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适至今不能被一些人理解认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人说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有损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最近，我在阅读胡适日记的基础上翻阅了一些资料，看到他和蒋介石的交往，一直没有离开言论自由、民主宪政和保障人权等重大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就胡适而言，他既不像革命家似的与当局有一种不共戴天的敌意，更不像投机者那样给人以曲意逢迎、依阿取容的嫌疑；从蒋介石来看，他能够结交胡适这样的诤友，接受对方批评和讽谏，也不大容易。这一切，都是当代知识分子未曾经历、也很难理解的事情。因此，梳理并研究他们之间的交往，不仅可以为胡适"辩冤白谤"（胡适非常欣赏明代思想家吕坤所说的"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还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示。
一、蒋介石曾经送给胡适一个"反党"的头衔
胡适注意蒋介石，是在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当时他正在国外，很关心蒋介石是否"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胡适日记全编》４，第３９１页）。１９２７年４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时候，胡适准备取道日本回国，但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回来。其中原因，从顾颉刚等人写给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出。
顾是胡的学生。早在１９２７年２月，他就写信对胡适说："自从北伐军到了福建，使我认识了几位军官，看见了许多印刷品，加入了几次宴会，我深感到国民党是一个有主义、有组织的政党，而国民党的主义是切中于救中国的。"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无忧虑地说：这是一次民众的革命，民众是不能宽容的"先生首唱文学革命，提倡思想革命，他们未必记得；但先生为段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他们却常说在口头。如果北伐军节节胜利，而先生归国之后继续发表政治主张，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所以他劝胡适回国之后，"似以不作政治活动为宜。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为妙。在他看来，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应该像热衷于党派活动的人们那样，"先顺从了民众而后操纵民众"。（《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４２８至４２９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１９８３年版）４月底，他再次以民众不懂宽容为由，写信劝胡适远离政治。
与此同时，高梦旦也在信中对胡适说："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授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同上，第４２９页）另外，丁文江也劝胡适"最好暂时留在日本，多做点研究日本国情的工作"。（《丁文江的传记》第一三五页，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８６年版）
在朋友们的劝告下，胡适在日本逗留了三个多星期。他仔细阅读了有关报刊后，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发生的一切"确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以蒋介石为首的新政府能得到蔡元培、吴稚晖等"一般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追念吴稚晖先生》，转引自《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七七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７３年版）这可能是胡适对蒋介石的最初印象。
胡适回国后，确实有一段时间远离政治，在接见记者时他也明确表示"我不谈政治"。（《访问胡适之先生记》，１９２７年《生活》第三卷第五期，转引自《胡适年谱》第３３６页，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胡汉民等人提出的《训政纲领》，开始建立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１９２９年３月，国民党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奉行孙中山遗教为口号，将其思想神圣化、绝对化、法律化，从而否定了在训政时期有制定"约法"的必要。于是中国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无论什么人，只要贴上"反革命分子"或"土豪劣绅"的标签，就可以由党的机关任意处置。胡适对这种局面深感忧虑。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又颁布保障人权的命令，但胡适认为，这个命令既没有明确规定人权和自由的具体内容，又没有对政府和党部的权力加以限制，因此它没有尊重人权的诚意。（《胡适日记全编》５，第３９６页，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再也不能沉默，开始突破"不谈政治"的禁忌。４月下旬，马君武先生和他谈话，认为"此时应有一个大运动起来，明白否认一党专政，取消现有的党的组织，以宪法为号召，恢复民国初年的局面"。胡适说"这话很有道理"，将来必然要走这条道路。（同上，第４０２至４０３页）
不久，胡适在《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严厉批评中国社会缺乏人权、缺乏法治的状况。他举例说，安徽大学一位学长因为顶撞蒋介石而被拘禁，家属只能四处奔走求情，却"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这就是人治。他指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制定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至少也应该制定一部训政时期的约法，以保障人权，实行法治。（《新月》第二卷第二号）
胡适的文章引起当局的注意。从胡适日记保存的剪报中可以看出，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案中，对人权和自由的界定略有改变。另外，胡适的老朋友、司法部长王宠惠也对胡适说："只要避免'约法'二字，其余都可以办到。"（《胡适日记全编５》，第４３８页）随后，宋子文向胡适咨询治国大计时，胡还是坚持要召开约法会议。胡在当天的日记中说，自己对政治抱着一种"修正"的态度，"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同上，第４４８页）
随后，胡适又写下《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孙中山以民众素质低下为由，主张在制定宪法之前要有一个"训政"阶段的思想提出质疑。文章说："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任的。'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这便是民权主义的根据。"文章认为："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 文章最后说，没有宪法或约法，就只能是专制。此外，胡适还在《知难行亦不易》一文中批评了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指出这个学说"可以作一班不学无术的军人护身符"。（《新月》第二卷第四号）
三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侮辱本党总理，诋毁本党主义，背叛国民政府，阴谋煽惑民众"为由，要求中央拿办胡适，北平、天津、江苏、青岛等地也有类似提议（《胡适日记全编》５，第４８８页、４９６页、５０１页）。 不久，国民政府饬令教育部，以"不谙国内社会实际情况，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并溢出讨论范围，放言空论"（同上，第５３４页）为由，对胡适提出警告；但是上海市党部并不罢休，胡适终于被迫离开上海，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在此期间，据说蒋介石不仅对胡适采取"优容"的态度，还"企图接过胡适等人的口号，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只是因为胡汉民极力反对，才没有成功。（《蒋氏密档与蒋介石真相》第２８８至２８９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１９３１年初，当局因为罗隆基在《新月》发表政论，迫使光华大学免去罗的教授职务。胡适为了据理力争，曾致信陈布雷，并通过他向蒋介石送去两套《新月》杂志，希望蒋能读一读原文，不要听信传闻。（《胡适日记全编６》，第３２页）有人建议胡适去南京与当局沟通一下，他说，去南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第一，当局必须保证，负责任的言论有绝对的自由；第二，对于善意的批评，政府应该接受；否则我是不会去的。（同上，第３４页）
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期间，清华大学因校长人选引发学潮。战争结束后，清华师生希望在周贻春、赵元任和胡适中挑选一位出任校长，但政府却以赵元任"'非办事人才，胡适议论乖谬，碍难予以任命'，而周贻春又坚辞不就"为理由，否决了大家的意见。（《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５５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８９年８月初版）第二年３月，清华大学派三位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蒋介石在接见学生代表时表示："政府非不欲容纳学生意见，但先征周贻春未得同意，胡适系反党，不能派。"消息见报后，胡适在日记中只写下这样一句话："今天报载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 （《胡适日记全编６》，第９８页）二人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二、初次接触，胡适对蒋介石很不客气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下旬，胡适应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的邀请赴武汉讲学。王世杰，字雪艇，湖北崇阳人。他早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是《现代评论》的发起人和主要撰稿人之一。１９２８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后，他出任校长，为该校新校址的规划和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几个月前，王世杰曾邀请胡适参加武大新校址落成典礼，胡适未能前往（《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１０６页）。这次讲学，显然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
在武汉大学，胡适对王世杰极为赞赏。他在１１月３０日的日记中写道："雪艇诸人在几年中造成这样一个大学，校址之佳，计划之大，风景之胜，均可谓全国学校所无。人说他们是'平地起楼台'；其实是披荆榛，拓荒野，化荒郊为学府，其毅力真可佩服。"（《胡适日记全编６》，第１７８页）据说，后来他还对一位来华访问的美国外交官说："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去武昌珞珈山看一看武汉大学便知道了。"（《走近武大·序》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参观武汉大学的当天晚上，胡适还拜访了正在汉口的蒋介石。为此他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七时，过江，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饭时蒋夫人也出来相见。今晚客有陈布雷、裴复恒。"第二天晚上，蒋介石又派秘书专程来请胡适共进晚餐。晚宴上，因顾孟余、陈布雷、陈立夫等人在场，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胡适送给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后，便早早离去。
胡适认为："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道家兼收并蓄，但其中心思想终是那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道'。"（《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下，第七页，台湾远流版）他还说，无为政治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君主的知识有限，能力有限，必须靠全国的耳目为耳目，靠全国的手足为手足。这便是'众智众力'的政治，颇含有民治的意味。"（同上，第三六页）相反，一个掌握大权的人如果太相信自己，太有为能干，那就是老百姓的灾难。普及胡适的这一观点，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国来说，非常重要。
１２月２日，蒋介石第三次约见胡适。因为有约在先，加之这也是此行的最后一次机会，所以胡适"预备与他谈一点根本问题。"没想到进门以后，有几位客人迟迟不走，所以胡适在日记中说：
我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来。今日之事，我确有点生气，因为我下午还托雪艇告知他前日之约我一定能来。他下午也还有信来重申前日之约。
席上他请我注意研究两个问题
⑴中国教育制度应该如何改革？
⑵学风应该如何整顿？
我很不客气的对他说：教育制度并不坏，千万不要轻易改动了。教育之坏，与制度无关。十一年的学制，十八年的学制，都是专家定的，都是很好的制度，可惜都不曾好好的试行。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定，无计划之可能，……此皆教育崩坏之真因，与制度无关。
学风也是如此。学风之坏由于校长不得人，教员不能安心治学，政府不悦学，政治不清明，用人不由考试，不重学绩……学生大都是好的；学风之坏决不能归罪于学生。
（《胡适日记全编６》，第１８２页）
此外，蒋介石还与胡适谈了哲学问题，并把自己写的《力行丛书》送给对方。胡适发现，书中对孙中山"知难行易"的解释，好像是采用了自己的一些说法。这也说明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吸纳了他的思想，接受了他的意见。
三、胡适对蒋介石的看法开始改变
１９３３年初，日本侵略军占领山海关之后继续进攻热河。３月３日，就在热河省省会承德失守前夕，胡适致电蒋介石，要求他立刻北上，率军抵抗。电文说：
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同上，第２００页）
三天后，蒋介石北上处理热河事件。１３日，胡适赴保定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在交谈中承认，按照他的估计，日军要进攻热河，必须从国内和台湾动员六个师团的兵力。由于没有得到有关情报，他认为日军攻打热河的消息，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谈到这里，蒋介石感叹地说："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的多多！"听了这些话，胡适在日记中气愤地说："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同上，第２０７页）
１９３４年４月，胡适通过蒋廷黻给蒋介石捎去一信，劝他"明定自己的职权，不得越权侵官，用全力专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同上，第３５９页）这大概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书信往来。在此前后，《独立评论》收到北平市政府公安局来函，内有"倾奉蒋委员长谕：各种书刊封面……不得用西历年号，以重民族意识"云云。胡适当即致信蒋介石表示反对。后来，蒋在一次讲演中特意对此作了解释。通过这件小事，胡适对蒋的印象开始有所转变。胡说："他不是不能改过的人，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他的过举。"（同上，３６３页）
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对他多有不满。１９３５年７月，蒋介石要召见罗隆基，胡适除了请他向蒋介石转达自己对中日问题的意见外，还对他说：
依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
我前在汉口初次见蒋先生，不得谈话的机会，临行时赠他一册《淮南王书》，意在请他稍稍留意《淮南》书中的无为主义的精义……
去年我第一次写信给蒋先生，也略陈此意，但他似乎不甚以为然。他误解我的意思，以为我主张"君逸臣劳"之说。大概当时我的信是匆匆写的，说的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希望他明白为政之大体，明定权限，知人善任，而不"侵官"，不越权。如此而已。（同上，５３３至５３４页）
一个月以后，胡适又写下《改革政制的大路》一文，在公开场合下对蒋介石做了善意的评论："他长进了；气度也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他的见解也许有错误，他的措施也许有很不能满人意的，但大家渐渐承认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人谋利益的。在这几年之中，全国人心目中渐渐感觉到他一个人总在那里埋头苦干，挺起肩膀来挑担子，不辞劳苦，不避怨谤，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了。与此同时，文章也告诫说："蒋先生应该认清他的'官守'，明定他的权限，不可用军事最高长官的命令来干预他的'官守'以外的政事。……倘若他能如此做，那才是真正做到了不独裁的全国最高领袖。"（《独立评论》第一六三号）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的西安事变，使胡适深感震惊。他一方面谴责张学良，认为"这祸真闯得不小！汉卿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所误"；另一方面他也强调，"蒋若遭害，国家民族应得一教训：独裁之不可恃。"（《胡适日记全编》６，６２５页）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想邀请一些学者共商国家大计，向《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表达此意。１９３７年１月５日，张从上海到达北平，向胡适、梅贻琦、蒋梦麟、周炳琳、潘光旦、张奚若等人转达蒋氏意图，说讨论的问题有三："一是陕甘的收拾，二是政治，三是对日本。"（同上，６３５页）４月底，胡适去上海开会，顺便看望了刚刚拔过牙的蒋介石。他看到蒋身体瘦弱，气色不好，稍坐片刻便告辞出来。这一次虽然没有深谈，但二人的关系已有明显改善。
四、从"低调同志"到"过河卒子"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召开庐山谈话会。会上胡适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国防教育，二是对日外交。关于前者，他在会上表达了四点意见：第一，国防教育并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而是常态教育；第二，如果真需要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国家高于一切"；第三，在招考中要允许具有同等学力者报考；第四，政府官员和党的势力不得干涉教育，以保证教育的独立。
至于后者，他主张在正式宣战之前，不要放弃争取和平的外交努力。７月３１日，蒋介石夫妇约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等人吃饭。胡适在日记中说："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同上，第７００页）
关于这件事，周佛海在日记也有记录："午，蒋先生宴胡适，张伯苓及希圣等，托希圣等乘机进言，盖渠等以宾客地位，易于说话，不如吾辈部属之受拘束也。……二时半希圣来，言张、胡均进言，不可操之过急，仍须忍耐一次。闻之甚为欣慰，此时不宜在蒋先生前作刺激之言也。"（《周佛海日记》上，第１２至１３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在此期间，胡适与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周佛海等人有过频繁的接触，并把他们视为"低调同志"。比如７月２７日，程沧波与他"谈到半夜"；７月３０日，高宗武请他吃午饭，在座的有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等人，胡适说他们是"南京之青年智囊团"的成员；８月３日，在陈沧波举行的宴会上，周佛海与胡适、蒋梦麟有过长谈；８月１４日至１８日，周佛海又三次拜访胡适，希望他向蒋介石进言，不要放弃和平谈判。
８月１９日下午，胡适与陶希圣在陈布雷的安排下去见蒋介石。他本来想转达"低调同志"的意见，但因为他对许多问题比较生疏，有些话又不便开口，所以这次谈话很不成功。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蒋介石是最明白战争的利害的，不过他是统兵大元帅，在这时候不能唱低调。此是今日政制的流弊，他也不能不负其咎。"在这次见面时，蒋介石要求胡适以非正式大使的身份去美国游说，但胡适没有答应。（（《胡适日记全编６》，第７０５页）
９月３日，周佛海再次造访胡适，"力言其赴美不如留住国内较有作用"，（《周佛海日记》第２７页）但是胡适并没有听从他的劝告。９月７日，胡适在融洽的气氛中与蒋介石见面，并决定立即赴美。第二天中午，胡适与高宗武共进午餐，劝高不要太性急太悲观。他还说：不久前我们"'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胡适日记全编６》，第７１０页）
如何评价胡适与高宗武、周佛海等人的来往，是一件是比较困难的事。一方面，不能因为周佛海后来当了汉奸，就否定胡适当时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应该对当年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有所认识。比如当时最希望中日交战的恐怕就是斯大林了，因为这场战争既可以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压力，又可以削弱国民党的统治，这一切都有利于国际共运的扩张和壮大。
与高宗武吃饭的那天晚上，胡适就起程去了美国。由于他在美国的卓越表现，１９３８年９月１３日被任命为驻美全权大使。为此，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说："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后来他用"过河卒子"来形容这种牺牲。当时蒋介石交给胡适的任务，是争取美国的经济援助。由于美国人民普遍反对卷入战争，再加上美国刚刚颁布了《中立法》，因此要想获得对方的援助是相当困难的。然而胡适上任不久，便得到２５００万美元的贷款。这笔贷款固然与胡适的努力有关，也体现了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居然与苏联的插手有关。胡适逝世后，王世杰对他的助手胡颂平说：
胡先生当了驻美大使之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手下一个最得力的财务助理怀德（Henry D.White）用全力来帮助中国的借款，一切由他去设法运用，得到摩根韬部长的支持。……这样一位同情我们，帮助我们的怀德，原来他是苏俄的间谍，渗透进美国财政部，得到摩根韬部长的信任。他受苏俄的指示，一定要设法使美国帮助我们经济，抗战下去；如果我们接受调停而投降了，日本的武力就会转而对付苏俄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六五六至一六五七页）
这种历史的吊诡，进一步印证了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
五、蒋介石请胡适出山遭到拒绝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于１９４６年７月上旬返回祖国。７月１５日，上海《大公报》以《蒋主席昨邀见胡适》为题，发表了他"被蒋介石邀至其官邸共进早餐，'席间相谈甚欢'"的消息（《胡适年谱》第６３５页）。１７日，《大公报》又报道了胡适的行程，并刊登他在一年前致毛泽东的电报，表达了自由知识分子们争取民主、消除内战、实现多党政治的愿望。
１９４６年底，胡适参加了"制宪国民大会"。他不仅担任大会主席，还被推举为"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委员，为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贡献很大。胡适说：这部宪法的问世，标志着国民党即将结束训政，还政于民，"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胡适日记全编７》，第６４９页）他还说："一个政党抓住政权二十多年了，现在自己宣告取消一党专政，而愿意和别的政党共同担负政权。这是第一个重要意义。世界'政党'有绝不同的两类，一是英、美、西欧的政党，一是三十年来苏俄、德、意的少数专制统治大多数的党。国民党自一九二四年以来的组织是学后者的。但孙中山究竟是受英、美政制影响最深的人，所以他虽然采用苏俄党制，终不肯承认一党专政是最后境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九六二页）
１９４７年初，蒋介石要改组政府，想请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委托傅斯年、王世杰等人说项。但是傅斯年认为，"政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罢了，因此他不同意胡适参政。他在信中向胡适表示："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１７２页）
２月下旬，王世杰奉命从南京飞到北平劝驾。经过两次长谈以后，胡适在信中对王说：
今日分别后细细想过，终觉得我不应该参加政府。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必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我决不是爱惜羽毛的人，前次做外交官，此次出席国大，都可证明。但我不愿意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
我出席国大，是独往独来的。若我今日加入国府，则与青年党、国社党有何分别？
国府委员而兼北大，尤为不可。当日北大同人要孟邻辞去北大校长，是依据孟邻自定的"大学组织法"。我决不能解释国府委员不是官而兼北大校长。
在这封信中，胡适还写道："听说郭沫若要办七个副刊来打胡适，我并不怕'打'，但不愿政府供给他们子弹，也不愿我自己供给他们子弹。"（《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九六０页）在此之前，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也表示，如果接受"蒋先生的厚意"，不但"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还会"成了政府的尾巴"。（《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１７５页）
３月中旬，胡适去南京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年会。１３日，蒋介石请他吃饭，经过再三解释，蒋终于做出"如果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决不会勉强你"的许诺。胡适如释重负，事后像小孩子似的对傅斯年说："放学了！"（《胡适日记全编７》，第６４７页）
３月１８日蒋介石再次约见胡适，说考试院长可以不做，但国府委员不能推辞，因为这不是什么官，也没有多少事，请他一定要考虑考虑。出门时，二人还有如下对话：
蒋礼貌地问："胡太太在北平吗？"
胡回答道："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
蒋笑着说："这不是官！"
从态度和现场表现来看，胡适好像是动摇了，这被蒋介石视为他已经答应此事。回到北平后，胡适考虑再三，终觉不妥，便给王世杰去信："老兄若能替我出点大力，免了我，我真是感恩不尽！"（《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九六三页）随后，他又通过教育部长朱家骅向蒋介石转达自己不能参加政府的苦衷。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汤用彤、饶毓泰、郑天挺等人也致电朱家骅，对蒋介石的征调表示反对："适之先生在北大，对整个教育界之安定力量异常重大。……务祈婉为上达，力为挽回"。（《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１９５页）
此外，傅斯年得知胡适似有动摇后也万分惊愕，他再次写信苦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并说蒋介石不没收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财产，就是没有改革政治的起码诚意。经过一番周折，蒋介石终于不再强求，表示尊重胡适的意愿。
１９４７年底，鉴于国内战争的严峻形势，蒋介石在胡适５６岁生日前夕单独宴请胡适，想让他再次出任驻美大使，也遭到委婉拒绝。
六、蒋介石希望胡适竞选总统
１９４８年是开始施行宪政的一年。这一年年初，李宗仁宣布要竞选副总统，胡适写信表示敬佩。与此同时，有记者说如果蒋介石不参加竞选，胡适乃是第一任大总统的合格人选。为此，李宗仁在回信中说：尽管蒋公当选的可能性很大，但"我觉得先生也应本着'大家加入赛跑'的意义，来参加大总统的竞选"。因为这"是行宪后的第一届大选，要多些人来参加，才能充分表现民主的精神"（《胡适日记全编７》，第７０２页）。
记者的话并非空穴来风。因为蒋介石认为，按照宪法规定，总统没有多大权力，如果他担任总统，将会受到很大约束，不能发挥更大作用。所以他考虑再三，觉得让胡适担任总统，自己担任行政院长更为合适。３月２９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南京召开。第二天早上，蒋介石派王世杰去找胡适，请胡适出面参加总统竞选（《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０二二页）。下午三点，王世杰向胡适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胡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
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
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
但我实无此勇气。（《胡适日记全编７》，第７０７页）
第二天一早，王世杰向蒋作了汇报，蒋让王再做工作。午后，王与胡又谈了三个多小时，胡仍然犹豫不定。晚上八点多，王再次来讨回话，胡才勉强答应。当天夜里，王世杰就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说："很好，我当召集中央执监会议，由我提出。"然而仅仅过了一天，胡适就反悔了。４月１日晚上，胡适找到王世杰，"说他昨天的决定，未免太匆促了。……要请王世杰再向蒋先生郑重申述'最好能另觅他人'的附带意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０二三页）
４月３日，王世杰把胡适的意见向蒋介石做了汇报，但蒋介石还是在第二天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会上，声明他决定不参加总统竞选，并提议国民党应推举一个无党派人士为总统候选人。他说："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①守法，②有民主精神，③对中国文化有了解，④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⑤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胡适日记全编７》，第７０８页）尽管蒋没有说出此人姓名，但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胡适。
对于蒋介石的决定，除了罗家伦和吴稚晖赞成外，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第二天，各大报纸纷纷刊登这一消息。胡适预料记者将会纷至沓来，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转移到一个朋友家去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０二四页）。事后，蒋介石派王世杰向胡适转达会议情况，并代致歉意，胡适再一次如释重负，在日记中写道："我的事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胡适日记全编７》，第７０８页）
关于这件事情，罗家伦在日记中也有记载。他说：蒋介石在临时中全会上提出不参加总统竞选之后，"全场默然良久，因许多人看风色也。我登台说话，极力赞成，谓此举蒋先生不但表现最高政治道德，且表现最高政略，本会当于赞成。……我的话是点明若蒋先生能长行政院，政局倒易于安定。吴稚晖先生于有类似主张，但彼无锡之官话，懂者不多。邹鲁杀横枪，叫道谁赞成总裁任总统者起立，于是大家起立，未起者仅吴老先生、蒋夫人与我三人。"（《罗家伦先生日记》，台湾《近代中国》第一三一期）就这样，蒋介石的想法被否定了。
几天后，蒋介石夫妇专门宴请胡适，不仅通报了会议情况，还讨论另外成立一个政党的问题。胡适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蒋公向我致歉意。他说，他的建议是他在牯岭考虑的结果。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
我对他说，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状，不是坏现状。
他再三表示要我组织政党，我对他说，我不配组党。
我向他建议，国民党最好分化作两三个政党。（《胡适日记全编７》，第７０９页）
１９４８年月９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和华北战场连遭败绩，再加上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受挫，整个社会陷入极度混乱。当时胡适去武汉大学讲演路过南京，蒋介石请他与傅斯年吃饭，大谈币制改革是一大成功，胡却认为这正是"新政策崩溃的一个大原因。"（同上，第７１９页）
１０月底，蒋介石再次约请胡适吃饭。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胡适直截了当提出十条意见。其中有"必须认错，必须虚心"；"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救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同上，第７２２至７２３页）等语。据胡适日记记载，尽管这"都是很逆耳的话，但他很和气的听受。"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蒋介石能够倾听这种逆耳之言，很不容易。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７日既是北京大学５０周年校庆，又是胡适５８岁生日。但由于兵临城下，胡适于前两天已经被蒋介石派飞机接到南京，所以胡适夫妇是在蒋介石官邸度过这个纪念日的。尽管胡适对此十分感动，但是当胡颂平劝他"替政府再做些外援的工作"时，他却很不高兴地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０六三至二０六五页）。第二年年初，胡适又给蒋介石讲了温赖特将军在战争中被迫投降、却不失英雄本色的故事，试图用西方人对战争和人格的理解，劝他放弃抵抗。但是蒋介石却仍然希望胡适前往美国，既不当大使，也没有任何任务，只是"出去看看"（《胡适日记全编７》，第７３２页）。４月下旬，胡适到达美国后向新闻界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胡适年谱》，第７１０页）
七、胡适对蒋介石说台湾没有言论自由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９日，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受到各届人士的热烈欢迎，蒋经国也代表蒋介石前往机场迎接。几天后，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三周年纪念茶会上发表演说，强调"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他说："单单在宪法上有保障言论自由的规定是不够的，我们还须努力去争取。如果我们不去争取言论自由，纵使宪法赋予我们这种权利，我们也是不一定会得到的。"为此，他希望"在朝的应该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同上，第７４０页）
利用一切机会争取言论自由，是胡适此行的最大特色。１２月４日，胡适在立法院欢迎会上说："民主政治最要紧的基础，就是建立合法的批评政府，合法的反对政府，合法的制裁政府" 的机制。（《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二四七页）五天后，他在台北市编辑人协会上强调，言论自由是需要争取的，要把自由看得和空气一样重要。他还说，政府承认新闻独立，扶持私人办报，是获得舆论支持的必由之路；报人说老实话，说公平话，不发表不负责任的高谈阔论，是争取言论自由的主要秘诀。
第二年１月１６日，蒋介石设宴为胡适饯行，胡提出台湾没有言论自由等问题。胡的意见相当尖锐，但是蒋介石却能够接受。这一点，从胡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
蒋公约我吃晚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了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
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我说，宪法止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
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有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
最奇怪的，是他问我，召开国民大会有什么事可做？我说，当然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
他说，这一届国大可以两次选总统吗？我说，当然可以。此届国大，召集是民卅七年三月廿九日。总统任期到明年（民四三年）五月二十日为满任，二月廿日必须选出总统与副总统，故正在此第一届国大任期之中。
他说，请你早点回来，我是最怕开会的！
这最后一段话颇使我惊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胡适日记全编８》，第２７７页）
第二天，胡适在机场上对前来送行的蒋经国说："总统对我太好了。昨天我们谈得很多，请你替我谢谢他。"（《胡适年谱》第７５７页）胡适的台湾之行，受到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有人说："在自由中国，只有胡适一人享有言论自由"（《胡适日记全编８》，第２８９页），也有人说他是一位"象征自由"的老人（同上，第２８２页）。
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８日，胡适回台湾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当天晚上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蒋介石又劝他竞选总统，他重申"为国家作诤臣，为政府作诤友，不愿居官"（《胡适年谱》，第７６５页）的愿望，并表示要全力支持蒋介石竞选。会议结束后，胡适在会见台北记者时，一方面批评新闻界争取独立的精神不够，一方面向大家披露，蒋介石曾向他保证，"今后政府将实施更多的民主措施，人民将获享更多的自由。"（《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四一五页）
１９５６年蒋介石７０岁生日的时候，胡适根据《中央日报》负责人的要求，草成一文为他祝寿。胡适在文章中讲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两个小故事之后，交代了自己的用意。胡适说，我当年在武汉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托人送给他一本《淮南王书》，希望他能够像书中说的那样，尽量克制自己，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那样。今天我要奉劝蒋先生的还是"无智、无能、无为"这六字诀，希望他能够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总统。（《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五五三页）
随后，他在接见台北的一位记者时说："言论自由对政府领袖而言，可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自由的言论，只有增加政府领袖的力量"。他还说："现在为国家办事的人最大弱点，就是在那些人中没有诤臣，只有唯唯喏喏的'是是是先生'（Yes Man），要把'是是是先生'变成诤臣，不是容易的事，只有从言论自由着手。言论自由了，不仅有诤臣，而且有无数的诤臣诤友敢于说话，有痛苦的人可以诉苦，有冤枉的人可以宣冤，政府有不当的言行，有人敢出来批评而不致有犯罪坐牢的危险。言论自由了，政府首长才有无数的诤臣诤友，就不必再靠私人耳目，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力量。"（同上，二五五五至二五五六页）
２０年后，那位《中央日报》的负责人胡健中也披露了此事的一些内情。他说："犹记在民国四十五年总统七十华诞，那时我还在中央日报服务，报社征文为总统祝寿。我就打一个电报给适之先生，请他写一篇文章为总统寿。他答应了，写了一篇寄给我，并有一封信说：'我量你不敢登！'这文章是希望总统'无为而治'，不要管太多的事情。……我当时确很为难，但总统非常宽宏大量，说可以照登，让他去讲好了！这篇文章就一字不改的登了出来。"（台湾《传记文学》第１６８期第２８页）
八、由蒋介石连任而引发的话题
１９５８年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准备回台湾定居。据说为了给他盖房，蒋介石表示要从自己的稿费中拨出一笔款项，中央研究院也要追加预算。胡适听到后深感不安，他在信中对代院长李济说，"我盼望最切的有两点：⑴我要的是一个学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长的住宅。⑵我仍坚持此房子由我出钱建筑。"为此，他先寄上２５００美金，并表示"如有不敷，乞即示知。"（《胡适书信集》下，第１３４１至１３４２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不久，胡适从美国返回台湾。刚下飞机就有记者问关于组建反对党的事情。胡适以不了解情况和对政治不感兴趣为由，避开了这个敏感的问题。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到１９６０年蒋介石的总统任期即将届满，因此谁是下一届总统就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这时，社会上盛传蒋介石为了连任要修改宪法，甚至有人在报端刊登"劝进"电报。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５日，胡适在梅贻琦招待日本友人的宴会上遇见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请张向蒋介石转达如下意见：第一，在明年的国民大会上，宪法将受到真正的考验；第二，为了国家的前途，希望蒋总统为大家树立一个合法而和平地转移政权的风范；第三，为了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盼望他能公开表示不担任下一届总统。第四，所谓"劝进"不仅是对蒋先生、也是对国民党和老百姓的一种侮辱，千万不可接受。他还说："如果蒋先生能明白表示他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他的声望和地位必然会更高。在此之前，胡适曾向黄季陆谈了这些意见，他认为之所以这样，"只是凭我自己的责任感，尽我的一点公民责任而已。"（《胡适日记全编８》，第５９３至５９４页）
蒋介石听到胡适的意见后表示："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即使我要提出一个人来（继任总统），我应该向党提出，不能公开的说。"胡适对这一表态大失所望。他在日记中说："我怕这又是（民国）三十七年和四十三［年］的老法子了？他向党说话，党的中委一致反对，一致劝进，于是他的责任已尽了。"（同上，第６１１页）
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是在１９６０年２月召开的。会议前夕，台湾《自立晚报》发表文章说，由于当局已经明确表示要修改宪法，为蒋介石第三次连任铺路，所以一些忧心国事的人认为，在此紧要关头，胡适应该对蒋介石有所诤谏。但是最近胡适态度比较消极，很少对外界发表谈话。为此，记者对胡适进行采访，得知去年冬天他曾"向当道有所献议"，但遭到拒绝。记者认为这是他缄默并以消极态度以示抗议的真正原因。（《胡适日记全编８》，第６７９至６８３页）会议期间，胡适在接受《公论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仅有一句话，就是坚决反对总统连任。"不过，他在接受《征信新闻》的采访时，却把这个话题改成"我坚决反对修宪"了。（同上，第７０１页）
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以后，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违法舞弊的现象日益严重。为此，《自由中国》杂志的发行人雷震邀请民社党、青年党和许多无党派报刊的发行人召开"选举改进座谈会"，向当局提出改革选举的十五点建议。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还提出应该在"选举改进座谈会"的基础上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以推动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的进程。胡适曾是《自由中国》的名誉发行人，与雷震等人关系密切。胡颂平在其《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说，在此前后，雷震曾多次拜访胡适，请他出面担任新党领袖，均被胡适婉拒。但是台湾学者张忠栋在研究雷震日记后发现，胡适对成立反对党是赞成和支持的。他说："这些日记资料，显示胡适对反对党乐见其成，也显示雷震和反对党对胡适期盼的殷切。"（《胡适·雷震·殷海光自由主义人物画像》，第１８６页，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民国７９年版）
１９６０年７月初，胡适即将赴西雅图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雷震以饯行为名，邀请胡适出席他们的"选举改进座谈会"。胡适在会上希望大家能以和平的方式、容忍的精神、严正的态度和长期的努力，使民主政治、政党政治走上正轨；并恳请大家以在野党、而不是反对党的名义，对执政党起到制衡作用。雷震在７月２日的日记中也说："胡先生提到李万居文章上有容忍二字，希望新党要有容忍精神。他感到我们第一次声明书在骂人，美国人说我们消极，其实指我们骂人，因我们力量太小，不要多得罪人，骂人作号召不是上策，要脚踏实地的自己工作下去，他一定支持。"（同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胡适为什么要一再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蒋介石不能容忍雷震的行为，于９月４日以"涉嫌叛乱"的罪名将雷震逮捕。当时胡适尚在国外，陈诚用电报向他通报这一情况后，他在复电中列举了"政府此举不甚明智"的理由：第一，国内外舆论一定会认为这是"政府畏惧并摧残反对党运动"；第二，政府必将承担摧残言论自由的恶名；第三，给批评政府与成立反对党扣上叛乱的罪名，会贻笑于世界；第四，会对台湾的旅游和外来投资造成不利影响。（《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三三三五页）此外，他还敦促政府应该通过司法程序，而不是通过军事法厅来审理这一案件。
９月下旬，胡适在接见外国记者时，一方面盛赞"雷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付出的牺牲精神，实在可佩可嘉，对得住自己、朋友，也对得住国家"；一方面表示"在这个天翻地覆的时候，我觉得要组织在野党要更加慎重"。（同上，三三三七至三三三八页）
胡适于１０月下旬回到台湾后，与上述"反对党"人士李万居等人有过接触。他一方面劝大家暂时不要成立新党，一方面希望他们对政府要采取和平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他认为只有在不推翻政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取得政府的"谅解"，否则执政党就会先把你打倒。后来，胡适曾把一位美国友人送给他的生日贺礼１００美金转送李万居，作为对李万居所办的《公论报》的援助和支持。
１１月１８日，蒋介石在总统府会见胡适。胡本来不想谈论雷震案件，但是蒋介石却执意要他谈一谈政治。为此，他简单地介绍了国际形势之后，便把话题转到这一轰动海内外的案子上来。
胡适首先指出，蒋介石、陈诚和警备司令部的发言人都没有出过国，"他们不会'深知'此案会发生的反响"；接着指出当局坚持对雷震案进行军事审判，使他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最后他向蒋介石谈了自己对反对党的态度，并提起十年前蒋建议他组织一个政党的事情。临别时，他又向蒋介石将了一军："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胡适日记全编８》，第７２２至７２６页）
让胡适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前一天，台湾军事法庭已经对雷震做出维持原判（十年徒刑）的结论。几天后，当新闻界披露了这一消息时，胡适深感震惊，他只能以"大失望，大失望！"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九、蒋介石为胡适盖棺论定
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７日是胡适７０虚岁生日。为此，蒋介石写了一个大大的"寿"字以示祝贺。过了几天，蒋氏夫妇在官邸为胡适摆下寿宴，邀请副总统陈诚等十余人前来庆贺。胡适过生日一直是按周岁计算的，这一次他表示："我今年是满六十九岁，今天总统祝我七十岁，我就当作七十岁了，我声明明年不作七十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三四二０页）
胡适是在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４日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突然去世的。蒋介石得此噩耗后，写下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以示哀悼。第二天，宋美龄看望了胡适夫人，劝她好好保重。２７日，蒋介石又送来挽额，上书"智德兼隆"四个大字。３月１日是公开瞻仰死者遗容的一天，蒋介石前来吊唁。
６月２７日，蒋介石又颁布褒扬令：
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沈潜道义，浚瀹新知。学识宏通，令闻卓著。首倡国语文学，对于普及教育，发扬民智，收次甚宏。嗣讲学于寇深患急之地，团结学人，危身明志，正气凛然。抗战军兴，特膺驻美大使之命，竭虑殚精，折冲坛坫，勋猷懋著，诚信孔昭。胜利还都以后，仍以治学育才为职志，并膺选国民大会代表，弼成宪政，献替良多。近年受命出掌中央研究院，鞠躬尽瘁，罔自顾惜。遽闻溘逝，震悼殊深！综其平生，忠于谋国，孝以事亲，恕以待人，严以律己，诚以治学，恺悌劳谦，贞坚不拔，洵为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应予明令褒扬，用示政府笃念耆硕之至意。此令。（《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三九０二至三九０三页）
这段盖棺论定的文字，虽有"弼成宪政"云云，却对胡适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努力，缺乏充分的肯定。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３年１月
后记
50年代批判胡适的时候，我还不大懂事。从那以后，胡适及其著述就从人们的视野和记忆中消失，以至在我懂事以后，胡适究竟是什么人，竟成了一个难解之谜。文革遭难，看到父亲办公室里有几本《胡适思想批判》，就保存下来。当时可能是隐隐感到，胡适能够享受那种"待遇"，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直到1986年调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以后，才看到一些有关胡适的资料。让我惊讶的是，就连被视为胡适一大罪状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也根本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么一回事。为了澄清这桩公案，我写了一篇讨论胡适早期政治思想的论文，发表在一家学术刊物上。当时胡适研究虽然开始解冻，但人们对胡适的了解还很不够。李泽厚说："胡适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毫无可言。他的政治见解、主张和观念都极其浅薄（如所谓'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闹中华'之类）、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98至99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出版），就是最典型的例证。直到现在，还有人因袭类似做法，自己没有读懂胡适，却要对他妄加评论。
其实在上个世纪，胡适对世界大势和中国问题看得非常清楚。只要你不存偏见，认真读一读胡适，就会发现他的学术主张和政治思想是一份改变中国落后命运的宝贵财富，只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份遗产才被长期湮没。
90年代初，学术界在全民经商的大潮冲击下异常萧条。为了进一步了解胡适的经历及其思想的形成，我阅读了胡适的早年日记、来往书信和其他资料，发现在他周围还有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也非常值得关注。这是从辛亥革命之前到五四运动以后去欧美留学的一批知识精英。他们学成回国后大多在高等学校和研究机关工作，不仅对我国现代教育和学术文化事业贡献很大，而且还关心国计民生，评论时事政治，充分发挥了公共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作用。
由于在中国近代史方面下过一点功夫，我以为在洋务运动中去欧美留学的那些人对专制统治者具有依附性，在戊戌变法以后去日本的那些留学生又具有革命性和破坏性；相比之下，以庚款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因为他们对自由、科学、民主的理解和热爱，才在人格上拥有独立性，在学术具有开创性，在政治上更有建设性。因此他们是100多年来中国留学运动中根基打得比较好、路子走得比较正的一个群体。可惜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些群体很快被人遗忘。他们的政治选择、学术理想、精神追求和人格风范，竟成了绝唱。这就形成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他们生活的时代离我们很近，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遗产却离我们很远。这也是我对他们产生兴趣的主要原因。
通过研究这个群体，我明白了许多道理，解决了不少疑惑，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我把他们写出来，是想让更多的人分享这份快乐。与此同时，也希望大家在了解他们的过程中，看一看我们的时代究竟缺少什么，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走这么多弯路。
本书涉及到的人物，主要有科学家任鸿隽、文史学家陈衡哲、社会学家陶孟和、政治学家张慰慈和张奚若、教育家蒋梦麟和朱经农、语言学家赵元任和他的妻子杨步伟、地质学家丁文江、出版家王云五、诗人徐志摩以及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段锡朋、吴健雄等人。他们既是胡适的同学、同事或学生，也是胡适最好的朋友，更是中国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术文化的开拓者、奠基人。他们的学问使人钦佩，人格让人敬仰，生活令人羡慕。在写作中，由于资料缺乏以及自己的知识有限，所以我对他们的人格取向和公共关怀介绍较多，对他们的治学经历和学术成就介绍较少；有些人只写了一个侧面，没有顾及全貌。我也注意到，对大家不熟悉的人物要多写，对大家熟悉的人物要少写，这是应该信守的一个原则。值得欣慰的是，许多文章[写好后，往往能在报刊上发表，从而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对于这些报刊及其编辑，我非常感激。
当然，要想在这本书中把胡适的朋友"一网打尽"，也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希望能把这个选题继续下去。这对我来说难度很大。好在有丁东、谢泳、高增德等朋友帮助，让我克服了许多困难。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与努力，这本书不会与读者见面。另外，祝勇和谢泳也为本书提出宝贵意见，对此我深表感谢。
2003年11月2日 于太原市三营盘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