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已然落下帷幕，其中格非的《隐身衣》以全票获得中篇小说奖，也算得上实至名归，但作品的真正价值、寓意及其缺憾，能够体悟到的人，恐怕不多。笔者在两年前作品问世之初就写过一篇赏析文章，但仅在自己博客中自娱自乐而已。现在借着《隐身衣》的获奖展翅亮相，再放到网上，希望能引起更多人的兴趣。
——题记
读完格非的中篇小说《隐身衣》（载于《收获》2012.3），有一种叹为观止的美感。小说以明晰晓畅的语言、巧妙精致的结构、深刻蕴藉的思想以及游刃有余的从容笔调，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曲折浪漫甚至有些诡异的故事，而深刻地表达出了作者对于人生的一种理念；但感叹之余，又有一种深深的遗憾，因为在作者竭尽全力表达出的人生理念中却充满了一种深刻的逻辑悖论和现实困扰，并因此暴露了作者创作思想上的某种误区，虽然小说在艺术上依然是极其迷人的。
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隐身衣》相关的信息，就发现对于这部小说的解读尚有诸多“版本”：比如有人依据小说结尾的奇特诡异的氛围而认为这是一部“哥特式”小说；还有人依照小说的“音乐发烧友”的主要内容，而倾向于认为这是一部有关音乐的小说；还有从标题的寓意上，正面分析“隐身”的具体意指为何……我以为，在以上三种解读思路中，从“隐身”意义入手，应该是解读这部小说最基本甚至也是唯一的路径。只有真正析透“隐身”的寓意，小说的意义才得以彰显。
如果按照有关“哥特式小说”“音乐小说”的思路来对小说的风格特点作一番界定的话，我更愿意把《隐身衣》称之为一篇“贵族小说”，这里的“贵族”意旨是针对小说风格内容上显现出的一种高贵典雅的气质而言。《隐身衣》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给人一种“阳春白雪”式的精神贵族气息，我想，这或许就是格非作为一位学者型小说家的典雅气质的本能呈现。《隐身衣》的艺术精神气质的流露是那么自然而从容，文本中水乳交融的音乐美感几乎让人超尘绝俗、沉湎忘情，而在艺术表达上的优柔娴熟、不动声色却又细针密线式的严谨更让人感佩不已，似乎一切都在“艺术”的形式下礼让内敛，隐身遁迹；而且还“隐身”得那么美丽、深刻、典雅`，这实在是艺术的最佳境界。
我以为，小说的“隐身衣”寓意至少有两层：一是在古典音乐的高雅境界中避世隐形，追求心灵的纯净与放达；二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人生态度去面对纷繁复杂混乱的尘世社会，“改掉怨天尤人的毛病”，“事若求全何所乐？”这就是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我”特别强调了的一种“处世哲学”。这应该可以视为小说“隐身”主题的另一层揭示：只要把握住这种“处世观”，人生就得以在这复杂混乱的社会中成功“隐身”，而免除一切人世烦恼，尽情享受生活的美丽与幸福。
简言之，古典音乐的高贵典雅与世俗的犬儒哲学互为表里的双重人生观就形成了巧妙的“隐身”二重奏的理想境界，一个心气平和的“生活艺术”的“欣赏”者，完全可以凭借着这双重“隐身衣”的庇佑，全身心地进入一个个人独享的充满诗意并乐而忘忧，迷恋忘返的“桃花源”世界。这应该就是格非的《隐身衣》的主题昭示。当然，这仅仅是作家格非主观理念的一种一厢情愿地演绎而已，而事实上，现实与理想绝难如他所愿的在这种生存方式下和谐融合，即便能如愿生活下去，也是一种很可悲的人生，绝不值得如此沾沾自喜。这也就是格非《隐身衣》寓意的深刻矛盾所在。下面我们将对此一一展开论述。
一、
我们先来窥探主人公“我”（也即崔师傅）的精神世界的奥秘。
从职业上来说，“我”只是一个 “手艺人”而已——一个专门制作胆机的人。但是，对于自己的这门“手艺”，“我”的感觉却极其良好，颇有一种坚定的遗世独立、孤芳自好的满足感。关于这门职业，小说中有一段简明而集中的叙述：
“你已经知道了，我是一个专门制作胆机的人。在北京，靠干这个勾当为生的，加在一起不会超过二十个人。在目前的中国，这大概要算是最微不足道的行业了。奇怪的是，我的那些同行们，虽说都知道彼此的存在，却老死不相来往。既不互相挖墙脚，也不彼此吹捧，对于同行的技艺从不妄加评论，各自守着有限的一点儿客户，聊以为生。这个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几乎意识不到我们这伙人的存在。这倒也挺好。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蔑视这个社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隐身人生活。”
这段话体现了一种极其自信的职业以及道德自豪感。实际上，通过这段话，我们就几乎可以把握住小说“隐身”主题的二大旋律：一、尊重并坚信自己的行业价值，“在北京，靠干这个勾当为生的，加在一起不会超过二十个人”，这是一个怎样孤高而神秘、神圣的职业群体！二、谨守自己的本分，不批评别人，不伤害别人，也不盲从吹捧。而就是凭着这两点，“我们”就占领了一个职业精神及其道德的制高点，尽管“微不足道”，但却“有足够的理由来蔑视这个社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隐身人生活”。
这两大“旋律”实际上就暗含了我们前面所揭示的“隐身衣”的两重寓意：古典音乐的高贵典雅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绝不“怨天尤人”的人生态度。只要有了这双重“隐身衣”，人们就得以“自得其乐”。
对于这双重“隐身衣”的第一重——古典音乐的高贵、典雅、圣洁、超尘绝俗的美感，小说中可说展现得淋漓尽致。只要一谈到音乐，就如同面对一种最崇高的宗教信仰，一种全身心的高山仰止、神圣不可亵渎的情感就洋溢在字里行间，音乐的圣洁高雅地位就鹤立鸡群般凸现了出来，而世间的一切功名利禄、卑鄙龌龊就立马显得微不足道了。
小说中多次写到聆听音乐时的高雅脱俗的感觉，那是一种极其圣洁的美感：
“当那些奇妙的音乐从夜色中浮现出来的时候，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下来，变得异常神秘。就连养在搪瓷盆里的那两条小金鱼，居然也会欢快地跃出水面，摇头甩尾，发出“啵啵”的声音。每当那个时候，你就会产生某种幻觉，误以为自己就处于这个世界最隐秘的核心。”
“……我很快就判断出，那是吉利尔斯演奏的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而且是一九七二年与约胡姆合作时的录音……他是我的安魂曲。在我看来，就连贝多芬音乐迷们顶礼膜拜的《皇帝》，也完全无法与他相提并论。我坐在车上听完了这首曲子的第三乐章，晦暗的心情随之变得明亮起来。车外呼呼地刮着干裂的北风，却无法冷却音乐带给我的温暖。在那一刻，他使我完全忘掉了自己的糟糕处境，唤醒了我心底压抑已久的职业自豪感：
如果一个人活了一辈子，居然没有机会好好好地欣赏这么美妙的音乐，那该是一件多么可怜且可悲的事啊！”
这些描写中流露出的对于音乐的至高无上的崇敬感和如数家珍的亲切感，实际上也就是“我”的一种人生精神支柱，音乐可以使“我”忘掉一切尘世烦恼，获得无穷的艺术美感。不仅如此，格非甚至在作品中还极力渲染了音乐的另一层神奇意义：音乐可以使人变得心灵纯洁，道德高尚：
“……我把货款打入陌生客户的帐户，从未出现过任何闪失。不要说款到不发货的欺骗行径，就连以次充好，隐藏瑕疵或故障这一类事，也极少出现。在如今各种骗术大行其道，令人防不胜防的社会上，二手音响销售，竟然还能维持良好的商业信誉，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置身于利润如此微薄、经营越来越惨淡的行业中，依旧乐此不疲。不管怎么说，发烧友的圈子，还算得上是一块纯净之地……我把这一切，归因于发烧友群体高出一般人的道德修养，归因于古典音乐所带给人的陶冶作用。”
这就是格非《隐身衣》的第一重隐身寓意：在这物欲横流、利欲熏心的、骗术大行其道，令人防不胜防的社会上，对古典音乐的爱好可以使人获得一种精神上的隐身庇护，使人变得纯洁正直，清心寡欲，与世无争，并使自己变得心平气和，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自己成为“世界最隐秘的核心”。
小说中叙述了两个典型的例子以证明“发烧友”这块“纯净之地”的美好：一是“莲12”卖主的打款事件，我拿我的几乎全部积蓄六万八千元打到他指定的帐户，虽然出现了延期供货的令人担心的现象，但最终卖主还是拿出了他质量绝佳甚至“实”过“其言”的货品，且态度的诚恳足以让人“尽释前嫌”；再一例就是小说的中心事件，为最大买家丁采臣安装AUTOGRAPH音响系统的传奇经历，主人公丁采臣在去世一年多以后，依然把拖欠的二十六万余款打入我的帐户。这个哥特式传奇的结局向我们昭示的象征寓意无非就是“发烧友”这块“纯净之地”的桃花源般的理想境界，童叟无欺，一言九鼎的商业及其为人道德诚信观。虽然，丁采臣简直就是个“音盲”，但是，在他欣赏音乐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专注和虔诚”以及对音乐的感觉使“我”这个资深的行家里手都不禁赞叹和感动，也就是说，他在骨子里依然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发烧友”，尽管他的职业和行径让人生疑（很有些黑社会成员的嫌疑），但他的道德诚信观完全无愧于“发烧友”这块“纯净之地”的美好信誉。
对古典音乐的热爱和痴迷，可以使人在这个污浊的世界中洁身自好，淡泊宁静，隐身修行，这就是格非《隐身衣》的第一重寓意。
二、
下面我们将分析《隐身衣》的第二重寓意。
如果说，沉浸于古典音乐的美好境界，从而使自己淡泊宁静，洁身自好是“我”在这个污浊社会生存时心灵深处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的话；那么，第二重“隐身衣”——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人生态度去面对纷繁复杂混乱的尘世社会，“改掉怨天尤人的毛病”，“事若求全何所乐？”则是“我”在具体面对实际人生困扰时的处世原则或不二法门。前者是心灵美丽平静的后防港湾，后者则是经世济用的人生宝典，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如此方可构筑一个美丽的人生。
“我”在生活中的中坎坷遭遇完全有理由使“我”变得愤世嫉俗，怨天尤人，但是，“我”没有走向这一步，而是凭着这第二重隐身衣，在各种困境前应对自如，逢凶化吉，确保了人生的美好和纯净，这就是格非《隐身衣》为读者展示的“桃花源”世界的第二幅美好的愿景。
“我”生活中所遭遇的最大的欺骗和困境主要来自自己的姐姐和姐夫，这二人为霸占母亲留下的房子，煞费苦心，演出一幕又一幕的卑劣的“双簧”兼“苦情”戏，先是借自己的房给我住，然后霸占家产，继而假装夫妻“交恶”，以种种不择手段的方式将我驱逐出去。“我”姐夫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道出了姐姐姐夫心中的罪恶隐秘：“他妈的，这个社会，逼得亲人之间也开始互相残杀了。”我在他们的逼迫下，几乎走投无路，流离失所，最后，不得不接受了丁采臣女人的要求，搬到她所住的盘龙谷临时借住。而在把房门钥匙交给姐姐手中时，姐姐明知“我”的困境，却竟然连问都没问一声“我”的去处，人情冷暖竟然到了这般无情义的地步。而“我”的表现则是平静无语，仅仅是“躲开”了姐姐“哭着要来与我拥抱”的夸张而恶心的表演而已。
在“我”为住房问题焦头烂额、无计可施的狼狈关头，“我”不得不向自己最信任的唯一的老朋友蒋颂平求助，可没想到这个当年自己曾帮他度过一次大危机、而他也曾许诺会“豁出性命”“以死相报”的人竟然是翻脸不认人的一幅无赖嘴脸，而“我”在经受了这种人世最虚伪最残酷的友情骗局后，在绝望昏沉的境况中“想得最多的仍然是”，“赶到颂平的住处，向他道歉，请他原谅”。
这就是《隐身衣》所极力展现的一种平静、隐忍、决不怨天尤人的处世原则，而正是这种处事原则使“我”度过了难关，甚至柳暗花明般让“我”不知不觉中回到了一种极理想的生活状态。
“我”搬到盘龙谷暂时借住后，“第二年十月，我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我们没有办理结婚证书。我甚至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她说，我随便叫她什么都行。我试着叫她玉芬，她居然也乐于答应。”
这个神秘的不知姓名不知来历的丁采臣的女人，实际上可以视为小说真正的灵魂。小说的种种诡异与迷人的内核都与这个人物息息相关。
“我”的前妻玉芬，我的艺术追求与情趣，我的职业自豪感，都和这个神秘的女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的所有神秘韵味和象征寓意都可以在这个女人身上得到最终的解答。
“我”的艺术追求与情趣以及职业自豪感的最大感情象征物就是我在极幸运的拍卖中得到的一对AUTOGRAPH音箱，“我”对它珍爱备至，视如生命。
拍卖过程中，“我的眼睛始终没办法离开它那怕一秒钟。我静静的守护着它，甚至不敢大声呼吸，直至人散楼空。最后，当我以低价八万元拍得次品的时候，整个人都快要虚脱了，像是喝醉酒似的，周遭的一切，都有些虚幻不真”。虽然“由于系统配置的限制，这款箱子暂时还没有办法发出理想的声音。就像一位美貌的少女，刚刚从晨曦中醒来，尚未梳洗打扮。但那也已经够了：我能感受到她压抑不住的风韵，她的一颦一笑，她那令人销魂蚀骨的魔力”。可一旦这音箱顺利出手，“心里总会一直惦记着。一点都不夸张地说，就好像嫁出去的闺女一样。自己不能保护她，照料她，却暗暗希望新用家能像自己一样善待她。虽说明知道她已嫁了人，心里还是忍不住随时要去探望的冲动……如果日后能有机会，到您家再看她两眼，对我来说，简直求之不得啊！”
而对于自己的前妻玉芬，用“我”的母亲的话来说就是：“穷人凭运气，有时候也能捡到宝贝，但你就是没法留住它……这个女人，你也就是过一过手罢了。临了，她还得去她该去的地方”，“孩子啊，能够过过手也是咱家上辈子积下的福分啊”。而在“我”的心中，音箱和玉芬都是我的最爱，音乐就是女人，二者是融为一体的，“当那熟悉的乐音在夜幕中被析离出来，浮荡在北墙有裂缝的客厅里，我禁不住喉头哽咽，热泪盈眶。就好像玉芬从未离开过我；就好像那声音被析离出来的，正是她那满月般如花的脸庞。就好像，在这个肮脏而纷乱的世界上，我原本就没有福分消受如此的奢靡”。
在这些叙述里，音乐与女人成为一个一体两面的象征体，想起音乐时就同时想起玉芬，对音乐的爱与对玉芬的爱是那样密切而不可分，而自己结识并最终得到玉芬的过程与自己偶然得到这对AUTOGRAPH音箱的过程也相同，都不过印证了“我”母亲的那句话，“穷人凭运气，有时候也能捡到宝贝，但你就是没法留住它”，所以，玉芬很快就离我而去，就正如“我”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出售自己的AUTOGRAPH音箱一样。然而，这种失去，这种生命般珍贵的情感，最后在神秘的丁采臣的女人身上都得以重现。她现在成为了这套音箱的主人，而她的心灵本质都与“我”钟爱的音乐和钟爱的女人相契合，她对莱恩·哈特用羽键琴弹奏的《哥德堡变奏曲》的熟悉，她对“我”叫她玉芬的答应，她对“我”母亲的尊敬情感及对母亲当年“预言”毫不反感、默不作声的态度，她在说“爸爸”这个词时“特有的自然和亲昵”，她的许多行事为人的性情与风格……无不与玉芬相似，众多细节无不昭示着这个神秘女人就是自己的前妻玉芬。而冥冥之中驱使我毅然决定到盘龙谷借住的的一种力量实际上就是自己心灵深处对于音乐和对玉芬的那种强烈亲近感的渴望。（尽管小说中没有明示这种影响，只是特别强调这是“我”在当时条件下走一步算一步的无奈选择。因为，在“我”看来，在姐夫“常保国这样的人渣面前失去信用”，“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的”。）
但颇具深意的是，格非在处理这个神秘女人时，特别突出了她的被严重毁容的丑陋外表：她脸上的“横七竖八”已经结疤的伤口，总“仿佛在我眼前无声地复现出，她在遭到袭击或者残酷的蹂躏时，那粗野而令人发指的一幕”，“这张丑陋而令人厌恶的脸，与她白皙、细长的脖子连在一起，让人联想到一朵正在开败的山茶花：花叶和花枝生机勃发，青翠欲滴，可花朵早已烂黑如泥”，可面对这样一张丑陋无比的脸，“我”却并未望而却步，反而心安理得如回到家园一般自然的住下来了，这里昭示的就是一种心灵的隐密的渴求以及命运的神秘力量，“我”从这个神秘女人的身上感受到了一种自己一直都向往的东西——音乐之美和女人之美的集合，而这种美的真正灵魂正隐身于她被严重毁容的丑陋外表下。所以，在这里，“隐身衣”的寓意又多了一重装饰，玉芬正是凭着这种丑陋的“隐身衣”，才得以结束自己先前虚妄、痛苦而恐怖的追求，才得以重新找回自己的理想生活；而“我”也只有在这种“隐身”的状态下，才能找回自己对生活的理想期待。尽管“我”对生活充满了这么多的困惑：丁采臣究竟为何而死？究竟死了没有？ 为何在人死一年之后拖欠的余款又神秘到帐？女人为何被这样残忍毁容？她的凄惨故事究竟有哪些？她的真实身份为何……
所以，“有时，我也会向她抱怨说，我们总不能一辈子这样不明不白的过日子吧？……我一直感到不太踏实，心里有点儿乱，好像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一笔糊涂帐。这样下去，行吗？”
而神秘女人“总是一笑置之”，“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原本就是不明不白的啊，乱就让它乱吧！你要是爱钻牛角尖……恐怕连一天都活不下去。事若求全何所乐？”
这里清楚地点明了《隐身衣》的第二重寓意：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人生态度去面对这“乱”世，别去寻根究底，别去“怨天尤人”，否则，生活就无乐可言。
三、
当我们终于把《隐身衣》的二重寓意清晰地理出来后，我们不能不为格非严谨的思路、缜密的结构而赞叹，可在赞叹的同时，我们却不能不发出另一种疑问：作品竭力表达出来的这么一种“事若求全何所乐”的人生处世观，难道真的足以成为我们在这个纷乱复杂的社会生存的金科玉律吗？尤其是它的回答对象正是人们面对中国现实的种种复杂混乱现象提出的诸多不满和质疑？而这种不满和质疑情绪是绝对不能也不应该回避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就是这部本应属于完美的小说的一处最大的硬伤。这处硬伤暴露了格非作为一名杰出小说家在人格思想境界上的低俗立场，不免让人觉得深深遗憾！
要知道，小说中“事若求全何所乐”的实际回答对象并不是一般的说话不负责任的平民阶层，而是作为社会良心代言人的知识分子。而小说中的针砭对象除了以姐姐姐夫为代表的唯利是图的逐利阶层外，另一个重要的讽刺对象就是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喜欢“杞人忧天”“怨天尤人”的知识分子阶层。
正如小说《隐身衣》的寓意让许多读者不得其解一样，格非作为大学教授的知识分子立场也让我充满困惑。身为知识分子，在大学混迹多年，却偏偏对大学教授类的知识分子不屑一顾，极尽调侃讽刺之能事，这也许是小说《隐身衣》最让我不解的一种“次生”困惑。
“据我跟教授们打交道的经历，我发现凡是有学问的人，总能轻而易举地让你自惭形秽”，这是在小说一开始就宣示明确的一种立场，在格非的意识里，这些所谓的“有学问的”的“知识分子间的谈话”，虽然“很难听得懂”，但“那种郑重其事的腔调和口吻，却不由得你不着迷”，而且，“那是一种能够让任何荒唐的观点立刻变得入情入理的腔调”。比如，他们一会儿抱怨“慈禧太后贪污了海军用来造军舰的一笔款子”“修建了颐和园”，但一会儿又因为“为我们留下了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又夸奖起她来，“由此可见，贪污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一会儿又提出“抗日战争也完全没有必要打”的奇谈怪论，“如果在开战之初就立刻缴械投降的话，少死几千万人不说，中国和日本联起手来抗衡欧美，世界格局也许会发生重大变化”…… “他们总爱成天嚷嚷，汶川地震是三峡大坝蓄水所致；东南亚的海啸是由于海洋温度的急遽升高……除了抱怨，反正他们是什么都不会去做……如果夏天蚊子少了，他们会说，哎呦呦，如今这个世界，已经堕落到连蚊子都羞于活下去的地步了呀；如果蚊子多了，他们又会说，妈呀，这个世界，恐怕也就适合蚊子这样的动物生存繁衍了”……
这就是格非笔下的大学教授们的德行：夸夸其谈，装腔作势；说三道四，胡言乱语；怨天尤人，吹毛求疵……总之毫无道德责任感，无聊透顶，自以为是。
所以，在小说的结尾，作者通过正为一位“教授”安装机器的“我”，对这些牢骚满腹的教授们提出如下严正劝告：“如果你不是特别爱吹毛求疵，凡事都要去刨根问底的话，如果你能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你会突然发现，其实生活还是他妈的挺美好的。不是吗？”
小说就此戛然而止，但真正的问题并未因此而结束。
首先，面对世事的纷繁杂乱，缄口不言，无怨无嗔，果然就能心安理得吗？生活就能变得美丽如花吗？
其次，大学教授们真的只是呈现出如此萎缩无聊、蝇营狗苟、吹毛求疵的思想境界吗？
其三，生活中种种无可回避的社会乱象，种种阴暗、卑劣、无耻的社会风习，难道不应该有人向它们发出抗议吗？难道不应有一些正义的声音“为民鼓与呼”吗？
究其根本，《隐身衣》的处世观不过是对世事的黑暗丑恶乱象不管不顾，不怨不恨，而宣称只需龟缩在自己的艺术小天地了，隐忍顺从，随遇而安，就此，就可以实现天下太平，一切祸患就会云消雾散，逢凶化吉，于是就会“突然发现，其实生活还是他妈的挺美好的。不是吗？”这就是格非小说中展现的处世哲学，这种哲学难道靠谱吗？不！这其实只是一种虚伪的犬儒哲学的说教而已。
其实，格非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宣扬的的处世哲学或人生信仰并不靠谱，从小说中也看得出，他自己明明知道小说中极力宣扬的古典音乐的象牙之塔，并不真的只充满真善美，而同样充斥着假恶丑。小说中通过一名律师之口，对于“我”的古典音乐的“乌托邦”道德境界就给以了有力的戳穿，“在德国纳粹的那些刽子手中，具有精深音乐修养的人多的是，可他们在杀人的时候，何曾表现出哪怕一丁点的善良和仁慈？”而在现实生活中的“我”的最信任的朋友蒋颂平也是一个修养深厚的古典音乐发烧友，但他关键时刻暴露出来的卑劣自私并不比“我”的姐姐姐夫的小市民的庸俗龌龊高明了多少；而对于“我”“在发烧友这个群体中，从未遇到欺骗一类的事情”，律师的解释是：“只能说，你的运气比较好罢了。在一个肮脏、平庸的世界上，运气就是唯一的宗教”。
尽管如此，格非还是让自己的小说主题无可救药的向着一个虚假飘渺的道德“桃花源”世界自欺欺人的堕落下去，还是让“我”在艰难的生活困境中隐忍顺从的度过危机，并最终获得心灵的平静，并在道德境界上处于一个无人可及的高度。而对于喜欢说三道四的知识分子（或大学教授）群体，格非在小说中依然毫不客气地给予了无情的嘲讽。在格非的笔下，这些养尊处优的大学教授们甚至连丁采臣这样的有浓厚“黑社会”背景的大老粗、音盲的道德思想境界都达不到。“我”对于丁采臣的神秘的权势、地位、金钱以及人格甚至作为一名音盲的音乐修养都充满了一种敬畏和理解之心，可以说是唯唯诺诺，诚惶诚恐；但对于喜欢怨天尤人、说三道四的大学教授，“我”却没有丝毫矮人一等的感觉，反充满了一种精神道德上的优越感，甚至义正词严地向他们提出自己严正的劝告。
这是一种很耐人寻味的道德立场。丁采臣充满神秘诡异色彩的盛气凌人、财大气粗、有黑社会背景的粗野狰狞形象，竟然在道德境界上（金钱物质方面的优势更不在话下）都远远胜过有着渊博科学人文知识积累、遵纪守法、通常意义上本应代表社会正义良心呼声的大学教授的形象，从小说的高度象征意义来说，格非通过这种象征，究竟想说明什么？想借此说明，今天的大学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已完全沦落到不可救药、不可信任的地步？甚或已完全沦落成为在那些巧取豪夺的富豪面前相形见绌的精神小人般的萎缩的形象？
显而易见，在这里格非表达了一种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极度失望和否定。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格非在“新浪读书”频道的一个“访谈实录”中得到确证：
“中国现在思想界的争论特别复杂，但是实际上我是很担心的，我觉得不管是哪些极端，它其实带有某种潜表的非常肤浅的极端的那种特征。……这个作品也多多少少反映了我对知识界整个一个状况的忧虑。”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觉得要么我们就死掉，要么我们把这个社会变成我们心目中很好的社会，有非常多的人我觉得在仇恨当中，他忘 了自己。他永远去学会仇恨去怒骂，这个当然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这个社会需要批判。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假如这种批判性把他的生性都毁掉的话非常恐怖。”
在这里，格非虽然也承认“这个社会需要批判”，但在小说中，我们却看不到丝毫批判的影子，充其量也只有“我”对寡廉绝情的姐姐姐夫的“腹诽”而已，而对于蒋颂平的卑劣和忘恩负义的行为，“我”甚至还想向他道歉， 那里找得到一丝“批判”的影子呢？
当然，在小说中格非很巧妙的以“艺术”的形式将生活诗意化，将“教授”们的“言论”妖魔化，再将“隐身衣”的双重“外套”在古典音乐的轻柔曼妙境界中云山雾罩般的铺开；于是，本该严肃沉重的“社会批判”主调就轻飘飘的消失于无形中，取而代之的则是轻盈飘逸的“隐身”二重奏下的“世外桃源”风光，并幽雅地告诉人们：这个社会不需要抱怨，不需要质问怀疑，也不需要寻根究底、明辨是非真假；只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平气和地隐忍顺从，就可以如愿的享受到“他妈的挺美好的”生活。这就是格非为我们这个社会开出的济世良方，其中充满了一种极其猥琐、卑微、庸俗的犬儒式人生理想。这就是小说优雅高贵的艺术境界下潜藏的极其低俗的人生理念的矛盾，这种矛盾实在有些大煞风景，犹如人们在一袭幽雅精致华贵的裙袍展示中突然瞥见了其内核的腐朽而庸俗的支架，以致产生一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无限叹惋！
四、
由此，我忽然悟出国内诸多文学名家们艺术创作的瓶颈所在。一直以来，据说中国文人们都有一种“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很多人都一直在抱怨瑞典文学院的诺奖评委对中国文学的评估实在太低，甚至过于浅薄，以至完全忽略了中国文学的真正价值。这实在不免有些阿Q式的自尊自大。
从格非的《隐身衣》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文学发展的瓶颈在于作家们缺乏一种真正的大视野、大胸怀，缺乏一种悲天悯人的关注人性和现实的思想深度；而更多地满足于文学技巧上的雕虫小技，满足于自我才华的炫示，却不愿、不能或不敢对现实生活的本质进行思考和发掘。即便在与现实困境狭路相逢、躲无可躲的情形下，都能想出金蝉脱壳之策，来个轻灵转身，与生活本质擦肩而过；甚或成功施展“乾坤大挪移手法”，“化戾气为祥和”，把一个本该严肃沉重的主题轻松化，娱乐化或艺术化，最终竟然化“神奇”为“腐朽”，以致作品的视野狭小，思想平庸，格调低下。
格非的《隐身衣》或许可称为近几年来不可多见的在艺术上极为出色、极为精美的一部小说，然而在它精美迷人的艺术外衣下，包裹的竟是这样一颗卑微的灵魂，能不让人遗憾！
这不禁让人想到几乎与此同时出现的马原的被誉为“王者归来”的长篇《牛鬼蛇神》，这部小说在被许多评论家吹捧得天花乱坠时，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其实只是一部华而不实、故弄玄虚的作品。小说致命的硬伤就在于缺乏真正的思想。作为一个曾经的声称“小说已死”的先锋派小说家，马原的创作灵感似乎依然枯竭，他除了在形式上摆弄一些从“第三章”倒数到“第零章”的玄虚“花招”外，其实并无多少真正思想上的创意，甚至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关于宇宙、生命、外星人一类的“高深”议论，也只是一些花拳绣腿式的表演而已，也无法挽救他“小说已死”的困境。小说的线索始终在一些真正的思想之外游移，且始终在回避生活中真正的思考和面对。小说以轰轰烈烈的文革串联拉开帷幕，但却缺乏对文革串联意义的起码思考和反思，“牛鬼蛇神”的标题在这种背景下本来不可避免的就应该和文革牵上一些必然的联系的，可没想到竟然就与文革的“牛鬼蛇神”“井水不犯河水”，撇得一干二净，小说的主题思想竟真得与文革、串联，与文革的“牛鬼蛇神”的悲惨命运有着天远地隔之别。一对在文革串联中结下深厚之情的兄弟，竟然在骨子里都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文革记忆，这种历史遗忘症中所蕴含的人性的诡异实在让人震撼。在一部以文革为背景、以“牛鬼蛇神”为标题的小说中，竟然可以毫无拘束的谈天说地，议鬼论神，而对真正的文革历史本质不置一词，这是一种怎样的“有生于无，无归于零”的超然物外啊！而本该有些历史分量的小说就这样变得如同没有灵魂的空幻的虚壳，成为了作家马原“王者归来”的一次苍白而虚幻的亮相。
这种现象让人极其困惑。一个作家，如果你无勇气或无能力处理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你尽可以回避它，你尽可以在其他领域谈风论月，谈情说爱，或玩穿越，或装深沉……这样，你至少可以对历史显示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显示一种对历史的敬畏感，你至少没有娱乐它、亵渎它。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许多作家似乎却偏偏又喜欢把历史重大事件放在自己的作品中作为“镇山之宝”，以彰显自己作品严肃深刻的主题意识；可在具体的意义表达上却来了一个华丽而轻盈的转身，完全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了。给人的真正感觉只有一个，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一种噱头、一种哗众取宠的策略而已，“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正如刚刚播放过的梁晓声编剧的《知青》电视剧，剧名就彰显着一种毋庸置疑的直面文革知青历史的大气魄，可实际上只不过虚晃一枪，就直奔时尚电视剧的庸俗套路而去了。正如马原的文革大串联历史一样，仅仅是一部传奇剧的新鲜调料而已。而如果按照历史正剧的角度，红卫兵大串联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都是十年文革历史的一个重大的组成部分，它的功过是非的考量价值是不可形同儿戏的，它需要艺术家的非同一般的眼光和气魄，还要有驾驭大题材的艺术才能。如果你没有这种胆魄和才能，你就尽量别去碰它，如果你只是想以它作为一种功利性的经营策略，作为一种广告资源而加以利用，你就可能成为了一个玩弄历史的轻薄小子，你就可能有意无意地亵渎了这段神圣的历史，你就难免有了欺世盗名的嫌疑了。这应该是严肃作家们应引以为戒的一个重大问题。
格非的《隐身衣》在这方面处理的似乎比马原和梁晓声高明多多，他把一个如何在“各种骗术大行其道，令人防不胜防”的社会上的生存问题，巧妙地转化为古典音乐的诗意美感下对人性善恶的拷问，把知识分子的议论时政妖魔化为不负责任的无事生非和无聊的说三道四，把一个深刻的现实生存困境思考导向一个虚幻隐身的“桃花源”缥缈境界，让人在迷幻的“隐身衣”的诱引下进入一个艺术的“幻城”，从而失去对生活的爱憎情感、是非善恶原则，以超然、达观、宽容、心气平和的幌子来“隐身”麻木、保守、猥琐、庸俗的犬儒哲学本质……然而，《隐身衣》无论在艺术上多么精美，如何会“隐身”，它在思想境界上的俗陋、卑微却注定了它在艺术境界上的难成大器。这是我在再三品读并赞叹它之余，内心最大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