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先生去世时我哭了，我写了一幅敬悼他的挽联：“难兄难弟，一起逃亡，一起告别革命，确认改良才是中国出路；亦师亦友，共同表述，共同建构桃源，明了漂流方为人间美学。”

改良才是中国出路、关注儒家美学

李泽厚先生对我第一项冲击性的影响是确认改良才是中国出路，也许是我受谭嗣同比较崇尚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以为靠革命才能成功。但是我跟李泽厚进行告别革命对话之后改变了，他很肯定康有为的贡献，认为康有为的思想有原创性，认为（康的学生）梁启超只是个宣传家。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认为梁启超也是思想家，在中国的改革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同意他的康梁的思路是有道理的，要是康梁胜利了，而不是孙中山胜利了，中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觉得我们一味认为孙中山正确，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历史充满偶然性，没有那么多必然。李泽厚告诉我这点，他说英国的光荣革命比较好，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改良，法国的革命太激进了，把路易十六和他太太都杀掉，太激进了不好，我们不能搞法国式的革命，只能搞英国式的改良。他这一点使我明确了改良才是中国出路。后来《告别革命》经过我太太陈菲亚的整理，又经过李泽厚和我进行修改就出版了。不过他只修改他自己写的部分，对我写的部分一字未改。但他让我明确了改良的思路。改良是广阔的，并不是胡绳所说的死胡同，我跟李泽厚一样不否定革命的道德正义性，但是认为革命不是历史必由之路，不是一定要走革命道路才行。这是我出国之初第一项受李泽厚启发最大的。李泽厚一再强调历史的发展是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历史主义强调进步，强调发展，伦理主义就强调善，这是有矛盾的。我呢，受李泽厚影响就确认中国改良是唯一出路，确认伦理主义可以对历史主义起调节作用，但不是根本。历史要往前发展要靠改良，不要光靠革命。

李泽厚对我第二项冲击性的影响是对儒家美学的界定。也许是受西方美学的影响，我一直认为中国美学主要的重心在庄子身上，后来在李泽厚的影响下我开始注意了儒家美学思想。李泽厚认为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印度文化是苦感文化，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在此大前提下，他认为儒家文化有自己的一套理念，例如情本体（西方讲理本体）。中国为什么讲情本体呢？就是因为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总是讲通情达理，有情才有理，通过情达到对理的把握。比如对江青判处死刑但是缓期执行，这个缓期执行就是情本体，他还举了很多例子说明情本体。他批评我诗人气质太浓，什么都讲爱，哪有那么多爱啊？情本体不是爱本体，情本体是以情感为核心。第二点是对儒家美学的开拓。

坦然面对死亡、发明和发现的区别

李泽厚对我有冲击性的影响的第三项是关于死亡的假设。他说人是一定要死的，这是必然，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死，所以人的死是未知的必然。面对未知的必然，我们最好是假设我们已经死了，还怕人家批评吗？他鼓励我不要怕批评，毁誉不要计较，荣辱不要计较。他在年轻时就把骷髅摆在书房里，就是面对死亡。他曾多次跟我说过我们要有死亡假设，他还说畏死是人的本能，他发现人决心自杀跳进水里还要挣扎上岸，这是本能。我们要坦然面对死亡，以死来面对未知的必然。

第四项对我的冲击波是他的理论代表作《批判哲学的批判》，他告诉我，你要特别注意发明和发现的区别，按照康德的说法，发明才是天才，发现不是天才。这样说来伯乐不是天才，千里马才是天才。我注意到了，所以把二者区别开来了，尊重发明，认为发明才是天才的特征。

伦理比美学重要

最后一项冲击波是伦理学，他告诉我，伦理学比美学重要。最后十年他的心力都放在伦理学上。人类学本体论包括认识论、存在论和伦理学，他说他的功劳是区别开宗教性伦理和社会性伦理。康德没有把伦理学和道德学分开，他说伦理学是研究外部的，道德学是研究内部的，他把伦理学和道德学区别开了，把宗教性伦理和社会性伦理区别开来了。

有些记者访问我时，我说我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也适用于李泽厚。王浩说李先生的著作可读，但他做人有些冷漠，他的人不好多接触。还有圣贤文化里面有表现圣贤的一面，也有表现非圣贤的一面。特别是晚年，李泽厚认为中国人使他太失望了，当奴隶当惯了就当奴才，所以他很失望，对社会更冷漠了。他冷漠到极点，捐了八万美元给一个机构储存自己大脑，他说五十年以后才会明白我们说的话有道理。他不信任何宗教，也没宗教性情怀。他的学生杨煦生说我的老师没有宗教性情怀，你有，所以我的同学都认为他选择跟你在一起最合适了。李泽厚自己说我只有一个半的学生，跟他的学生关系并不好。他说我没有朋友，但你朋友很多，我只要有你这样一个朋友就够了。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本文原载《明报月刊》202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