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自由谈》从1985年创刊至今已经30周年了。为此，编辑部从全国各地邀请了各方来宾，在天津举行了一个“三十年回顾座谈会暨三十年作者奖颁奖”的隆重庆典。这确确乎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毕竟，在改革开放的商业大潮的强力冲击以及国内文学批评市场极不景气的艰难条件下，《文学自由谈》能够昂首挺立30年，始终坚守文学本色，彻底摒弃商业诱惑，并逐渐壮大声势，由一家市级刊物发展成为一家在国内颇有一定影响力的纯文学批评刊物，无论如何，这都是值得大笔书写的辉煌篇章。作为一个热爱《文学自由谈》的老读者（或许也可以算是一位作者，因为拙作也曾在这里露过几次脸），我只能在这里给《文学自由谈》送上一个“晚贺”。当然，“晚贺”是无法与“早贺”相提并论的；但于我而言，却也只能如此而已。因为我得知这庆典的消息实在晚了些，我是看到了《文学自由谈》的“创刊30周年纪念专号” （即《文学自由谈》的2015年的第六期）后才知晓一切的。
这期“纪念专号”（以下简称“专号”）可以说是“早贺”文章的专辑，而且显得特别“厚重”，足足比以往的正常刊物多了96页。说实话，正是认真阅读了这众多“早贺”文章后，我才有了“晚贺”的想法，而 “晚贺”的目的只有一个，即标题所示，“一家纯文学刊物该如何纪念自己的庆典”，这就是我在读完了“纪念专号”后产生的第一个想法。在我看来，只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的“祝贺”才是真正的“祝贺”，所以，我愿把我的“晚贺”送给《文学自由谈》，并自认为我的“晚贺”迟到的诚意绝不会逊色于那众多名家“早贺”的张扬和华丽。
一
一家纯文学刊物该如何纪念自己的庆典，这本来应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问题，即总结成功的经验，检讨刊物的不足，以有助于刊物的未来发展，当然，同时也可以尽情享受庆典带来的美好和愉悦情感；但是，在读过这期“专号”后，我却发现这个简单的问题似乎有些变味了，除了“尽情享受”欢乐之外，其他的意义恐怕有些难觅踪影。可见即便是常识，在生活中也总是被人忽略，或者被“穿越”，结果好事就往往被“异化”成了“怪”事，不免让外人看了深感遗憾。
我的遗憾首先在于那众多“早贺”文章的平庸和媚态几乎一览无遗，让人觉得俗不可耐。其中原因自然简单，因为庆典，因为高兴，因为是被编辑部作为贵宾特邀写就的“假装祝贺”的庆典应酬文字，当然得说些好话、漂亮话儿，这本是人之常情，有何大惊小怪的？但是，别忘了，这些文章作者的身份，他们不是街头广场喜欢唠嗑套近乎拉交情的大叔大妈，他们本是驰骋文坛的“快枪”“刀客”“酷评家”，作为在当今文坛有些大小名气的文人，他们自负、清高、睥睨一切，写起批评文章来，往往目空一切、高视阔步，潇洒、独立、骄傲，甚至刻薄、刁钻……可到了今天这份儿上，他们一个个全都变得笑脸逢迎、柔眉青眼、百般温情、万方媚态了，大家伙儿几乎都众口一词、争先恐后地说起好话来了，实在让人不免有一种“怪异”之感。
其次，我对于编辑部这种刻意辑众多“早贺”漂亮话为“专号”而隆重推出的做法深不以为然。在我看来，对于这些大过年似的逢迎讨好的甜言蜜语，只要稍稍冷静思考一番，就不难明白其中的注水含量，没必要太当一回事，但却没想到编辑部却似乎真把这些“甜言蜜语”式的赞美奉若至宝，并让它们以“专号”的独特方式闪亮登场，实在有些陷入了“当局者迷”的自我陶醉状态了。殊不知这不过《文学自由谈》自家人的自娱自乐而已。杂志邀请自家贵宾，提供发表版面，而客人说些让杂志高兴热闹的吉庆话，场面自然不亦乐乎，就好比一场节庆盛宴中主人和客人都欢喜之极，在推杯换盏、酒酣耳热之际，主客都难免有些得意失态，客人赞美过度，主人明知其过，也照样笑纳了，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问题出在“盛宴”之后，客走酒凉了，主人清醒冷静了，对这些宴席上的“酒气十足”的赞美，就该有所取舍了，这正是真正显示主人理性和气度的时候了。可令人遗憾的是，主人在事后，依然对这些“赞美”未能忘怀，并青睐有加，将之以“纪念专号”形式全盘保存，并作为向外显耀自己实绩的重要依据。也就是说，主人对那些酒气十足、媚态彰显的谀辞几乎完全缺乏戒惧意识，竟直接就把它们当作朴实无华、诚实无欺的赞美珍藏起来了，岂不糊涂？
二
这些“早贺”文章的作者除了了十位获奖者外，其余也多是杂志的老面孔，“一家人”“节日”“团聚尽欢”的氛围显而易见；而内容无非两方面，一是说编辑部的好话，二是说自己的好话。前者总喜欢拿刊物的选稿“六不思路”说事，极尽夸奖赞美之能事，而后者在陈述自己与刊物的密切关系时有意无意中总流露出的一种“人生得意须尽欢”的踌躇满志的心态，从中不难看到看到杂志的编者与作者之间的那种强烈互动、相辅相成的亲密热乎劲儿，虽然，这种亲密热乎劲儿很容易引起外人的羡艳，但其中显而易见的利益纠缠还是不免透出某种小家子气，不免让人想起那句俗话，“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文学自由谈》选稿的“六不思路”的确很能吸引人眼球，“不推敲人际关系，不苛求批评技法，不着眼作者地位，不体现编者好恶，不追随整齐划一，不青睐长文呆论”，作为一种宣传口号或者一种办刊理念，这自然是大大的好；但如果真把它们作为刊物三十年来的主要业绩来大张旗鼓地赞美，就不免显得矫情甚至难免伪善。其实早在十多年前，杂志就曾发过文章议论这问题，因而无论编者还是作者对此早已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已形成一种默契。当然，实事求是说，《文学自由谈》在这方面或许确实比国内许多杂志做的要好一些，但是，严格说来。也只是数量上的五十步与百步之别，本质上无足道也。这其实不能怪杂志社，这是现今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试想，一家杂志，不推敲人际关系，不着眼作者地位，这杂志能生存下去吗？至于不体现编者的好恶，严格而言，也只是一个伪问题而已；而其余的“三不”，也不过泛泛之论，其真正分量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能分辨出好歹。由此可见，所谓“六不思路”不必太当真；但是，“专号”里的许多文章为了表现自己的“祝贺”诚意，偏偏对此情有独钟，于是大做文章，大加褒奖，这就不免有言过其实之嫌了。
不过，在评点这场“葫芦”盛宴的不当之处时，我必须提到其中的一个唯一亮点，就是在这本厚达256页的赞美“专号”中，毕竟还有一个例外，能在“假装祝贺”的热烈氛围中，依然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敢于发出不和谐的声音，这就是牛学智先生《自觉的批评与明星的局限》一文在这本“专号”中的“空谷足音”效应。牛先生在文中“假装祝贺”之余，直陈了自己对《文学自由谈》局限性的建设性意见，对该杂志的几位重量级名家陈冲、韩石山、李美皆等人进行了直率的批评，让人在千篇一律的谀辞颂扬声浪中猛一惊醒，觉得《文学自由谈》“朝”中还有人，还有清醒者在，否则，这本颂扬“专号”简直会让人庸俗乏味到绝望的地步。正是牛先生的这篇文章，让我对《文学自由谈》的作者、编辑，对该杂志的“六不思路”还能保持着极大的敬意和希望，这正应了司马迁的那句名言，“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古人有“得意忘言”的君子传统做派。庄子云，“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陶渊明也说过“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都强调了一种士人在高兴得意之余的含蓄节制之态，主张“得意忘言”，而不该得意而“妄”言。这实在是一种君子之风。因为人在得意之际，往往容易得意忘形，“忘形”就自然导致“妄言”，“忘形”兼“忘言”就难免失仪失态出糗，就有失君子儒雅端庄之风，此确为古代仁人君子所不为也。虽然诗仙李白有“人生得意须尽欢”的“得意妄言”的浪漫余绪，让不少文人敬仰效仿，但可惜得其真传者鲜见焉，何哉？李白可以“斗酒十千姿欢谑”，得意忘形“妄”言浪吟《将进酒》，那是因为他才气横溢，而他所有的“忘形”“妄言”之态在他的汪洋才气的浸淫下反更有一种率真豪爽之气，试问后世文人有几人才气堪与诗仙并肩？任谁也想 “忘形”“妄言”地模仿秀浪漫一番，岂非东施效颦，出乖弄丑，自讨没趣？
有鉴于此，《文学自由谈》的诸位君子能不谨言慎行乎？
三
我欣赏牛学智先生《自觉的批评与明星的局限》一文所彰显出的坦率、正直和大气，我想《文学自由谈》最需要的声音就是这种调调，《文学自由谈》要想“更上一层楼”，就必须坚持并弘扬这种作风，而不是希求众多廉价的“王婆卖瓜”式的甜言蜜语，更不可将这些“甜言蜜语”“‘良’帚自珍”般视为宝贝，“三十而立”，于人而言，任重道远；而对于一家杂志社而言，尤为不易。在此，我想对杂志社提出几点坦诚建议：
其一、从这期“专号”中就可以发现，杂志社在“三十而立”的壮大之际已经形成了一道新的自我束缚的“厚障壁”，这就是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一种浓郁而甜腻的“卿卿我我”之情，相互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依赖，互相讨好又互相钳制之势。《文学自由谈》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发现并培养了一批优秀评论家，为他们奠定了“名家”的基础，但随着势异时移，双方之间在追求“和谐”发展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一方面这些“名家”仍然依赖托荫杂志社的影响力发展自我，但在“功成名就”之际也不免会有些“托大”的意识，因为现在杂志社也非常需要这些“名家”来为自己添彩，对他们的稿件自然不敢挑三拣四，同时因为双方长期深厚的“交情友谊”，对他们的稿子也不好说三道四，反有些仰求“墨宝”的谦恭。在这样的心态下，选稿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势必大受影响。
这不禁让人想起“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训，编辑与作者之间过于甜蜜而纠缠的浓情对于一家杂志社的发展恐怕弊端多多，杂志社尤须深思！
其二、杂志社“六不思路”中的“不青睐长文呆论”、“不着眼作者地位”二点，在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几几乎已成为了刊物自我反讽的映照。万字“长篇大论”在《文学自由谈》中出现已是家常便饭，其中絮絮叨叨的赘言废话也是司空见惯。某些名家完全是一副“字字珠玑”的“大师”气派，敢于不吝篇幅地唠叨不已，自我感觉良好到忘乎所以的状态。我以为这完全是编辑放纵“热宠”的结果。我以为，作为一家提倡“自由谈”的杂志，编辑应该首先要敢于对所有“长文”说“不”，除非这长文确实有其不得不长的原因，但尽管如此，这类长文也只能偶尔为之，此风断不可长；但现在的情况却是，不少长文实在注水太多，连“鸡肋”都不如，不仅“食”之无味，即便弃之也毫不足惜， 可编辑却依然让它们堂而皇之的占领了许多宝贵的篇幅。我看其中原因，无非作者是杂志社的“重要作家”而已，此外，我想不出任何其它理由。
其三、《文学自由谈》必须保持它的传统锐气，时时警惕免受犬儒主义中庸保守思想的侵害。必须承认，今天的“自由谈”表面看兵强马壮，“名家”云集，但其生机、锐气、锋芒已大不如昔，其学术成色已明显衰退。当然，这不是杂志社一家所面临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内学术界都存在的普遍现象。所以，杂志社首先还得在这方面努力，不要过分依赖甚至一味讨好所谓的“名家”。在今天这个普遍学术泡沫盛行的年代，很多“名家”的真正成色其实大可怀疑。正如坊间流传的一种说法，“这个时代缺少大师，但却有不少人自封为大师”，这也算是今天的时代特色之一吧。作为一家严肃有追求的刊物，如何鉴别“名家”真伪，发挥“名家”的重要作用，这是一门大学问，也是真学问。
其四、
我希望《文学自由谈》展开争鸣，围绕文坛大小事的争鸣自然多多益善，即便杂志社小圈子里的争鸣也会有诸多看点。只要言之有物、有才情、有理趣，不脱离文学批评的大范畴，不违反人性的善恶是非准则，都可以大大提倡。以目前杂志社的实情来看，杂志社内部的忌讳其实多多，为尊者、名者、老者、熟人者、新秀者……讳，都是杂志社的编辑们经常面对的实情，而在我看来，这些忌讳统统可以给打破。一个人想在文坛混，自然得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既然你敢在刊物上发文，公之于天下，就得要有承受别人说三道四的思想准备，如果只想听好话，不愿听歹话，你趁早走人了之。这种争鸣其实也就是文坛的一种监督，可以使那些滥竽充数、粗制滥造的文章曝光于大众之下，无处隐形，让每一个批评者下笔之前都得掂掂自己笔头的分量，不敢信口开河。一争鸣，文坛的是非黑白必然越辩越明，杂志就必然热闹，一热闹就可以吸引人眼球，杂志的影响力就会扩大，知名度必然增强，岂非好事一桩？当然，争鸣如何进行，往什么方向进行，争鸣到何种程度，其中的“度”的把握就全靠主编的魄力和智慧了。
以上言论，出于至诚，愿《文学自由谈》诸君，庶几齐心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