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段时期以来，一位上上个世纪的法国人托克维尔（1805—1859）的一部研究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学术专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国内学术界引起热议，一时研究者蜂起。光在“共识网”上有关的文章就不下百篇，其中的作者不乏国内学术界的一些重量级人物，许多文章都对托克维尔的思想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深入学理性探究，哲学、政治、学术诸层面皆有涉及，一部研究200年前旧事的学术旧著几乎成为当今国内知识界的“显学”，这种现象饶有趣味。虽说此书的“一夜火爆”与领导人的推荐不无关系，但最直接的原因据说是此书与探讨中国当下的民主、自由、平等诸问题有着很大的启示性意义；可是，笔者在对这部书及其相关研究文章的初步涉猎后，感觉到其中的某种名不副实的诡异的感觉，而许多研究者却似乎并未意识到这点，“只缘身在此山中”，很有些“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满足沉迷感，这不仅让人很有些困惑。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探讨的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核心问题却是为什么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没有能够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而对于今天的中国现实而言，这部著作给予国人的最大鉴戒教训或许就是：暴力革命并不能必然带来民主和平等。这个思想对于促进今天的中国的“和谐”局面或许确实是有一定意义的；然而，问题的诡异处却正在这里：
首先、今天的中国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难道真的需要官方媒体所热衷的所谓“和谐”局面吗？而这种所谓的“和谐”，套用某位过气明星的一句名言，很大程度上不过一种“不给政府添乱”的“和谐”，这种假“和谐”能给社会带来真正的进步和繁荣吗？
其次、不错，今天的中国国民对于现实极为不满，“民心”确实极不“和谐”，“仇富”“仇官”心态极其普遍，怨言和牢骚充满民间。按照官方的某种非正式的界定，这是一种具有“暴戾”和“阴暗”的负面心理，对于稳定社会“和谐”局面是极其有害的；但是，这种所谓“暴戾”和“阴暗”的负面心理即便真的存在，也绝不至于发展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那种地步。这纯属“杞人忧天”，未免荒谬！
其三、今日国内知识界顺应民心探讨民主、平等、宪政诸问题，如果竟然真的要从托克维尔的著作中寻找思路，实在显得有些迂腐，过于学究气，甚至有些风马牛不相及。当年的法国大革命形势与今天的中国现实相通处实在太少，当年的法国革命者的革命“热情”与今天中国国民的所谓“暴戾”“怨恨”心态性质上有天渊之别。今日国人的“怨言”其实很大程度上还不过停留在“发泄不满”的阶段上，因为互联网的作用，老百姓才有了抱怨的机会和权利，而以前是连这种机会和权利都没有的。
其四、即便要寻找“他山之石”以“攻玉”，也没有必要从遥远且不相匹配的法国大革命中去寻找，因为那只是一个反面失败的例子，且其中真正可以提供给国人思考借鉴的东西实在寥寥。法国大革命的教训对于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现实联系意义，除了某种纯学术、历史的思辩和研究价值外，对于今天的中国现实而言，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应该可以束之高阁了。
今日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人士最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关心的是改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改革，其中的核心就是“宪政”的实行，即真正的“民主转型”实现与否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是难以找到答案的。但是，笔者最近在阅读中读到了一篇极有价值的文章，此文的作者虽然不如托克维尔那么声名火爆，但是文章的现实针对性，倘能结合国内政治形势去分析、比较和期待，其意义却是远胜过托克维尔的。这篇文章就是林达的《启蒙、契约与妥协：西班牙由专制走向民主启示录》。（以下简称《启示录》，原文载于“共识文集”第三辑《思潮》，笔者在“共识网”上也搜索到了此文，本文所有的关于西班牙国内的民主转型过程的史实材料都来自于此，后面不再作任何标识。）
二、
林达的《启示录》为我们清晰地展现了西班牙近四十年来的社会政治民主转型的流变史，其社会政治性质及其嬗变机遇特点都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同时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现实；但是，这相似的政治历史条件和机遇却没有导致相似的社会政治民主转型，其中自然有种种原因，值得我们去细细探究思考，而这正是本文写作的根本目的。
1975年11月20日，统治西班牙36年的独裁者佛朗哥终于去世了。佛朗哥是在经过了长达三年的西班牙内战，经历了血与火的争斗后才于1939年获得政权。此时的佛朗哥面临着历史的十字路口的抉择：左边是苏联的道路，右边是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选择。而此时的佛朗哥还正是刚借助右边的德意的力量，打跑了左边的一方；但在确定发展方向的时候，虽然左右两边都在开始劝说争取它，但他还是谨慎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佛朗哥的决定是后退。佛朗哥要把西班牙退到封建的过去，回到原来的君主体制，但有意味的是，佛朗哥又并没有把权力真正交给国王；同时也不想成为德国和意大利的附庸，用一句国内很流行的表达方式就是，他选择的是具有西班牙“特色”的国家独立、长治久安的道路。当然，这种“特色”说白了就是要实现他个人的独裁，真正的大权独揽，往好处大处说也可以是为了实现西班牙国家的独立和繁荣。所以，他推翻共和政府，自任国家元首，取消其他一切政党，立长枪党为唯一合法政党，颁布“一切权力归国家元首”的法令。从此，大权独揽，气势煊赫。不让任何异己有组织起来的机会，绝对禁止反对党的存在。除了他钦定的“民族运动”以外，其他一切有政治诉求的组织形式都萎缩甚至消灭了；由此开始了他长达36年的专制独裁历史。他的威望和实力使得无人敢望其项背。虽然在佛朗哥统治晚期，各项民主进程的改革已然发生，但是，最后的一步他绝不可能容许迈出，此时的西班牙人只有在心底诅咒“没有不死的人”，当他的死讯传开时，全西班牙人都松了一口气，相关地区“香槟酒立即销售一空”，人们这才开始憧憬一个民主开明的政府、一个包容开放的国家的诞生。
佛朗哥死后最初八个月，政权由他亲手挑选的继承者首相那瓦罗掌控，基本是严格执行佛朗哥的既定方针，顽强地抵制在野反对派的任何“民主突变”企图。当时的仍处于地下的反对党组织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的示威和罢工活动。就在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发生了三千一百五十六起，而在1976年，竟发生了高达一万七千七百三十一起罢工活动。尽管几乎所有西班牙人都希望和平的渐进改革，但是旧执政者的傲慢和固执，使得80％的人都觉得改革的希望渺茫；可是，再次回到佛朗哥西班牙的老路上，却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就在这个关键时期，继承者首相那瓦罗也感觉到了民众改革欲求的巨大压力，感到难以为继，于是提出了辞职。国王谨慎而耐心地让国会酝酿新的首相，终于大家在原体制内选中了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年轻人苏亚雷兹。1976年7月，苏亚雷兹被任命为新首相。而很幸运的是，“苏亚雷兹是体制内最理解不改革没有出路的人。他也没有历史负担，能够以平常心看待政治反对派，看到他们抗议声音中的合理之处，能够以平等态度待之。他心里明白，西班牙的未来取决于制度改革，取决于民主转型。否则，西班牙就不会重归欧洲，不可能全面达到欧洲先进国家的水平。社会的公平、开明和自由得不到改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负担也难以摆脱。他相信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
1977年6月15日，这是历史上西班牙人备感骄傲的日子，他们终于成功地举行了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选举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结社组党自由，这种自由权一放开，当时的西班牙的政党如雨后春笋一下子冒出很多很多，约有三百多个。很多政党只有几个人，被称为出租汽车党，意思是一辆出租车就可以全拉走。这种现象在某些反对民主选举的人们看来，或许可以算是乱象频生，乌烟瘴气；但是，它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新的政治游戏规则已经诞生，而且，无可否认，这是一个迄今为止最公平的游戏规则，它完全杜绝了以往专制政权更替环节中的血腥、阴谋、暴力诸恐怖色彩，而变得阳光、透明、温和、友好。一旦民主政治进入竞选和选举过程，事情一下子变得简单：你能吸引多少选票，你能不能让民众认同，你自己强大不算数，民众看得上你才算数。随大选逼近，很小的党竞选无望，自然消亡。真正为选民们所注意的，是可能胜选的大党，也就是四雄并立的左翼卡利约的共产党，右翼佛拉加的人民联盟，中间偏左的冈萨雷斯的社会党，中间偏右的首相苏亚雷兹加盟的民主联合会。
在1977年第一次选举中获得成功的，是中间偏左的冈萨雷斯的社会党和中间偏右的首相苏亚雷兹加盟的民主联合会。首相苏亚雷兹带领的民主联合会，获得最多票34％，将负责组织一个获得民众授权的民主政府。社会党虽然没有获得执政权，但获得28.9％选票，在议会三百五十席中占一百一十八席，更重要的是为几年后冈萨雷斯取代苏亚雷兹，社会党成为第一大党执政西班牙，打下了基础。
选举结束后，西班牙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是一种乐观的合作气氛，完全没有了以往西班牙政治空气中的对立、戒备情绪，而是各政党坦诚相见，心悦诚服，携手合作，其乐融融，西班牙人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了民主选举的美好感觉。
虽然成功的选举之后，西班牙国内局势依然险情不断，先是严重的经济危机，其后还有民族危机、军人干政这些国家痼疾的频仍发作，更兼愈演愈烈的“埃塔”暴力恐怖活动……虽说这些问题并非选举带来的必然后果，但很容易成为反对党刁难执政党的重要筹码，让政局雪上加霜。但是，理性的西班牙各党派，在这些困境面前真正体现了一种同舟共济的合作精神，化险为夷，让国家在民主公正自由的道路上继续迈开大步。
1982年10月28日，即第一次选举五年后，西班牙成功进行了第二次大选，这次大选被史家认为是西班牙转型的最终完成。其标志是，通过大选，得票最多的第一大党从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变成中间偏左的社会党，执政权力顺利地完成了向反对党的和平转移。社会党的年轻领袖冈萨雷斯出任首相。
从此，西班牙这个曾经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专制国家开始走向了民主自由之旅；从此，西班牙人的“斗牛士”的激情狂热就此正式纳入了民主自由的理性轨道。
1986年，西班牙正式加入欧洲共同体，也就是今天的欧盟。
2006年3月22日，危害巨大的恐怖集团“埃塔”在西班牙政府的长期而有效的诚意调停谈判中，双方终于达成共识，“埃塔”宣布永久停火。
三、
从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时代的结束，到1977年6月15日西班牙人成功举行了第一次民主选举，期间只经过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之后，西班牙虽然也经历了种种险情，经济危机、民族危机、军人干政更兼愈演愈烈的“埃塔”暴力恐怖活动……但到了1982年10月28日，依然成功进行了第二次大选，这标志着西班牙的民主转型进入了成熟理性的轨道。由此看来，西班牙的民主转型道路似乎很顺利，总共只用了不到七年的时间。
与此同时的中国的历史演进道路的流程相对而言则显得步伐要缓慢得多，或者说沉重得多。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意味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1978年12月18日至12月22日在北京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意味着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的开始，之后的历史进程可以说是精彩频现的同时又乱象四伏。虽说总体而言，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经济建设出现了有史以来想都不敢想的经济腾飞姿态，人民生活发生了本质性的改观，小康社会的温馨已然在全国许多大中小城市的广大民众心中散布。但是，套用一句大家都熟悉的狄更斯小说《双城记》中的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经济繁荣的鲜花之下，却潜藏着深不可测的政治腐败的丑恶，这种腐败的毒素已然弥漫在鲜花烂漫的四围，正如不久前发生的全国104个城市的雾霾侵袭一样，作为一种象征，中国的官场政治腐败乱象已经到了全国性雾霾的严重时刻，令人不得不发出政治改革的紧急呼吁！但是，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改革步伐显得极其沉重。
当然，如果结合西班牙的国情来审视，中国的政治改革步伐的缓慢实际上也在情理之中。虽然，简单从时间表上来看，从佛朗哥时代的结束到第二次全国大选只有七年时间，但是，它的铺垫时间却远在这之前。所以，严格来说，西班牙的民主转型并不是只凭七年时间就一蹴而就的，它的历史渊源远比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要长远得多。
首先，西班牙几乎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作为一个天生的旅游胜地国家，它的外国游客的出入本身就是一种思想观念更新的最好媒介。所以，“对外开放”，是实现民主转型的先决条件。早在佛朗哥时代之前的1931年，西班牙一年的外国游客就是二十万，到了佛朗哥时代的1951年，已是五十万，1964年已达到1500万，相当于西班牙的一半人口。
佛朗哥当政后，虽然选择了具有典型专制独裁特点的封建君主体制，几乎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专制者，但现在看来，这个专制者与历史上的其它专制魔王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在任上的许多作为实际上已经为后来的民主转型做了许多的让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西班牙的民主转型他在其中也是“功不可没”的。首先，他在政治上专制独裁而国际社会也把他归入“法西斯”的同时，却没有心生忌恨，和世界作对，而是始终选择了“国门开放”，坚持让自己逐步融入国际社会，这实际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举措，说明这个独裁者的心里在疯狂追逐权力的同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顾及到了百姓的利益。至少在两方面显示了他对人民的极大“仁惠”：旅游对外开放使人民可以增加收入；西班牙贫穷时期听凭百姓外出移民，出入自由。这至少符合了 罗斯福在一九四一年提出的“人类的四大基本自由”的“免于贫困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实际上就是给了百姓的生路。
而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对外封闭，固步自封，与世界敌视，过于激进荒谬的政治经济政策，如五七年反右，五八年的大跃进瞎折腾，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民不聊生、哀鸿遍野、饿死几千万人的惨状，文革十年的祸国殃民等等，无不说明当时的政府根本没有把百姓的真正利益放在心中，人权、民主犹如天方夜谭，百姓没有迁徙自由，言论自由，谋生自由，甚至在饥饿年代出外讨饭、乞求苟活的自由都没有，更不要说移民国外。在这方面，毛泽东弗如佛朗哥远甚！
佛朗哥时代除了经济政策的正确外，政治上虽说以专制而臭名昭著但在具体实施上其实也有很大的回环空间，其中隐含的民主实质依然有着深潜的基础，这一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高压氛围也无以望其项背。
佛朗哥时代宗教信仰依然在民众中盛行，而天主教会在社会生活中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教会对社会的种种残忍不人道行为依然具有谴责、揭露、控诉的自由和权利，这种控诉和谴责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推动民主的进步力量。而在政治力量的控制方面，也并非铁板一块的专制高压。事实是就在佛朗哥亲自控制的大阵营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并形成了不同派别，而佛朗哥统治的做法却竟然只是依靠这些派别，在派别之间实施平衡，不让任何一派坐大而已。以此来看，文革时代的毛泽东统治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一党专政，一家独大。宗教信仰被严格禁止，党内、国内、民间绝不允许任何派别、声音存在，只有与党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就是反党、反革命。在这种氛围下，民主的土壤及种子都给清除一空，只有专制铁律的杀伐之气甚嚣尘上。在这个层面上比较，所谓佛朗哥的专制与毛主义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甚至有天渊之别。
佛朗哥专制与毛时代专制的天壤之别还体现在一个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即“媒体改革”事件上。
20世纪60年代末，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在经济上有了本质的变化，但政治制度显然落后于它的经济发展。对于这种制度的落后，佛朗哥应该有所警觉。变革，也就势在必行。为此，1969年，佛朗哥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把大权交给了他自己选定的一个接班人布兰哥，自己退居二线，只偶尔在危机时刻出来掌舵。正是在布兰哥主事期间，改革的呼声一点点地产生了，甚至出现了公开呼吁人权和基本政治权利的声音。而更重要的变化在于，早在1966年，在著名改革派人士佛拉加的作用下通过的“结束了出版物的预先检查制度”的“新闻法”（虽然在当时还只是名不副实，新闻出版仍然受到约束和惩罚），在七十年代使很多报纸可以公开发表对佛朗哥政权的批评文章，而这正是民主改革的基本前提。
而对于这些政治改革的前奏变化，八十岁的独裁者佛朗哥都给与了默许，这种默许善莫大焉；而这种变化在中共的毛时代，是连一丝光缝都不允许泄漏的。
由此可知，虽然佛朗哥真正退出历史舞台时间是在1975年11月20日，但是，政治改革的前奏远在60年代就已奏响，至于经济上“对外开放”的改革则早在前佛朗哥时代的30年代就已经开始，而到了60年代末，经济改革就已臻成熟。所以，在这种基础上实现的政治改革，在1975年佛朗哥逝世后，能得以迅速实施，并在七年之内成功实现民主转型，绝非偶然，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者也。
比照中国的现实，1976年毛泽东逝世，与佛朗哥的逝世虽然表面上看有着时间上相似的机遇性，但是，从实质上来看，却有着巨大的丘壑阻隔。一、在此之前，西班牙的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已然实施了四十余年，而此时距中国的经济改革标志年份1978年还有两年。当然，中国的经济改革自78年至今，也有了36年的积累，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就是说，直到今天，中国的政治改革的经济基础才算完全具备了，但已经落后了30余年。二、中国的政治形势在1976年之前可以说是铁板一块的严丝无缝的封闭型，而此后自78年三中全会以来在政治改革上的步伐依然迈得极其缓慢沉重，虽然其间有过几次西风东渐的机遇，但均失之交臂。今日中国政治改革的民主氛围甚至还没有达到西班牙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开放程度，西班牙在那时已基本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但今日中国的主流媒体在这方面却依然显得极其保守，谨小慎微，极其敏感，甚至不能越雷池一步。不过，虽然主流纸质媒体的保守落后不可撼动，但毕竟已不可能大权独揽，时代科技的进步诞生了互联网的神奇，互联网的出现应该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巨大推动器，网络上的巨大声音基本可以弥补主流媒体的消极无作为缺陷。在传达民意民情，批评政府职能，向政府献计献策等方面互联网可以说功莫大焉。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今日互联网上的中国的民主改革呼声绝不低于1975年时代的西班牙民众和改革派的变革渴望，甚至可以说政治制度改革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已经到了“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关键时刻了，中国梦的美好愿景似乎已然“杏帘在望”了。
四、
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依然潜藏着许许多多的变数，中国毕竟不是西班牙，两个国家之间毕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有历史传统方面的，也有现实千差万别的国情和民情的制约。虽说我们前面从经济条件和政治民意上分析得出了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基础条件已然成熟的结论，但是，两个国家在历史传统、文化承继、地理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性、人性、思想观念上的众多差异却依然形成一道鸿沟，难以跨越。
某种意义上来说，西班牙在国家性质、文化传统以及地理位置等方面天然就具有某种民主政体的先天因素，这一点是中国所不具备的。
历史上西班牙作为一个封建君主国家，国王始终具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威望，即便以专制独裁著称的佛朗哥治下，依然保持了对国王地位的尊崇，这就使得他的“独裁”即便在极盛时期力度也不免打折；其二、欧洲大环境下的宗教势力影响在西班牙一直处于发展态势，在民众中始终具有巨大的声誉，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对民主进步的强大推力；其三、西班牙的军队在国家事务上的中立立场甚至军人干政作为西班牙的一种传统，某种意义上竟然成为了西班牙政治局势稳定的一种保障，在某些关键时刻甚至可以起到一种权力制衡的巨大作用。这在一般国家的政治理念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在西班牙这确实成为了一种历史真实。也就是说，在政府管理失效，社会陷入混乱状态中，处于中立立场的军人站出来稳定局势，成为了西班牙军人荣誉的一部份。
1977年，西班牙第一次大选后，确立了自己的民主政治体制，但刚刚完成制度转型的西班牙却面临着民族分裂的巨大难题，这难题就是西班牙内部的一个老大难问题，那就是巴斯克独立运动的激进组织“埃塔”的暴力恐怖活动。改革一开始，执政党首苏亚雷兹没能成功解决巴斯克问题，而导致“埃塔”的暴力恐怖活动不断升级。1981年，激进组织“埃塔”就利用过激手段，以获得巴斯克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他们成功地挑起矛盾，激起右派报复，搅乱了局势，在这个混乱的局面下，政府管理功能完全陷于瘫痪状态，国王也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关键时刻，忠于国王的军人的参与扭转了局势，让国王有了反击的机会。这段西班牙当代史上著名的“2•23政变”竟然成功挽救了西班牙的民主进程。这次有惊无险的军人政变使得西班牙的执政者意识到了政府和军队合作的重要意义，从此开始了政府和军队在国家政策和状况方面互通有无的合作关系，意味着政府和军队关系步入正常化，而西班牙民主制度的最后一个危险，也就终于过去了。
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中还有一个很值得人们深思的民族性格问题。即在政治体制改革终于启动的整个过程中，在政治改革面临种种焦头烂额的危机状况之时，西班牙的各派系之间水火不相容的政治势力，在关键时刻竟然能同舟共济，渡过难关，而没有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这种优秀民族性格的展示让《启示录》作者林达都禁不住激情地赞美：
“我有时候会奇怪，是不是民族性格对一个国家的命运走向，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有时候，你会觉得西班牙人有点狡黠，可是却绝不猥琐，他们永远不是那种被视之为智慧的世故。他们骄傲，却不是唯我独尊的傲慢。这种精神骄傲不是要别人对他绝对臣服，他的骄傲恰恰就体现在自己的服从。那是在国王面前军人的骄傲，那是在女人面前堂•吉诃德式骑士的骄傲，还有，在真理面前绅士的骄傲。”
这里提到的所谓“臣服”式的“骄傲”，指的就是在政治改革陷入困境时，军人干政的异常之举对国王对国家展示出的忠诚无私的勇气和境界；还有原本势同水火的各派政治势力在关键时刻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各派终于成功实现了一种伟大的妥协的“在真理面前”的“绅士”式“臣服”的骄傲精神。
正是这种“骄傲”的宽容妥协精神使得西班牙的民主转型一路绿灯，渐入佳境。1981年，在成功消解了军事政变隐患之后，西班牙政府着手和激进的暴力恐怖组织“埃塔”谈判，以停止暴力为条件开始大赦一些关押着的“埃塔”成员。1984年，新上任的首相冈萨雷斯，继续和“埃塔”就停止暴力活动展开谈判，此后是断断续续的“停火协议”。最终双方终于达成了共识。2006年3月22日，“埃塔”宣布永久停火。
这就是西班牙政治改革民主转型的曲折漫长之旅中体现出来的诸多耐人寻味处，但是，仔细考察这些耐人寻味的“民主政体的先天因素”，这些条件我们却基本不具有；所以，西班牙民主转型的中国思考，虽说从大体上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基础条件——经济条件和政治民意基础两方面——已然成熟，但是，真正的实施依然前途漫漫。
五、
“中国梦”是近几年来国人最热衷的一个流行词，这里体现了国人一种众望所归的对于深度改革的渴望；但是，每一个理智的“中国梦”的热望者都必须明白并且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中共多次申明，中国不适合多党制，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可能走西方多党制的路子；所以，一党执政的民主宪政治理模式将在未来一定历史时期内成为“中国梦”实现的基本途径。正如国内许多论者所言，这种模式的存在有着强大的历史传承和现实国情基础。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多党政治的传统，多党竞争在中国缺乏足够的文化土壤。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的制度演变，始终走的是强者权威一统天下的路子，由封建时代的皇权演变到现代的党权，民众服膺的是“天下不可一日无主”的传统威权，人民从前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现在则希望出现一个好的党的领导集体。中国老百姓中间对政党及其领袖的认同是很显然的。尽管这种传统思想观念带有某种根深蒂固的封建蒙昧落后色彩，甚至带有一种卑贱的“奴性”劣根性，但毕竟是传统文化土壤下的产物，我们不得不承认并接受他；而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与思想观念的更新尚待时日，在这种沉重历史因袭压力下，我们不能奢望西方的多党制模式在现代中国的完美再现，这似乎含有太大的风险。我们只有在现有的条件下谨慎迈步，继续“踩着石头过河”，一步步向着改革的深水区迈进。
目前看来，这种“迈进”虽然可以说是凯歌高奏，比如说“打击腐败”的党内整风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被打的“老虎苍蝇”越来越多，“老虎”级别越来越高（近日副国级人物苏荣涉及严重违纪被查案的曝光意味着对老虎打击的力度加大）；但是，别忘了，以目前的这种打击趋势来看，这种打击仅仅是一种数量上的变化而已，而这种数量上的变化对于弥漫于党内的腐败群体而言，充其量只有一种“杀鸡儆猴”的效果而已；并不具备制度上、本质上的遏制作用。
如果我们能够遵循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训，就理应借鉴西方民主治理范式中的精华成分。中国成语有“买椟还珠”之说，讽刺那些只看重华丽外表而忽略本质内涵的浅薄虚荣行为，如果把这个成语反其意而用之，即采用“弃‘椟’取‘珠’”的方式，应该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政治制度改革的一种新思路。我们可以不采用西方多党制普选竞争执政的形式，但是我们可以取用这种形式下的“珠玉”成色，即成功吸纳西方通过多党监督制衡的方式、极高效地实现的“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政治治理效应。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一党执政”模式能够真正做到开放式的民主治理，善于听取民意，迫使各级官员不敢为所欲为，而只能唯“民意”马首是瞻，兢兢业业执政，廉廉洁洁奉公，真正成为民众的“公仆”；那么，我们的“一党执政”模式就可以与西方多党制模式殊途同归，同样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最佳效果，甚至可以做得更好。因为“一党执政”的模式至少可以避免多党竞争过程中的众多“内耗”“互斗”弊端，“一党执政”模式下可以使执政党更心无旁骛地致力于国家政务的处理，而不会因为政党派系之争而分神，它所要努力面对的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认真听取民意民心，真正为民众服务，不搞特权，不耍官僚大牌，不徇私舞弊，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把权力限制在“笼子”框架中。这是“一党执政”模式理论上的最理想境界。
这种理论境界的唯一实施难点就在于“善于听取民意”的实际落实程度：务实还是尚虚？诚意还是做秀？有没有容忍尖锐意见的宽宏雅量？因为今天的中国，“民意”的负面情绪极其强烈，几十年积累的腐败土壤实在过于“厚实”，浑浊的官场腐败气息已让民众“艰于呼吸视听”，忍无可忍，社会怨气实在太深、太沉、太恨！有论者分析指出，中国的知识界对社会怨气的原因提出了至少五种解释：一是贫富差距扩大，二是贪污腐化加剧，三是社会正义匮乏，四是个人道德沦丧，五是个体信仰迷失。这五种解释可以说是入木三分，切中肯綮，社会“病灶”可说一览无遗。社会风气腐化到这般地步，仅从数量上打击老虎苍蝇肯定难免陷入应接不暇的困境，甚至于会面临一种法不责众的尴尬，众多侥幸者、落网者的出现是必然的。所以，这种打击只能起一种警示作用。真正做到制度上的反腐只有实施真正的制度监督和舆论监督，后者尤其重要，因为倘若一旦前者出现缺漏弊端，后者则可以起到及时的弥补作用。舆论监督的实施要诀就是实行言论开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让新闻记者真正成为无冕之王，让诸多主流媒体发出自己的良知之声，而不至于成为党报的附庸和追随者。这些道理说出来容易，但实行起来却难。这需要一种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因为积怨太深，沉疴太重，批评之声可能会铺天盖地，气势汹涌；政府官员会战战兢兢，淹没在民众批评的唾沫星子中有朝不保夕之虞；而社会上各种思想观念、三教九流都可能蠢蠢欲动，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甚至产生某种混乱。但是，只要严守法律准则，一切变化动态都应该在可以掌控之列，并随之渐入佳境。实际上这将是一种本质上的变革，是一种执政理念上的更新。只有这种民主议政的风气一开，官员就不敢为所欲为，党风、政风自然严肃，正能量才得以彰显。当然，这或许只是书生之论，天真之极；但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条普世公理。在“一党执政”的制度条件下，执政党没有其他任何政党的监管压力，如何做到自严自律，始终廉洁公正，除了服从民意监督、舆论监督之外，恐怕也别无他途。
今日之中国，在空前强大崛起的同时，也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扰。无论在国内政治经济事务还是在国际外交争端方面，都面临着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西班牙政局曾经面临过的许多类似的难题。诸多困扰表现在：官场腐败之风已成大气候，要想彻底清除、彻底改变非花大力气不可；经济市场上，假冒伪劣之风已成痼疾；社会道德、人伦正气现低迷状态，人心冷漠，唯利是图已成风尚，民众渴望变革的呼声既极其强大又极其压抑；除此之外，更有国内国际的众多纷争难题必须妥善解决，如新疆的分裂势力、南海周边岛屿的争端等，都要包含着极其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处理不善，将遗患无穷。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智慧的一种挑战和考验。所喜的是，到目前为止，习、李新政改革的步伐迈得稳健而坚定，民心所向，众望所归，给人一种光明的前景。中国正在以中国特色的方式向着民主、改革、宪政的方向迈进，我们将拭目以待，期待更大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