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佛教教育面临的问题，大家多有反省，学人不打算重复，这里想就本人的肤浅体会，谈谈办好佛教教育应当照顾到的几种关系：一是师资关系；二是教理的邪正、深浅与总别关系；三是教理与观行的关系；四是内学与外学的关系。
一、师资关系
在教育中，教育者是传授知识的一方，受教育者是接受知识的一方，两者并不是对等关系，而是以知识为核心的授受关系。众生的知识有两类:一类是趣识的知识，它是依理性建立起来的工具性知识，目的是为了解决众生在生活中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一类是趣智的知识，它是依智慧建立起来的非工具性知识，目的是为了对治分别识给众生带来的烦恼。两类知识的传授都离不开善知识，趣识的知识源于众生的分别识，虽与众生的历劫习气相近，但因有“先知后知”的特点而需要善知识；趣智的知识源于众生的无分别智，与众生的历劫习气悬殊，更因有“先觉后觉”的特点而需要善知识。
佛法属于趣智的知识，对此佛陀曾有明确开示：“我所得法，甚深微妙，难解难见，寂寞无为，智者所知，非愚所及！众生乐著三界窟宅，集此诸业，何缘能悟十二因缘甚深微妙难见之法？又复息一切行，截断诸流，尽恩爱源，无余泥洹，益复甚难。”（《弥沙塞部和酰五分律》）如此甚深微妙、难解难行的佛法，如果没有善知识传授，众生必然会顺着久已习惯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进行分别知解，不是堕入常见就是偏执断见，很难建立起中道正见，要成佛就遥遥无期了。所以，《妙法莲华经》说善知识是众生成佛的大因缘，《大般涅槃经》更具体地说：“若离四法得涅槃者，无有是处。何等为四？一者亲近善友，二者专心听法，三者系念思惟，四者如法修行。”当然，佛陀并不否认众生通过自学趣智的知识能取得一定的成就，但认为他们最多只能成为缘觉，而这不是佛教的最终目的。
佛教中，善知识主要有三种：一是外护善知识，即护持道场和修行者的善知识；二是同行善知识，即共同修学佛法的善知识；三是教授善知识，即善巧传授佛法的善知识。佛教教育中的善知识指第三种。教授善知识因是否见道的差别又可分为两种：见道位（大乘菩萨初地）以上的善知识是四依菩萨中的圣人，即智者大师所谓“圣师”，他们既可以经师、论师、禅师的身份示现，也可以其他身份示现；他们的教示虽然不一定如佛陀圆满，但同样完全本于智慧，既当理又当机，教法的具体内容与形式与有别，但宗旨与归趣与佛并无二致。不过，在象、末二法时代，要遇到这样的善知识比较难，需要很大的福德因缘。
除了“圣师”，还有“凡师”。“凡师”即四依菩萨中的前三种菩萨，其中第一种菩萨虽然“具烦恼性”，但“能奉持禁戒，威仪具足，建立正法，从佛所闻，解其文义，转为他人分别宣说”（《大般涅槃经》），也可以担任善知识。有的佛弟子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只有“圣师”才能讲经说法，见到别人讲经说法就问他有没有开悟，这是不理解佛意的表现。“凡师”是具体属于什么阶位的菩萨呢？指菩萨道中处于十住、十行和十回向位的修行者，即初发心住这个阶位以上的地前菩萨。从佛陀的有关开示看，他们须具备三个方面的素养：首先，对佛法有坚固信心，不会生起邪倒二见，不再造五逆十恶，不再生三途八难；其次，能如理思观察十种佛智慧，以信解力理解佛法、安住空性，明了一切法唯心所现；第三，已发起自度度他、度尽众生的菩提心。因为“凡师”既能依佛智慧思维观察万法，又能发起菩提心，完全有能力利他，迦叶菩萨这样赞叹他们，“初发已为人天师，胜出声闻及缘觉，如是发心过三界，是故得名最无上”（《大般涅槃经》），称他们为天人师。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可知，“凡师”虽未见道，但水平并不低。对此，我们不妨结合现实情况略加解说，以便对其品质有更加准确地把握。“凡师”必须坚守佛教本位，深信因果，皈依三宝，持守净戒。如果自称深信因果，却沉溺于算命、看相、占筮、赌博、股票等邪命之业；或自认皈依三宝，却心仪天魔外道；或自诩持戒清净，却不护威仪、不顾讥嫌，都没有资格做善知识。“凡师”虽然尚未现证空性，不能像“圣师”那样当理当机教化众生，但能够依信仰产生的理解力理解佛陀圣教、对佛法有全面和深入的解悟，能够始终依万法皆空为宗旨讲说佛法。否则，如果一方面宣称皈依万法皆空的真谛，另一方面却得少为足、不懂装懂，甚至自觉不自觉地陷入断常二见，同样不能担任善知识。“凡师”没有现证空性之前，发起的必然是夹杂着我法二执习气的世俗菩提心，这就要求他时刻不忘两件事：一是时刻不忘以上求下化为最高目标，二是时刻不忘对治自己的我执习气。当我法二执习气现前时，要能够及时反观自身，把烦恼心压伏下来；如果我法二执现前时，不知反省和对治，甚至顺着习气越走越远、越走越欢，必将自误误他，不堪为师。
如果有这样的善知识维系佛教教育，就不担心学生不尊重善知识，就不害怕因缘和教学形式发生变化，就不相信佛陀圣教会衰落。反之，如果没有这样的善知识，学生不能因善知识示导见性，无论借助什么新颖媒介来教育，佛教教育都可能徒具外表，佛陀圣教都很难兴盛。
二、教理的邪正、深浅与总别关系
佛法坚信万法平等，其最终目的也是令众生觉悟万法平等。由于众生无量劫来受到无明遮蔽，不能如实了知这一真相，并按照这一真相开展智慧、自在与慈悲的生命，佛陀才示现世间度化众生。因众生从无明转向智慧的过程有其次第性与共同性，佛陀教法相应地体现出一定的次第性与系统性，从修行者看可以视为众生成佛的总相教法。
在总相教法中，最基础的内容是建立正确的因果观，令众生从关于因果的邪见转向正见，深信佛陀宣说的世间因果道理。什么是因果邪见？佛陀说：“彼有二种，谓失、不信。云何不信？彼人心谓：‘无施无祀，无斋无会，无有善业，无不善业，无业果报。’广则无量。云何为失？彼人心谓：‘一切苦乐皆是天作，非业果报。’”（《正法念处经》）第一种是无因论，第二种邪因论，青目菩萨注《中论》时分别称之为粗邪见和细邪见。细邪见以神、梵、宿命、自然等为因，认为一切苦乐皆已注定，众生不能也无须有所作为。这种邪见不知众生心为苦乐之因，破灭了佛法追求的涅槃乐，但因其相信苦终有尽，信奉这种邪见的众生还能得到世间快乐。至于粗邪见，由于它不相信因果，认为行善会得恶报、行恶会得善报，根本破坏了因果不爽、善恶有报的真理，信奉这种邪见的众生不但得不到涅槃乐，甚至连世间乐都得不到。的确，试想想，如果一个人相信杀人放火可以飞黄腾达、乐善好施反遭困苦厄难，他怎么会尊重众生生命、与人为善，又怎么会因此得到快乐呢？远离这两种邪见，才能够真正建立起佛教所说的世间正见，这就是以十善业道和十不善业道为核心内容的世间因果观，它与前者的根本区别是将众生苦乐视为其造业所感得的结果，而造业的本因则是众生之心。
佛陀发现，众生造善造恶、长劫轮回六道、不得出离解脱，根本原因是他们不知此心的真相，把它当成了实体，于是便因应不同根器开出了深浅不同的教法：“若众生下劣，其心厌没者，示以声闻道，令出于众苦。若复有众生，诸根少明利，乐于因缘法，为说辟支佛。若人根明利，饶益于众生，有大慈悲心，为说菩萨道。若有无上心，决定乐大事，为示于佛身，说无量佛法。”（晋译《大方广佛华严经》）这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四乘教法。如果将缘觉乘摄入声闻乘，则为声闻、菩萨与佛三乘教法；如果将佛乘摄入菩萨乘，则为声闻、缘觉与菩萨三乘教法；如果将菩萨乘摄入佛乘，则为声闻、缘觉与佛三乘教法；如果摄声闻、缘觉为小乘，摄菩萨、佛为大乘，则为大小二乘教法。
总相教法有深有浅，声闻、缘觉、菩萨、佛诸乘深浅各别，不相杂乱，但我们不能将此执著为定相。从佛陀施设教法看，上到佛乘的教法都是佛从其圆满体证的一真法界中垂示的教相，是佛“以一佛道随诸众生种种分别而为说之”的表法（《大般涅槃经》）；从众生修学看，下到世间因果法都是指向佛乘的教法。因此，深不是定性的深，而是必然显现为诸乘教法的深；浅也不是定性的浅，而是必然以佛乘教法为归趣的浅，所谓“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妙法莲华经》）。佛陀所说三乘教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我们把握好总相教法的这种总别关系，就不会在教育中以深破浅或以浅破深。现实中，我们常常见到这两种偏颇，有的人从菩萨道起修，便偏执所有人都要从菩萨道起修，导致以深破浅，譬如以大乘破小乘；有的人从人道因果起修，便偏执所有人都应从人道因果起修，导致以浅颇深，譬如以人乘破天乘。这都是没有真切地领会总相教法的深浅关系的结果，不能彻见教法全体。
同时，由于众生的烦恼存在种种差异，佛陀即使在同一个层面也会开出不同的教法，所谓“贪欲多者，为说不净；瞋恚多者，为说大慈；愚痴多者，教勤观察；三毒等者，为说成就胜智法门；乐生死者，为说三苦；若著处所，说处空寂；心懈怠者，说大精进；怀我慢者，说法平等；多谄诳者，为说菩萨；其心质直、乐寂静者，广为说法，令其成就”（唐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如果把这林林总总的教法称为别相教法，又存在合理地理解总相教法与别相教法、别相教法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
学人的总体看法是，总相教法是别相教法之经，别相教法是总相教法之纬，既不应以别破总，也不应以总破别。总相教法是佛陀教化九界凡圣的教法总纲，是所有菩萨道弟子都应该修习的基本教法，如果偏执别相教法而不研习总相教法，很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境地。或许有人会说：我有圣师引导，只要遵照师教修习即可。这诚然不错，但我们应知道，圣师之所以成为圣师，也是通达了总相教法才能为圣师的。今天，汉传佛教界偏执别相教法、忽视总相教法的现象比较普遍和严重，有的甚至以其偏执的别相教法破毁总相教法。譬如，有人讲《妙法莲华经》，把经中的“除诸法戏论之粪”一语理解为“除了《妙法莲华经》之外，其他佛法都是粪”，认为佛教就一部《妙法莲华经》；有人弘扬净土法门，宣称末法时代只有“一句佛号”才能救度众生，以为研习总相教法或别的经典都是下劣根器所作无益之举。凡此种种执见，正是犯了以别破总的过失，不知没有总相教法则没有别相教法，终其一生不过株守一法的井底之蛙。
另一方面，佛弟子也不应以总破别。无论是佛陀还是诸大菩萨开出的别相教法，它们本身都是从总相教法的不同角度开出来的具体教法，都是以总相教法为归趣而不是游离于总相教法的东西，此其一。其二，由于佛法的实践性格，每个佛弟子都应该选择一个与自己相应的别相教法一门深入，否则很难有所成就。因此，从千差万别的具体教法入手修习佛法，乃是佛教教育的实态和常态。这方面，佛教教育要做的工作是为别相教法提供总相教法的基础，进而开出新的别相教法，而不能以总相教法破斥别相教法。譬如，有人看到别人专修净土或专门参禅，就认定他们不通教理，这就犯了以总破别的过失。
在这个深浅、总别圆融的教法系统中，各种别相教法相互之间则是“法无高下，当机者良”的平等关系，任何人都不应执自己修学的教法而毁破其他人修学的教法。
三、教理与观行的关系
我们很清楚，从佛陀下化众生的维度来讲，所谓教无非由观而来，没有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的观行，就不可能有“三藏十二部经”的一代时教，所以教观本来一体，既不存在远离观行之教，也不存在孤悬教外之观。
既然如此，我们在教育中就应该用教观一体的方式传授与研习佛法，既不要离观解教，也不应离教修观。离观解教，“譬如有良医，具知诸方药，自疾不能救，多闻亦如是。譬如贫穷人，日夜数他宝，自无半钱分，多闻亦如是”（晋译《大方广佛华严经》），不免沦为知解宗徒。另一方面，“若观心人，谓即心而是，已则均佛，都不寻经论，堕增上慢，此则抱炬自烧，行牵恶道”(智顗《妙法莲华经玄义》)，必定成为盲修瞎炼的癫狂痴汉。
今天，汉传佛教比较衰落，主要原因不是四众弟子不精进，而是不太重视佛陀圣教对观行的指导作用，若要振兴汉传佛教，当务之急是研习与弘扬佛陀圣教。研习与弘扬佛陀圣教，首先要让大众接诵读佛陀圣典，只有诵读佛经的人多了起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发愿进一步了解、研习佛陀圣典，向佛陀学习离苦得乐之道。因此，我以为最近两年兴起的“大众阅藏运动”对汉传佛教的复兴具有基础性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阅读佛陀圣典的层次，如果仅仅停留这个层次，不进一步如理思维、研习教理，尚不足以中兴汉传佛教。因此，“佛教义学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够站在趣智立场、以学修一体的方式显明佛陀圣教的宗趣及其总别、深浅等关系，为学生学修佛法提供必须的增上缘。
有人会问：“没有见道前，怎么能‘站在趣智立场、以学修一体的方式显明佛陀圣教的宗趣及其总别、深浅等关系？’”必须依靠信解力。相对智慧力来说，信解力也是一种分别力，但它是建立在信仰佛陀圣教基础上的理解力，因此拥有信解力的佛弟子，在对待佛陀圣典的态度、研究佛陀圣典的方法及其旨趣等方面，与从趣识立场上研究佛陀圣典的学者都很大差异：其一，依信解力研习佛陀圣教者尊重佛陀圣典传承传统，不会随意增减圣典字句，更不会随意会集圣典；即使从文献学、历史学意义上发现了现传圣典的异文甚至异本，也不会轻易改动现传圣典。其二，他不会从趣识立场、以理性与逻辑为准量研究佛陀圣典，而会从趣智立场、依佛法印为准量、以“法四依”为原则研究佛陀圣典，他对其力所不及的圣典奥义必心存仰信，对看似矛盾的圣典诸说则能遵从“四悉檀”力加贯通。其三，他深知信解力只是智慧力前行阶段的能力，故虽依信解力，却旨在由解入观而获得智慧力，不像趣识立场的学者偏执一己分别见以自是。
这方面，天台宗的智者大师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回到佛陀的本怀，秉承教观一体的精神，在解释圣典时，除了从“因缘”、“教相”、“本迹”三个角度对教理加以解释，还专设“观心”一释，解明如何将法义到落实到修行之中，令学生当下即可受用。如他解《法华经·方便品》中的“开”、“示”、“悟”、“入”四字时，从观心方面解说道：“约观心释者，观于心性三谛之理不可思议，此观明净，名为开；虽不可思议，而能分别空、假、中心，宛然无滥，名为示；空、假、中心，即三而一、即一而三，名为悟；空、假、中心，非空、假、中，而齐照空、假、中，名为入。”（《妙法莲华经文句》）如果我们继续发扬这个研习佛陀圣典的传统，汉传佛教一定会重现教观双美的胜境；否则，要改变偏废的局面恐怕不容易。
四、内学与外学的关系
内学即佛教所谓内明，外学除了佛教所谓外明，还包括外道和邪见。外明指因明（辨名析理的智慧）、声明（语言文字的智慧）、医方明（治疗疾病的智慧）、工业（巧）明（制作器具的智慧），外道即前面说的邪因论，邪见即前面说的无因论。内学与外明是能摄与所摄关系，内学为能摄，外明为所摄，为增强辨名析理能力而摄因明，为提高语言文字能力而摄声明，为保持身体健康而摄医方明，为提升成就事法能力而摄工巧明；内学与外道、邪见则是能度与所度关系，内学为能度，外道、邪见为所度，即通过内学转化外道和邪见。
对于外明，弥勒菩萨说应与内学同时修学，因为菩萨道行者应勤学一切明处，而菩薩只有在学习佛法的同时广学外四明，才可称为“勤求一切明处”（《瑜伽师地论》）。但对于外道和邪见，则不能与佛法同时学习。在阅读佛教经典和从事佛教教育的过程中，学人有一点体会：在学生道心未坚固之前，不宜涉猎外学，否则容易退转。学人到几家佛学院讲过课，看到他们的图书馆多半收藏佛法著作，觉得这样很好，有助于学生坚固佛法信仰。刚进佛门的学生，很可能还没有建立坚固的佛教信仰，如果这个时候让他广泛阅读外道典籍或种种世论，如四书五经、史汉庄韩，乃至康德、尼采等人的著作，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些著作讲得很精彩、很有理，从而无助佛法信心的巩固。
但是，菩萨道毕竟要度众生，要度众生就得知道众生之所好所执，只有这样才能当机对他们施行教化。譬如，如果我们对邪外之见一窍不通，遇到一个精通尼采哲学而又不满足的人来向我们请教佛法，我们还是用“无明缘行、行缘识”这一套概念来应对，就很难让他看到尼采的不足和佛法的殊胜，很难达到佛陀所谓“先以欲勾先，后令入佛道”（《维摩诘经》）的度化效果。不过，这样的内容应等到学生对佛法具有坚固信仰后才能加入；而且，学生在进入见道位前，始终要以学习佛法为主，兼学外道典籍，以免本末倒置。
果然如此，则佛教教育就能形成一个上求下化的良性循环系统，佛教的发扬光大就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