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讲师，香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问：据您在香港的观察，您觉得在学生层面，尤其是本科生层面，香港高校与内地顶尖高校在国际化的问题上孰优孰劣？

答：我觉得部分内地学生对香港高校文化不够适应，不仅是埋怨国际化的“虚”，也有对香港中文系教育环境与整体适应挑战无法承受的，比如近期热议的辽宁省文科状元“刘丁宁”事件。我觉得刘丁宁只是个案，她要学习中文，却跑到香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香港大学就读，这里面既包含了香港大学对内地状元的“热情”接纳，也包含了内地状元对香港大学的“错位”想象。我觉得，如果刘丁宁当初选择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或者她的专业不是中文，而是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或者理工科门类，也许矛盾就不会那么突出了。对刘丁宁的个案不宜放大讨论，典型意义有限。

就我的观察和理解，香港几所大学的国际化是货真价实的，主要体现在：第一，教育管理体制的国际化，这与主要大学创建于港英殖民时期高度相关，其中就包括教授治校、学生会自治、校园多元开放等，这些是内地高校无法比的；第二，师资与学生构成的国际化与多元化，以我访学所在的香港大学法学院为例，外籍教授占比很高，其教学与研究直接和国际学术前沿接轨，其培养的法律精英学生可以直接在国际层面开展法律业务；第三，高度自治的学生舍堂文化和课外活动要求，仍以港大为例，学校并不保障所有注册学生都能住进学生宿舍，而是由各舍堂学生自治，根据你参加集体活动的次数和表现决定是否继续保留本舍堂的住宿资格，即某种“成员”身份，这对于内地“学霸”型独行侠是个挑战；第四，香港大学生国际交流与实习的机会和比例也相对较高。因此，内地学生如果在选择入学前有合理的专业考虑，挺过最初一段时间的“适应期”，应该可以较为充分地利用香港高校的国际化资源。我就认识不少来自内地的港大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们已经能较好地适应港大的学习，在诸方面表现优秀。

关于不同群体学生的交流问题，可能主要是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国际化路径，香港的学生主要分为三大语言群体：普通话群体（内地生为主体）、粤语群体（内地粤语区和香港本地学生）、英语群体（真正的国际学生）。三者的共同语言不是普通话，而是英语。关于他们之间的交流机制，根据我的观察，香港大学校方在通识教育整体计划中有部分“课外”活动安排，学生舍堂文化也高度强调参与性和集体分享，香港社会的基督教团契也是重要交流机制，应该说这些香港的“本土资源”是学生交流和凝聚的基本机制。其实内地学生即使去欧美国家，也会面临上述“本土适应”问题，而这本身就是内地学生的“国际化”过程之一环。

关于内地和香港高校的国际化优劣，我觉得很难在同一层面比较：第一，作为英国的完全殖民地，香港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长期以英文为主，香港的国际化几乎与西方的全球化同步，这种特殊殖民史带来的国际化是内地无法比拟的；第二，如何理解“国际化”，我觉得在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内地的国际化不可能简单模仿香港地区或者简单照搬美国，不是一种盲目的“无我国际化”，而是一种参与性的“自我国际化”，即一方面深度学习西方和现代经验，使中国更具国际性，另一方面立足自身经验和文明传统，通过艰苦学术工作和得力国家战略将“中国性”就地打造为国际性的中国增量，这是一种文化自信前提下的“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国际化逻辑，这一点在香港的精神深处是没有意识的，也是不可能的。内地高校近来的国际化有些误区，基本上是一种“无我的国际化”，是一种机械模仿、成长焦虑和文化不自信，比如2003年左右北大开展的“全英文教学”改革，近些年国内高校对教师、学生“海外经历”的机械规定，最近北大的“燕园学堂”项目有“中国学”和中国化的倾向，但内里仍然包含了文化的不自信，且决策过程与程序设计存在诸多瑕疵。

（本文原载《中国科学报》2014年7月10日，系“大学周刊”采访系列中的“观察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