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有关部门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整治，其深层意义或许在于改变培训内容和培训效果极端化的倾向。然而，当下既为“培训时代”，所谓培训的参与者就不止于社会机构，大学的培训化意识和行为也应该在反思和矫正之列。

国内的培训是从“应试”开始的。起初是以高考补习班的形式出现，以后兵分几路，补习班逐渐向中考、小升初以及学前班扩张；“留学潮”则催生出外语补习机构，且由中国人教中国人，到外国人教中国人过渡，加之各类考证需求，培训再增添考证的内容。随着大量企业将培训成本推向社会，企业培训也成了培训的方向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不仅培训机构各式各样，培训内容更是包罗万象，真应了那句“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做不到的”的流行语。

维持社会培训机构的核心理念是“为社会需要服务”。从正面看，“社会需要”激发了培训机构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聚集财富的能力；从反面看，目标性极强的培训把青少年学生变成了“培训人”，非经培训不能提高生存本领。

其实，在培训初兴之时，主导培训的是各类学校，后来因国家政策的限制，培训转向校外的社会机构。但由于前期培训的余荫，目下面对的又是经历多种培训，被塑造的“培训人”。早年参与培训养成的习惯、思维定势和运用的方法恰好适应眼前教学对象的取向、喜好。不仅是某些热衷于培训的教师重获用武之地，教育（学）管理人员仿佛也找到了解决“教学难题”的钥匙。

因此，在某些大学中，为吸引学生选课、上课，可以牺牲课程名称的科学性而随意通俗地命名；为迎合“社会需要”，也可以将校外培训机构开设的课程加以移植，作为大学具有创新意义的“新课”，并给予相应的学分。华东某“双一流”高校今年开设的烹饪相关的课程即是一例。炒一道青椒土豆丝、包几个水饺、烘焙出一只面包或一块蛋糕等就可以获得2个学分，与其说是在进行初级劳动技能培训，不如说是对校内其他理论性课程的一种嘲弄更合适。以“烹饪课”来重建“劳动意识”，是对“劳动”的误解。因为现在所谓“劳动意识缺失”并不是真正的“劳动缺失”，而是对于“劳动”本身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技能、技艺不是不能出现在大学的课程中，但它们必须具备起码的科学性、理论性和系统性。这一大学分科制建立以来形成的基本原则，在如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同样适用。

“培训人”的主要特征，就是标准化、浅智化和技术化。其具体表现，则是目标性和实用性极强。这里的“目标”往往是直接的和短期见效的，因此，是属于典型的急功近利。目标性强的另一表现，就是排斥性。即为了眼前的现实目标，随意地砍去影响现实目标实现的枝枝叉叉。反映在学习上，就是只关注与现实目标相关的知识和课程，并且有意无意地将“目标”偷换成“兴趣”，从而为现实功利贴上“合理”的铭牌。

“培训人”极强的实用性，其实就是缺少基本价值取向的随机应变。老师、领导、上级或凡地位高于自己、自己有所求的人想听什么就讲什么，想看什么就秀什么，哪里有空子就往哪里钻。这是出于“培训攻略”的自然延伸和灵活运用。

事实上，“为社会需要服务”中的“社会需要”是一个很笼统模糊的概念。如果无此自觉，就很容易把大学“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硬生生地套用，弄出个“假两件”，结果就是重视迎合，轻忽提高。上述“烹饪课”以及“恋爱课”“化妆课”在大学里陆续开设都是例证。

但大学与培训机构毕竟不同，甚或在许多根本理念上是对立的。大学总是以个性化反对标准化，以深入思考防止浅智化，以理论性深化技术性。所以，在课程选择和设置时，大学就应该首先区分何为“社会需要”以及哪一种“社会需要”与大学自身的基本定位相匹配。

现在看，只有对校外的社会培训机构的整治，没有相应地对大学所受培训意识和行为影响的反省和矫正，扭转培训极端化倾向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培训时代”的话题很多，但总是绕不开“浅智”的内容。“浅智”不是“无智”或“弱智”，而是误将浅显当作深奥，且无限放大，断为公理。

要超越“浅智”，最简单的方式是回归常识。大学教育也一样，不忘初心，就是要真诚地重温大学的基本理念，秉持教育的基本精神，对照检省，以便脚踏实地，增强自身，亦有益于社会。

（刊《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2021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