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我在高级党校反右运动的尾声中被补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跌入社会最底层，沦落为低人一等的贱民，与地富反坏为伍，并称为“五类分子”，也被称为“黑五类”。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我不得不“低头认罪”，但在思想深处，我却满怀悲愤，拒不低下高傲的头：“我是比你们更加合格、更加优秀的共产党员！”可是，现实比思想更有权威，教训很快就来临了，第一个给我教训的，是一个年轻的少尉军官。
高级党校的教职工中，共有32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我是被划得最晚的。当时，多数右派分子已跟着下放干部到山西太谷农村去劳动改造，留在校里的，只有我和陈仲平、王名衡、许诺、马鸿模等几位也被划为右派的老干部。有一天，我和他们被派去稻田插秧。刚插了不一会儿，就有人来叫我，说有一个人来找我调查，让我到团委办公室去。我过去曾有过多次接待外调的经验，不以为意。
到了团委办公室，只见校团委书记李树生从办公桌前站起来，指着另一张办公桌旁坐着的一个挂着少尉领章的青年军官说：“杜光，这位部队里来的同志找你调查情况，你按照他的要求告诉他。”
李树生是我比较熟悉的，1954年高级党校成立职工俱乐部，校部办公室主任于子元兼任俱乐部主任，我和李树生为副主任。俱乐部的活动，多由我主持，经常同他商量。有一次他还把校团委给校党委的报告稿给我，让我帮他修改。所以每次见到我，他都很热情。但这次就不一样了，扳起脸来，说完就坐下了。
我点点头，应了一句：“好的。”就在那青年军官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刚坐下，就听那军官大吼一声：“起来！谁让你坐的!你这反革命右派，架子还不小！”
这个下马威使我大吃一惊，我只好站起来。我活了三十岁，还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侮辱，即使是大大小小的反右批判会，批判我反党反社会主义，也没有发生过不许我坐的人身虐待！我十分气愤，却无可奈何。这时李树生过来，对那军官说：“还是让他坐下吧，坐下来好谈。”那军官白了李树生一眼，不高兴地说：“坐吧！”
那军官一开始不说他要调查什么，却要我交代上学的经过。我把在家乡上小学，到上海上中学的历史说了一遍。他问我中学有哪些同学，我说了十几个，其中包括黄思兆。他说：“你说说黄思兆的情况。”我这才知道他是要调查的对象是黄思兆。
黄思兆是我在伯特利中学的同学，比我低一班，但同住在一个大宿舍里，彼此很熟悉。他勤恳朴实，学习刻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多次被推选为班长。我在班级里也多次当班长，常在一起开会。我1946年1月离开伯特利中学后，同他有几年没有来往。1952年听说他上了协和医学院，学习实习都特别认真，全身心投入，成为名医吴英恺的得意门生。1953年初他和戴恩凤在协和医院结婚时，我还参加了他们的简朴婚礼。195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高级党校南院的门口见到他们两口子，才知道黄思兆随同吴英恺，被派到离高级党校不远的黑山扈，参与筹建一个胸科医院。此后我曾多次到黑山扈去看望他们，他有时陪我爬上山顶，指着山脚将盖一个专科医院的前景。戴恩凤生女儿时，黄思兆把母亲接来照顾。他母亲慈祥而健康，我有时带着两三岁的儿子去，她总是亲切招呼，拿出当时还十分稀罕的糖果给我儿子。协和医院是归部队管的，黄思兆是军医，挂着中尉的领章。这个来调查的是个青年军官，就可以理解了。
我把我所了解的有关黄思兆的情况告诉那个青年军官。他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说：“你不要替他评功摆好，说说他的问题。”我不知道他说的问题是什么，有点茫然地说：“他原来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现在还是不是就不知道了。”他说：“你不要避重就轻，跟我耍滑头！老实交代你们的政治历史问题。”我又大吃一惊，怎么把我也搅进去了？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在诈唬我，还是掌握了什么扭曲不实的材料，担心他会给我出什么难题。我说：“我的政治历史问题，高级党校的党组织都知道，没有什么好交代的。黄思兆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我没有听说过。”他大喝一声：“你还不老实！你们和卢文渊是什么关系？”我一听就明白，这些搞政治运动的人把你定为运动对象，就会捕风捉影地大胆假设你的问题，然后连蒙带唬，没有问题也要榨出些问题。卢文渊是黄思兆的同班同学卢文深的哥哥，原来也是伯特利孤儿院兼中小学的学生，抗战开始后伯特利迁往香港，1941年初迁回上海，卢文渊就留在香港了。我只听别的同学说起卢文深有个哥哥卢文渊在香港，却没有见过他，也不了解他。所以我对那个军官说：“我认识卢文渊的弟弟卢文深，但不认识卢文渊。黄思兆可能认识他，因为都是伯特利的学生。不过黄思兆回上海时才十二三岁，以后也没有同卢文渊联系，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军官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右派，还这么不老实！你们在香港时常在一起，怎么不认识！”我没有想到，他居然说我到过香港，这可太荒唐了！我说：“我没有到过香港，也不认识卢文渊。”他站起来说：“你没有到过香港？你再说！”我说：“再说也是没有到过。你出来调查材料，应该先把基本情况搞清楚！不要这样无中生有！”这下把他惹火了，他恼羞成怒，手指着我说：“你这个反革命右派，胆敢来教训我！”一面说一面绕过桌子，朝我扑过来，看样子想要打我。我站起来躲开他。这时李树生过来，拦住他说：“不要这样激动！好好谈！好好谈！”把他劝回原来坐的地方。他气恼地说：“他不交代问题，居然还要教训我。”李树生退回去坐下说：“还是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看来，他对那位青年军官的所说所为，颇不以为然。
这个局面有点尴尬。我对青年军官解释道：“我13岁时到上海伯特利中学，在这以前，一直生活在浙江的乡村里，没有到过香港。伯特利中学和孤儿院抗战前在上海，后来搬到香港，1941年初从香港搬回上海，我是伯特利搬回上海后才进去的。卢文渊原来在伯特利，但伯特利搬回上海时他留在香港了，没有回上海，所以我到伯特利中学后没有见过他。”那青年军官说：“那你就交代黄思兆和卢文渊的关系。”我说：“黄思兆在香港时同卢文渊有什么接触，我不知道。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又是同学，免不了会一起玩耍，有什么问题呢！”他厉声说：“有问题才找你，你老实交代！”我说：“我不了解情况，你要我交代什么？”他拍着桌子斥责我不老实，我则一再表示没有什么好交代的。僵持了一会儿，他又站了起来，恶狠狠地盯着我说：“我不相信治不了你这个反革命！”说着话又想冲过来打我。李树生当时一面工作，大概也注意着我们的谈话，一看情况不对，就赶紧过来拦住他，对他说：“不要激动，坐下来谈，坐下来谈！”把他劝坐下后，李树生对我说：“杜光，要老老实实地把情况说清楚。”我说：“我知道的，我都说了；不知道的，我不能乱说。”他可能从我和那军官的对话中，听出了问题所在，对那青年军官说：“我看杜光谈不出什么了，他正在劳动，让他去劳动吧！”他不管那个军官同意不同意，接着又对我说：“你劳动去吧，好好劳动！”我应声站了起来，深为李树生替我解围而高兴，心想如果没有李树生在旁边，我今天非挨揍不可。退出团委办公室时，只听那军官说：“这个人当了右派还那么嚣张！对这样的反革命右派不能太客气，你们高级党校对右派太宽大了。”
我很担心黄思兆会不会成为反右派运动的补课对象。如果这样的话，在类似那个青年军官的批判审查之下，恐怕要吃不少苦头了。但也有一个可能，就是他申请入党，党组织审查他的历史，那就比较正常了。不过，如果他那里的党组织像对我调查的那个青年军官那样捕风捉影挑毛病的话，恐怕入党也困难。我直到现在也不清楚当时部队调查黄思兆是为了什么，但调查者对他具有敌意是十分明显的。过了不久，我听说黄思兆患肝癌去世，十分可惜。他如果能够健康地得以长寿，以他诚恳认真的品格，必定会成为一位卓有成就、造福民众的医生。但他不过三十来岁就逝世了，实在令人遗憾。
我回到劳动的稻田，见陈仲平、王名衡、许诺、马鸿模都坐在田边的树下休息。他们4位都是“三八式”的老党员。陈仲平抗战以前就已入党，是闽西游击队的领导人，一个地区的副专员，1950年到马列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反右时是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在反右前的整风运动中，福建和广东的中共省委以反对宗派主义、地方主义的名义清洗地方干部，殃及陈仲平，材料转到高级党校，所以被划为右派。王名衡是语文教研室主任，著名的抗战诗人，笔名天蓝。他最著名的诗是《队长骑马去了》，结尾几句：“队长骑马过黄河/黄河有不测之风波/你奈黄河何！”曾经脍炙人口。他同胡风有书信来往，反胡风时在全校大会上被批判，整风时对此表示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范若愚讽刺他“没有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不舒服”，于是给他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许诺原任校刊编辑室主任，195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青年与新道德》一书，颇蒙赞许。他曾是湖南某县中共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到延安后适逢抢救运动，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关押审查了一年多。他反右前曾向人谈起这件往事，不无怨言，有人还从《新青年与新道德》里挑出一些毛病，他于是被划成右派。马鸿模是历史教研室讲师，解放战争时期曾是解放军某团副政委，转业后当过中学校长。1951年到马列学院学习，后留校工作。他在反右运动中被人揭发对母亲十分苛刻，引起公愤，批判他的大字报很多。校长杨献珍曾在一次会议上戏言：“马鸿模应该开除人籍！”加上其他言行，最后也难以幸免。
我回到他们中间，气愤地把刚才的情况向他们说了。陈仲平说：“杜光，你不要气恼，以后还会有更多、更叫你生气的事，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马鸿模接着说：“对自己的身份要有准确的定位，我们现在的社会身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人家把我们看做反革命，我们只好逆来顺受。认准了这个必然性，就不要生气了。你生气也是白生气，毫无意义。”陈仲平问我：“你今年几岁了？”我说：“我今年三十岁，孔夫子说‘三十而立’，我却立成了一个右派！”他说：“你才三十岁，还有希望；不像我们，都老毬了，只能苟延残喘了。”他接着又说：“不过人总要活下去！‘适者生存’，我们的环境改变了，只能我们去适应环境，不能要环境适应我们。我们就夹起尾巴做人吧！”王名衡、许诺也说了几句话，劝我要正视现实，具体内容想不起来了。
谈兴正浓时，带领我们劳动的老农催我们继续插秧，谈话就中断了。
59年过去了，当年那个青年军官凶神恶煞般的形象，李树生一再替我缓颊的情景，陈仲平等对我的劝慰语调，仍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右派生涯的第一堂课，它使我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低人一等的贱民，此生此世，只能夹起尾巴做人。但与此同时，我的头脑里仍然顽强地存留着“我比你们这些共产党员更优秀”的思想，傲然地睥睨众生。二十一年的右派生涯，就是在这两种意识的交织中度过的。它一方面迫使我忍辱偷生，不得不像罪犯一样承受着周围投来的鄙视的目光；另一方面，它也鞭策我更加勤奋地劳动，更加刻苦地学习。59年的岁月流逝之后，再来回顾那些荒诞的生活细节，点点滴滴都融进我的历史，成为我这一生积累的精神财富。
至于那位少尉军官，如果他一直没有退役的话，按照他对我这个右派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立场”，大概是会不断得到提拔重用的，仕途亨通，现在应该是退休的上将或中将了吧，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当年面对我这个个右派时的尴尬局面？
人生是一幅繁杂的图像，有灰暗，也有瑰丽；有丑陋，也有美好。记忆就像调色板，把各种色彩渲染在画布上，构成一幅幅画图。画得好不好姑且不说，只要是自己用心画出的，都是值得珍惜的。
2017年3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