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尤其在喧嚣一时的“重庆模式”（“重庆经验”）和“乌有之乡”之类左派（左翼）网站中，文革幽灵重现。这引起了人们对文革的重思。而今，文革爆发将近半个世纪，它的结束也近四十年了，人们对十年文革的反思从未停止。早在八十年代，中共就以党的决议的形式给文革下了定论。《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决议》对文革的定论，支配着官方对文革的认识和评价。全盘否定文革是改革的必要前提。因此，人们也是以改革的成败来判断文革的是非。三十年来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在经济建设方面）为举世所公认，但改革所带来的问题如腐败、两极分化等，也为世人所诟病。中国民间社会因此被撕裂为左右两派。其中的一个界限是对文革的态度。右派主张彻底否定文革，左派反对全盘否定文革。但文革与改革势同水火，肯定毛泽东晚年的文革路线，势必否定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反之亦然。这是中共领导者们所深知的。因此，在中国大陆，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文革研究不是一个纯粹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敏感政治问题。“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在西方。”这一句话说明，文革研究只有在完成政治脱敏后，才能确保学术中立。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革命的逻辑来考察文革的历史，其核心观点是：文化革命是革命的完整版和最高版；文革是一个合乎革命逻辑的历史进程；文革的荒诞现象映射革命的悖论本质，反映在语言、心理、社会三个基本层面上，文革历程充满了矛盾、两难和悖论；只有消解通往文革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条件，才能最终走出文革。

一、革命的完整版和最高版

我们所谓革命，是指一种群众性的、暴力式的历史运动。革命是既古老又现代的历史现象。在中国就有所谓“汤武革命”，商汤王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之所以称为革命，是因为这种改朝换代“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就是顺乎天道又应乎人心，也就是说，革命无论诉诸于群众，还是诉诸于暴力，或者改变政权，必须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否则不能称为革命，它们或是动乱、暴乱、叛乱，或是政变，不能僭用革命名义。在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很早就讨论了革命现象，他们似乎将任何一种改变政权的运动称为革命，无论这种运动合法与否、正当与否。

在类比意义上，与量变、渐变相区分，事物运动、变化、发展进程中的质变、突变就有革命意义，譬如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生态革命等等。但是，在真正意义上，我们通常所谓革命仅仅包括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四种基本形态，不指其他形态。有人将四种基本形态比喻为革命1.0版、2.0版、3.0版、4.0版，说明它们之间在广度、深度、烈度上是一个不断升级换代的过程。相比而言，低版本的革命期望低，代价低，风险小，高版本的革命期望高，代价高，风险大。

在世界历史上，1640年的英国革命是政治革命，革命所确立的共和制度为克伦威尔个人军事独裁所取代，而又经历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至1688年的“光荣革命”，最终建立议会君主立宪制度，实现现代国家转型；1776年的美国革命既是民族革命，也是政治革命，美国革命几乎是一次成功的，确立联邦共和立宪制度，几乎没有反复（除了美国内战——南北战争之外）；1789年的法国革命既是政治革命，更是社会革命。革命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度依次为吉伦特派的共和、雅各宾派的民主专政、热月党人统治和拿破仑个人军事独裁所取代，而又经历波旁王朝复辟、七月王朝建立等等反复，历经五次共和、三次帝国，其间多次革命、政变、复辟，最终建立共和制度。

在这些革命中，只有法国革命才是大革命，其他革命都是小革命。张灏指出：“大约说来，近代世界的革命有两种：一种可称之为‘小革命’或‘政治革命’，它是指以暴力推翻或夺取现有政权，而达到转变现存的政治秩序为目的的革命，最显著的例子是1776年的美国革命和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另一种是所谓的‘大革命’或‘社会革命’，它不但要以暴力改变现存政治秩序，而且要以政治的力量很迅速地改变现存的社会与文化秩序，最显著的例子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与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也属此类。”[2]在《论革命》一书中，阿伦特比较了两种革命的差异：美国革命的成功在于它限于政治革命目标，以“构建自由”和进入“新秩序的时代”为两大“立国”原则，而法国革命的失败则在于它偏移政治革命目标，力图解决“社会问题”和“追求幸福”。[3]这就是说，小革命易于成功，大革命易于失败。这当然是一家之言，但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

正如法国大革命一样，1917年的俄国革命、1949年的中国革命都是大革命亦即社会革命。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法国大革命和英国革命、美国革命一样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则是无产阶级革命。当然，无产阶级革命是从资产阶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在俄国，1905年的革命和1917年的二月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小革命），1917年的十月革命才是无产阶级革命（大革命）；在中国，1911年的辛亥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小革命），1919-1949年的革命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革命）。历史证明，无产阶级革命通常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替代形态。换句话说，只要革命任务没有完成，革命就会不断升级：从小革命到大革命，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分，在恩格斯看来是非常清楚明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消灭阶级特权，无产阶级革命是消灭阶级本身；资产阶级革命是实现法律上的平等亦即形式上的平等，消灭等级制度，无产阶级革命是实现经济上的平等亦即事实上的平等，消灭阶级制度。[4]法国革命动员了广大第三等级的全体成员（工人、城市平民和农民）起来反对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的特权阶级（教士和贵族），而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则动员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动员农民反对地主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无论表现为西方的工人革命，还是表现为东方的农民革命——兼有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特征，既是革命的完整形态，也是革命的最高形态：首先，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偶然地具有民族革命形态，而无产阶级革命则必然地具有民族革命形态。这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先进的压迫民族中进行的，资产阶级只要进行政治革命就足够了，而无产阶级革命通常在落后的被压迫民族中进行，无产阶级则要同时进行民族革命，相比压迫民族资产阶级的强大，被压迫民族的特点是无产阶级的强大。其次，无产阶级革命不限于政治革命，它必须是一场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它不限于通过革命方式改变政权，还必须通过革命方式改变整个社会结构。资产阶级革命只有法国革命达到了社会革命的高度，其他革命停留于政治革命的水平。最后，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它必须是一场文化革命。大革命与小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必须进行最广泛、深入和持久的社会动员，这就必须冲击旧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文化观念，灌输新的革命意识形态。在这一问题上，无产阶级革命比资产阶级革命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都是大革命或社会革命，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是以新的私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来代替旧的私有制（封建所有制），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是“消灭私有制”，“建立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亦即“社会所有制”。两种社会革命要求两种文化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5]这句在文革中被广泛引用的语录表明，共产主义革命是比资本主义革命更彻底的社会革命，因而也是更彻底的文化革命。

二、通往文革之路

通往文革之路是漫长的。追根溯源，我们既可以追溯到秦始皇那里去，也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那里去。秦始皇-毛泽东的线索反映了中国文化的逻辑，马克思-毛泽东的线索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逻辑。两者共同构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和逻辑。文革将文化-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政治激进主义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是这一结合登峰造极的表现。

在通往文革之路上，有两个转折点是必须标志的：一是“五四”运动，二是延安整风。

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的升级换代。中国革命在“五四”之前是小革命——政治革命。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企图“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6]，试图以政治革命来代换社会革命。在“五四”之后是大革命——社会革命。陈独秀提出两种“觉悟”——“政治的觉悟”和“伦理的觉悟”，认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7]确立了政治-文化革命（以文化革命为本为体，以政治革命为末为用）的中国现代革命方向。从“五四”之前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五四”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到“五四”之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具有初步马列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所从事的影响更为深远的建党活动、工人运动、国民运动和农民运动等等，“五四”运动先后出现三个基本主题：一是启蒙（文化革命）、二是救亡（政治革命）、三是社会改造（社会革命）。

20世纪40年代初期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运动。整风主要是指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主要指教条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8]延安整风实现了中共政统和马列道统的合一，由此统合文艺学术（“齿轮和螺丝钉”），规训知识分子（“洗脑”），确立了尊劳主义和反智主义的社会-政治-文化革命方向。194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规定毛泽东“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9]中国传统所谓圣王合一，西方传统所谓哲学王（哲学家作王或王作哲学家），都在毛这里实现了。毛晚年常以秦始皇+马克思自居，相比领袖、统帅、舵手身份，毛更愿意以导师（teacher）身份自许。

建国以来，对内反右，对外反修，推动了极左思潮的发展，最终导致文革。

早在开国之前，毛泽东就向全党、全国提出了警告。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指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10]毛泽东特别警告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要求他们站在人民一边，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后来所进行的反右斗争，正是针对这些民主个人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的。

所谓左右，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派别和政治倾向的划分，沿用至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左右是以历史主义为标准划分的。这种历史主义断定人类社会存在着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铁律”，认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超越了历史阶段的思想和言行为“左”，落后于历史阶段的思想和言行为右。“左”、右两种倾向都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是，第一，二者性质不同，“左”被认为是方法问题、策略问题，右被认为是立场问题、原则问题。这就助长了“左比右好”和“宁左勿右”的心态。第二，“左”和右的错误并不反证某种折中是正确的，折中主义同样受到批判。这种历史主义将进步、革命与倒退、反动对立起来，否认它们之间任何调和的必要与可能，这一观念在实践中导致两种结果：在反右时向左转，在反“左”时同样向左转。当我们将错误的“左”加引号时，就意味着不加引号的左是正确的。于是，反“左”竟然不是反左，而是反对“形左实右”。这种逻辑只能导致越来越左。

1956年，中共八大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提出了繁荣艺术和科学发展的“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同时提出了“辨别香花和毒草”和“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11]这里，所谓“辨别香花和毒草”和“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无法通过制度予以规范，在这样一种只有人治、没有法治情况下，“双百”方针不能落实、只能落空。于是，没有“百花”，只有“香花”和“毒草”；没有“百家”，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在敌对思维中，一切都会走向两极，或此或彼，没有任何中间状态。1957年整风运动就按照这样一种逻辑演变为所谓反右派斗争。整风运动原来是要通过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的力量帮助中共整党整风，结果将斗争的矛头对准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甚至采取“引蛇出洞”、“带帽子”和“一棍子打死”的政策和策略。所谓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和储安平等人）其实是指当年国共两党斗争中的中间势力，甚至是倾向中共的中左势力。因此，反右派斗争严重打击了党外健康力量，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埋下了第一个祸根。

毛泽东用革命战争的经验和智慧来指导经济建设，譬如提出“向大自然进军”、“向大自然开战”等等。1958年，毛泽东提出“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谓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一条忽视客观规律性，夸大主观能动性的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这条总路线指引下进行的，最终导致1959-1961年大饥荒，被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酿成历史性大灾难。毛泽东决定纠正这一左的错误。但是，由于左的思想倾向愈益根深蒂固，因此他只准备片面纠左，不准备以至于压制彭德怀和张闻天等人全面纠左的意见和建议。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纠左演变为后期反右，在斗争中，实行所谓“老账新账一起算”，甚至“私仇公仇一起报”。1959年反右倾斗争，把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从党外进一步引伸到党内。这是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错误的一次重大升级。所谓右倾其实是指中共党内温和、稳健势力。因此，反右倾斗争严重打击了党内健康力量，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埋下了第二个祸根。

斯大林逝世以后，中苏关系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双方原本潜伏着的矛盾开始逐步公开。一贯具有亲苏和制造独立王国倾向的高岗被揭露并被组织清理。随着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趋于分裂。中苏从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论战发展到两国之间的敌对状态。1963-1964年，《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苏决裂彻底改变了“两个阵营”对峙的国际战略格局，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方针。中国更加独立自主，但也更加闭关自守。由于国际战略格局和外交战略方针的改变，中国逐步摆脱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但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却一度陷入困境。中苏决裂一方面迫使中国更加独立自主，决心告别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由于反对苏联所谓修正主义、反右，又促使中国走上一条比苏联更左的道路。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所谓修正主义源于第二国际。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第二国际分为左、中、右三派（中派最后倒向右派）。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上，右派主张通过资本主义改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左派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在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上，右派主张社会主义民主，左派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右派是改良派和民主派，左派是革命派和专政派。前者常常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其代表为伯恩施坦主义；后者常常被指责为“极权主义”，其代表为列宁主义。双方都在争夺正统。马克思-伯恩施坦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路线，马克思-列宁是共产主义的路线。当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时，是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路线。

总之，毛泽东晚年思想经历了这样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开始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特征，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毛泽东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并且提出了思想上与政治上的地主、资产阶级仍然存在的论断。在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毛泽东提出了“斗争哲学”的思想。在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并且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都将存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论断。此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泽东更进一步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以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亦即“党内走资派”）的概念。由于反对所谓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以及所谓刘少奇、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这些思想不断积累，最终形成了“继续革命”的思想。这标志着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正式形成。

三、革命和专政的语义悖论——文革的语言学研究

文革发明了许多奇特的词汇，这些词汇通常以辩证的形式来包装混乱的内容，可以称为语义悖论，就像“圆的方”、“方的圆”一样，对此类语义悖论的研究，或可构成一种文革的语言学研究。这里仅以“革命”和“专政”的语义悖论予以探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以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一个从语词形式到思想内容的自相矛盾的产物和表现。它包括两方面：一是文化革命，二是政治革命。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12]但是，第一，革命是冲击现存社会秩序，而专政则是维护现存社会秩序，二者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第二，所谓“继续”，是说“继续”1949年的政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1956年的经济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再搞一次甚至多次文化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消灭民族资本主义后，进而消灭私有观念（“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文化大革命除了企图打倒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亦即广大知识分子之外，也是政治大革命，企图打倒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或所谓“党内资产阶级”亦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根据所谓民主革命“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就会成为革命对象这一理论，所谓“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亦即所谓“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干过革命的人的命”），依靠所谓“造反派”，结果被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所利用。无论作为文化革命，还是作为政治革命，文化大革命都是错误的和失败的。

模仿斯大林给列宁主义下的定义，林彪曾经给毛泽东思想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13]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个伟大里程碑。根据文革时期正统观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贡献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来自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是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时提出的。这个总结关键在于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所谓“不断革命”，就是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间断地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利用民主革命所造成的革命形势，不间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必须彻底革命，克服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阶级的妥协和动摇，这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所谓“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是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典范的。巴黎公社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通过工人自治实现的，它和后来苏俄和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根本不同，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所谓工人自治，是工人阶级直接民主，而不是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式的间接民主。当然，这种直接民主是在一个城邦式的公社实现的，不能简单地运用于一个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其次，巴黎公社没有实行一党制，而是无产阶级各派联合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多党制，这种多党制既不同于资产阶级多党制，也不同于后来苏俄和中国的无产阶级一党制。最后，巴黎公社实行全民武装，国民自卫军就是民兵，代替了常备军的武装。总之，巴黎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试图扬弃从社会中异化出去的国家权力，以便保障整个社会亦即全体人民的权利。这也就是“社会共和国”的形式。由于巴黎公社最终遭到失败，它的基本特征再也没有被后来任何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所复制。但是，巴黎公社所建立的工人自治制、无产阶级多党制和民兵制等等，对于预防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政治和威权政治，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尝试。

同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与1871年巴黎公社的不同在于：第一，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拒绝和平改良。在十月革命中，民主形式如苏维埃和立宪会议等，或是革命利用的手段（工具），或在不能利用时干脆弃置一旁。第二，一党专政。十月革命不仅排除了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如立宪民主党）的联合，而且排除了和农民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政党（如社会革命党）的联合，甚至排除了工人政党不同派别（如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的联合，从而实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单独执政，这是十月革命与巴黎公社的根本区别。第三，在一党领导下，在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前提下，强行开辟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十月革命虽然取得了光辉的历史性胜利，但也付出了惨痛的历史性代价，最终导致斯大林个人独裁体制的建立，党的官僚（权贵资产阶级）剥夺了革命的成果，并且最终葬送了革命的成果。列宁晚年发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问题。他说：“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这就是官僚制的实质，在资本家被剥夺以前，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前，甚至无产阶级的公职人员也免不了在一定程度上‘官僚化’。”“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这是第一。很多东西都是从这里产生的。”“不仅如此。……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这就是过渡的实际情况。”[14]列宁提到了一些消除官僚主义的办法，但是没有从体制上考虑问题。

《“571工程”纪要》认为毛泽东“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15]这个观点很有道理。概括起来，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前后有三个方面含义：第一，持续地或不间断地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亦即利用资产阶级革命形势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点和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具有一致性。托洛茨基认为，革命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夺取国家政权”的政治革命，二是“改造社会关系”的社会革命。资产阶级总是企图使革命停滞于政治革命，而无产阶级则需要将革命推进到社会革命。第二，持续地或不间断地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无产阶级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和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亦有近似性。这里的关键是所谓国际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对立，所谓国际社会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对立。托洛茨基之所以主张国际革命和国际社会主义，反对民族革命和民族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不相信工农联盟，而只相信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第三，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还有一个含义，就是持续地或不间断地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极权主义”、“国家主义”、“官僚专制主义”。这一点和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相比，是托洛茨基的理论“创新”。托洛茨基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从一开始就直接具有双重性质：由于它维护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它是社会主义的；由于它在分配生活用品方面借助于资本主义的价值尺度并带有由此产生一切后果，它是资产阶级的。”这个观点类似列宁，但是托洛茨基更加偏激。他说：“早在从德国传入‘极权’这个字眼以前好几年，苏联的制度已经具有了‘极权’的性质。”“在工人的语汇中早就出现‘Совбур’——苏维埃资产者——这个词它被用于享受特权的大官身上。”这是“国家资本主义……法国人使用的是更为恰当的名词——‘国家主义’”。托洛茨基将斯大林主义等同于凯撒主义、波拿巴主义，甚至将斯大林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主义。他说：“命定由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去完成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这个历史特权，它还得进行第二次补充革命——反对官僚专制主义的革命。”[16]按照布哈林说法，这就叫做“反革命”。但这不是中止革命，而是“不断革命”、“继续革命”。

列宁之后，第三国际分为三派：托洛茨基是左派反对派，斯大林是中派正统派，布哈林是右派反对派。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一方面奉行列宁-斯大林正统，另一方面则沿着列宁-托洛茨基方向发展。这也就是文革所谓“革命”和“专政”语义悖论的思想根源。

“革命”和“专政”的语义悖论是文革的精神实质。1966年，林彪《五·一八讲话》提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大谈特谈“政变经”，认为“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17]红卫兵以毛泽东“造反有理”（“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为旗号，公然宣称“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18]林彪鼓吹“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19]《公安六条》公然规定：“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20]在文革中，一场诬陷与迫害的狂潮兴起，各种冤假错案无以计数。其中，刘少奇冤案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冤案。康生发明“诱骗逼供术”，谢富治叫嚣“砸烂公、检、法”。毛泽东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21]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在文革中，一场夺权和武斗的狂潮兴起。文革既是文化大革命，也是武化大革命。总起来说，在文革中，“革命”是暂时性的和局部性的，“专政”是长期性的和全局性的。[22]直至文革末期，张春桥强调的仍然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四、两面人格或双重人格的人性悖论——文革的心理学研究

文革企图培养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结果出现一大批“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两面派也就是双重人格。对此类双重人格的研究，或可构成一种文革的心理学研究。这里仅以几个核心人物为例。

在文革时期，在中国大陆大概只有毛泽东一人可以率性而为。但是，毛仍然具有双重人格。李泽厚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根本问题归结为两点：一是迷信战争经验，二是迷信意识形态。“忽视经济是本、迷信意识形态和忽视和平时期、迷信战争经验，是毛和毛思想的两大重要问题，当然这两大问题又是紧密相关的。”[23]其实，根本问题在于：第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既是一个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者，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对他说来，生活就是斗争。他在斗争目标上是高度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而在斗争手段上则是高度现实主义的。但是，当革命战争为和平建设所取代、造反为执政所取代时，理想的社会主义与现实的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革命的原始本能与统治的现存秩序之间的矛盾愈益激化，晚年毛泽东表现了以社会主义理想来挑战社会主义现实，以原始革命本能来挑战现存统治秩序的强烈冲动。第二，晚年毛泽东作为革命者与作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作为革命者是以实现理想为使命的，而作为统治者又是以维护现实为职责的。应该这样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这是一个纠缠着悖论、二律背反、自相矛盾的双重人格，充满了悲剧的色彩。一方面，晚年毛泽东的社会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显示了比较狂热的一面。晚年毛泽东强调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政治思想），忽视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动因（经济），企图通过改变人们的观念达到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目的，从而重新走向早年的唯意志论和唯心史观。例如所谓“五七”指示就反映了一种空想社会主义观念。毛泽东要求军队、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除以本业为主外，“兼学别样”。[24]这就设计了一个“小而全”和“大而全”的乌托邦，完全忽视了社会大生产和社会大分工的规律。另一方面，晚年毛泽东的政治现实主义又显示了比较冷酷的一面。在文革中，毛将军事战略和政治策略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25]

但是，毛泽东的人格始终富有魅力，具有韦伯所谓卡里斯玛（Christmas）型的特征。这个曾经感叹“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一代天骄，既具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壮志与热情，又具有“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决心与毅力。可惜的是，这位伟人一生最后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最终造成了一场真正的人间悲剧。“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26]晚年的毛泽东曾经这样自我评说：“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27]我们可以将“虎气”理解为现实型-统治型人格，将“猴气”理解为理想（浪漫）型-革命型人格。“虎气为主，猴气为次”是毛泽东的双重人格的自我解剖。毛泽东的自我评价是“三七开”。

晚年的毛泽东几乎陷入了历史的虚无主义之中，这位创造了历史的伟人似乎领会了历史的荒诞。《读史》一词就反映了这一心态：“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是）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28]毛泽东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29]

文革时期最为悖论的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林彪大肆吹捧毛泽东，发明诸如“天才论”、“顶峰论”等等，提出“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鼓吹“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说：“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毛主席的话，一句等于我们一万句。”所谓“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等等全都是林彪等人的发明。林彪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和实用化，全国人民诵读《毛主席语录》、《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林彪鼓吹：“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30]在文革中，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狂热达到极点。人人佩带毛主席像章，携带毛主席语录，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家家悬挂毛主席像、供奉红宝书台，早请示、晚汇报，形成了一场真正的现代造神运动。马列主义原本是唯物论和无神论的理论体系，结果变成了唯心论和有神论。这正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而毛泽东则以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这一现代造神运动。毛泽东在会见斯诺谈话时指出“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四个伟大”“讨嫌！”“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并且指出个人崇拜“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第三种是假的。”毛泽东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31]文革时期现代造神运动的兴起和衰落，最终引发了中国大陆的“三信（信仰、信任、信心）危机”以及整个精神文化危机，持续至今。

文革伊始，林彪成为毛泽东接班人，但却下场悲惨。林彪是从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后开始出现问题的。从披露出来的有关林彪的资料（许多是叶群的记录）看，林彪是在总结经验教训。譬如“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立场  三不①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免争领导之嫌）（不建言）②不批评③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  三要：要响应  要表扬  要报好消息”。“闭目养神  照上面办”，“不置可否”，“三不主义  不负责  不建言  不得罪”，“面带三分笑”。“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32]林彪变成两面派，反映了当时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极端不正常局面。“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正是林彪的写照。

周恩来究竟是“和事佬”和“不倒翁”，还是“相忍为党，相忍为国”？至今仍存在着争议。邓小平曾经这样回忆：“‘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33]“违心”是双重人格的另外一种表现。在政治高压下，公共权力肆意侵犯私人领域，人们连在日记、书信、私人交谈中都没有自由感、安全感。领导人如是，遑论老百姓。双重人格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形成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两面派”或“违心”不是“野心家”、“阴谋家”的策略，而是“自保”的策略。周恩来正是这样，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莫不如此，无非有的自保失败，被迫害致死（如刘），有的自保成功，再三被打倒而又再三复出（如邓）。

最后，即使连“红都女皇”“江青同志”的性格也是因文革的形势而变形的。在文革中，毛与江的夫妻关系被政治化，毛的亲疏远近决定江的起落浮沉。江只得毛的一点皮毛，因此始终没有获得属于自己的权力资源。她的命运是注定的。这里顺便指出：现在绝大多数所谓“毛左”同样只得毛的一点皮毛，只学到毛的狂热的社会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未学到毛的冷酷的政治现实主义，因而表现为连毛都不屑一顾的“左派幼稚病”。

五、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社会悖论——文革的社会学研究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关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大致有三种基本说法：一是把它归结为个人权力问题，认为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之间的权力斗争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源。这种说法没有充分根据。虽然当时毛泽东的个人威望由于历次反右运动尤其三年困难时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但是在绝大多数干部尤其广大群众中，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仍然无人可以比拟。没有充足证据表明刘、邓威胁毛的权力。刘、邓既没有挑战毛的愿望，也没有挑战毛的能力。何况，仅仅限于权力斗争，无法说明文化大革命，以及作为政治大革命采取的方式和方法。二是把它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认为毛泽东是“独裁者”、“迫害狂”和“虐待狂”等等。这种说法同样没有充分根据。文化大革命确实出现了大规模夺权、整人的现象。但是，起码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夺权不是为夺权而夺权，整人不是为整人而整人。因此，我们必须回到毛泽东本人说法上去：这是两条路线斗争。[34]所谓路线包括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三个方面，因此路线斗争可以概括意识形态分歧、政策分歧、权力斗争三个方面。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之间的分歧归根结底是路线的分歧。当然，这不表明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而刘少奇、邓小平的路线则是错误的。情况恰好相反。

中共成立伊始，就有路线斗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传播和接受的马列主义具有民主主义、民粹主义两个基本倾向：陈独秀是民主主义倾向的代表，李大钊是民粹主义倾向的代表。大致地说，前者构成中共党内所谓右倾路线的思想基础，后者构成中共党内所谓左倾路线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对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的认识为前提提出的。它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统一起来，回答了“二次革命论”（陈独秀）和“一次革命论”（王明）争论的问题。1940年，毛泽东就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补充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他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35]毛泽东的意思原本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样，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就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社会。按道理说，这个社会不仅要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而且要在政治上发展民主主义。

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但是，究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多长时间？这个问题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没有完全搞清楚，总起来说是操之过急了。

建国初期的一个重要争论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刘少奇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与毛泽东的“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两种提法之间原来没有根本分歧。但是，当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时，就批判刘少奇新民主主义了，这是基于他对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的某种“辩证”认识。毛泽东虽然承认中国“一穷二白”，“穷”指工业、农业落后，“白”指文化、科学落后，但却认为这种客观的、物质的落后性恰好可以造成主观的、精神的先进性（“穷则思变”）。他在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亦即“一化三改造”）时，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等所谓右倾观点。毛泽东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原来计划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结果在几年内就基本上完成了。由于急躁冒进，留下许多隐患。因此，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还是“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亦即要不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发展民主主义。这是中共党内左（民粹主义）和右（民主主义）两种思想倾向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左倾观点占了上风。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只有毛泽东，也没有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被毛泽东发动和领导，除了毛泽东个人动机之外，还有它的社会基础。

首先，文化大革命在荒诞的形式下折射了某些现实的内容。广大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特权意识进而反对官僚分子、特权阶层是合理的。问题在于：它毫无触及这些社会现象赖以生长的根基的自觉意识（毛泽东只是把问题归结为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或者列宁所说的“小生产”势力，其实，问题恰恰在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亦即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威权政治体制），只是革命本能的自发释放——反权威主义、无政府主义，包括反文化、反文明这样一种极端表现。现实的内容是文化大革命所以发动的根源，荒诞的形式是文化大革命所以失败的缘由。这里应当提出“两个文革”问题。“两个文革说”来自“社会冲突论”。它是一批中外学者关于文革研究的一种理论和方法。他们主张，研究文革不应集中或局限于研究中央领导人之间的路线斗争、政策分歧或权力斗争，还应研究群众的行为。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有人明确提出：有两个文革，一个是毛泽东的文革，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另一个是人民的文革，是下层的群众斗争，是群众利用文革之机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的利益。[36]当然，人民的文革始终没有翻出毛泽东的文革掌心，没有从自发形态发展到自觉形态。

其次，三股社会力量的对比和平衡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进程：这些社会力量除受到毛泽东统一控制外，周恩来大致能够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机关；林彪集团大致能够控制部分人民解放军（所谓“枪杆子集团”）；由中央文革演变出来的江青集团大致能够控制造反派群众组织以及舆论工具、民兵组织（所谓“笔杆子集团”）。有人认为，江青集团就是毛泽东集团，名义上是“四人帮”，实际上是“五人帮”。这个观点几乎得到了现在左派和右派、毛派和反毛派的一致认同（不过一为褒，一位贬而已）。但是，将毛泽东和江青集团混为一谈违背历史事实。毛泽东既有理想（浪漫）主义一面，又有现实主义一面；既是彻底革命者，又是最高统治者。而江青集团则只具其一，未具其二。他们只愿冲击现存社会-政治-文化秩序，但却不愿维护现存秩序。诚然，每股社会力量都有各自行为逻辑。相比其它两个集团，只有党政干部集团是以维护现存秩序为自身行为逻辑的。譬如，周恩来总是以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教导为依据，在动乱中千方百计地维护正常的生产-工作-生活秩序。邓小平也是以毛泽东“三项指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依据，在动乱后进行全面整顿。毛泽东逝世之后，连华国锋都强调“抓纲治国”。而林、江两个集团在总体上则以冲击现存秩序为自身行为逻辑，并且在破坏、捣乱上，“笔杆子集团”比“枪杆子集团”更厉害。至于毛泽东的行为逻辑，有他自己的两句话为证，一是“不破不立”，二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泽东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他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37]这有两面：“破”和“乱”是毛作为彻底革命者的行为逻辑，“立”和“治”是毛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行为逻辑。因此，毛的行为逻辑最具悖论性质。

最后，历次反右运动造成党和国家民主制度的不健全和不完善的不正常局面，为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提供了条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一方面为他发动和领导文革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又为他在发动和领导文革时，控制以及扭转局势提供了条件。

按照马列正统观念，党内路线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38]文革以阶级斗争叙事来描述自身，但是它的阶级定义极其混乱。它的阶级划分标准不是经典马列经济标准，而是血统标准，或者政治思想标准。文革所努力“打倒”的剥削阶级，一是旧的剥削阶级（按血统标准），二是新的剥削阶级（按政治思想标准）。其中比较现实的和合理的就是反官僚主义和反特权意识。列宁晚年注意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官僚主义问题。托洛茨基和毛泽东晚年甚至注意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新阶级”问题，德热拉斯著有《新阶级》一书[39]。但是，对于这个“新阶级”，他们（从列宁到毛泽东）既没有真正找到产生它的根源，也没有真正找到解决它的办法。其实，产生“新阶级”的根源，既不是过去的遗留、外来的渗透，也不是小生产自发势力的影响，而是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本身。因此，解决“新阶级”的办法，不是什么“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而是体制改革、制度创新。

六、走出文革之路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文革是不加引号的，因为并不存在一个正确的文革，所以也不存在一个错误的“文革”。虽然学界关于文革的上限和下限还有一些争论，但是人们通常以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为文革的起点和终点。十年文革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初期（1966年《五·一六通知》-1969年中共九大）历经爆发、狂热、降温和冷却四个阶段。这一时期在毛泽东领导下，以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为目标，是“枪杆子集团”和“笔杆子集团”联合，冲击党政干部集团。文革首先并且主要是指这一时期。

从《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16日）到“十六条”（1966年8月5日），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期，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这一时期事态经过两次重大升级：一是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迅速发展到对《汇报提纲》、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和以陆定一为首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等等的批判，二是从撤销工作组发展到“炮打司令部”。《五·一六通知》将斗争矛头直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以及“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特别指出：“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40]这一期间，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谈到刘、邓和林彪，在谈到刘、邓时，他说：“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在谈到林彪时，他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41]“十六条”提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十六条”主张采用“大字报、大辩论”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要求“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求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42]

此后是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期。在毛泽东支持下，红卫兵运动迅速掀起高潮：一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二是所谓“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红卫兵以建设所谓“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世界为目的，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武器，“横扫封资修”以及一切“牛鬼蛇神”。三是全国大串联和炮轰“司令部”。在毛泽东、林彪以及中央文革支持下，红卫兵发起了炮轰“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的运动。正是在红卫兵运动中，刘、邓以及陶铸垮台。1967年，上海爆发所谓“一月风暴”。在张春桥、姚文元支持下，王洪文在夺权斗争中制造种种武斗事件。遍布全国的夺权和武斗开始。

由于全国的动乱和暴乱，激起抵制与反抗的潮流，如所谓“二月逆流”、武汉“七·二〇事件”等。此后是文化大革命的降温期。毛泽东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决策，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局部转折。一是建立革命委员会，实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有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首先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随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二是派遣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混乱情况下，稳定局势。三是反对从“揪党内一小撮”（“揪党内走资派”）发展到“揪军内一小撮”（“揪军内走资派”），禁止冲击军队以及外交部门。所有这些重要步骤，都是毛泽东从文化大革命原初目标上退却，反映了毛泽东作为彻底革命者和最高统治者的双重人格以及文化大革命在三种社会力量合力作用下的形势的错综复杂。

此后是文化大革命的冷却期。为了进一步控制以及扭转局势，毛泽东通过干部下放劳动（包括“五·七”干校和插队落户两种形式），解决了“文革”期间受到冲击的广大知识分子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安置问题。而又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包括生产建设兵团和插队落户两种形式），结束了狂热的红卫兵运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些运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时期。

中期（1969年中共九大-1973年中共十大）是半衰期。由于刘、邓被打倒，林、江集团矛盾激化。这一时期，毛泽东和林彪决裂，导致1971年“九·一三事件”，最终粉碎林彪集团，改变了文革初期的力量平衡。

末期（1973年中共十大-1976年粉碎“四人帮”）是耗散期。由于林彪集团被粉碎，江青集团坐大，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为代表的党政干部集团重整河山，双方矛盾激化。这一时期，毛泽东警惕周恩来，防止邓小平否定文革，甚至将其再度打倒，导致1976年“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但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粉碎“四人帮”（江青集团，1976年10月6日），最终结束文革。

当然，“文革并不等于文革时期”，文革时期的人物和事件不能一概归于文革。我们只是列举一些与文革有逻辑关联的重大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历史证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企图通过“破”达到“立”，通过“大乱”达到“大治”，结果只有“破”，没有“立”，只有“大乱”，没有“大治”。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被迫害的人数以亿万计。十年文革成为十年动乱。

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文革堪称“史无前例”。

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在于，作为最高统治者和彻底革命者的毛泽东动员人民，打碎自己所建立的国家机器。任何革命都会在打破旧秩序后建立新秩序，去革命化、再官僚化不可避免。惟有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从而演绎了一场去官僚化、再革命化的文革。文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不断革命”、“继续革命”。所谓在专政下革命，就是只许我革你的命，不许你革我的命：“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由此，文革彻底释放了革命的能量，充分展现了革命的暴烈和狂热、血腥和冷酷。在文革中，官僚集团亦即党政军领导干部集团（“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成为文革重点对象。但是，通过造反派夺权，只是用新官僚去代替旧官僚，而非用革命化去取消官僚化。何况新官僚比旧官僚更等而下之。毛泽东说文革“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这就是文革注定覆灭的命运。在文革中，当权派为求自保，使尽浑身解数。然而，在与造反派的斗争中，他们赢得了最终的胜利。文革始于“踢开党委闹革命”，终于“党的一元化领导”，说明革命终结于秩序的“铁律”。毛泽东“固有一死”，人民的革命壮志和热情迟早也会消解，除非实行无政府主义（“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否则，我们要么接受专制威权的秩序，要么接受构建自由的秩序，或苟且偷安，或长治久安。

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同样在于，作为最高统治者和彻底革命者的毛泽东动员人民，向人性挑战，向人的自私-利己本性挑战。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文革不仅作为政治革命，要“改江山”，而且作为文化革命，要“移本性”。人性是为社会环境所塑造的。马克思原本希望通过对社会的改造，达到对人性的改造。而毛泽东则希望通过对人性的改造，达到对社会的改造。这就是说，不是在创造“新世界”中创造“新人”，而是在创造“新人”中创造“新世界”。毛将书本知识和实际经验对立起来，将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对立起来，毛的尊劳主义和反智主义在文革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同样成为文革对象，他们必须接受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再改造。对人性（人的自私-利己本性）的这样一种错误斗争，使得文革在达到预期目标上难上加难，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评价是毛泽东临终之际最大的心结。毛泽东指出：“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但是，毛泽东认为自己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二是文化大革命。关于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是基本正确的，同时指出其错误：“一个是讲假话”，“第二条……，就是捉了俘虏虐待。”“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43]这种认识和评价是自相矛盾和无法成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错误以及主要失败所在。

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失败并不证明它没有任何现实性和合理性。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文革，需要将其置于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纵向维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的横向维度之中考察。

中国现代转型需要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在解构中国传统社会后如何重构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社会缺乏西方宗教传统以及教会势力，以家族为组织单元的宗法社会结构已经消解，健康的和成熟的市民（公民）社会尚未建立。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社会呈现“一盘散沙”状态。辛亥革命虽然确立了民主共和的政制构想，长期以来有名无实。虽是“民国”招牌，北洋政府时期却是军阀统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却是政党统治，亦即形成意识形态政社一体化政党，以党治国，形成党国体制，从而置换传统儒家意识形态政社一体化结构。中国国民党是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政社一体化政党，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政社一体化政党。两者相比，前者是弱意识形态政社一体化结构，后者是强意识形态政社一体化结构。国共相争，胜败关键在此。但是，中共建政以后，党的官僚化倾向逐渐增强，党的革命化倾向逐渐减弱。这就是说，党的两大职能——掌握政权的职能在强化，整合社会的职能在弱化（按照中共意识形态表述，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特权意识等等）。因此，毛发动和领导文革，就是为了阻止这一倾向。在文革中，毛提出了“50字建党纲领”：“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44]这个建党纲领就是要求党在组织社会的基础上领导政权。但是，文化大革命充分暴露了意识形态政社一体化结构的弊端：意识形态对于政治和社会的失控经常造成政治和社会的失序，而政治的小动乱又经常引发社会的大动乱。

随着中国国家转型，中国国际关系相应转变。中国传统朝贡体系不复存在，在西方现代殖民体系中，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甚至“次殖民地”。通过以美苏合作为核心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重新取得独立地位。但是，中共建政以后，在当时美苏“两个阵营”对峙的国际战略格局中，选择了“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外交战略方针。当然，中苏同盟也好，决裂也罢，中国始终没有依附苏联，并且努力确立自身在东亚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如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毛的外交战略方针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党的意识形态化的“输出革命”，另一方面则是国家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和平共处”。在文革前，林彪曾经试图将毛泽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运用于世界范围，认为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世界的农村”。中国就是第一个世界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文革中，邓小平曾经代表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认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不称霸。当时中国反对美苏两霸，乃至联美反苏，根据的也就是这一外交战略方针。文革试图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光荣和梦想，在相当程度上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反响。第三世界几乎将中国当做“革命圣地”来朝拜。日本、西欧、北美，性质不同和程度不等地受到了中国文革的影响，尤其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美国反越战和公民权运动与中国文化大革命间形成了互动。虽然相互之间存在着种种误解和误读，但是，在经济落后状态下，文革还是完成了革命文化价值观念的输出。

一开始，我们就将文革置于革命的历史和逻辑中考察。这个考察表明，小革命（政治革命）不会导致文化革命，大革命（社会革命）才会导致文化革命；以专制立国不能终结革命，以自由立国才能终结革命。历史证明，任何一个时代课题都要求人们或早或迟地予以解决。在通常情况下，温和、稳健的解决方案优先于激进、极端的解决方案，自上而下的改良优先于自下而上的革命。后者之所以必要和可能，是因为前者被耽搁或遭挫折。历史是按照最小阻力原则运动的，而动力则与阻力成正比：阻力越小，动力越小；阻力越大，动力越大，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譬如，中国现代转型最先是洋务派的洋务运动，然后是维新派的变法运动，然后是革命派的政治革命（小革命），最后是彻底革命派的社会革命（大革命），直至文化革命。这一历史进程非常合乎逻辑。历史每走一步，都是因为前一步没有解决问题，从而迈出下一步。未解决器物层面的问题，便引发制度层面的问题；改良被耽搁，便引发革命；政治革命（小革命）遭挫折，便引发社会革命（大革命）；最后便引发文化层面的问题，于是便“将革命进行到底”——文化革命。这里，只有问题是必需解决的，至于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原本是可以选择的，但是，任何选择都有一个时限，因为问题不断积累，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也就变得风险重重。

文革结束，无疑结束了一次革命的循环。但它是否终结了革命？却值得人们三思。诚然，我们希望告别文革，正如我们希望告别革命一样，既然文革是“空前”的，也就应该“绝后”。然而，历史不是由人们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客观条件决定的。文革结束，无疑提供了一次历史的大好时机。改革就是消解文革所赖以产生的客观社会条件。但是，如果改革半途而废（只进行经济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那么，正如人们所谈论的，形势就会变成“革命和改革赛跑”。一旦革命再次成为定势，形势又会变成“大革命和小革命赛跑”。……在重启了革命的再次循环后，我们就会发现，革命还处于进行时。于是，革命也好，文革也罢，一切皆有可能。

注释：

[1]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811页。

[2] 张灏：“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载《开放时代》1999年1月号。

[3] 参见[美国]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483-484页。

[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421页。

[6] 参见《孙中山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第80页。

[7] 参见《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吴晓明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第32-34页。

[8] 有些学者认为，毛反教条主义是整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和洛甫（张闻天）等（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中共党内的国际派——亲苏派），反经验主义是整周恩来、彭德怀等。通过整风，毛确立了自己在党内至高无上的领导权。（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但是，这种观点用个人权力斗争来抹煞思想路线斗争，有失偏颇。

[9] 毛泽东是从政治需要出发来提出“毛泽东思想”的，乃至王明指控毛“提出毛泽东主义同列宁主义相对抗”。（参见王明：《中共50年》，徐小英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10]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427、1438页。

[11]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第789页。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115、485页。

[13]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印，北京：1988，第21页。

[14] 《列宁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200、216页；第4卷，第373页。

[15]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印，北京：1988，第651-652页。

[16] [俄]列·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文选》，郑异凡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第332、349、366-367、383页。

[17]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17、19页。

[18] 同上书，第64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87页）。

[19] 同上书，第148页。

[20] 同上书，第247页。

[2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15页。

[22] 《“571工程”纪要》对于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持彻底否定态度，他们称自己为“枪杆子”，称敌人为“笔杆子”，称毛泽东为“独裁者”——“B—52”。《纪要》攻击毛泽东“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  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651-652页）

[23] 《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第128页。

[2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3-54页。

[25] 《“571工程”纪要》攻击毛泽东等人，“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批，各个击破。”“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成了阶下囚”；“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656-657页）

[26] 《毛泽东诗词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第62、118-119、55页。

[2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2页。

[28] 《毛泽东诗词选》，第126-127页。

[29] 引自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载《光明日报》1993年12月10日“理论·党史版”。

[30]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21、23、85、123、371、190页。

[3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174、174-175、175、246页。

[32]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印，北京：1988，第84、85、87页。

[33]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348页。

[34] 王明认为毛的文革是延安整风的继续（“‘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同帝国主义合作”，“以‘文化革命’为名，行反革命政变之实”，指控毛在搞民族主义后继而搞家族主义，在搞个人独裁后继而搞家族世袭，并且大肆渲染对他（“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者”）的迫害和虐待（所谓“蓄意毒害”、“摧残健康”）。（参见王明：《中共50年》）王明对毛的认识和评价，个人恩怨极其浓厚，可谓后来一切非毛化和反毛派的渊薮。相比而言，张国焘的认识和评价稍许中肯一些。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有两个方面的考虑，既带有哲学的思考，也出于权力的考虑。但主要是前者。”（引自黎津平：‘张国焘跟美国人谈‘文革’’，载《文史博览》2010年第2期）

[35]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060页。

[36] 据考证，最早正式提出“两个文革”概念的是王希哲。他在发表于1981年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一文中提出了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参见徐友渔：“‘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简报”，载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2008.12.14.）

[37]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2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1页。

[3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6、487页。

[39] 参见[南]密洛凡·德热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陈逸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

[40]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4页。

[4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1、72页。

[42]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72、74、72页。

[4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7、176、488页。

[4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26页；《“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2页。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4年第5/6期合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