类型，这一点提醒人们注意到韦伯并未过度强调克里斯玛领导者个人的才能和权力在政治进程中的作用，而是清醒认识到了这种统治类型的不同政治面向（Kalyvas，2002）。
早在1895年弗莱堡演讲中韦伯就已鲜明地提出，进步的社会政策要致力于弥合经济发展对民族的社会统一造成的撕裂。作为一个学术人，韦伯毕生都将其主要精力献身给了科学事业，致力于解释复杂的人类社会行为和权力关系的种种产物。而作为一个政治人，韦伯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做出妥协和行动合理化的伦理责任之间的张力。因此，本质上韦伯是一位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一位社会科学家，他都试图将科学研究和学术事业作为核心的目的，但是韦伯仍然没有将政治行动作为逃避现实或避免价值冲突而做出的选择，他坚持将自己的政治伦理与责任和他投身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对韦伯而言，政治即意味着“责任伦理”，它本身也是客观性引导的行动或“事业”（Sache）。韦伯认为政治作为一种行动，其实践背后的伦理责任无比重要，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里他提到，“在政治领域，致命的罪过说到底只有两种：缺乏客观性和无责任心，两者虽不总是同一回事，但情况却常常如此”（韦伯，2009：284）。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韦伯始终强调在政治行动中“责任伦理”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政治家理应对其行动成败的具体后果承担责任，也应对行动自身进行理性的计算。韦伯不仅关注行动的事由的重要性，更关注后果带来的伦理影响（蒙森，2016：45；O'Donovan，2011）作为一个学术人，韦伯思想对当今时代学人的重要性在于，他试图努力克制对学术和政治参与的满腔热情导致的非理性和不客观，这也是他始终在政治参与中时刻保持冷静的核心价值判断。在一个纷繁变化的现实世界里，没有任何一门科学是价值无涉的，同样也不存在不偏不倚的政治。在学术领域里，一旦学者选择了研究领域并确定了问题域，实际上那种影响学者个体判断和偏好的价值也就形成了。而在政治世界里，政治家或科层官僚一经选择了政治信仰和做出了政策决策，影响现实世界的行动已经深刻地烙上了价值之印痕，反映了其个人的政治选择背后的主观偏好。学者还要充分认识到，科学知识和经验研究成果本身也不是中立的，它与现实世界活动息息相关，因此，知识与社会结构的联系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知识生成和使用的途径及其后果，这一点可能超出学者常规期望。科学作为一种职业或天职，其背后是宗教起源对科学从业者或科学家的伦理约束和警示，伦理中立性或价值无涉只是在教室里存在，在复杂的现实世界，人类的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充满了价值。因此，即使是打着科学主义的理性大旗，政治家或政策研究者也不应对政策及制度设计中的技术理性所迷惑，而应充分认识和预判在复杂现实世界中政策实践的非理性成分和扭曲型。在韦伯所处的时代里，他试图告诫人们，通过理性的科学和承担伦理责任是在一个除魅的世界里体验和寻求有意义生活的合理途径，这也是抵抗资本主义现代性弥漫造成社会团结松散和分裂的有效方式。科学只是为人类活动的决策提供了技术工具，而不能为其伦理行动提供标准。在科学领域，价值中立性（或价值无涉）是指在科学活动中尽可能提供客观和经验的指引，同时也需要避免将科学的误用作为解决终极问题的法宝（Abramowski，Moore and Swatos Jr.，1982）。在他的同时代人也是学生的卡尔·雅斯贝尔斯眼里，韦伯是一位令人称道的科学思想者，但在内心他却是一位随时准备承担其政治领导力责任的政治家，全心服务于他的人民。尽管韦伯本人一直将经济学与社会学视为自己的专长领域，但是在卡尔·雅斯贝尔斯看来，韦伯对科学志业和人类政治生活终极价值的追问，充分表明韦伯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哲人，是他那个时代唯一的哲学家（Salomon，1934；Jaspers，1965：251-256；Schluchter，1996：1-3）。
作为一个转型经济的大国，当代的中国正面临全球化时代里最艰难的人类发展上的挑战，经济繁荣和民族复兴的任务艰巨无比，而整合社会阶层的利益和维系民族团结大局同等重要。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促进社会政策的发展，进而提升社会团结和凝聚社会共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的思想遗产对我们充分认识今天的中国社会，认识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新的历史进程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些启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社会政策并非一个不受文化和价值观影响的纯粹技术工具，相反它是一个充满文化意味和价值判断的实践，具有复杂的内在性；第二、任何民族国家在崛起并努力成为一个强国之前，都必须充分认识到社会结构的矛盾和问题，并通过有效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整合来实现；第三、社会政策作为一种科学活动，它对客观知识的关切超越对政治理念的诉求，研究者必须立足于科学精神和客观事实而非价值观的导引，来对现实世界的变革提出主张。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开始，农村的农业生产方式和集体经济基础已发生重大变化，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了广大的城镇工业和服务业，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新产业工人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行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农民和农民工的生存及生活质量依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其中隐含的城乡不平等是削弱制度正当性的一个最大隐患。近年来，随着生育率水平的降低和人口流动性的加快，农村以家庭为基础的耕作方式也在逐步衰退，农场主和新的农业企业家正在形塑新的生产方式，而个体化的经济与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农村的利益共同体，如何复兴乡村发展的社会基础？这不简单是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政治的议题。韦伯在弗莱堡就职演讲中着重强调，是民族（国家）的利益而不是正义应成为指导社会政策的终极价值。但是，我们必须十分清醒认识到，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社会政策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和客观判断所需要的结论，但是社会科学研究并不能完全满足政策实践的外部价值要求，研究者也须谨慎地看到政策研究所具有的有限的实践效力。正如韦伯所指出的那样，研究者仍然要仔细区分科学研究与政治立场上的本质区别。韦伯所倡导的解释社会学很大程度上为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因果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而他在社会政策客观性和民族国家社会政策实践上具有深刻洞察力的理论认识，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遗产，依然是中国社会科学界一笔宝贵的财富，也对中国未来的社会政策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推动对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客观和理性认识，促进人性和社会的发展，这既是社会学的使命，也是学者的天职。至于如何从理论上阐释社会政策（或社会政治）对（公民的）社会生活的影响？如何认识这种影响对支配型统治的意义？研究者还需在未来再深入的研究。
①由于韦伯和特洛尔奇多年在海德堡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使得他们之间有很多深入的学术交流。特洛尔奇的著作《基督教会及群体的社会训导》（Die Soziallehren der christlichenKirchen und Grupoen，Tübingen，1919）对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有很深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中期，阿尔伯特·所罗门撰文指出，早在1901年韦伯自己的一位学生马丁·奥芬巴赫对德国巴登地区工业发展与新教之间的关系所做的研究《教派与社会分层》（Konfession und SozialSchichtung，Tübingen，1901）也在很大程度上为韦伯后续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动力（Salomon，1935a）。
②施特劳斯（Strauss，1953：36）的原文是“Whatever may have been his errors,he is the greatest social scientist of our century”。
③雷蒙·阿隆在《社会学主要思潮》一书中对韦伯的学术思想有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在1964（1979）年出版的题为《德国社会学》的著作中，阿隆再次表现出他对韦伯的偏爱，在书中他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讨论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和其多光谱的学术思想。
④《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最早于1888年创刊，创刊人为德国人海因里希·布劳恩，该刊物最早的名称为《社会立法与统计期刊》（Archiv für soziale Gesetzgebung und Statistik）。
⑤德国学者彦斯·波尔切尔在一篇论文里详细讨论了韦伯的《以政治为业》的英文翻译[其中影响最大的当为1946年汉斯·H.戈尔斯和C.赖特·米尔斯的英译对韦伯演讲原文的误解，尤其是将德文“Beruf”直接翻译为“Vocation”（职业），尽管如此，就理解韦伯的学术思想来说，戈尔斯和米尔斯的英文翻译比较而言还是最为准确的也是影响最大的（Borcherr，2007）]。
⑥德国社会政策协会最早使用的名称是由阿道夫·瓦格纳提出的，他使用的是“sozial politisch”一词。在1872年7月举行的协会筹建委员会上，会议主席鲁道夫.冯·戈耐斯特为该协会使用了一个暂时的名称“社会改革协会”，后来遭到一名匿名委员的反对。在同年12月的一次会上，格奥尔格·F.纳普在给施莫勒的一封信中使用了“社会政策协会”（Verein für Sozial politik）的术语，这一术语也在1872年10月协会成立大会上的会议草案中使用。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于德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德国社会政治（或社会政策）协会在学术活动中频繁地使用“社会改革”来代替“社会政治”（或社会政策），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社会政治”（或社会政策）才逐渐成为一个统一的术语，与时任德国宰相的俾斯麦实施的社会立法有着显著的直接联系。
⑦1903年1月20日埃德加·贾菲（Edgar Jaffe）以6万马克的价格从海因里希·布劳恩手里买下了《社会立法与统计学期刊》（Archivs für Gesetzgebung und Statistik），并把刊物更名为《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1904年出版新一期（第14卷），在这期里韦伯发表了著名的《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方法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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