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夏志清认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钱钟书的《围城》代表了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最高成就。这两部作品广泛探索了古代和现代文化语境中知识分子生存的诸多样态与困境，呈现了幽深复杂的道德世界。夏志清品评这两部小说时眼光的转变，也透露出作为批评家自身的成熟过程。夏志清和他所评论的讽刺小说家在艺术上的成败得失，不仅为道德关怀的共同追求作出了生动的注脚，也为“跨文化”批评提供了意味丰厚的范例。
【关 键 词】夏志清/《儒林外史》/《围城》/道德批评
在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享有盛誉的海外汉学家夏志清认为，中国小说以现实主义成就最高，而讽刺小说代表了现实主义写作的最高成就。在其著作《中国古典小说》(1968年初版)与《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初版)中，夏浓墨重彩地向西方世界评荐了两部讽刺小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钱钟书的《围城》。在他看来，这两部作品广泛探索了中国文化语境中知识分子生存的诸多样态与困境，呈现了幽深复杂的道德世界。由于他的品鉴，《围城》确立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而其“《儒林外史》论”虽未能在中国学界引起关注，其批评眼光可能更为成熟细致。
一 吴敬梓的道德世界
在夏志清看来，《儒林外史》的成功源于作者所持的“现实主义态度”：“没有一部古典小说一开始便具有如此深刻的现实主义直觉把握”；以此为准衡，可区分《儒林》中呈现的两类“喜剧场面”：一种根植于对社会风俗的实际认识之上，另一种则属于夸张的讽刺文学，有意地从现实转向荒谬。①
何谓“现实主义”？在一个现实主义已经被滥用到无所不包的今天，需要通过夏志清的批评来重温其内涵。现实主义，首先意味着作品人物的真实性，这个人物与他的生活是融为一片的，所以真实的人离不开真实的环境、风俗描写。这是表层的真实。其次是揭示人物生存的真实状态。作者完全呈现了一个真实环境中的人物的实际生活，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物的生存本身是真实的。生存的困难与歧路在于，大多数人“以为”的自己和“实际”的自己，并不对等。因而出现了人格的伪饰与分裂，乃至以自我戏剧化表现出的心理冲突，都是偏离了真实的轨道而产生的现象。这些人物出现认知偏差，是借助智者的“慧眼”可以观察到的，但他自己虽然未必自觉，一个生存于虚假中的人物，其缺乏自知之明而带来的面子与里子，自我与他人的冲突与痛苦却是真实的——一如包法利夫人的痛苦，并不因其生存的虚假性而得以取消。作家如何揭示这种痛苦？
深层的人性真实必须借助对环境与人物的真实呈现才能予以揭示。一个深深嵌入特定文化风俗的人，全面承受着此文化内蕴的冲突而带来的压力，他所面临的尴尬与困境才更真实有力，从而引发严肃的思考：人应该如何生活？这就带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前提性条件，现实主义，意味着作者正视现实，对于人生经验有着活泼的吸收吐纳能力，能够“设身处地”虚构一个有着自身情感生活逻辑的人物，以及相应的生存环境。设身处地，要求作者有无限的同情能力；然而同情不是赞同，依然要在这种真实的生活与人物中看出不合理，带着对道德问题的紧张，探询成熟的人性及严肃的生活应有的模样。是以“批判性”乃讽刺现实主义小说的价值根本。但讽刺首先意味着距离——心理、情感的距离，乃至价值观的距离。如何处理有距离的讽刺和设身处地的写作态度这看似悖反的两者，使之达到高度的平衡与融洽，是任何一位讽刺小说家都将面临的挑战。
吴敬梓笔下的周进是一个成功的创作范例。周进想象中的自我难以融合于实际人生，这两者显见的落差为他的人生抹上滑稽的色彩；但是，他的痛苦本身确凿而实在，我们即便看到人物生存的虚妄，对陷入如此境况的人物之悲恸却不能漠视轻忽、嬉笑玩弄。周进看贡院时的戏剧性场面，虽然有几分夸张，但依然是天才洋溢的一笔：“周进这个谨小慎微、逆来顺受的人，对于所有那些伤害他的人都是恭恭敬敬，最后所领受到的，是一场悲痛欲绝的大哭，这完全符合他的个性。”②
但在严致和与范进等人的塑造中，作者显然失去了分寸。严致和极端的吝啬与他之前给人的印象太不一致，而范进不知苏轼这类惊人的孤陋寡闻，显然已经脱离了这些人可能的生活实际，他们被叙述人硬生生从自己的生活里剥离了出来。假如他们地下有灵，大概也会像《灵感》中的人物，跑出来申冤：“你在书里写得我们又呆又死，生气全无；一言一动，都象傀儡，算不得活泼泼的人物。”③伴随着那些漫画式的滑稽人物出场的，是叙述者心不在焉的嘲弄。这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背对着他笔下的人物，着意要显示自己的讽刺才华的叙述者本人。这突然的转身，成全了他夸示性的嘲弄，却也同时以失去对笔下人物的耐心体察为代价。
这里，上述的距离控制的悖反，就形成了一种值得讨论的现象：讽刺，究竟以无情还是有情为更高境界？在“无情的讽刺”成为人们随口称赏讽刺作家才华的同时，同情而克制的讽刺或许更难企及。剑桥学者F. R.利维斯评价一位作家时说，“她是绝顶聪明且有自知之明的人，纵使她要嘲讽，也不可能超过偶尔为之的程度”。因而她笔下的讽刺对象“与我们的距离远非我们洋洋自得地相信的那样遥远”。④熟谙利维斯批评的夏志清一定留意到这段经典评语，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吴敬梓，这一类“过分轻蔑的奚落”⑤不过表明了讽刺作家的失陷：像这一类的笑料，通常总是由于它们对于文人学士阶层的毁灭性的暴露而得到批评家的赞赏，但实际上所具有的讽刺力量是很小的。因为它们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夏志清讨论的讽刺小说之“现实性”问题，实则涉及叙述者自身的姿态，因为对笔下人物的道德关怀必将融化为一种妥帖恰当的叙述态度，从而显示其道德世界。细观《儒林》，吴敬梓的道德视野并不单纯，他的讽刺是具有不同侧面的多刃刀。
醉心于科举功名的文人和假文人是《儒林》显而易见的讽刺对象；真假文人的标志是有无真知。作品里的马二先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他学识狭隘浅陋，在大自然面前毫不动情，在餐桌上举止粗鲁如同乡下人，但是他心胸宽大，他的仁慈善良通过他的土里土气的话而闪现出来，显得不同一般。夏志清指出，“在吴敬梓对于文人的讽刺中，他的关于文化修养的理想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关于道德的理想最终决定这作者对于小说人物的态度。一个文人可以保持道德的完善，即使他的文化教养由于其治学途径的影响而有严重的缺陷”。因而必须将马二先生置于小说最为惹人喜爱的人物之中。
吴敬梓理想的文化修养，是富有层次感的儒家道德序列。匡超人是马纯上帮助过的年轻人，刚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勤奋好学，乡邻和知县对他多有好感与提携。但是，获得功名的匡超人在一系列事情中很快显出他道德软弱的迹象并日益堕落。他的行迹让人想到巴尔扎克《邦斯舅舅》中的“牡蛎美人”茜博太太，他们开始有的只是一种未经考验的美德，然而“一遇时机便放弃德操”。但是，“吴敬梓并没有像早期的说书人那样对他进行惩罚，相反，他把他送上他自己要走的路，让他越走越远并获得更大的成功：在这里，道德谴责的暗讽已经足矣”⑥。
在作者看来，正是功名之心导致了匡超人的腐化和堕落。而“按照王冕的标准来看，似乎一个人如果怀抱着强烈的对尘世功名的向往就注定要堕落”⑦。但是，更为细致的讨论是：
一、如果功名之心导致腐化，那么远离官场是否能够成就士大夫的美德？我们看到，尽管对真假文人的讽刺构成《儒林》中显见的层面，作者并未将科举制度视为唯一的讽刺对象，沉溺于追求在社会上和文学界的“清名”同样构成了士大夫阶层的隐秘的人生诱惑。这种成功较之于官场高名更符合儒家知识分子对“高雅自我”的期待：
这类文人有着不从流俗的自我意识(雅)，瞧不起那头脑狭隘而粗鄙不堪、醉心科举的文人(俗)。但是，小说的讽刺力量在于，作者对于这两种类型的文人采取了公允的态度，而并未有所偏爱。如果说通过科举而获致成功的教育途径过于狭窄的话，那么由高雅的文明所培养起来的那一类人——对艺术只有浅薄涉猎的文人——他们的风尚习性也是应当受到指斥的。⑧
然而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对艺术已有高度修养的人，譬如小说中的王冕、杜少卿等人，他们的风尚习性是否就值得首肯？
二、作品中的理想人物杜少卿推辞朝廷的邀请，放弃施展才干的机会看上去是清高之举，这种企图以高雅的享乐来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的正直和诚实；但是，“如果所有优秀的文人都放弃他们出仕的责任，那么他们不就会将这个世界永远丢弃到那些汲汲追求私利的世俗的人的手中吗？”⑨吴敬梓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庄绍光是与杜少卿对应的人物，他被举荐进京。但是他的命运表明，尽管他笃守儒家教义，以经世为责任，仍会遭到环境和命运的排斥。
吴敬梓以复杂的笔墨探讨了知识分子在那一时代的可能性，以此展现了一个道德的秩序世界。同时呈现了知识者生存的窘境：诱惑，与对诱惑的拒绝，都可能导致歧路与陷阱；出处进退，都难免碰到伦理的瓶颈。
但是，当我们关注被置于伦理秩序顶端的人物杜少卿、王冕时，吴敬梓的边界也同时显现。这一点是由夏志清为读者揭示的。吴敬梓同他的主人公杜少卿一样，表现出一种明显的贵族政治倾向，“由于他显赫的家庭背景，他认为名声、地位、财富是一个人理所应当有的东西，不是追求所得来的，如果一心一意去追求，那就太卑鄙了”，“这种清高在王冕身上体现出来，而在杜少卿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杜少卿与王冕不同，“他与生俱来的是一个值得夸耀的姓氏和一笔财富，既然他不能去掉自己的姓氏(实际上这姓氏随着他的慷慨挥霍变得更为出名)，这就给了他某种悖逆的惬意，去倾尽自己的家产以重获自由”。吴敬梓显然要把杜少卿塑造成一个理想的魅力人物：一个诚实坦率，粗放慷慨的人。但是，细心的读者却能发现他的这些“美德”与我们心目中的稍有参差，一个微妙的道德问题由此呈现。杜少卿离家去南京这件事发生之前的故事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如果放在作者所赞赏的“慷慨大方”的范畴来领会的话。许多人向他伸手要钱，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他竟然使自己陷入贫穷拮据的境地；而他所资助的人是否因而更放纵贪欲？夏志清指出，尽管杜少卿天性慈善，他的慷慨仗义却更多地显示出一种贵族自豪感。他喜欢充当恩主的角色，坚持一切都由自己承担费用，在别人求助时不说一个“不”字。正如去拜访一个知县就有失他的尊严一样，拒绝一个请求也是违背他的性格的，不管这个请求是多么不合情理。这不是自觉的善行，而是一个受到“骄傲”诱惑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的弱点。“我们称之为慷慨的，经常只是作为一个赠予者的虚荣，我们爱这种虚荣要超过爱我们所赠送的东西”⑩。吴敬梓对杜少卿的弱点并非毫无认识，文中借助娄太爷之口告诫他慷慨仗义不能贤否不分，堂兄杜慎卿则说他“最好做大老官”。但是，作者对这种优秀者的弱点显然持有同情的欣赏，其中洋溢着自我对象化的成分。具有如此文化理想的作家，在讽刺他的对象时难免也会暴露某种不足：“出于对暴发户的根深蒂固的仇恨，在讽刺以彭乡绅为代表的他家乡的暴发户时，他显然失去了讽刺时应有的自制，我们看到他萦萦于心的宿怨占了上风。”(11)这里的讽刺因带有更强烈的个人色彩而限制了艺术表现力。
夏志清评价文学的背后有清晰的英美人文主义传统。此处对个人性的敏感，即源于T. S.艾略特对成熟心智的理解。在艾略特看来，“每一位诗人都从自己的一些感情出发……和但丁一样，莎士比亚也从事于一场斗争——对于诗人来说，只有斗争才有生命——斗争的目的就是把个人的和私自的痛苦转化成为更丰富、更不平凡的东西，转化成普遍的和非个人的东西”(12)。“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天才都在于他又把他个性中的破坏性倾向塑造成大于他自己的东西，从而抵制他们的能力。”(13)以这样的眼光来衡量吴敬梓的创作，你会看到，由于作者和书中主角的关系过分密切，不免时常流露出“自怨自艾”的情绪，以至无法产生带有讽刺意味的客观性：“只有当他在探讨那些跟他极不相像的人的命运时，他才是个有把握的小说家，像契诃夫一样地融合了同情与讽刺。”(14)
对成熟心智的辨析，源于如何理解自我这样一个严肃的主题。对比中英文学，对“骄傲”的理解可能大不相同。骄傲是自我过大，自怨自艾的心理动力仍然是自大。杜少卿在贤否不分的“施舍”中欣赏着能力无边的自我，而吴敬梓则在牢落不平的创作中谴责这个日益堕落的世界。确如艾略特所指出的，“再没有把自己想得好更难克服的了”。
面对同一人性，各种文化观察点不太一样，所看到的层面、重点也有所不同。这并不表明某种文化更优越。然而我们只有借助更全面的文化眼光，才能对人性有更透彻的体察。深受英美文学传统熏陶的夏志清对英国文学中“骄傲”主题的敏感，使他对中国文人心理的这一弱点有特殊领会，因而弹奏出“《儒林》论”的精彩华章。(可以比照的是其兄夏济安对王昌龄“闺怨”的女主人公“虚荣心理”的点拨。)
二 优越者的笑声
中国文人小说的作者似乎总难免为某种怨愤不平的情绪驱使而写作，显示出以自我为核心、囿于自我申辩的写作倾向，从而酿成文学和生活中的感伤主义。同样具有深厚英美文学修养的钱钟书很早就注意到感伤主义的种种表现，他说：“英雄失路，才人怨命，Satan(撒旦)被罚，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被絷的情调。……可怜的宇宙不知为了什么把我们的诗人开罪了，要受到这许多咒诅”；“不能东涂西抹，浪抛心力了，要改变拜伦式的怨天尤人的态度，要和宇宙及人生言归于好”。(15)其《围城》就充分体现了他“好谐谑而无牢骚”的风格特点。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这部小说予以了最高褒扬，认为这是文学史上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在此前提下，让我们从讽刺者自身的道德视界来揣摩《围城》中的人物造像。
孙柔嘉首次在她未来的丈夫面前出现时的相貌描写：
孙小姐长脸，旧象牙色的颧颊上微有雀斑，两眼分得太开，使她常带着惊异的表情；打扮甚为素净，怕生得一句话也不敢讲，脸滚滚不断的红晕。
夏志清评论道，这是现代中国小说中最细致的女性造像。柔嘉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产品，刚上场她看来羞缩沉默，日子久了后就露出专横的意志和多疑善妒的敏感，这是中国妇女为应付一辈子身陷家庭纠纷与苦难所培养出来的特性。
另一处为读者熟知的是对鲍小姐的嘲讽：
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温暖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16)
如果说这段针对着装效果的“论证”在获得效果之余让人稍觉难堪的话，那么，下面一段针对不足两岁孩子的讽刺性描画让读者很难跟随作者发出笑声：
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中国人的脸。(17)
由无辜孩童而延展至中国人的这番讽刺性比喻，已经有失妥当地置普通人的尊严感不顾，在这里我们感到作者有种置身局外的优越感，在嬉笑嘲谑中智性的触角毫无顾忌地拂过人物的脸面，它不经意地触犯着普通人的质朴感情。不顾分寸地嘲谑最终暴露的是人性的弱点，波德莱尔告诉我们：“笑是邪恶的，因而是深具人性的。在人来说，笑是意识到他自己的优越的产物。”(18)讽刺作家极易堕入虚骄自负的荣耀，在《围城》诸多比喻翻起的阵阵笑浪中，一个腐化堕落的世界为作者提供了展示其过人才智的绝妙空间。
重新考量这两位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讽刺小说家，吴敬梓乃是萦绕于个人悲喜得失而陷于“情绪性感伤”；钱钟书则出于智力的优越导致了讽刺的越位。为何1950年代的夏志清未能以利维斯式的敏感点出这乃是“优越者的笑声”？究其原因，恐怕在于就个性而言，夏志清与他所评析的钱钟书同属于机智型人格，极度聪明自信。然而这同时也给其创作与批评留下不可讳言的缺陷。一如钱钟书在小说中一再技痒地展示其聪明机智，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自己不太欣赏的鲁迅、老舍、巴金、赵树理等作家亦常发狂妄无稽之谈。如若我们向小说家要求道德关怀，那么我们同样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希望批评家具有“成熟的道德敏感性”。可惜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表现出的道德敏感性恰恰令人生疑：评点中国现代小说时，他的自信几乎超出了一位批评家所需要的限度，他所再三致意的道德问题因此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未经实践的话语表态。
然而七年的时光，足够使一位聪明的批评家躬身自省，这一过程，使批评家的个性更趋成熟。T. S.艾略特在谈及诗人批评家心智发展的时候，深有体会地描述其过程：从“沉醉于本能需要”到“开始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能力”，以至于“开始探询自己为何喜欢一位作家，并试图弄懂为什么未能正确地鉴赏某一位作家”。这时，“他不仅是在试图理解那位作家，而且也是在试图理解他自己”。(19)
1976年，一个偶然的机缘中，(20)夏志清修改了他对《围城》的看法：“赫胥黎同钱钟书一样，人太聪明了，早期写的小说不免玩世傲物，同代的人，除劳伦斯外，全加挖苦，一个也看不上眼。这是二人吃亏之处。但后期赫氏改变自己，以‘悲天悯人’的预言家姿态出现。钱钟书假如继续创作，会不会改变他的人生态度，就很难说，可能他胸襟较狭小，改变不过来。”此时，夏志清在坚持《围城》“成为中国小说新的里程碑”(21)时，一定还会加上必要的补语。
同样见证夏志清的发展过程的，是他写作两部小说评论期间对蒲伯看法的转变。评价钱钟书时，夏志清以蒲伯作为正面的参照对象：
我们察觉到钱钟书与他所模仿的诗人的确相似。像德莱顿、蒲伯和拜伦一样，在故事中他对充塞当代文坛既树立批判标准的愚昧文人显露出一种表示贵族气骨的轻蔑。他很像是英国十八世纪早期蒲伯这一派的文人，在自己的文章中违反浮夸、及虚妄的理智与精确明晰的风格作以身作则的辩护。除此而外，他常用半开玩笑半怀敌意的笔调去谴责当代中国文学界与学术界水准之低落。(22)
此时，蒲伯对愚昧文人“贵族气骨的轻蔑”是没有阴影的道德见地，夏志清对钱钟书的欣赏毫无保留；然而在评价吴敬梓的讽刺艺术时，夏志清终于意识到同样的智识优越感也曾透露蒲伯的道德软弱迹象：
(范进不知苏轼，马纯上不晓李清照)像这一类的笑料，通常总是由于它们对于文人学士阶层的毁灭性的暴露而得到批评家的赞赏，但实际上所具有的讽刺力量是很小的。因为它们实在令人难以相信。这就如蒲伯为了攻击他那个时代的笨伯们，说他们不知道密尔顿和德莱顿为何人而进行嘲笑一样。
三 道德关怀：共同的追求
写作《中国古典小说》时的夏志清已经不再是那个着了魔的机智型批评家，对吴敬梓创作中过分纠缠于“自我意识”而来的缺陷，夏志清平情论道：
不过话又说回来，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具有充分的自知之明。要不是出于他对伪文人和贪官污吏的强烈反对以及试图证明自己是一个正直的儒者和孤高的隐士的强烈愿望，吴敬梓很可能是不会感到有必要成为一个小说家的。
一位作家如能在“有节制的恨”中写作，或许能取得更高成就。针对这部1968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王德威高度评价：“通过他细腻的解读及精妙的翻译，夏引领西方读者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叙事传说及人文情境。在书中西方文学于夏的影响仍不时可见，但他发为议论时却显得较前此更为自信。与《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初版)相比，夏对文学的历史脉络、道德承担、修辞特征，及人物情节铺陈也有更深刻的思考。仿佛之间，他摆脱了布鲁克斯及利维斯等大师的影子，从事一项他可独当一面的文学研究。”(23)正是在看去“不似”的地方，文化的影响与传承深刻显现。
剑桥学者利维斯有着极强的道德感，他说：“真正的文学的兴趣也是对人，对社会和对文明的兴趣，它是没有疆界的。这种兴趣不是一般的、泛泛的，他对细节和风格特别敏感，它时时关注语言背后隐藏的思想和感情的品质。”(24)对思想和情感的品质推求，是道德探索的胜擅之地。无论在《中国现代小说史》还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夏志清屡涉道德问题。可以说，从道德视角来品评小说，梳理文学的大传统，是利维斯和夏志清共同的追求。他们梳理出的“大传统”，不仅是文学的传统，更是道德意义上的传统。他们不会向新批评阵容中的领军人物那样宣称：文学作品是一只不关世事、不涉利害“精致的翁”；讽刺技巧与心理分析只有在服务于道德意识的时候才有意义。然而以道德关怀作为文学批评的共同追求，并不意味着文学批评家以道德家自居，也不意味着有能力将之贯彻为质地坚实的道德批评，对细微末节的伦理感受性最终区别了艺术家格调的高低：
艺术家乃是“细微末节”方面的专家，而且以此自居的艺术家不大或者毫不重视一般规律，他发现在客观实践中它们过于粗略，因此无从辨别有价值者及其反面。出于这层缘故，道德家总是倾向于不信任或无视艺术家。可是生命的良好品行只会来自对反应的良好梳理，那些反应极其微妙，不涉及任何笼统的伦理格言原则，道德家对艺术的这种忽略几乎意味着他们没有资格谈论道德。(25)
这就需要细读文本的能力，利维斯所弘扬的“细绎派”坚称，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不是哲学家，不能依靠一套现成的理论模式来解释具体作品：
批评家的目的，首先是尽可能敏锐地和完整地了解作品中引起他注意的东西，而在这个了解过程中就包含有一定的评价。当他对这些新事物的体验趋于成熟时，他便明确而含蓄地问道：“这是从哪儿产生的？它同……的关系又如何？它似乎具有一种相对的重要性？”它在“确定地位”时成为某个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个体系是由类似的“被确定地位”的事物所组成的，那些事物彼此之间已确定了相互关系，而这一体系并非一种理论的体系或者一种根据抽象思维想象出来的体系。(26)
夏志清在阅读古典小说时，显然是带着个人的经验学识和理论素养作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判断，这与利维斯所主张的文学批评方式以及敏锐的道德关怀有着密切血缘联系。他在评析古典小说时，对语言背后隐藏的思想和感情的品质的推敲，时有精彩之笔。例如，《醒世恒言》中《陈多寿生死夫妻》的多福在作品里是被正面赞扬的人物，她的恪守“信诺”，无私奉献的精神几可成为道德的楷模。但从受恩者多寿的心理立场来揣摩，这种可笑的婚姻只会使自己因不能报答多福主动奉献的恩情而陷入绝望境地。多福所作的自我牺牲越大，多寿就越迫切要挣脱她的控制——他的图谋自杀只能被看作是对那不受欢迎的自我牺牲所做的有力否定。因此夏志清认为多福对德行的偏执乃是一种“不必要的坚贞”。(27)再如对《金瓶梅》的理解：“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关系进一步表明了在一个一夫多妻制和淫风盛行的社会中爱情的堕落。在通常情况下，当一个女人被她的主人视作玩物时，她也就看不到自己的人性。因而，奴婢潘金莲反而比她的主子更加邪恶这个显而易见的讽刺也就不难理解了。”这里对潘金莲的堕落表现出的理解并非宽容，更不是打着“人性”的幌子暗自怂恿歇斯底里的生理欲望——很多自诩为现代的批评家或许很乐于做这样的翻案文章。夏志清的用意在于，通过对潘金莲的具体处境的分析，让读者意识到，一个道德平庸的个人怎样陷于制度性的罪恶中难以自拔，人性在这样的境况下如何无可逆转地堕落，最终导致绝望与毁灭。读者不一定能够全部认同夏志清所做的心理分析和道德判断，但这种努力挖掘僵硬道德观下的心理阴影地带的做法则会启发我们换一种眼光来阅读，提醒我们注意到人性中介于黑白或黑红之间的杂色地带。
但是，依据所引利维斯的批评精神，这里依然有两种价值体系的轻微摩擦。从夏志清的学术背景来看，他的中典素养远远不及其西典修养。很多言谈表明，他不仅承认这一点，而且也并不以为需要自觉补课。倘若他一直将批评对象限于西方文学或深受西潮浸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这显然并不足以构成缺陷。但既然要评论古典文学，这方面的缺失就难免带来后续影响。王德威所指出的夏志清评析古典小说时的“成熟”，只限于对西典的贯通——这本来可以使他对《围城》有更透彻的观察——而并未有中西横向的汇通。由于他对儒家从无同情之了解，他的批评在道出以上常人无法企及的方面时，也显出对儒家文化生态中士大夫生存困境的隔膜。在与其兄夏济安谈中国诗歌的时候，夏志清对杜甫的人道主义情怀很不以为然，这一点与其兄不同。济安对儒家文化深抱同情，虽然亦持批评的眼光；志清了解无多，常常以西典为尺度，对儒家多有讥诮之言。就跨文化批评而言，夏志清所服膺的批评家T. S.艾略特曾说，“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但有自己的创作的也有自己批评的气质；但对于自己批评习惯的短处与局限性甚至于比自己创作天才的短处与局限性更容易忘掉”。(28)是以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接着说：“尽管我们清楚中国小说有许多特色，但这些特色唯有通过历史才能充分了解；而除非我们以西方小说的尺度来考察，我们将无法给予中国小说以完全公正的评价。”(29)
而其实践表明，夏志清批评中的“历史感”远远弱于其西方小说批评的素养，因此，他“隔岸观火”式的机敏观察所暗示的“价值体系”，与中国学者(譬如鲁迅)所能体会的吴敬梓的“价值体系”之间，还存在某种程度的隔阂。以此观之，夏志清和他所评论的讽刺小说家在艺术上的成败得失，不仅为道德关怀的共同追求作出了生动的注脚，也为“跨文化”批评提供了意蕴丰厚的范例。
注释：
①②⑤⑥⑦⑧⑨(11)(27)(29)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212、213、216、222、225、219、229、223～234、298、7页。
③钱钟书：《灵感》，转引自《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页。
④陆建德：《弗-雷-利维斯和〈伟大的传统〉》，引自《伟大的传统》，[英]利维斯著，袁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0页。
⑩拉罗什福科语，引自《美德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同时参阅黄梅《推敲自我》：“很多读者都意识到越立刻陶醉于自己的慷慨，对被怜悯的受施者缺少真正的关切。其叙述声音沉湎自我，虚荣之心溢于言表。”
(12)[美]T. S.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57页。
(13)[英]彼德•阿克罗伊德：《艾略特传》，刘长缨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23页。
(14)(21)(2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225、278页。
(15)钱钟书：《评曹葆华〈日落颂〉》，《新月》第4卷第6期，1933年3月。
(16)(17)钱钟书：《围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3页。
(18)[法]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
(19)[美]T. S.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忠编译，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265页。
(20)1976年，身在美国的夏志清听信误传钱钟书先生逝世，是以写了一篇《追念钱钟书先生》。
(23)王德威：《中国现代小说史》再版序言，引自复旦版《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6页。
(24)陆建德：《潜行乌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25)[英]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26)[法]乔治•斯坦纳：《“福•雷•李维斯”》，赵澧译，见《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下)，戴维•洛奇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页。
(28)《艾略特诗学文集》，《传统与个人才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