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香港听到夏志清先生逝世的消息，就想写一篇悼念文章。后来想到与夏先生的来往书信都在美国洛基山下，便决定返回美国后再写。于是，就先发一封哀悼的短简给夏太太王洞嫂夫人。信虽短，但寄托着我的缅怀与评价：
夏太太，
刚才剑梅告知夏先生逝世的消息，我非常震惊，也非常悲痛。
前几天（圣诞节），我打电话给您，想和夏先生说几句话，可是他已经进医院了。想到最后的心声未能向夏先生表达，也永远表达不了，心里非常难过。我想要告诉夏先生，您的一生是幸福的，您找到了许多文学真理和文学知音，您为许多被历史活埋的作家仗义执言，您为中国的汉语白话文学在国际上争得许多光荣；您的正直天性传遍五湖四海；您的才华泽溉了许多学子与赤子，包括我，尽管和您有过争论，但也受到您的启迪与关怀。您将永远活着，永远活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永远活在我和剑梅以及您的所有友人与弟子的心中。安息吧！
夏太太，您为夏先生已尽了自己的全部责任，请您节哀并多多保重！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于香港
此信由剑梅发给我的表弟叶鸿基先生，然后转发到"再复迷网站"和新浪"刘再复博客"。几天内，竟有三十多个博客、网站转载，二万五千人次的点击率。可见，国内关注夏先生的读书人还是很多。他的论著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真是无法估量。但又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是西方当代汉学一位当之无愧的真代表。
二〇一一年，许子东先生请我到香港岭南大学"客座"三个月，即将结束时，他召开了一个"中西现代文学研究比较"的研讨会。我的发言便是以夏志清先生为例，认定美国现代汉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历了五代。第一代为夏志清和他的兄长夏济安；第二代为夏济安的入室弟子也可视为夏志清的学生李欧梵、刘绍铭等；第三代为刘绍铭的学生即夏氏兄弟学生的学生王德威等；第四代为王德威的学生刘剑梅、罗鹏、宋伟杰等；第五代为刘剑梅、罗鹏等的更为年轻的博士、助教们。夏志清先生生性坦率，剑梅进入马里兰大学亚洲与东欧语言文学系担任助理教授时，他曾对我说：现代美国东亚系全被大陆占领了，我们台湾不行了。夏先生说的是实话，王德威的学生已逐渐大陆化，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其生源的分母很大，竞争力自然更强。夏先生敏锐地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但感受到剑梅等大陆留学生对他格外敬重后也自有一番喜悦，也许会觉得"似曾相识燕飞来"。
在许子东主持的会上，我的发言着重指出：与国内（大陆）的研究相比，夏志清先生所代表的汉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巨大的优点，这就是研究的率性，完全没有"主义障"、"知识障"。"率性谓之道"，夏先生的"道"，最宝贵的是没有大陆学人那种"精神奴役的创伤"。他敢于面对文学事实、文学真理，该说就说，不情愿说的就不说，但又是很负责任地说。从正面着眼，他先是热烈肯定张爱玲、沈从文等，后又热烈肯定高行健等，都是率性磅礴。他说高行健的《车站》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好，让人意外，（见《明报月刊》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号）但这是他的由衷之言。从负面着眼，他尖锐地批评鲁迅、丁玲、赵树理，我们难以接受，但也是他的由衷之言。我在出国（1998）之前读了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很有保留；而出国之后读了他的《曹禺访哥大纪实》（写于1980年，刊于《明报月刊》一九八四年第十一月号）这是在《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台北联合文学杂志社，1987）里读到的，读后则大为钦佩。夏先生在"纪实"中如此批评曹禺在美国的演讲（1980年访美，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
曹禺的讲辞，肤浅之外转播中共官方宣传听得我很不舒服。把一切罪恶加在"四人帮"头上，表示大陆文艺又在"大跃进"，又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骗得了谁？江青掌权之前，中共又出了些什么伟大的作品呢？曹禺自己的《明朗的天》比起那些样板戏来，又好到哪里去呢？至少《红色娘子军》里还有些舞蹈、武打场面，老百姓还懂得欣赏（当然天天看，也要看厌了），《明朗的天》讲美国人当年在北平研究细菌战，完全配合韩战时期的中共宣传，一点事实的根据也没有，这算是什么戏？
接着，夏先生又对老舍作出尖锐的批评：
老舍自杀，给人家说成烈士。其实"解放"之后，他一直是个歌功颂德的媚共作家，比郭沫若好不了多少，老舍吃亏在非党员，成名前在英国教中文，胜利后跑了一趟美国，误为红卫兵所斗。假如未遭斗争，他也会像郭沫若一样，大拍江青娘娘的马屁的。反正人生如戏，当丑角多编些谎话，又有什么关系？《茶馆》现正在西德、奥国上演，据英若诚言，明年要在美国演出。这个剧本我是读过的，用中共观点写北平人民晚清以来的沧桑史。老舍自己是旗人，最初几景，写晚清民初的官员，遗老，道白处理得很漂亮，后来愈写愈同现实脱节。《茶馆》是不能同《日出》、《北京人》相比的。
对曹禺的批评与对老舍的批评均毫不含糊，锋芒四射。他敏锐地感到，曹禺这位在年青时代就写出《雷雨》、《日出》的杰出剧作家，经过数十年的社会沧桑之后，完全变成一个只有"官腔"的政治传声筒了，不仅只会创作《明朗的天》这种毫无文学价值的宣传品，而且在美国的演讲本身也是宣传品。作为一个率性的文学批评家，夏先生完全不能忍受曹禺的"作秀"（"纪实"中的概念），居然喊出了你"骗得了谁"？！我读了这篇"纪实"，被夏先生的率真震撼了。这是多么难得的天真！这是在诺大祖国广阔土地上多么难以听到的真声音、真批评！曹禺这位著名作家确实"失语"了，确实丧失自身的语言了，确实怀着恐惧（心有余悸）在作秀表演了。读了夏先生的文章，我的心头惊过一阵伤痛。是的，应当想想，为什么一个最善于言语的剧作家会失语？会堕入官腔八股腔？会被改造成一个只会说套话、说废话甚至说谎话的只有面具，没有自己的乖孩子？这是多么值得质疑、多么值得反省的现象。
作为一个中国文学批评者，我不是没有看到这种现象，而是看到了这种现象之后不敢说出来，写不出来。因为自己身上毕竟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即使想说出来，又有哪个报刊敢于发表，敢于质疑呢？那些编者和背后的领导者哪一个不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呢？
夏先生还坦率地批评老舍"一直是个歌功颂德的媚共作家"。这种批评语言过于本质化。其实，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月芽儿》等并无媚共倾向。然而，二十世纪下半叶老舍的创作，确实是一败涂地，确实与郭沫若一样，把自己的创作纳入讴歌文学的体系，耗尽了自己的才华。除了《茶馆》还可以称为好作品（尤其是上半部）之外，其他的都谈不上文学价值。可惜，夏先生没看到，老舍真正的悲剧是他为了迎合政治而丧失了自己的个性与语言却仍然为政治所不容，把自己改造成最后只能写"陈格庄里养猪多"的快板，仍然被逼上死亡之路。夏先生虽然没有说明这一层，但他敢于率性地说出老舍紧跟政治的失败，却是文学批评中的"空谷足音"。胡风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批评老舍，他一直不喜欢老舍，可惜一九四九年后胡风本身也丧失了自由，否则也许会说出一些关于老舍的真见解。
大约是在一九九一年，我才读到夏先生对曹禺、老舍的批评。说实在话，我读后感到痛快，而且对夏先生更为尊敬。然而，这并不等于我完全接受他对整个中国现代小说的整体评价。
（二）
夏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评价，反映在他的评论集《文学的前途》（1974年）、《人的文学》（1997年）、《爱情·社会·小说》（1980年）、《夏志清文学评论集》等书中，但主要是表现在《中国现代小说史》（1957年）上。我在八十年代读了这部别开生面的小说史，真是开了眼界。这部著作，像颗重磅炸弹，在大陆的文学研究界爆炸，直接推动了 "重写文学史"的思潮。八十年代是大陆思想最开放、最活泼的时期，面对夏先生这样的"反共学者"，也采取接纳的态度。于是，一九八五年由钱钟书先生提议，经胡乔木认可，邀请了夏先生回大陆作学术访问。此事在国内引发了波澜。我在全国政协的会上，听到丁玲与冯牧两位长者对此进行严厉的谴责："怎么可以让这样的反共学者到中国？"钱钟书先生虽是政协委员，但他不参加会议，所以我把会议的情况立即向他"汇报"，他笑着说："要说统战，我们倒真的是帮着统战，丁玲怎么连这个也不懂。"其实钱先生也并不是在帮"统战"而是对夏先生心怀好感。一九八九初我应美中学术交流协会（负责人林培瑞）之邀，到五所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访问，临行前，钱先生请我带两本杨绛的《浮躁》，分别送给夏先生与李欧梵先生。钱先生郑重嘱我："海外政治复杂，出国只能讲公话，不可讲私话。"这之前他曾在给我的信中"尖刻"地评说二十多名汉学家，唯独对夏、李二人抱有好感。钱先生还告诉我，夏先生早已写了对他的悼念文章，但去年还到大陆和我见面，听说他路过香港时说：大陆很值得看看。言下之意，是夏先生总不失一份天真天籁。由于我对钱先生衷心敬仰，所以对他的嘱咐，总是视一句为一万句（尽管他曾告诫我不可迷信他）所以我也特别敬重夏先生。到美国，我的第一场演讲就在哥伦比亚大学。一到讲厅，就见到夏先生已端坐在厅里的一张长方桌旁。讲毕后，夏先生和当时尚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唐翼明先生一起请我吃饭，仅此三人，所以话很投机，谈论的第一个主题还是钱钟书与杨绛先生的现状。
尽管有钱先生的推崇和夏先生的热情，我对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仍然很有保留。这种"保留"，不是因为政治，即不是因为我是共产党人（八十年代我是党员），而他"反共"，而是从文学价值观和文学史写作着眼，我不赞成他的过于偏激的"褒此贬彼"：在颂扬张爱玲的〈金锁记〉为"中国现代小说最伟大的中篇"的同时，把另一"伟大中篇"--鲁迅的〈阿Q正传〉说得一无是处，甚至以嘲讽的基调描述鲁迅。除此之外，我的内心深处还觉得夏先生在"开掘"之功里（开掘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张天翼）也有一半值得商榷。重评张爱玲、沈从文，丰功伟绩；重评钱钟书、张天翼则可有可无。对于钱钟书先生，我格外崇敬，但认为他的主要成就在于学问（其学术成就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不是他的小说《围城》。《围城》的幽默只是英国绅士的小幽默，整部小说乃属于"愤世嫉俗之作"（郑朝宗语），并非一流巨著，夏先生评为"伟大"，未必精当。而张天翼的讽刺小说则属于现代文学中的二、三流小说，似乎不必大作翻案文章。这些不同看法，我藏在心里，多次产生与夏先生讨论的冲动，但因为一九九二年秋之后女儿剑梅成了夏先生的学生。而得到夏先生教导与关怀的女儿，一听到我唠叨夏先生的"偏激"时，总是叮咛："他是我的老师，你们一争辩，我就夹在中间了"。女儿的天籁对我有所影响。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夏先生的过度褒贬耿耿于怀，于是在一九九五年八月的一次访谈中，我还是憋不住心里话，温和地作了一次关于张爱玲的表述：
对张爱玲文学成就的充分发现始于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著作给张爱玲以极高的评价，并奠定了近十几年来张爱玲研究的基础。现在台湾、香港、海外的张爱玲研究十分热烈，大陆某些文章也有精彩见解。但大陆所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一直把张爱玲排除在外，新出版的小说史也只是把她作为一般作家放在一小节上轻描淡写，这种政治大于审美评价的教科书显然缺少文学眼光。在重写文学史时，自然应当把张爱玲作为二十世纪新文学史重要的一页。但是，也不应把张爱玲"创造"得过于神奇。一个重要作家，除了自身的创造之外，总是还要被评论者所创造。现在张爱玲已"被创造"到相当精彩但也相当神奇的地步，我们不妨扬弃她的"神奇"，保留她的"卓越"，以使她在地母怀中的灵魂得到安息。
（参见〈也谈张爱玲〉此文收入散文集《西寻故乡》，一九九五年八月）
（三）
写了这篇短文的五年后，我应张信刚校长之邀到香港城市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头半年在文学、语言、翻译系，后一年半在郑培凯先生主持的中国文化中心）。二〇〇〇年十月，岭南大学召开张爱玲学术研讨会。此会十分隆重，夏先生亲自从美国飞到香港参加。会议由刘绍铭教授主持，坐在主席台上的除了夏先生还有刘绍铭、王德威、郑树森、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和我。会前，参加筹备会议的许子东（我的年轻朋友，当时是岭南大学助理教授）对我说：此会大家肯定都在赞颂夏先生，您如果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发表。这样，会议更有学术气氛。"子东兄的话正中我的下怀。于是，我便借此机会向夏先生提出几个问题。因受时间的限制，我便纲要性讲述一下我的发言提纲（发言稿大约一万五千字）。我的讲话先是真诚地肯定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开掘"被历史活埋"的重要作家，让张爱玲、沈从文等"重见天光"的历史功绩外，然后郑重地讲明我的几个观点。
（1）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一场语言实验，成绩虽不理想，但出现了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李劼人等卓越小说家。如果需要在这些小说家中投票选出"谁为第一"，那么，我将把票投给鲁迅而不会投给张爱玲。原因是鲁迅的小说具有更巨大的思想深度，更丰富的精神内涵。
（2）张爱玲的青年时代写出了与左翼文学的大思路（表现"革命"、"时代"等大话题）完全不同的天才作品《金锁记》与《倾城之恋》。可惜，在一九五〇前后（以"小艾"为标志）革命大潮的冲击下，张爱玲守持不住自己的文学观，到了香港、美国之后所写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完全丧失原先的风格--她的天才夭折了。
（3）出国之后张爱玲的文学悲剧，乃是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的悲剧。中国现代文学中两玲的悲剧（丁玲与张爱玲）其性质是一样的，一个从左的方向把《莎菲女士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写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个从右的方向把《金锁记》、《倾城之恋》写成《秧歌》和《赤地之恋》。两人都从"人性"滑向"政治性"，都被政治话语吞食了文学话语。与二玲相比，在现代女性作家中，倒是萧红守持了人性立场和文学语言格局。
我发言后，夏先生便作大家期待已久的讲话。他的讲述虽用英文，但很好听，我大体上听得懂。我感受到，他虽有些激动，但并没有全盘反驳我，只是在其中有一段说，他除了喜欢张爱玲之外，还喜欢萧红。萧红很了不起，丁玲怎么能与萧红相提并论？更不能与张爱玲相提并论。说到这里，显然是针对我而发了。
夏先生讲完话，开幕式的上午会议也就结束了。散会后，《亚洲周刊》记者江迅拦住了夏先生。而我因为午餐被分配与夏先生夫妇同桌，赴餐厅也被安排为同一辆小车。于是，我和夏太太只能在会场边等待夏先生，而且还隐约可以听到夏先生激动得有些激昂的声音。我听得出来，这些声音全是针对我的："刚才刘先生说男性鲁迅看上去比张爱玲高，好像男性总比女性高一些。""鲁迅也是个夭折的天才。完全可以说，从为人和作品看，鲁比张更不如，鲁迅在北京时，与胡适一样，都是不错的文人，但后来却向中共屈服了，做了左联的领袖，你可以说他伟大，但换个角度说，他也成了走狗"。夏先生这些话过后都发表在《亚洲周刊》2000年10月30日--11月5日的访谈录：《世纪再现张爱玲的传奇》及《明报月刊》2000年第12期夏先生的文章《我和张爱玲》及许子东的会议报导："张爱玲与现代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侧记"。
那天我和夏太太王洞站着倾听夏先生对江迅讲了十几分钟。讲完后一起上了小车。一上车夏太太就批评夏先生说："你刚才讲了些什么话呵。我觉得今天再复的发言很好，他首先肯定你的功劳，然后再和你讨论，你却这么激动。" 夏先生听完后连说几个"是吗？是吗？"这之前我从未听过夏太太即剑梅的师母讲过话，这一瞬间她说的一席话，非常通情达理，又贤又慧，真使我感动。这是一个多么明白、多么善良的知识女性呵！然而，这一天我也清楚了，夏先生虽然学识渊博，但还是太脆弱，远比不上我们这些久经磨练的大陆人"神经坚韧"。我们被批判、被攻击得太多因此神经也太麻木了，而夏先生完全没有我们的锻炼经验，一听到不同的意见就反应过度。我还感到，老人也往往像小孩，不可太宠。夏先生在今天的会议上显然太受宠了。我本是理解夏先生的，但因为他无端牵连到鲁迅，让鲁迅又遭到一顿热骂，心里着实有点气闷。所以吃饭时也无心与夏先生说话，而且在会后三、四年里，我便赌气断了与他联系。出了新书不给他寄，过年过节，也不再打电话问候了。二〇〇四年春节，首先受不了的是夹在老师与父亲之间的剑梅，那一年，她到香港探亲，就让我和林岗签署一本《罪与文学》由她带回美国寄赠给夏先生。夏先生接到剑梅的信和我的书后，非常高兴，立即给剑梅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其中有一段涉及我们关系的话，仍然是一片天真天籁：
再复兄一直同我很友善，过年过节会打电话给我，出了书一定送给我，但2000年我去香港开了一个张爱玲大会（我是不想去的，被德威、刘绍铭所逼去成的），但未写paper的，只当一名"贵宾"在场而已。再复兄是写了paper的，把张同鲁相比，当然鲁比张功绩大得多。我对鲁迅亲共，捧苏联文艺一向有意见，不知如何也得罪了再复兄。书也不寄了，电话也不打了。……
此信写于二〇〇四年五月十四日。剑梅把它寄来给我。我读后，非常感动，觉得夏先生还在牵挂我，而且那么在乎我，所以立即给他回了一封信。
夏先生：
您好，虽久疏问候，但常常想念您，近日读到您给剑梅的信，非常高兴。剑梅到美国深造，并有幸聆听您的课程和教诲，终于有所长进。在学期间，您一直给她鼓励，现在还继续关怀着她。对此我们一家都深深感谢您。
我还要感谢您那么认真阅读林岗和我的《罪与文学》，并发现谈列文时书名有误。您的精神这么好，真使我们高兴。
您在大函中提到香港岭南大学评价鲁迅、张爱玲一事。这是我们在不同政治、人文环境中对历史人物的不同感受。评价的差异，其实难以避免，但这纯属学术之争，并不影响我对您一向的敬重（不仅是"友善"），因此，我在论文中首先对您的贡献作了诚挚的，很高的评价。不过，那次会后，我读了您对《亚洲周刊》记者的谈话，心里确实产生过困惑。您和晚辈的我，都是直肠子，都是性情中人，我应坦率地承认此事之后心里有点继续讨教的疑虑，但确实并不影响我对您的敬意。读了您给剑梅的信，见您童心依旧，我自然就会把疑虑放下。
……
夏先生在给剑梅的信中说，他要给我写一封信，果然，他很快就寄来一信，全文如下：
再复吾兄：
剑梅寄我大著《罪与文学》不多久，兄即寄弟新书三种《传统与中国人》牛津新版；杨春时为您编集的《书园思绪》台北九哥出版的散文《精选集》。都是我应读之书，有时间当一一读之。两三年前兄赠我《独语天涯》一书，看出味道，真的看了大半年，再读《漂流手记》此类书，拥有读者，大陆是知识分子流亡海外，还没有第二个像兄这样的不断思索，想问题，对人生，文化、文艺接触也如此之广的。高行健可能也是如此，故兄写文要世界上有识之士都对他重视。行健得奖之后，编者们向我索稿的也有人，可惜我只看过他少数剧本，小说巨著，我至今尚未拜读，精神不够，也无时间，吾兄写大文多篇推崇高君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也立了大功。我在哥大教了剑梅一门元曲，我已退休两三年，德威弟请我开了门课，因为中国戏曲好多年无人教了。剑梅聪明而用功，已拿到tenure 可喜可贺。但兄在世副［世界日报副刊］上引了欧梵的话说她英文写得也好，其实大陆来的高才生，（台湾的也如此）英文程度还不够，剑梅虽已执教多年，在写英文方面还得求进步，写出句子来，简洁可读，没有多余话，这样才会进步。说的每句话，自己要负责，也很重要。例如P39第三段首句，她称鲁迅当"the towering  literary figure"把胡适、郁、郭三人都比下去，此话是说不通的。
我退休不一年，即患心脏病，故近三年并无什么研究成果。今年哥大刚为我出了本论文集（C·T· Hsia on Chinese Literary）五百多页，集的都是退休前写的英文。着力点仍在小说，但《西厢》，汤显祖也有文章讨论。Part，三篇文章皆谈论中国文学，第一、三两篇尚无译文，兄有兴(趣)可先读。兄能看令嫒的英文著作，拙著当然一定也看得懂，看到不通、不当之处请多多指正。
兄有兴挥毫写了封毛笔纸，吾当珍存。菲亚嫂近况可好。内人王洞也已退休，她身体比我好多了。兄自知保重，写文以外，也得锻炼身体，长保健康。
弟  志清拜上 2004年6月30日
二〇〇四年我们恢复了联系之后，便进入关系的"蜜切期"，经常互通电话，互赠书籍。除了感受到他的关怀之外，我还觉得他的心境愈来愈平静，对现代文学中的左翼作家的评价也愈来愈趋于客观。对于鲁迅，他甚至也在稍稍"纠偏"。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寄了一份《文艺报》（二〇〇六年六月六日）的文章复印件给我。（文章作者段崇轩，题为《用"平常心"解读文学》）。夏先生对这篇评论他的文章十分满意，而且感到意外。因为一九八四年《文艺报》曾发表过批判他的文章，把他视为"精神污染"。现在能公平对待，他自然高兴。郑重地寄一份大陆的剪报给我，此举很不寻常。我仔细阅读这篇文章后，觉得此文此事非常重要。因为文章涉及到他对鲁迅与丁玲的评价，说他对鲁迅的论述曾经"多有偏颇"，但因为守持"平常心"和"国际视野"，已消解了"思想的偏见"；而对于丁玲，文章则赞扬夏先生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丁玲的评价有失公允"。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夏先生晚年的思想和态度，我们不妨读读这篇文章的几个段落：
《用"平常心"解读文学》
段崇轩
……
夏志清是一个有着深厚的欧美文学背景和修养的学者，其政治立场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使他得出了中国的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不及承袭基督教精神的西方文学"丰富 "的判断；对倾向于宣传、说教的左翼作家和共产主义作家的作品也没有好感而心存"偏见"。他置身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的坐标系中，不可能完全割裂同环境的复杂联系，这自然是他的局限。其实这种"局限"在我们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也更加可怕，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和作家作品评论，不是一个时期就是一幅面孔、甚至有截然相反的评判吗？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夏志清。事实上，夏志清在理智上对中国文学和作家作品有"偏见"，但通过他的深入研究，他在感情上则认为中国的文学传统"是极为伟大的"，对绝大部分左翼作家如茅盾、张天翼、丁玲、吴组缃、蒋光慈等都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实事求是"的评论。
更弥足珍贵的是，夏志清也许意识到了自己的理论背景和政治立场所产生的局限，因此格外珍视自己的"平常心"--即作为一个读者对作家作品的直观体验。坚守严格的艺术尺度，努力不受各种理论和思潮的干扰，对文学发展和作家作品作出了独抒己见的评判。正如他说的："其实理论未必是好东西，看多了反而没有好处。你在看理论之前，如果没有相当的积累，反而会被理论牵着鼻子走"。用"平常心"阅读文学，用他自己的标尺去衡量文学，使他真正走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隧道深处，看到了其他文学史家没有看到和被忽略了的东西，看到了他喜爱的作家身上的缺陷和他不喜爱的作家身上的优点。这倒在一定程度上校正和消解了他的思想"偏见"，使他的评论具有了一种"国际视野"的特质。他又用自己旗帜鲜明、感情充沛的如椽之笔，营造了一部个性鲜明的现代小说史。譬如对鲁迅的论述，他的评价显然不足，且多有偏颇。这也是他最受左翼评论家诟病的地方。他是站在纯粹的文学的角度来解读鲁迅的，却没有看到鲁迅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政治上对中国文学和一代一代作家产生的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这是他的失误。但他对鲁迅创作道路和作家作品的解读，却时有真知灼见。如他说："《呐喊》集中有几篇根本不能称为短篇小说"，《故乡》"颇像一篇个人回忆的散文"，《社戏》"是一篇关于作者儿时的美妙叙述"。他还说：《阿Q正传》在艺术上是有缺陷的："结构很机械，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关于鲁迅后期为什么中断了小说，而专写散文、杂文，夏认为这标明了鲁迅"创作力的衰竭 "，是"小说家可悲的没落"。我们对鲁迅确实"神化"了，他的局限和失误我们往往视而不见，仔细想想，夏志清的话是有道理的。譬如对曹禺上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雷雨》、《日出》和《原野》三大剧本，我们的文学史向来是奉为"经典"尊崇的，而夏则认为："他的剧本一直未能以成熟和朴实的笔法去表现生活，这暴露了他的粗俗。曹禺一本正经地引用命运、遗传律、弱肉强食的自然现象和阶级斗争以增强他剧本的戏剧效果，但是这种拼凑只表示他自己缺乏一种个人的悲剧视景而已"。这一评判未必百分之百的准确，但他的确从一个新的角度击中了这几个剧本的"要害"。夏志清对他偏爱的作家的批评也是不留情面的。譬如他断然地说胡适的白话诗《尝试集》是"索然无味"的，又说他的文学观是"狭窄"的，话虽简单，份量却够重。
……
夏志清远在美国，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品、资料远不及国内齐全，但他在搜集资料、"细读"文本上下的功夫，实在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譬如对鲁迅的《狂人日记》，他最初的阅读不够深入，论述时的评价就不够。后来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对他的论述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夏志清再一次细读了文本，纠正了自己的错误，重下结论认为："《狂人日记》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譬如对丁玲，夏在《小说史》中也多有指责，评价不足，之后他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反思，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丁玲的评价有失公允"，原因就在自己对她早期和延安时期的短篇小说关注不够，如果当时"细读"了这些作品，他对她的文学成就便会作出"很不一样的描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勇于坚持原则，也敢于修正错误的可敬可爱的学者的形象。
《文艺报》2006.6.6
夏先生如此看重段崇轩先生的这篇文章，极为奇特。这显然并不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基调是对他的赞扬，而是他认同这篇文章所放射出来的准确的关于鲁迅、关于丁玲、关于"坚持原则，修正错误"等信息。并希望我和剑梅能了解这些信息，果然，我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更觉得晚年的夏先生很了不起，他放下了"左右两极，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了，放下曾有的"偏颇"了。他把"政治"搁置一边，用更纯粹的文学眼光评价作家，显然认可"校正和消解了思想偏见"这样的评说。 读了夏先生推崇的文章和了解了夏先生对此文的态度，我和夏先生的心思更相通了。当然，也觉得夏先生更可敬可爱了。
夏先生把这篇文章寄给我，并写了信。信上说："我在海外已60年了，过年前台湾让我当了院士，大陆我的态度也大改，很多人对我表示钦佩，这是我在十年前不能预料的。有人在2006年文艺报写文章讲我，态度极好，我寄一份你们看看。1983年文艺报把我当作精神污染者"。夏先生赞赏段崇轩的文章"态度极好"。可见，他还是在意大陆正直的声音。他和我一样，尽管远离故国，但情感深处，总还是保留着那一片养育过自己的山川土地，还有那一脉永远抹不去的母亲语言。
说起夏先生和我，许多学界朋友可能只记得香港岭南大学的那一次争论，关于鲁迅与张爱玲评价的那一桩学案，却完全不知道我与夏先生的"私交"，这是更好的故事，至少对于我，私下的忘年之情更值得我珍惜，更值得我记忆。一件一件，全像宝石似的，此刻仍在我的心里闪烁。
当朋友们提起我与夏先生的"分歧"时，我多次引用了清代袁枚《小仓山房尺牍》里的"答洪雅存"书，以说明自己的行为。袁枚在此信件中一开篇就说："韩魏公与欧公，至交也，论系辞终身不合；温公与范景仁，畏友也，论乐律，驳辩千言；杨慈湖，亲受业于朱子，而论天命之性，以为不当杂人物而言。古人明辨义理，当仁不让，有何前后辈之分？"这段文字译为白话乃是：韩琦和欧阳修，是至交，而讨论起'系辞'，却终身不相合；司马光和范景仁，是相互敬畏的朋友，但论起乐律，则彼此辩驳到几千言之多；杨慈湖亲自受教于朱子，但论起天命之性，则批评朱子不应该夹杂人物来论证。古人辩论义理，丝毫也不肯退让，之间有什么前辈后辈的分别呢？我认同袁枚，觉得友情归友情，义理归义理。面对真理，应有"当仁不让"的态度，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尊师，也应该当仁不让。亚里斯多德的"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恐怕也是这个意思。我和夏先生辩论鲁迅与张爱玲，面对的是义理。论辩中我没有一刻忘记夏先生不仅是剑梅的老师，而且也是我的老师；夏先生不仅是大家尊敬的文学史家，而且也是我衷心敬佩的文学批评家。出国二十四年，我不仅得到他的关怀，而且时时向他学习。我读他的书即向他学习的时间，比起与之论争的时间，恐怕多有一百倍。
他英文那么好，我的英文那么差；他的双脚直接踏进欧美广阔的文学世界，我却只能借助翻译感受这个世界；他的桃李满天下，而我只有女儿没有学生。他对张爱玲、沈从文认识得那么早，我却长期"执迷不悟"；他对鲁迅的认识虽有偏颇，但也可以成为我神化、圣化鲁迅的解毒剂。何况他那一片对于文学的深情，对于批评的率性，更是稀有。那一次岭南大学会议，那一天早晨只给我十五分钟，时间太短，我无法充分表述自己对他的认识，只顾以锋芒对锋芒、率性对率性。会上只管自我表述，会后只管与他赌气。而他却始终对我念念不忘，而且时时注视我和剑梅的脚步，对我们的著作不仅认真读，而且给予最真诚、最热烈的鼓励。二〇〇八年圣诞节前夕，他接到我和剑梅共著的《共悟红楼》，竞写了这么一段情深意长的话：
国内外父女一起写书而同享盛名的情形还没有过。班固班昭是兄妹而非父女。二位早已发表过讨论文学的书信，现有《共悟红楼》的专书出版，真是难能可贵。
在此之前，即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就在信中就满腔热情地鼓励我们。他说：
你们父女二人是中国文艺界在美国创新境最有成就的两位，不断写书、信给我。这次圣诞节年卡里都附有照片，我看到了，真觉得你们当我是最好的朋友看待，非常高兴。再复兄要返港任教，比我老是在纽约开心得多。剑梅治学忙，还得管家，照顾两个儿子。现在日子辛苦，以后会有酬报。
夏先生的"创新境"三个字，让我高兴了好久。经过千辛万苦得到了思想自由，我知道应把这来之不易的自由用到点子上。这点子，不是功名，不是权力财富，而是"新境"。创造新境界，这正是我朝夕努力的所思所为，夏先生真不愧是我和剑梅的忘年知音。也难怪他在二〇一一年的信中要说"我们早应该兄弟姐妹相称"。
夏先生这个"早应该"，激起我思绪万千，更使我想起夏先生"早"就对我一家的厚爱，也早就把我当作自己的老弟了。细想起来，才想起他对我说过的（直接面对面说与电话上说）一些知心话，例如他提醒我要向王德威学习，说"我们俩的心理都太紧张，不像王德威那样沉得住气。沉得住气才能做大事"。这句话大约是在六七年前说的，我印象很深，所以记住了，也传达给剑梅。剑梅说"可不是，你说到底还是太急。"
一句"早应该"还让我想起一九九三年八月，我刚从瑞典返回美国，先到纽约看望正在哥大深造的剑梅，之后又和剑梅一起去看望夏先生，夏先生非常高兴。他在附近的湖南饭馆请我们一家吃饭。笑谈中一再关心我今后的"饭碗"问题。他知道在美国不能用英文教书，就很难解决吃饭问题，于是他几次提醒我："你的文学知识已足够用了，缺的是英文。关键是学好口语，能讲就能对付。"此次见面，我给他透露自己的想法，说我虽然还关心几位中国当代作家，但从学问的方向上，我将"返回古典。"他听了拍手叫好，并把他自己珍藏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从书架里抽出，还马上挥笔提签，写下：
"转赠再复兄珍藏。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纽约"。
我接过书后才发现扉页上本写着"志清自藏，一九八九、三月"，还郑重底盖了藏书印。显然，夏先生此时是"割爱"给我了。那天，我告诉他，对于中国古代经典，我喜欢《红楼梦》与《西游记》，不喜欢《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他指着自己的"导论"说："你看看我的书，就知道我们的心思彼此相通。《水浒》《三国》全是杀人，杀人。大陆也是杀人，杀人。我以前告诉你，你不信，这一回你自己看见了吧？好了，以后我再也不说了；让你们自己说去。"最后这句话，我刚流亡到美国，在纽约见面，他就如此说。
夏先生关心我的"饭碗"问题，更是关心剑梅的"饭碗"。剑梅作为他的听课学生，他除了授予知识之外，最关心的是她的英语表述能否"过关"以找到一个可糊口的工作。他深知美国东亚系僧多粥少，要找到教职很不容易。因此，剑梅在哥大作第一次英文演讲时，他亲自到场，很早就端坐在第一排（参见剑梅文章《缅怀恩师夏志清》），听完除了给剑梅一鼓励之外，还特地为此事写信给我。信上说"上学期我教了一门元曲，令嫒也是我的学生，全班八人，都很用功。上星期六剑梅宣讲一篇论文（在研究生大会上），我也出席。她读英文，咬字很清楚，文章也通顺，你们可放心，博士是稳拿的。"（一九九四年三月五日）这一年春节，我们通电话时，他又讲了此事，并说了一句话"剑梅以后的饭碗没问题了。"
剑梅是夏先生的课堂学生。他的博士导师王德威又是夏先生最信赖的学子，因此剑梅算是夏先生的双重学生。二〇一〇年夏先生90华诞庆祝会在纽约举行，剑梅第一次放下恋母情结奇重的小女儿Grace，直奔大都会。她让我帮助看好小孙女，我陪着她一个夜晚，那一天她宣称不睡觉，哭得很伤心，擦眼泪的手巾纸扔得满地都是。Grace恋母，剑梅也从不离开她，此次剑梅破例，狠心底让Grace啼哭，坚决去赴会，此事让我明白剑梅对老师的情感有多重。他临走前说"别人的寿辰可以不去，夏先生的寿辰我怎能不去。"剑梅一到，果然夏先生、夏太太特别高兴。她一回到马里兰，就让我观赏她与夏先生合影的照片，照片背后，夏先生特别作了题签。我看了照片，又与剑梅开玩笑说，王德威是你的"教师"，夏先生倒是你的"教父"，剑梅笑而默认。
而夏先生确实"教育有方"。他对剑梅的教育可说是"且温且厉"、"不宠不辱"，很让剑梅受益。他给剑梅等八个研究生开元杂剧课，不仅讲述元曲的来龙去脉、精神内涵和艺术形式，而且耐心地教她们怎样翻译为英文，教大学生如教小学生，非常耐心。这是"温"的一面；而"厉"起来则不讲情面，只面对学术。剑梅把自己构思好的论文提纲交给他，他一看到题目是"革命话语与颓废话语的对话"，就直言不讳地批评说：这个题目"大而无当"。当场给剑梅泼了一盆冷水。但有了这盆冷水，剑梅就清醒了。她立即悟到不可把理论概念硬套入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改变了思路，换了题目，最后才写成《革命与情爱》的英文著作。二〇〇四年夏先生读到我的文章说李欧梵赞扬剑梅的英文"很优雅"后，便在信中提醒我：
剑梅虽已执教多年，在写英文方面还得求进步，写出句子来，简际（洁）可读，没有啰嗦话，这样才会进步。说的每一句话，自己可以负责，也很重要。例如P39第三段首句，她称鲁迅为"the towering literary figure"，把胡适、郁、郭三人都比下去，此语是说的不通的。
夏先生这一提醒性的批评，给我很大的触动，不错，剑梅的英文水平远不足以自鸣得意。以前夏先生的忧虑是剑梅英文水平不足以谋生，所以要求是衣食水平，而现在剑梅当助教了，自然应有新的境界。我当时确实缺少清醒的意识，经夏先生点拨，我立即明白了。因此内心充满感激之情，再也无心计较他最后所说的鲁迅与胡适、郁达夫、郭沫若的高低了。只是过后重读此信时才奇怪，怎么夏先生把鲁迅看得比后三者更低呢？
大约也是这个时间里，夏先生和我在电话里聊天，突然问起：你是不是让刘莲（我的小女儿）学电脑，现在进入IBM了？我说是。他立即批评说：你犯错误了，怎么把刘莲这样聪明的孩子送到机器世界里呢？我们这一行多有意思多幸福呵。夏先生见过刘莲，知道她聪明过人，在给我的信中，他特别嘱托："刘莲早慧，八九岁即能模（仿）金庸写武侠小说，真是才女。"现在得知她学工程，便觉得惋惜。听了夏先生一席话，我真觉得自己错了，生在文学之中竟忘了文学是最幸福的地方。而且感到，夏先生的关怀是根本性的关怀。这才觉得夏先生说的我们"早该以兄弟姐妹相称"是多么重要，如果早就如此，我必定会先与夏先生商讨，刘莲也许就走上文学之路了。
（五）
夏先生和我个人能如此成为忘年之交，除了他是剑梅之师这一原因外，还有三个人的名字一直把我们连结得紧紧，一个是钱钟书，一个是曹雪芹，一个是高行健。
关于钱钟书，我在前边的文字里已有叙述，这里想补充说的是我曾多次调侃夏先生怎么会误听信息而提前写了"悼念"钱先生的文章。对于我的每次提问，他总是说：钱先生对此并不生气，而且认真地读了这篇文章。
关于曹雪芹，他也是一谈就兴奋。"曹雪芹真伟大！"这句话他不知重复了多少遍。一九九四年，他看到我的文章"背着曹雪芹与聂绀弩浪迹天涯"一文，特别告诉我，他年青时到北美漂泊，也总是带着《红楼梦》，他还特地在信中说：
在明报上看到"背着曹雪芹"大文，想起我1947年乘船留美时带了一箱子书，大半皆英文（也有几本德文书），中文书经过考虑，只带了三部，朱注四书、史记与《红楼梦》。
十几年后，他知道我著写领悟《红楼梦》的书籍，又再次表示对《红楼梦》的倾心。他说：
我以纯文学的眼光看《红楼》，把它多与西洋名著比较。后来我对旧中国的看法，愈来愈接近鲁迅，胡适。对《红楼梦》也写了几句发牢骚的话，其实并未改变我对《红楼梦》的看法--它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巨著。我看书很慢，要细细再重读一遍《红楼梦》就没有这份时间。
我完全没有想到，他对我国诸部古代小说经典的心思和我如此相通。他喜欢《红楼梦》，也喜欢《西游记》，却不喜欢《水浒传》的嗜杀和《三国演义》的机谋。在电话里，我们一谈起这个话题，就充满热烈的共同语言。
最让人想不到的也是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夏先生对高行健的率性态度，而这种态度让我最后看到夏先生透明的胸襟和不同寻常的文学眼光。一个文学批评家最宝贵的前提是对文学的热爱和真诚，唯有热爱与真诚，才能对一切文学成就都衷心地欢迎与肯定。高行健是一个低调的作家，从不得罪任何人，可是一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却得罪了一大片。因为他获奖，冲淡了许多"话语英雄"的光辉。但是有两位年长的在汉学界负有最高声望的学者，余英时与夏志清，却满腔热情地为高行健欢呼。余先生在得知高行健获奖后立即借用苏东波的两句诗祝贺高行健：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今已破天荒。
而夏志清先生则发表如此的讲话：
一九八〇年我在巴黎见过高行健，后来又读了他的剧本《车站》。《车站》写得很好，我非常满意。高行健的剧本比另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贝克特写得更好。贝克特的《等待果陀》有点单调。高行健这个人不讲政治，是个真正的文学家。马悦然这个人好，他懂文学。
（《明报月刊》二〇〇〇年第十一号第六十一页）
两位长者这一片天真天籁，给我留下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夏先生的评论共105个字（不包括标点），字字率真，字字有分量。在此百字评论里，夏先生说出高行健三个最重要的品质：
（1）高行健不讲政治。说得太对了。高行健是我们这一代作家中最是远离政治的，可是权势者们为了抹煞他，偏偏把无聊的政治强加给他。
（2）高行健是真正的文学家，夏先生显然看到许多不懂文学的论者对高行健的妄评乱骂，所以他强调高行健乃是真人真才真文学。
（3）高行健的《车站》比贝克特的《等待果陀》写得好。这是惊世骇俗的评价。《等待果陀》已够"经典"了，高行健的《车站》比它还经典吗？这当然可以争论。还有人说《车站》是模仿《等待果陀》哩！夏先生的文学批评从来不顾及人家怎么说，只管自己说出自己的见解。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我正在香港城市大学"客座"，读了夏先生的百字评论，真是兴奋不已。只有胸无芥蒂、心无阴影的真批评家，才能如此耿直地评论文学，当时我抑制不住高兴，就打电话到纽约给夏先生，没想到他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喊叫起来："再复，你发现高行健，你真了不起，你不朽了！"尽管我连说'不'，他还是一味表扬我。这之后不久，高行健到纽约演讲，夏先生特地赶去听，两人相逢时，彼此都远远就伸出双臂，激情之下，夏先生差些跌倒。当朋友把这一细节告诉我时，我再一次兴奋不已，再一次感到夏先生真是性情中人，文学中人，他不愧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
夏先生的百字评论里还"爱屋及乌"，因高行健而夸奖高行健的卓越译者马悦然"懂文学"，这也是夏先生的真心话。说过了几年，他在给我的信中又再次夸奖马悦然：
马悦然曾在哥大教过二三年。看了《高行健论》吾兄所写的Praises，更对他另眼相看。以前只知道他译过《水浒》，哪知道他也译了《西游记》全书，真了不起！他曾请我去瑞典，主教他的一个博士生，给我夫妇旅游Stockholm的机会。
（此信写于1994年）
在夏先生的最后十几年里，我们每次通电话，他总要问起高行健的近况，总要说起他少读高行健的遗憾，也总是要夸奖我较早认知高行健的才华。不仅在电话上说，而且在信中多次说。他是何等真诚呵。二〇〇〇年他一听到高行健获奖的消息，就写信祝贺我："这次高行健获奖，兄功劳最大，可喜可贺。"直到二〇〇八年，他还在遗憾未能多读高行健。他在信中说：
……虽然我兄已写一本《高行健论》，我因为尚未读过他的两巨册长篇小说，连兄的《高行健论》也尚未拜读。我读过他的早期剧本，有些短篇小说和文艺论文。要做的事太（多），年纪大了，精神不够，不能像年轻时那样日夜工作。
二〇〇四年六月三十日
在此信前他就表述过"阅读恨晚"的心情，非常恳切。夏先生对高行健的由衷之情，感动了我。这不是因为夏先生一再肯定我的"功劳"，而是从这件具体的事中，我感受到夏先生在身上有一种对文学的无条件的爱。因为这种爱，他才为高行健的获奖而像孩子那样高兴。夏先生的心灵所以能与高行健的心灵相通，是因为他的心灵没有"隔"，没有概念之隔，没有习性（嫉妒等）之隔，没有辈分之隔。所谓率性，正是无隔无障。夏先生如此真挚地对待高行健的成就，说明他真的是率性之人，胸膛里跳动的是赤子的率性之心。有了这种对文学的真情真性，自然就会对自己的文学理念进行调整，甚至会修正一些自己原来的偏颇。晚年夏先生对左翼作家的态度日趋冷静，也就不奇怪了。一个对文学真正有信念的人，必定既勇于批评别人，也勇于批评自己。在最后岁月中他像和兄弟谈心一样地对我诉说他对左翼作家的看法，让我一直难忘。
今天，我重读他那一封信，仿佛又听到他的兄长般的诉说：
……
最高兴，剑梅认为我是最"贴近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我原先读得不多，拿到英文系博士后，（才）真正评论中国现代文学。我的观点完全是我自己的，没有年轻时读了不少鲁、茅、老、巴作品的感情负担，完全听从我自己的judgment。我是反共的，但最有成就的左派作家，我对他们非常公平，到今天大家承认的就是这一点。
夏先生并不讳言自己"反共"，政治对他并不重要。他的本质是诗人，是思想者，是文学批评家。文学大于政治，文学可以转移他的态度，可以修正他的倾向，他终于公正地对待左翼作家了。因此，我们的心灵也更加"贴近"了。
（六）
夏先生远走了，我感到又是一阵虚空。从他去世的那一天起，这一个多月，我几乎每天都在想念他，从香港飞回美国的途中，也在想念他。一个人，不管学问有多大，地位有多高，最后总得保持一点天真天籁才好。对于夏先生的理念，中国学人过去会有争论，今后还会有争论，但对于他的率直、率真、率性几乎是看法一致，这就够了，真性情毕竟是一种很高的价值。在世界愈来愈世故、愈来愈圆滑的时代里，真性情是多么的稀少，多么的宝贵。夏先生离开之后，我感觉到新的空缺，后悔自己还是向他讨教得不够。唯一可自慰的是在夏先生九十寿辰之际，我郑重地用毛笔写了一封贺信，他读了之后非常高兴也非常珍惜，特嘱嫂夫人王洞好好保存。这封信是我对他的总评价，现再抄一遍以作缅怀：
亲爱的夏先生：
正值您九十华诞之际，剑梅前去参加喜庆盛会，也代表我们一家向您表达衷心的祝贺。祝您生日快乐！万寿无疆！
去年病痛挑战您时，我和剑梅都很牵挂，但您终于征服疾病，身体更加强健，这说明您内心很有力量。渡过这一关卡，您将走进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我们祝您生命前程辉煌无量。
您的一生是幸福的。您赢得了人生两个最美好的字眼：一是"自由"，二是"创造"。前者使您没有任何"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语），独立山顶，直言无忌，该说的话就说，不情愿说的话就不说，从而又赢得率真与快乐，并使您的文学批评也赢得透明的力度。后者（"创造"）则是您的天份与勤奋所成就。您和先兄夏济安先生因为业绩非凡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名的"兄弟双子星座"。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创作双子星座"，毫无疑问是周氏兄弟（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而最著名的"研究双子星座"则是夏氏兄弟了。可惜夏济安先生英年早逝，而您却精神愈来愈好，思想愈来愈活泼。您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拨云驱雾，让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被历史活埋的一流作家重见天光，功劳大矣！您的《中国古典小说》又别开生面，把中国文学经典与西方文学经典的血脉打通，实际上开创了中西小说比较的先河。您对《红楼梦》的评说，极有见地，给了我很大的启迪。您融汇古今中外于一身，自由驰骋于心爱的广阔文学天地之中，所以赢得了庄子所说的"至乐"，真可喜可贺！
二〇〇二年在香港岭南大学张爱玲学术讨论会上，我曾向您讨教过一些问题，这完全是在充分敬重您的前提下所进行的讨论。"因为我敬重，所以我才质疑"--这是我一向的学术脾气。对于我的叩问，您先是激动，以至让我吓了一跳。但过后您却是冷静谦和，表现出一个大学者的宽厚气度。对于这种气度，世人可能还了解甚少，而我却深有感受。
我已出国二十一年。在海外漂流期间，我和剑梅自始至终得到您的关怀与厚爱。一九八九年三月，我在美国做第一场演讲（在哥伦比亚大学），您就亲临支持。之后二十一年，您对我说了许多鼓励的话，特别是许多贺年卡上所写的那些温馨之语，真让我永远难忘。您对我说："因为我们自身强大，所以就不必讲假话"。这一明心见性之论，一直给我力量。
今天，在您九十华诞喜庆之日，我要郑重向您和嫂夫人王洞表示衷心的感谢，并颂身体的健康和思想的快乐永远伴随着您们。
晚     刘再复
敬贺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于马里兰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美国  科罗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