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丰乳肥臀〉：怎一个‘黄’字了得？——莫言病态美学趣味剖析》在网上亮相了有一段时间，虽然点击数量还过得去，但毕竟没有人正面认真回应过我。但最近却发现了一个例外，在新浪博客上读到了金振邦先生的一篇专为回应我的长文《〈丰乳肥臀〉究竟向世人揭示了什么？》（以下简称“金文”）。读后很有些感慨，作为莫言的忠实拥趸，金先生的激愤之情我可以理解，但作为一名学人（刚刚在网上查得，金先生是一位大学教授，博导），其说理逻辑、为文方式，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学识水准，都让人不免失望。作为一篇学术性的论文，“金文”有三大弊病：一、过分的热衷旁征“滥”引“名人名言”，很有些“学院派”喜欢拉大旗作虎皮的虚张声势气派；二、对于我的文章思想缺乏起码的全面、理性的解读的态度，一味断章取义，生拉硬拽，故意曲解；三、文中体现出来的诸多文学批评理论及其观点颇多错谬，甚至不免有些浅薄。当然，这三大弊病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出于对“莫言神话”的敬仰，护“神”心切，不免在论证过程中妄言、失态、缺准。
对于这些错谬，本来没有回应的必要，因为缺乏一种公平对话的基点，金文自说自道，你说东他却偏要说西，这就很难说到一块。但是，由于金文的立场观点在莫言粉丝的队列中毕竟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的错谬的产生原因及其表现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金文毕竟是针对拙文而发的，而拙文的特点就是不尚空谈，完全是针对文本有的放矢，这也使得金文在“学院派”的高谈阔论之余还是不得不针对拙文的一些具体问题作出了一些具体的回应，这样一来，就非常明显的暴露出他在论证过程中的思维误区以及逻辑短板，而这些误区也是一般的莫言拥趸所深深陷入而无以自拔之处，这就为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再次揭穿莫言“神话”的机会。
下面，我将择其要，将金文（也即莫言拥趸）的诸多“误区”加以梳理并驳斥，以明是非，正视听，再剥《丰乳肥臀》神圣而虚幻的“皇帝新装”，希望能让众多的莫言迷们有所清醒，重归理性。
一、
由于拙文题目中有一个“黄”字，金文首先就从“黄”字入手，武断认为，这“黄”字“恰恰折射出作者自己病态的美学观、批评观”，金文认为，“什么是‘黄’？不外乎就是作品中的性爱、色情描写。描写色情、性爱就是‘病态美学趣味’？这种论调常常在文革年代里不绝于耳”，在金文的这种推论下，我似乎就成了文革时代“把《西厢记》、《红楼梦》、《金瓶梅》等描写性爱、色情的作品，一律踩在脚下”的极左的文化思想余孽了。
这种武断实在可笑之极，我在文章中何曾说过描写了性爱、色情的作品就是“黄”色作品？我在文中甚至还明确肯定了英国著名小说家劳伦斯的性爱作品，认为他的性爱情色描写体现了一种人性之美、性爱之美，而莫言的性爱情色描写则完全与之不同，基本属于粗鄙、丑陋、无聊一类，为此，我在文中引用了不少《丰乳肥臀》中的“黄段子”描写，以便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其中的低级趣味。
金文的这种批评其实也揭示了当下文学批评界的一个误区，以为用“黄”来批评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就会显得很没有品味，很迂腐，很伪君子；其实不然，无论如何思想开放，面对表现性爱和情爱的文学艺术作品，“黄色”还是“春色”（姑且将其视为一个与“黄色”相对的褒义词）依然是区别一个纯艺术家的试金石。而且，艺术品的“黄色”与“春色”，并非不可捉摸。以国内类似代表性作品为例，比如明朝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虽然《金瓶梅》中大量的性爱描写常被人诟病，但在总体价值取向上其实是严肃的、深刻的，而且体现了某种原生态的性爱生活本质或趣味的；而贾平凹《废都》的性爱描写虽然有些庸俗无聊、低级趣味，但依然还可以接受。这两部著名性爱作品虽然也可用“黄”来调侃，但是，但大致还能在艺术范畴内站住脚，在审美趣味上虽然有些口味过“重”，但我还是倾向于将它们排除在“黄色”之外。但是《丰乳肥臀》不同，《丰乳肥臀》的情色描写实在太庸俗、无聊、丑恶、变态，正如我在谈到金童的“恋乳癖”时曾评论道，“《丰乳肥臀》是迄今为止，人类关于女人乳房病态迷恋的集大成之作”，为此，我在文中有详细的分析论证，热心的读者可以去查阅，就应该明白我为何以“黄”入题对《丰乳肥臀》进行批评，同时也可以明白金文对我的故意曲解有多么严重。
二、
我在文中虽然以“黄”字入题，但谈论核心却在于副标题中的“病态审美趣味”上，也即针对莫言“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的美学主张来剖析其审美趣味的“病态”特征。
我是这样阐释莫言的理论意旨的，莫言所谓“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转换成朴实的表达就应该形成下面的审美判断：在文学的面前，世上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即便神圣如‘上帝的金杯’，文学照样使它丑态百出，穷形尽相，而这正是文学的职责。以此来观照莫言的美学特点：‘撒尿’、‘叛逆’与‘审丑’三者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的一个整体”。在阐释中我针对著名学者刘再复吹捧这种文学理论是一种“敢于冲破权威、冲破禁忌、冲破金科玉律的原创精神”的观点，指出文学的终极价值是为了展现“真善美”的，“如果‘上帝的金杯’是虚假伪劣品，不值得尊崇，你出于展现真善美的目的，勇敢地挑战它，亵渎它，且体现出了你独具一格的才智和想象，那么，这样的‘撒尿’行为才具有真正的创新价值。否则，仅仅是为了标新立异，夺人眼球，或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病态幻想或病态审美趣味，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毁谤亵渎‘上帝的金杯’，公然践踏文学真善美的基本准则，这怎么可以视为‘艺术创新’呢？某种意义上说，这简直就是一种艺术的犯罪！”
但是，金文把我的这一观点评论为“可谓是门缝看人，用浅薄去揣测智慧，显示出作者的混乱逻辑和愚昧无知”，紧接着，他做出了这样的解释：“‘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涉及到文学的根本功能。真正的文学应该是为了疗伤、揭露、质疑、启蒙、宣泄、警示等。文学绝不是为歌功颂德而存在的。颂扬、歌功、美化、迎合、献媚、捧场、粉饰等，绝不会成为文学的主调。”
金文的这番回应居然把我的“文学”应表现“真善美”的思想偷换成“歌功颂德”，于是奢谈什么“文学的根本功能”“是为了疗伤、揭露、质疑、启蒙、宣泄……”“文学绝不是为歌功颂德而存在的”，实在有些答非所问，我谈论的是文学的“终极价值”，并没有说文学应该“歌功颂德”，金文絮叨这么多的废话所为何来？况且，金文既然提到了文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疗伤、揭露、质疑、启蒙、宣泄……”之类，为什么不接着想下去，“疗伤、揭露、质疑”“宣泄”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不是为了彰显“真善美”？而“启蒙”的内容、目的又是什么？难道又离得了“真善美”，而莫言视“上帝的金杯”为“尿”瓶，不惜一切
地亵渎它，轻践它，所为何来？难道为亵渎而亵渎吗？这种审美趣味、文学理念不是“病态”又是什么？
很有意思的是，金文为了论证莫言这种文学理论的“正确”，特意大段引用了莫言在东亚文学论坛上的一番高论，说实话，在下孤陋寡闻，这段演讲我还真是第一次见识，所以我得感谢金文，这些文字让我对莫言作品中不讲逻辑的“胡思乱想”、“放言无羁”以及随处“撒尿”的不良趣味又添加了一个新的事实依据。
下面不妨再“奇文共欣赏”一番吧：
“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的富贵者们，他们是罪人，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一千条裙子，一万双鞋子的女人们，她们是有罪的……，即便他们的钱是用合法的手段挣来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那些暴发户们、投机者们、掠夺者们、骗子们、小丑们、贪官们、污吏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船沉了，无论你身穿名牌、遍体珠宝，还是衣衫褴褛不名一文，结局都是一样的……”
原文还很长，为节省篇幅，只能择其“精华”。这段文字很有看点，典型的莫言式的张扬恣肆、激情洋溢的表达；而激动之余，未免有些逻辑混乱，是非不辨，泥沙俱下，“尿液淋沥”，一种有些莫名其妙的极其偏狭的“仇富”、“仇文明”心态；此外，这种抒情，煽情，虽然激昂，但究其实还是有些矫情的，有哗众取宠之心，少实事求是之意。
试想，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虽然丑恶、污浊也与之俱来，无可避免，但是社会毕竟进步了，生活毕竟富裕了；而且，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享受生活、崇尚物质、追求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讲究自由、宽容、民主的多元化的社会，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是一种必然趋势，且贫富差距的存在也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的理想也即莫言所提到的“真正至高无上的”“人类的长远利益”难道不就是在全世界实现一种民主、自由、繁荣、富裕的新生活吗？而女人们有“一千条裙子，一万双鞋子”的希望就包含在这种追求中，怎么会就因此“有罪”呢？莫言凭什么认为“用合法的手段”挣钱致富并享受的人们也有罪？凭什么把那些靠聪明才智、诚实劳动赢得财富的有钱人与那些贪官污吏、巧取豪夺者捆绑在一起？凭什么不分是非黑白，让所有有钱人都“有罪”？这是什么逻辑？
当莫言如此慷慨陈词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想到他其实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他绝对没有想到他也会成为一个“暴发户”，成为一个财源滚滚来的“有钱”的“罪人”了。而作为一个有钱的“罪人”，莫言该如何自处呢？要不要去“忏悔”或“赎罪”呢？（莫言不是在他的《蛙》中大谈所谓的忏悔吗？说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罪，都应该忏悔，而不应该逼着别人忏悔，要对恶魔都要有一种同情的态度，甚至连对当年的日本侵略者也应该如此吗？） 比如，把他的诺奖奖金114万美元巨资捐给慈善机构？还有获奖后作品洛阳纸贵带来的巨额收益是不是也该散给大众？他为什么明知“有罪”却依然屁颠屁颠地带着一大帮人马去瑞典文学院领那笔巨额“赃款”？甚至也想为自己的女人去买 “一千条裙子，一万双鞋子 ”？（莫言不是还说过他也想在北京买一套豪宅吗？）
不要怪我在这里胡搅蛮缠，只能怪莫言的奇谈怪论太不靠谱了！这番奇谈怪论与他的文学“撒尿”理论如出一辙，荒谬无比，可金文却偏要奉若神明，盲目的追随着刘再复把这种理论吹捧为具有“冲破权威、冲破禁忌”的“大气魄”“原创精神”。而对于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莫言“根本没有思想“的观点，金文甚至讥讽为“简直就是小孩梦话。除非他是一个老年痴呆。莫言经过精心构思的作品，可以说是一种史无前例的艰难思想探险。莫言说‘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 顾彬就信以为真了？这是一句充满潜在话语和隐喻的表达，浸透着深刻的复杂思想”。
明明是莫言自己说的“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怎么就不该“信以为真了”？难道莫言说的全是疯话？空话？反话？难道他的“作家不需要思想”说的恰恰是作家需要的是“深刻的复杂思想”？难道他说的“文学”是“撒尿”的理论偏偏就不是“撒尿”？难道他在东亚文学论坛上说得言之凿凿的“有钱人都有罪”的理论其实并非真有罪？我们不该都像“老年痴呆”的顾彬一样就简单地“信以为真”了？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相信莫言说的话？莫言的思想难道真的深刻到无论是“实事求是”还是“捕风捉影”都难以把握的“神妙”境界了？
三、
金文最让我感兴趣的内容就是他对我关于《丰乳肥臀》人物形象批评做出的反批评，我的人物形象批评是针对那些盲目的捧场声音发出来的，可能会有些“触犯众怒”，但也很难看到具体的回应批评，而金文在这里却做出了一些具体的正面回应，这是极有意义的，常言道，“真理越辩越明”，只有结合文本的具体分析，才最能揭示出作品的思想意义，而说空话是毫无意义的。
金文否定我对《丰乳肥臀》中母亲形象的分析，认为我“颠覆”了作品中上官鲁氏的“伟大母亲”形象。不错，但其实是莫言的“颠覆”在先，莫言把传统意义上的“伟大母亲”形象“颠覆”得面目狰狞，而许多盲目吹捧者依然把她当“皇帝的新装”瞎起哄，而我无论怎么看，却确实看不出这位所谓“伟大母亲”的任何“伟大”意义所在。在我看来，这位“伟大母亲”完全与通常意义上作为“伟大母亲”应具有的诸多美德完全“失联”，而显现最多的特性却是暴戾凶狠，甚至“沾染上许多潘金莲式的淫荡妖冶气息”。
对于作品中关于母亲上官鲁氏生生打死婆婆时的详细描写和渲染，我认为其中充满了一种“暴戾邪恶的魔鬼气息”，但金文认为我“把上官鲁氏与婆婆上官吕氏、丈夫上官寿喜的‘暴戾邪恶的魔鬼气息’相提并论，完全是是非不分，抹杀了封建压迫与被迫反抗的区别。上官吕氏和上官寿喜是封建压迫的凶手和工具，他们本身也是那个社会的牺牲品，而上官鲁氏失手打死了婆婆上官吕氏，完全是一种长期遭受虐待后火山喷发式的反抗”。
好一个“抹杀了封建压迫与被迫反抗的区别”，真难为了金文居然想出了这么一个荒谬无比的“莫须有”的理由，这不仅让人想起文革时期极左的阶级斗争模式下的文艺观，实在迂腐的可笑之极。我想，这种解释恐怕莫言看了都会莫明其妙的。好吧，我们姑且相信婆婆上官吕氏、丈夫上官寿喜的“暴戾邪恶的魔鬼气息”是“封建压迫的凶手和工具”的某种象征，而上官鲁氏仇恨满心头地杀死婆婆就是对封建压迫的“火山喷发式的反抗”，就如文革中《白毛女》中的杨白劳拿起扁担怒打黄世仁一样；那么，小说中提到的婆婆上官吕氏同时也像魔鬼一般的控制丈夫和儿子的作为又该如何解释？难道是封建势力内部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斗的体现？而所有这些 “封建势力”在“狗咬狗”的同时又都合起伙来欺压自己的儿媳妇或老婆，还有所有这些人又怎么都是“那个社会的牺牲品”，这里的逻辑关系究竟该如何理清？我实在搅糊涂了。
金文的这种解释实在幼稚之极，殊不知表现人性的暴力、邪恶、淫欲等陋习其实就是莫言的最爱，用国内著名批评家李建军的分析来说就是：“莫言对人性中凶暴而狰狞的一面特别迷恋，这便使他在自己的叙事中，过多地渲染了人性的黑暗，过多地叙写了生活的腥秽，——他以夸张而简单的方式，以令人惊悚和不快的效果，塑造了一系列冷酷无情、恣纵无忌、心智残缺的人物形象，展示了一系列愚昧野蛮、畸形变态、匪夷所思的生活事象。”
这种特点在《丰乳肥臀》中有着极鲜明的展现。比如作为“伟大母亲”上官鲁氏的家庭环境本身就是邪恶不堪的。正如我在文中所分析的那样：“上官鲁氏的家庭就完全缺乏传统中国家庭的那种朴实敦厚和睦的氛围，而是一种典型的暴力、残忍、病态的‘地狱’式环境。这个家庭的男人既无能又邪恶（犹如吾乡方言中的“又蠢又恶”），而当家的上官吕氏也是能干中充满一种暴戾邪恶的魔鬼气息，对儿子、丈夫完全缺乏一种母性或女性的情感，而是像魔鬼一般的控制丈夫和儿子。而在这种氛围中成长的“伟大”的母亲上官鲁氏，自然也少不了一种暴力邪恶的基因”。
其实，这种表现欲与莫言的“撒尿”审美文学理念完全一致。本来，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传统意义上的“伟大”的母亲，她至少在生活习惯和生活作风上应该有些贤妻良母意味的。但是，莫言出于文学“撒尿”的意趣，就不惜一切地有意识地对于母亲形象也进行了颠覆性“丑化”或妖魔化的处理。不仅仅“伟大母亲”上官鲁氏具有这些特点，其实，莫言作品中的大多数主要人物都具有这些“恶习”。比如在他的《蛙》中，莫言笔下所极力推崇的“圣母”级人物姑姑也具有这种鲜明的“暴力邪恶”的特征。姑姑在十七岁第一次接生时，就对已经六十多岁的民间接生婆——“老娘婆”田桂花拳打脚踢，以示对她的愚昧行医的惩戒。虽然是“平生第一次打人”，但却打得非常“专业”，打过之后还志得意满。这种近乎天生的暴力倾向令人战栗。虽然“老娘婆”的接生方式愚昧、落后、野蛮，但这种接生方式毕竟一直在民间流传，且被民众接受；所以，本意还是行善，而非作恶。所以，你一位十七岁的小姑娘，哪怕阶级观念再强，党性再强（虽然此时姑姑还不是党员），也不应该对一位老人如此施暴，连起码的尊老敬老之心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人性的卑劣。莫言的这种描写实在离谱，但是，他对于这种细节却偏偏总是非常感兴趣，总是愿意大肆渲染的。不知道金文对姑姑的这种“暴力”倾向作何解释？如果说上官鲁氏的“暴力”虐杀婆婆是对“封建压迫”的反抗，但十七岁的姑姑对“老娘婆”有什么“压迫”式的“深仇大恨”呢？有何必要对一个老人如此凶残呢？
四、
关于小说中的金童这个形象的意义价值，我文章的观点是：《丰乳肥臀》的主角并非母亲，主题也并非母爱，真正的主角毫无疑问应是病态色情狂金童。金童的“情色”天才从他一出生就有了。让一个婴儿具有那么缜密轻佻的情色思维和流畅的叙事能力，这应该也是莫言的创造。关于金童与独乳老金的关系，这是小说的情色线索的主干，也是小说审美（或“审丑”）情趣最病态、最变态的地方，而且，是一种带有乱伦性质的畸形的“情色恋”。在金童和老金的关系以及作品中其他众多情色描写中，我们只看到了粗俗、淫荡、无耻、低级下流……毫无任何美感。
金文对我的观点不以为然，认为我“常常把作品人物当做现实人物来进行道德评判，甚至攻击作者的低俗。殊不知金童的人物角色具有深刻的艺术象征和哲理寓意。在一定程度上作者是在批评自己内心中懦弱的弱点”。并引用莫言的解释，即认为应该把上官金童看成“当代中国某类知识分子的化身”。
这番言论居然把“作品人物”和“现实人物”割裂，企图使之分离，这是违反基本文学常识的。文学是以生活为基础的，文学表现的就是人学，就是生活。作品中人物的道德价值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道德价值的再现或提高，为什么不能“当做现实人物来进行道德评判”？当然，艺术高于生活，艺术形象“具有深刻的艺术象征和哲理寓意”，但是，这种“深刻”并不是拒绝“把作品人物当做现实人物来进行道德评判”，而恰恰是强调了进行这种道德判断的必要性。一种脱离了现实生活实际的道德判断，难道会具有艺术的真实性？进而更具有生活的真实性？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所谓应该把上官金童看成“当代中国某类知识分子的化身”的观点实在有些牵强附会，莫明其妙。如果说，这是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文学形象的话，那么，它的象征意义就只能从文本中的具体细节中去寻求，而不是靠作者简单的自话自说来决定的。一个作品形象象征意义是必须以严密的思想定位来确立的，是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思想逻辑和众多具体精炼的细节支撑才得以形成的，而一贯忽略思想、且一味放纵自己的疯狂想象能力，沉迷于自己的病态审美趣味的莫言在这方面可以说完全是力不从心的，他所以为的象征意义其实并不成立。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象征载体，它最起码的意义要素应该包含这么一些内容：如有些文化知识底蕴，有些独立思考的判断能力，有某些知识分子通常都具有的优点或缺点之类。这些东西在金童身上有所体现吗？可以说完全没有，小说根本没有提到有关这方面的任何内容。小说只提到了他的身高体大、魁梧，英俊，从小就被母亲百般呵护，且严重的恋乳癖，对女人的乳房无限欣赏和迷恋。从婴儿开始就迷恋母亲的乳房；继而迷恋姐姐的乳房，以致对姐夫都产生一种痛苦的嫉妒心理；小说浓墨重彩渲染描绘了金童童年时期的一桩美事，在乡俗“雪集”节上，他如何恣情抚摸了“大概有一百二十对乳房”，尤其是在抚摸“独角兽”时产生的“地震”般的美感，这里的“独角兽”，即指淫荡女独乳老金的独乳，此后金童一生对此都迷恋不已，这段迷恋史可以视为《丰乳肥臀》乳房崇拜、病态审美的的情色焦点和象征；后面还有已成韩国巨商的司马粮为满足舅舅金童的病态情欲所作的一系列荒唐无比的事，每天雇用三拨二十一个女人，让金童尽情地“研究”、“欣赏”她们的乳房，“过足乳头瘾”，“阅尽人间春色”之类。除了对乳房的迷恋，金童没有其他的爱好或特点，作为知识分子的起码的文化含量一丝一毫都没有，如果说他也有某种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能力的话，那就是对乳房的思考和迷恋。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如何就象征了知识分子呢？莫言所说的“金童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政治符号，已经从生理融入到社会现象之中了”，这种解说其实是生拉硬拽，毫无道理。如果说金童这种无以复加的情色病态就可以象征知识分子的某种病态的情色迷恋的话，那么，这种象征又有何意义呢？况且，凭什么来证明这种及其病态的情色观就是知识分子的专属呢？小说中有哪个细节暗示了金童具有文化人身份？世界上那么多的情色变态狂，有几个是知识分子身份？无论从文本还是从现实，这种象征意义的论断都是极其荒谬的，完全是莫言为自己的病态审美趣味的巧言辩解，而不明真相的莫言迷竟然奉若神明，明明是一个货真价实、庸俗、无聊、低级趣味的病态情色狂，居然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具有深刻的艺术象征和哲理寓意”的某种“知识分子”的象征了，实在是自欺欺人，愚不可及！
关于金童的形象意义，金文甚至出现了下面这样荒谬无比的“象征”性阐释：“上官金童这个十分变态的人物形象，正是那个畸形社会的产物。这个人物形象正在警示我们，如果不变革社会僵化体制，革除封建旧有观念，涤荡腐朽垃圾糟粕，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将萎缩和退化，就会削弱在世界之林的竞争能力。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极为重要的问题。”这种解释或许高深无比，但只能糊弄一些无知者，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不可能相信它。金童的“变态”是怎么形成的，是一出生就具有的，是一直在他“伟大母亲”百般呵护的溺爱下“健康成长”的（我在文中曾以此作为证据，母亲培养出这么一个顶级“废物”，就说明她与所谓“伟大母亲”无缘），与社会有何关系？与“社会僵化体制”、“民族的生命力将萎缩和退化”有何关系？无限上纲，捕风捉影，生拉硬扯，哪里有这么不讲逻辑底线的胡吹乱捧的文学批评？
盲目地对莫言小说中众多荒谬情节无限推崇，捕风捉影地“象征”“深化”其中莫须有的“意义”，是许多莫言迷的严重“病症”。这里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著名学者刘再复居然是这样解读《丰乳肥臀》中母亲生出金童这种废物式人物的“深刻”意义：“在《丰乳肥臀》开篇，就看到了‘种的退化’。母亲一连生了七个女孩子，她一直盼望生一个男孩。后来母亲与一个瑞典传教士有了私情，生出一个孩子，（刘再复这里犯了一个错误，不是生出了一个孩子，而是一对男女双胞胎，所谓的“金童玉女”者也。） 竟然是男孩，取名‘上官金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中国的种需要杂交，才能发生生命的爆炸。莫言这幽默真是‘恶毒的幽默’，大幽默，具有非常强的思想力度。”如果按照这种“象征”意义推理下去，杂交而出的“生命的爆炸”式的产物金童，其实只是一个极病态、极好色又极其性无能的顶级废物，那莫言是不是在这里继续以“恶毒”的“大”“幽默”方式在昭告国人，中国男人的“种”的进化能力已无药可救了，且即便让中国女人再去找洋人杂交、借种，也没希望了，也是注定要“绝种”的啦！如果说这就叫“大”“幽默”、且“具有非常强的思想力度”的话，我们只能说具有这种幽默感的中国人恐怕连起码的民族自尊心、羞耻心都没有了。
五、
我的文章中对于莫言作品中涉及到的一些当代重要的历史事件描述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诸如对大跃进、大饥荒、文革、计生政策等的描写，由于过度的不切合实际的夸张，大都只能给人一种莫名的荒诞感，却很少有一种真切的历史感。
拙文指出：“对于不明真相的年轻人来说，这些所谓的历史事件的叙述也仅仅只是莫言虚构的荒诞故事，给人的感觉不过荒谬、怪异、好玩而已，可见，真正的历史沉重感已经在莫言的变形叙事中被无形地消解了。由此可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莫言的历史叙事不是在再现历史，而是在幻化历史，淡化历史，甚至是戏说历史。他小说中的所谓‘历史’其实只是一种符号，一种背景式点缀，而充当叙事主体的依然是他的主观虚幻想象，于是在这种奇妙搭配下的‘沉重’历史就变得像蹩脚的传奇故事那样轻浮、飘渺，虚幻，且荒诞到毫无意义。历史真正成了莫言笔下任其打扮的‘小姑娘’了，想要多天真可爱就有多天真可爱”。
金文认为我的这些评论是因为“没有看懂小说的深刻寓意”和“历史象征”性，或者根本就是不了解历史，实在是对我的正面论述故意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完全缺乏说理辩驳的诚意。
比如关于养鸡场人们偷吃鸡蛋的细节，莫言渲染夸张成“鸡场所有的人都在偷喝鸡蛋，从场长到工人”，而“偷吃”的结果竟然是“鸡场的女人都营养过剩”了。而技术人员乔其莎的偷蛋，竟然是先用细针将蛋内的内容抽出喝光，再用注射方法将水注入蛋壳内，使蛋的外表毫发无损，以蒙骗过关。我认为这种夸张实在荒诞得离谱，失真，过于轻飘了，有戏说历史之嫌。但金文却把这种夸张理解为“是被迫无奈的一种反抗。所谓的‘营养过剩’完全是一种黑色幽默，还信以为真了？”这种辩解简直不可理喻！饥饿时偷吃鸡蛋，居然采用这种注射器的偷换法，这种悠闲、精密的虚假“游戏”居然还是一种“被迫无奈的一种反抗”，这种盲目的追捧解读实在是被莫言的神话催化得把莫言的一根稻草也当成金条了，大脑完全进水了，这种荒谬的想象何曾有丝毫的历史真实感？还有竟然是全场的人都在偷吃鸡蛋，且都偷吃的“营养过剩”，可以这样夸张吗？要知道那是一个饿殍遍野的年代，还是一个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并且也是一个政治集权极度恐怖的时代，大家都是谨言慎行、战战兢兢的，怎么可能这般“全民性”轻易作弊？再者，养鸡场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鸡蛋满足大家的饥饿需求，难道真的是“大跃进时代”？一只鸡每天可以生下几百个蛋？否则，怎么有这么多鸡蛋给大家“偷吃”？再怎么“幽默”，再怎么“夸张”也不应该把曾经饿死三千万人的历史悲剧“幽默”“夸张”成“营养过剩”的时代，这决不是夸张，也不是幽默，而完全是胡思乱想，随地“撒尿”、随地“大小便”了；而且，这还是一种对历史的篡改，将悲剧戏说为喜剧，从而将历史的沉重悲催的一面给抹杀了。
金文还提到了小说中另一个所谓重要的细节，即所谓“马队长命令配种员把马精授进母牛中去，牛的精子去包围绵羊的卵子，让绵羊的精子和家免的卵子结合，驴的精液射进猪的子宫，猪的精液射进驴的生殖器官”，金文认为我对这种荒谬做法的“始作俑者却是一言不发”，指责我“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判断是非的”？这话说得有趣，说实话，对于小说中的这个细节我连提都不愿意提，首先这个细节在作品里只是一笔带过而已，总共也就几十个字而已，实事求是地说，这个细节根本不是莫言的“菜”，试想，莫言在描写龙场长和金童情意绵绵的纠缠中是何等意趣盎然，文采飞扬，笔下是如何龙飞凤舞、龙腾虎跃般生动多情，洋洋洒洒几千言都嫌不过瘾，这才是莫言真正的“菜”，而对于这个涉及到严肃意义的细节，莫言根本没有一点兴趣去对他展开联想和描写，三言两语地顺便带出后就将它给忘了。莫言自己都不当一回事的东西你何必把它吹上天去？
而对于龙场长的作为母狐狸与公狐狸的偷情以及和金童之间的以死相求的疯狂情欲渲染描写，金文竟然是这样来解释并美化的：“它是龙场长被严重扭曲和压抑的情感欲望的艺术写照。而且还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创造力衰退的一种表征。大家知道1960年大跃进和大饥荒年月是一个禁欲时代。那时候张扬的是政治主旋律，个人的情感欲望完全没有表达的空间。”看过一些盲目吹捧的文字，但还没有见过如此肉麻而无知地吹捧。明明是情色想象的无聊宣泄，却偏要往崇高正义上硬拽。我不明白，这种所谓“禁欲时代”疯狂的偷情怎么就会“扭曲”到这般地步？且这和“民族创造力衰退”又怎么扯上关系？再说，这种明明是疯狂的情欲泛滥，为什么偏偏是“扭曲”和“压抑”的结果？要知道，小说中龙场长的这种疯狂情欲并非个例，与她同时同地的还有那个炊事员张麻子，它利用所谓的“职务”便利竟然把农场的所有女人都淫了个遍，且乐此不疲，难道他也是“扭曲”和“压抑”的结果？此外书中展现的各种时代中的各色人等中都同样充满了这种疯狂的情欲，甚至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大姐来弟，独乳老金，司马库等，他们的滥情纵欲并非都是发生在大跃进和大饥荒年月，金文又该想出怎样一个既不“扭曲”也不“压抑”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过，现成的理由也确实有，在百度上我就曾经看过这样的赞誉，说《丰乳肥臀》表现了对女性的尊重和赞美，如果金文能为我解释一下这种“尊重和赞美”究竟体现在哪里，我将甘拜下风，俯首称臣。
六、
金文在文章的最后竟然也提到了莫言作品的某种“缺陷”，但很遗憾的是，这种提及依然显示了金文的极度偏狭和盲目。
首先，对于国内众多的关于莫言“缺陷”的深刻分析，金文视而不见，甚至不屑一顾；但对于国外著名作家的同样性质的评论却又偏要另眼看待，这种偏狭的“外国的月亮”情结实在不应该是一个理性的评论者应该具有的。其二，即便对“外国的月亮”“青睐有加”，但骨子里的“莫言崇拜”依然作祟，依然不愿正视莫言的“病象”，依然曲意护短，避重就轻，欲说还休，实在可笑得紧！
这个被金文“青睐有加”的“外国月亮”就是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金文引用了一段他对莫言的批评话语：“中国小说或许由于缺乏维多利亚全盛期的熏陶，没有学会端庄得体。因此，苏童和莫言兴高采烈地自由表现生理细节，其中往往伴随着性、出生、疾病及暴死。”很有意思的是，厄普代克的批评本意其实非常严厉，而金文断章取义的引用恰恰成了一种避重就轻，化实为虚的策略性“卫护”。
这里我引一段详细的论述：“ 在他（指厄普代克——笔者注）看来，莫言设置了大量的残忍的事件、魔幻的现实、妇女崇拜、自然描写，以及大量的隐喻等，认为中国小说缺乏伊丽莎白全盛期在礼仪方面的教导，苏童和莫言都随心所欲地运用身体细节，伴随着性、出生、生病和暴力死亡事件。作者（指厄普代克——笔者注）并不同意译者葛浩文的‘莫言看到了人性的退化和中国人性格的萎缩，而旨在引起注意’的评论，认为作品中大量的低俗下流的内容使得作者（指莫言——笔者注）在道德上的冒险是个失败。作为一个著名作家，不能不承认，厄普代克的眼光是敏锐的，他也的确是抓住了莫言和苏童的小说创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引自《书屋》2014、4 蒋书丽《葛浩文的翻译谱系》）
金文避而不谈厄普代克批评中提到的不同意译者葛浩文的“莫言看到了人性的退化和中国人性格的萎缩，而旨在引起注意”的评论，而认为作品中“大量的低俗下流的内容使得作者在道德上的冒险是个失败”的评论，却仅仅强调所谓的“没有学会端庄得体”的批评，由此可见金文在引用他人观点的时候是如何断章取义，避重就轻甚至生拉硬拽的。这其实是对被引用者学术观点的极不尊重。
更有意思的是，针对厄普代克的批评，金文竟然又有一番强词夺理的“官腔”说辞，看看金文是如何为莫言辩解的：
“任何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现实社会的艺术投影，并与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相适应的。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现在正处于社会重大转型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近几十年来的历程，社会仍然具有浓厚的资本原始积累色彩。在有些层面上充斥着粗野、暴力、血腥、污秽、专制等现象。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无法避免和跨越的阶段。因此，现阶段文学作品中出现非‘端庄得体’的因素，是十分正常的现象。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我们的文学在艺术性方面必然会有大的提升，并跻身于世界级的文学之林。”
这番陈词滥调的“八股”“官腔”，也真亏了金文才说得出口，活脱脱《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官方政治外交辞令在文学理论上的嫁接移植。 对这样的“八股”套话去进行驳斥，连我都觉得无聊。我只想说清一个道理，中国现阶段文学作品中出现如莫言这样的非“端庄得体”因素的文本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绝不会是社会时代可以心安理得的“正常”现象，而只能是一种“病态”现象，这种“病态”的产生主要是由作家个人的“病态”审美趣味决定的，如果作家一味地这样“病态”的“艺术”追求下去、一味地随处乱“撒尿”的话；那么，无论社会文明程度如何“提升”，作品的文学艺术性恐怕也无法提升，而只会无可救药地走火入魔，以致于衰退、堕落。
结语
对于《丰乳肥臀》的“黄色”病象，我说得已经够多了，而对于类似金文所表达的对于《丰乳肥臀》的无限赞誉，我见得也够多的了。对于这些无论是“有知”还是“无知”的阿谀奉承，我实在觉得荒谬之极，甚至觉得无聊、恶心，而这种无聊恶心感不仅让我想起古人故事中那篇著名的《屁颂》：“高耸金臀，弘宣宝气，依稀乎丝竹之音，仿弗乎麝兰之味，臣立下风，不胜芯馨之至。”故事中的秀才虽然因为这篇“屁文章”而获得阎王“增寿十年”的实惠，但其无耻之极的吹捧远远超越了人伦道德之底线，实在让人难以忍受。今天的莫言拥趸如果因为诺奖的神圣光环而大作如此“屁文章”，就与这酸秀才无二了，我的剥去莫言“皇帝新装”的努力的最低要求就是希望少出现这一类颠倒是非黑白的《屁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