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为立国之本”，这个说法今天我们已经很熟悉了，甚至会被当作口号来喊。然而，当一个古老民族尚未从科举制迈出来时，要说出这句话，不仅要有超前的眼光，还要有辞旧迎新的大勇气。1904年6月18日，才华堪比李清照的女词人吕碧城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了《教育为立国之本》一文。

在上个世纪之初，面对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她意识到中国已进入充满竞争的世界，从兵战、商战到学战，她分析，如以为兵战可恃，当亚历山大、拿破仑鼎盛时期，威震全欧，谁能与之争锋?然而一旦战败，惊骇一时的武略也就随之湮灭。如以为商战可恃，上古埃及、波斯等国的工艺商业也不可谓不盛，如今早已散为流亡之种族。世界上真正有持久竞争力的还是学术，在她当时有限的了解中，想到了培根、笛卡尔、孟德斯鸠、卢梭等人，认为他们掌握着转移世界的大权，这不是世上眼见的那种权势，却是19世纪文明的原动力。“文明的原动力”——这个说法很精彩，是包括她在内的那一代中国读书人对此难得的认知。一个民族要产生自己的培根、笛卡尔、孟德斯鸠、卢梭，需要“兴学校、隆教育”，她认为这是“当今之急务”。

当时新教育初兴，与千年浸染的旧式教育相比，无疑是一颗幼苗，尚不大为国人理解，国人念兹在兹的还是秀才、举人、进士的功名。所以，她要大声疾呼，为新教育张目，阐明“教育为立国之本”之理，她说：“教育者国家之基础，社会之枢纽也，先明教育，然后内政外交，文修武备;工艺商业诸端，始能运转自由，操纵如意。若教育一日不讲，则民智一日不开;民智不开，则冥顽愚蠢，是非不辨，利害不知。所知者，独自私自利而已。”

从旧式教育出来、在旧体诗词上有卓越表现的吕碧城，却热衷于新教育，在举世瞩目于富国强兵之际，把目光投向了迂缓的教育，认为富强的根本，“非兴学校为普通强迫教育不可”。相距一百一十年，我们的外部环境早已发生变化，教育已然普及，问题也随之转换，今天要追问的不是教育是否为立国之本，而是怎么样的教育才能成为立国之本?怎么样的教育才有可能产生“文明的原动力”?怎么样的教育才能真正开启民智，而不是培养只知道自私自利的人?吕碧城当年还用不着思考、来不及面对的这些问号就在我们的面前。说穿了，就是要认清教育的目标，如果把富强作为目标，教育不过是手段，教师和学生充其量也只是作为机器上的零件，终究还不是主体。如教育是以开民智为目标，也就是以造就具备健全心智、有明辨是非能力的人为目标，教师和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养成就是第一位的，没有独立思考，一切不过是原地打转，做做习题，背背标准答案，练练应试技巧，教教答题诀窍，这样的教育能不能成为立国之本，我相信答案是不言自明的。这样的教育最多也只能造成一代又一代精明的自私自利者，却不会产生出文明的原动力。

作为立国之本的教育是需要有理想主义底色的，而不是日复一日总是苟全于现实主义的泥潭当中。无论追溯孔子的传统，还是古希腊的传统，从本质上说，教育的真谛都蕴含在独立和自由当中，教师凭着独立、自由之精神，在知识和精神世界里驰骋，学生同样要凭着独立、自由之精神，在知识和精神世界里求索，老师与学生，老师与老师、学生与学生，他们的生命相互碰撞，相互连接，在课堂内外彼此启迪，彼此建造，彼此成全。通过教育每个人的思想天空进一步拓宽，每个人精神的翅膀进一步展开，这样的教育才是令人向往的，也是教育的现实中所匮乏的。一旦失去独立与自由的精神，教育绝不可能成为立国之本，在一个教育普及的时代里，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教育，尤其值得深思。很多人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从现实的条件出发，这诚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任何时候我们千万都不能丧失底线，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分清楚“是什么”和“要什么”，不能不断地降低标准，不断地承认既成事实，最终连方向和目标都找不到了。重新找回方向和目标，需要向教育的真谛回顾，那是吕碧城时代还无须直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