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网上读到一篇奇文《〈卖火柴的女孩〉：感恩的心》，作者潘知常，为南京大学的一位名教授。读过之后，惊讶之极：首先，作为一位大学文学教授，他写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极其可疑，恐怕绝不是为了探讨安徒生童话的文学意义而写，而是别有所寄；其次，出于这种特定的寄托所显示出来的学术水准竟然置基本文学常识、人性善恶情感不顾，信口开河，公然将文学名著的基本思想意义扭曲变形到到匪夷所思的地步，真正应了那句俗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可能有”。

一、

请看这位潘教授是如何解读安徒生的名著《卖火柴的女孩》的——

“安徒生并非丹麦的杜工部（甫）”，所以，《卖火柴的小女孩》也绝非“丹麦版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如何做一个快乐的穷人？　这，才是安徒生在《卖火柴的小女孩》中所要给予后人的重要告诫。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幸福的，而且，她也死于幸福” 　

“在贫困面前，‘卖火柴的小女孩’出人意外地转过身去。她没有象有些穷人一样埋怨世道不公，怨天尤人，悲观失望，消沉堕落，甚至滋生仇富心理，动辄要‘翻身’、要‘解放’，而是尽管身处黑暗，但是却仍旧渴慕光明。继续享受着生活的快乐、生活的乐趣、生活的幸福。”

“为什么会如此？如果只让我选择一个名词来回答，那我要说，是感恩。

　　卖火柴的小女孩很穷，但是，她还有老祖母，还有火柴，也还有在火光里出现的温暖的火炉、美丽的烤鹅、幸福的圣诞树……更重要的是，她还有上帝。要知道，她‘是跟上帝在一起’的，这一切，对于别人来说或许很少很少，但是，对于她来说，却已经很多很多。

　　所以，“她没有理由不快乐，也没有理由不心存感激”。

　　“我想，这就是作者为什么要一再强调小女孩死亡时‘嘴上带着微笑’的原因吧？

不但要对幸福感恩，而且要对不幸感恩。”

二、

一个在大年夜被活活冻死在街头的“卖火柴的女孩”，竟然成了一个“死于幸福”的“幸福女孩”，而小女孩为什么会“幸福”，竟然是因为她懂得“感恩”，不但懂得“对幸福感恩”，而且还懂得“对不幸感恩”。所以，虽然她“很穷”，但她依然拥有“很多很多”；所以，“她没有理由不快乐，也没有理由不心存感激”；所以，她在死亡时“嘴上带着”“幸福”的“微笑”。而最后，通过这个“幸福”女孩的“幸福”之死，安徒生对世人的“重要告诫”是：“如何做一个快乐的穷人”。

“卖火柴的女孩”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女孩”吗？我想对于每一个读过这童话的人，这应该是一个没有任何疑义的问题。只要心智正常的人，都会明白这是一个极其不幸的可怜女孩，而明白这一点，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问，而只需要一点点常识和良知；可是，我们的潘教授为何竟说出如此惊人之语呢？

请再来看看潘教授文中所揭示出来的“醉翁之意”：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一步步深入，人们才逐渐恍然大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不但意味着大多数的人都只能‘后’‘富起来’，而且更意味着：由于‘先富’和‘后富’之间的差距存在历时性，……因此，无疑富人与穷人的并存局面也就将永远存在……‘富人’与‘穷人’的并存却是一个永远无法改变的社会现实。也因此，怎样做一个穷人，尤其是怎样做一个身心都非常健康的穷人，就逐渐成为人们热切关注的话题。”

原来别有深意在焉！

原来“卖火柴的女孩”就是一个潘教授所认为的“身心都非常健康的穷人”。“她没有象有些穷人一样埋怨世道不公，怨天尤人，悲观失望，消沉堕落，甚至滋生仇富心理，动辄要‘翻身’、要‘解放’，而是尽管身处黑暗，但是却仍旧渴慕光明。继续享受着生活的快乐、生活的乐趣、生活的幸福。”

三、

很能理解潘教授这种自觉宣扬“正能量”思想的诚意， 这与不久前辽宁日报“致大学老师的公开信”的精神完全契合。但是，即便宣扬“正能量”，也得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尊重经典文学名著，讲究基本的人性道德、是非善恶准则吧！

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以浪漫美丽童话的艺术形式，讲述了一个穷苦女孩凄凉孤独的死亡悲剧，无疑包含了作者对当时冷漠无情社会（无论这个社会的性质如何，无论它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的强烈控诉，不管故事中小女孩“擦亮火柴”后的“幻境”多么“美丽”，多么“幸福”，但稍有文学感知能力的成年人也应该知道，这些“幻境”的背后其实就是不折不扣“丹麦版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严酷现实。所谓“美丽”“幸福”的幻境不过一个濒临死亡的小女孩临死前的幻觉而已，这是善良诗人对不幸女孩死亡悲剧的善意美化，因为诗人写的是童话，而童话应该是美丽的，安徒生以诗人的悲悯之心淡化并诗化死亡的恐惧色彩，以此来抚慰那些不谙世事的纯真幼童。可是，我们的这位大学教授为了宣扬他的“正能量”思想，竟然如此反弹琵琶，颠倒黑白，违背常识，真不知他的学术良知和道德良知何在？

其实，无论在任何时代，我们都不应该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奢谈什么“如何做一个快乐的穷人”。不要说在安徒生所生活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与工人矛盾激化的剧烈程度，社会制度不合理不公平造成的贫富悬殊、民不聊生的可悲现实，已经让当时许多有良知的作家诗人都无法保持内心的平静，更不可能去思考什么“如何做一个快乐的穷人”这样的伪问题，反而本能的对这些不幸者怀着一种深切的悲悯和同情，并在自己的作品中替他们发出悲怆愤怒的控诉；即便在今天繁荣和谐的中国，稍有良知的文人，也不应该面对那么多的不幸的穷人的怨天尤人、悲观失望，甚至无法掩饰的“仇富心理”，而伪善的宣扬什么“如何做一个快乐的穷人”这样的说教。要知道，对于许多穷人而言，这些抱怨是他们宣泄情感、释放压力的唯一方式；否则，他们将在沉重的生活困境下郁闷窒息而死，何谈“快乐”和“幸福”？

四、

想起了贵州毕节丧身于垃圾箱的五名流浪儿童，看他们的生前照片，笑得真是那么纯真、善良、欢乐；可是，他们算不算潘教授心目中的“幸福”的孩子、“快乐”的穷人呢？我想按照潘教授的标准，一定算得上的。网上没有他们死后的照片，但是我们可以按照常理去想象，他们的死后形貌一定是安详、从容，甚至是充满“幸福”的微笑的，因为他们是在一氧化氮毒气慢慢侵入体内的作用下在昏迷中离开这个寒冷的世界的，而且，垃圾箱内的火光、热量一定远远胜过“卖火柴的女孩”的火柴发出的热量。所以，与“卖火柴的女孩”被活活冻饿而死的惨状相比，贵州毕节垃圾箱内的烧垃圾取暖的少年却一定在燃烧的火光中感受到了某种实实在在的惬意和舒适，并在这种“幸福”的感觉中走向了“天国”。按照潘教授的理论，如果“卖火柴的小女孩”堪称一位幸福的女孩，那么，贵州毕节的五位流浪儿童就理应比小女孩更幸福，至少他们是在真正“温暖”的垃圾火堆旁走完短暂的人生之旅的，而且是五人结伴而行，不像小女孩那么孤独凄凉。

如果“卖火柴的小女孩”确实如潘教授所认为的是一位“身心都非常健康”的“幸福”的“穷人”；那么，贵州毕节的五位流浪儿童也同样符合这个标准。虽然他们缺乏父母之爱，缺乏温饱，但他们依然毫无怨言地在街头“快乐”地流浪，在垃圾箱里捡取食物并燃烧垃圾“幸福”地“取暖”，每天“享受着生活的快乐、生活的乐趣、生活的幸福”，并在最后与“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幸福”地死去。

五、

“卖火柴的小女孩”悲惨地死去已经一百多年了，贵州毕节的五位流浪儿童同样悲惨地死去也快两年了，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严酷的事实。尽管他们符合潘教授的“快乐的穷人”的标准，“没有象有些穷人一样埋怨世道不公，怨天尤人”，也没有“悲观失望，消沉堕落”，更没有“滋生仇富心理”，但这并不是因为她们“没有理由不快乐，也没有理由不心存感激”，更不是因为他们懂得什么对“幸福”和“不幸”都要“感恩”的“深刻道理”；她们之所以没有埋怨，没有悲观，没有仇恨，那是因为他们还太单纯，善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社会竟然充满了那么多的不公正，他们还来不及感受到这个社会的严酷无情，就早早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结束了他们幼小的生命。当然，如果，他们知道有一位大学教授竟然在赞美他们“幸福”的生活方式的话，他们或许会对这个社会更加留恋，只可惜，这个社会实在不怎么留恋他们，他们还是不得不“幸福”地离开，去向那“幸福”的天国，享受那“纵做鬼，也幸福”的死亡之“美”！

虽然潘教授认为“安徒生并非丹麦的杜工部（甫）”，《卖火柴的小女孩》也绝非“丹麦版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是要告诉人们“如何做一个快乐的穷人？”；但是，贵州五位流浪儿童之死却绝对是中国版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以及现代版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无论潘教授如何舌灿金莲，唾沫横飞，“卖火柴的小女孩”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幸福的女孩的，她永远都只是一个可怜兮兮的小女孩，她是在新年之夜被寒冷、饥饿夺去生命的，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真实，就像历史一样，不容别有用心之人随意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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