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论：冷战、美援与鲁迅论

由于笔者目前关注的焦点，在于将廿世纪的冷战与美援文化等因素“写进”台湾文学史里，以说明包括台湾在内，东亚地区各国深受冷战与美援影响或支配的事实。而在考察许多与冷战、美援相关的文学活动中，很自然就会注意到夏济安（1916～1965）与夏志清（1921～）两兄弟在1950、60年代的“鲁迅论”。他们居留台湾的时间不长，但却对台湾文坛与学界有着重大影响，因为他们正是代表着冷战时期“中介”东、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学者，其中当然也包括中介他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

在王家平分析“鲁迅传播史”的专书中，可以看到已经提到冷战、反共的国际政治格局对学术的影响，当然也包括对鲁迅作品的翻译与研究[1]。书中提到60年代出现的夏志清与夏济安两兄弟的名字，其中，对夏济安论鲁迅的评价较高，认为他的鲁迅论是“本时期欧美鲁迅研究学术价值最高的成果之一”[2]。但论及夏志清评价鲁迅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时，书中则认为夏志清“显示了自己的种种成见以及冷战二元对立思维模式”[3]。

不过，整体来说，王家平的专书对两兄弟的鲁迅论还是比较点到为止。笔者认为，至少可以继续探问如：夏氏兄弟的文学研究与冷战下区域研究的关系？以及冷战与反共立场如何影响鲁迅论？乃至于相对于当时中国国内的崇高化鲁迅，夏氏兄弟基于纯文学、西方美学典律与中华文化正统的角度，又可能发掘（或贬抑）鲁迅何种文学与思想特质？甚且，以笔者的角度言，夏氏兄弟在冷战时期的美学观点，实与战后台湾文学在美援文化影响下的发展，密切相关。

对于冷战（1945-1991）[4]与戒严（1949-1987）时代的台湾文学发展，特别是本文所指涉的1950、60年代，如同多数论者都指出的那般，除了反·共文学、怀乡文学等主流的文学生产外，现代主义文学的崛起其实也是同等重要的现象。而在戒严时期，除了党国所提供的爱国反·共教育之外，“西化”、“亲美”、“崇洋”的时代潮流，便成为我们理解作家之文学教养的另一批关键辞。亦即，我们都可能都已知晓当年国家权力“企图”对文艺发展进行强力支配，也已成为文学史上的共识；但，对于由美国藉由美援等各种管道影响下的台湾文学场域，当前的文学史又曾经如何描述过这来自域外，另一种国家权力“企图”支配或影响文学、文化（即使结果可能并非尽如美国之意）的现象呢？

笔者留意到，有两种主要的支配台湾战后文学典律形构的文学体制性力量，其一当然是战后国府藉由“国家文艺体制”所建立起来的（反·共）中国性的美典；其次，便是通过美援此主要管道，藉由“美援文艺体制”所建立起来的现代性的美典。关于后者，目前文学史论偶或提及，但并未真正深入评估写入文学史的可能性。然而至少在1970年代以前，这两种美典轮流领导着战后的台湾文学生产潮流，直到70年代以后乡土性、阶级性的美典，才出现了被挑战的态势。

不过，本文此次讨论的并非台湾及东亚各地的美援文化与冷战文化问题，而是回溯到发生于美国本土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一译“地区研究”）。换言之，台湾美国不只在第三世界设立“美国新闻处”等组织以推动文化反共事业，同时在美国本土为中心所建立起的学术体制，亦扮演了另一层面的冷战学术工作，以加强对非西方地区的情资收集、分析与政策制订，而“区域研究”显然便是当时最普遍通称的冷战学术领域[5]。

本文所论的夏氏兄弟，在1950、60年代间，在自中国大陆出走后，都曾以学者身份居留在美国，并在此时期接受冷战学术体制（若在台湾则为冷战下的美援文艺体制）所提供的研究资源，进行不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可以视为战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海外的先驱，正是“区域研究”中“中国研究”或“亚洲研究”的重要个案。本文将先针对冷战下的文学研究与典律政治的关系，进行一研究框架的建构；再依次就夏氏兄弟的“鲁迅论”进行分析，希望能深化理解文化冷战的实际运作及其影响，这对1950、6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以及东亚冷战下的文艺史、台湾文学史等领域，应当都有相当裨益。

二、冷战下的文学研究与典律政治

如同对美援文化深有研究的学者赵绮娜所言，二次大战以后，受到冷战的影响，美国对海外的教育、文化交换活动是由美国政府扮演主导角色，企图将台湾改造成“民主、亲美”的国家。受援助或受保护之国家或地区，处于绝对弱势的文化与政治情势下，自然难以拒绝美国的文化入侵：

由于国民党政府仰赖美国政府的支持，使得美国几乎垄断了海外文化输入台湾之管道。从1951年到1970年，共同安全法案、史墨法案以及傅尔布莱特法案就是华府在台湾进行文化外交的最主要工具。美国政府利用教育交换活动，灌输台湾党、政决策者和意见领袖、学生亲美思想，并利用他们将美国理想、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传播给台湾社会大众，甚至东南亚的华人社会。[1]

直到今日为止，通过教育体系以及学院批评体系，至少在冷战下建立起来的文学现代性传统，似乎仍维持其一贯表征进步、前卫的纯粹美学立场，所有冷战时期崛起的现代主义者如今更已被文学史视为“黄金时期”的作家[7]，这正说明，我们依然肯定此一冷战以来的文学成果。而当年美援文化体制所输入的现代主义思潮，也同样成为读者心领神会的一种内在价值。为了理解这种现代性美典的“发生学”（genetic）意义，以及重新书写冷战时期台湾文学史的叙事动力，“美新处”（及其所象征的美援文化）与台湾文学生产间的关连性，便成为必要清楚说明的历史症结。

笔者认为，美援文化既是以“体制”（institution）的面貌出现，就意味着组织性、结构性的运作，无论其运作形式是紧密或松散、直接或间接的网络连结形式[8]，因而从美国大使馆、美国新闻处、耕莘文教院、亚洲基金会、爱荷华写作班，到接受其资助的台湾个人或社团，都可视为体制的一环。就如同国府的党政军特体制外，也还有名义上为民间社团的“中国文艺协会”、“妇女写作协会”、“青年写作协会”等文艺团体，合而为一个大的“国家文艺体制”[9]。而“非西方国家”在“被动性现代化”下，“文学”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体制，更可能因此具有特殊性质与功用[10]。

因此，如果“国家文艺体制”曾经或显或隐地支配了戒严时期的台湾文艺思潮走向，是一种“刚性体制”，制约著作家在意识形态与文化想象上的趋向；那么，“美援文艺体制”虽自域外移入，但由于流亡中的政权对美国（相较于日、韩等独立国家有所差异）相对更加依赖，恐怕同样扮演着类似的制约作用，然而是一种“软性体制”，促使台湾文学的发展导向了有利于美国（或西方）的世界观与美学观，或是发展为将文学创作与社会变革区分开来的纯美学思考方式，其深入几世代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影响之深远不可等闲视之。

透过翻译、出版与文艺展演，在世界各地的“美国新闻处”（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简称美新处/USIS）扮演了宣传美国文化的重任，且让台湾知识分子都印象深刻。甚至连香港美新处作为美援刊物编辑与出版的重镇，更透过发行管道抵达台湾[11]。因此，美援文艺体制在某方面亦具有跨国、跨区域的运作模式。傅月庵便描述发行于香港的《今日世界》，由于纸张质量佳、价格便宜，又报导各种第一手新知，故成为“港台杂志界的龙头老大”：

当时台北美国新闻处更几乎扮演台北文艺沙龙的角色，前卫展览无不以能在此举办为荣。大学生“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顺口溜说法，中间没说到的一段则是“看看看，看今日世界”。[12]

其中，由驻港美国新闻处直接出面，于1952年3月成立的“今日世界出版社”，负责翻译与推广美国文化，主要业务在于译介美国文学名著，提供优渥稿酬，约莫出版三百余册的“今日世界译丛”。“今日世界译丛”稿酬丰厚，所以吸引许多港、台名家加入译者的行列，透过林以亮与台大外文系夏济安的关系，联络台大外文系和台师大英语系的一些学者，其中包括了许多名闻港、台的作家和学者：作家如张爱玲、叶维廉、叶珊等，香港的译者如刘绍铭、思果、林以亮等，台湾的译者如梁实秋、夏济安、朱立民等[14]。这些译作当然值得肯定其引介美国文学的贡献，不过，也正如学者傅朗所指出的，“译丛”：“作为一个引进西方先进思潮媒介，却把焦点全数放在美国，而无西欧作家，更遑论东欧，和中国大陆引进东欧作家的文化政策形成对比，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清楚可见”[15]。因此，重点不在于引进美国文学的行为本身，而是一种单边的、非全面性的引介，对读者与作者的美学品味影响如何？若从典律形构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anon formation）的角度来看，当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学，成为单一的美学标准来源，不少缺乏主体性的世界各区域作者，自然不免接受了一套美国为首的美学与价值观。

由台湾的美新处经验回溯美国本土，我们就更能看到整个冷战文化的权力结构关系。根据梁志的观察，基于“国家安全”之必须，即通过研究来理解非西方国家的政经、文化等各方面的现状以利与之抗衡，美国在冷战期间在本土推动了“区域研究”：

就这样，确保国家安全的“共同目标”将联邦政府、三大私人基金会和部分学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地区研究不断向前发展的三位一体体制出现，主要表现为三者间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分工，人员明显交叉且频繁流动。[16]

其中的“三大基金会”，所指正是“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和“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据桑德斯的研究指出：“要把大宗的资金投入中央情报局项目而又不至于引起接受者的对资金来源产生怀疑，利用慈善性基金会是最便利的了。…‘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等基金会，是‘最好的也是最不令人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17]。负责特务工作的中情局，与基金会的关联如此，自然是基于彼等对维护国家利益（企业利益）的使命使然。

就在联邦政府与基金会资助下，学术界开始结成新的区域研究单位，打造起冷战学术体制。在曲升引用的档案资料里，他指出：“1952年，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在内的加州地区28所公立或私立学院、大学一致同意与州议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合作，在校园里承担起了调查、举报以及开除共·产党分子、左派人士的责任”[18]。而三大基金会所资助的大学内之研究中心，以及提供访问学者等奖助，便都分别与夏氏兄弟在台、美时期的经历息息相关。换言之，夏氏兄弟正是透过带有政治任务的学术体制，方得以逐渐开展他们的研究，从而建立起在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实践他们关于报国与学术的理念，不过其意义恐怕是极其复杂而有待仔细分辨的。

夏志清曾回忆，1951年，当他还就读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班时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政治系教授饶戴维（David N. Rowe），他刚获得政府补助，要找助手编写一本供美国军官参阅之用的《中国手册》（China: An Area Manual），“我当时根本不知道饶戴维是以反·共著称的中国之友，我自己也一向是反·共的，我到他办公室去见他，二人一谈即合拍”[19]。似乎很自然地，夏志清找到工作，而这个工作又是与他的政治立场合拍的区域研究。

虽然这本手册在数年后的出版过程中受挫，并未正式出版[20]，但据夏志清所述，原本研究西洋文学的他，便在此撰写过程中看了大量英文撰写的中国报导，一人便写了“文学”、“思想”、“中·共大众传播”三大章。由于中国大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下册尚未出版（1953年方出版），可说1951年7月至1952年春天为止，夏志清等于是自己摸索建立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理解。

而夏志清与区域研究的关连，更继续延伸到他编纂手册之后，又自提计划并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补助，以每年四千元的代价，用三年的时间（1952～1955）完成了《中国现代小说史》[21]的初稿。而非学术性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之所以补助夏志清的学术工作，自然不出前述“区域研究”兴起的大背景。诚然，这部著作开创了海外第一部英文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的纪录，影响自是深远。不过，如果我们并不刻意回避特殊年代里存在着“区域研究”的事实的话，那么，观察作者如何彰显冷战年代的学术观点，恐怕是必不可免的分析进路。

至于，夏济安在台湾期间筹组的《文学杂志》（1956-1960），则站在中国文明现代化的立场，引进西方文论，藉此了解西方文学的特色以及小说分析方法。夏济安的《文学杂志》对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影响，亦具体表现在这些译介的文章当中，相关的重要作家有：里尔克、波特莱尔、亨利‧詹姆斯、卡缪、海明威、艾略特、托马斯‧曼等，几近涉及西方现代主义的各个时期和流派。缘此，对其作品的编选，为台湾作家及读者开启一隅西方文学的认识面向。

现代主义文论与作品之引介，既如上述，然与本文论旨最相关的，仍是《文学杂志》与“美新处”的关连此问题。据余光中表示，当时创办人之一的吴鲁芹（1918～1983，本名吴鸿藻）与美新处关系颇深，吴鲁芹亦于该处就职，“地位尊于其它中国籍的职员”；同时也在台湾各大学兼课，当然也包括台大外文系。而也因此促成《文学杂志》的创办。透过美新处的经济援助，得以持续刊行，余光中首次披露这样的“文艺美援”事实：

纯文学的期刊销路不佳，难以持久。如果不是吴鲁芹去说服美新处长麦加锡逐期支持《文学杂志》，该刊恐怕维持不了那么久。受该刊前驱影响的《现代文学》，也因为吴氏赏识，援例受到美新处相当的扶掖。[22]

美新处处长麦卡锡（Richard M. McCarthy，一译麦加锡，1919-2008）于1958至1962年派驻台湾，但在1956至58年曾在泰国，1950至56年曾在香港，皆担任美新处处长[23]，因此可说与冷战下的亚洲各国文坛都有深入接触。由上述这段回忆，我们得知《文学杂志》是“逐期”得到支持，但这“支持”的程度如何，目前难以求证。也就是说，刘守宜虽出资创办刊物，但并非能完全在财政上独立自主，而颇待美新处的支持方得以出刊。

夏济安在文学主张上，与官方文艺体制较无交涉固然极为明显。不过，以他的教养背景，以及衡诸能够实现他文学理念的环境，很自然地夏济安就趋向与美援文艺体制合作，最后并在1959年再度赴美，从事中国共产社会研究。在张凤栖的回忆文中，比较清楚地描述了夏济安赴美“研究匪情”的经过，并以他与夏氏的好友与在加大进修的观察，认为夏济安留美不归乃是基于国家利益考虑，“有助反共事业”[24]。文中提到，1959年，夏济安接受洛氏基金会补助前往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与任教，一年后本欲回台，正值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该中心专研究中共问题。除共·匪的军事外，其它如文学、社会、经济、法律、政治及农业等均在研究范围之内”[25]。该中心的主持人陈世骧教授便延揽夏济安留美担任加大的副研究员，因此夏济安便延期居留直至不幸过世为止。

上述的从台湾的美援文艺体制，到美国本土的“区域研究”下的夏氏兄弟之中国研究，实体现了冷战时期世界性文化冷战体系对文学与学术的影响幅度，可谓既深且广。文学研究者基于自身体验、生存需要，以及意识型态立场的选择，投入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推广文学现代化的冷战文化工程里，也形塑了西方读者与台湾、香港等地华人对华文文学的观感。夏氏兄弟的“鲁迅论”，自然也应当放在上述的脉络中来理解，方能更准确地理解、评估他们研究的动机与意义。

三、发掘鲁迅的黑暗之心：夏济安的“鲁迅论”

如同陈世骧教授在为夏济安过世后编辑的著作《夏济安选集》撰序时指出的那样，夏济安在台湾数年所写的文学批评，没有空洞口号，都是谈具体的技术问题，这些其实不只是具有文学上的意义，更是民族文化在“历史转捩”阶段的产物：

这些文章看来都属于文学批评创作的，但深远处暗示著作者对现时中国文明的关心。……但是他对文学的批判、建议企望以至贡献，反映着他对这一时代中国文明的批判、建议、企望，和贡献。[26]

此处所提加州大学东方语文学教授陈世骧（1912～1971），以提倡中国古典文学中之“抒情传统”论述知名。不过，他与夏济安之交集，却是因为“区域研究”的缘故。陈国球曾经提及陈世骧在主持加大柏克莱校区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时，“撰写了好几篇研究当代文学的文章，但其观察的角度近似情资研究，和过去的文学批评态度不同”[27]，点出该中心的确具有收集与分析情资的功能。值得重视的是，陈国球亦以陆机创作“文赋”，及陈世骧翻译“文赋”两事来强调，当时代板荡之时，“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陈世骧语），来强调陈世骧流亡海外的特殊心境：“实在也寄寓了他的郁结和探求对抗黑暗之光的盼望”[28]；甚且，“回到中国比不上留在柏克莱，因为此间可以继续薪传中国文化的火光”[29]。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试着理解这些流亡美国的知识分子的特殊精神状态，则他们怀抱着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高度崇敬之心，欲续绝学于海外，可以视之为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展现。但是，他们却也不约而同栖止于美国的冷战学术机构中，通过美国围堵共产思想的经费与影响力，宣扬其反共及复兴文化的理念。因此，他们的“鲁迅论”，就绝非单纯的冷战思维下的文学研究而已，更是与他们的流亡身世、文化理念不可或分，这可能是过往在批评冷战学术功过时，较未留意到的部分。

夏济安（Tsi-An Hsia）研究中国30年代文学的著作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1968年由Washington大学出版社出版，亦即在夏济安过世后才出版。中译书名为《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当中主要包含六章，标题分别是“‘软心肠’的共产党员瞿秋白”、“蒋光慈”、“鲁迅与‘左联’之解散”、“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五烈士’之谜”、“延安文艺座谈会之真相”等，其论述精神连夏志清都很明确地说：“篇篇是坚决反·共的论文，而作者对每个被中共利用或磨折过的作家都寄予同情，因为他们可说是时代的牺牲品”[30]，话中极力肯定“反·共”的学术观点，其实就已点明本书的写作过程与冷战学术体制下的关联性。本文限于篇幅，只能先以《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一章立论，未来将再就整部书稿的意义予以深究。

此外，夏志清还指出，夏济安尚有论文未见翻译，如”Heroes and Hero-Worship in Communist Fiction”（《中·共小说里的英雄和英雄崇拜》，刊于《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1963），以及《魔鬼在天堂：中国人心目中的俄国》（《美国政治社会科学学会年刊》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63）等，由标题来看，自然也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有关。再者，夏济安在美时期，不只有论文研究左翼文学，更编纂了有关新中国建政初期许多政治运动术语的小册，都由他任职的柏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至少有下列三种：Metaphor, Myth, Ritual, and the People’s Commune（《隐喻、神话、仪式和人民公社》，1961）、A Terminological Study of the Hsia-fan Movement（《下放运动》，1963）、The Communein Retreat as Evidenced in Terminology and Semantics（《人民公社制的溃败》，1964）[31]。

余夏云认为，夏济安对“五四”精神的向往，使他开展对左翼文学和下放运动的研究，是一种“迂回”的召“唤五四”精神：“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面一定包含了一种对戒严文化的极力反驳和不吐不快，以及一种以迟到的、无奈的海外立场来审视‘五四’及其遗泽的抒情努力”[32]。不过，基于反·共的立场，夏济安固然不喜欢“八股”的反·共文学，但以坚定的反·共意识来进行左翼文学研究，岂不更加名正言顺？事实上，以笔者对台湾文学史的理解，并无数据显示夏济安对戒严文化有政治上的反对意见。

身为夏济安任教台大时的学生，李欧梵曾经倒是由生平处境来理解他的思想。当夏济安受聘于美国的区域研究体制，并转而研究政治术语，其所处的流亡者一般的身心状态，李欧梵认为：“在他过世的前几年，夏济安先生是在双重的孤立下持续他的研究：一方面他离乡背井，另一方面他背离他钟爱的文学与创作”[33]。值得注意的是，夏济安透过对左翼文学的研究，究竟能会透显出他的何种文学观？以及，若以他的鲁迅论为这种文学观的代表，则冷战时期来自海外的批判左翼文学与思想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究竟能提供80年代后的鲁迅研究何种可资对话的观点？

夏济安直接受雇于“区域研究”的学术单位，其事实既如上述。则夏济安的“鲁迅论”是否也呈现出冷战学术体制影响下的若干特征？

《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一文的英文版首发于1964年[34]，就书写方式来看，与其说是在针砭作品，毋宁说是在借作品谈作者，假文本谈心灵，背后真正起作用的其实是夏济安对于文学、时代与人性的整体观念。因此，夏济安抓住了鲁迅文学中一个非常紧要的意象：“肩住黑暗的闸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认为鲁迅正是《说唐》里那个撑住闸门的巨无霸型好汉，并引用鲁迅的文字来说明，他是如何憎恶那旧中国的问题：

为了我背负的鬼魂，我常感到极深的悲哀。我摔不掉他们。我常感受到一股压迫着我的沉重力量。（《写在<坟>后面》）

夏济安的论述语言，相较于夏志清的直白，充满了更多的比喻修辞[35]。这说明了研究者自己身为创作者的那一面，使论述可能达到更细致表现作家与作品的幽心理层次。但这也不单纯只是一种“新批评式”的故事赏析，而加入许多夏济安对鲁迅作品本身“同情的理解”，虽然文章的真正主题总是要指摘鲁迅思想之不是，却也不因此失却了对鲁迅才华的理解。为此，夏济安特别称道了鲁迅的旧体诗，说他虽批判传统，实际上却撑起传统的千斤闸，因为他即使是启蒙与新文学运动者，但似乎在文学感性上更属于传统幽灵的一份子：

……最能显示出他在历史上的矛盾地位的却是他的诗。他的诗作不多，只是偶一为之。但无可否认的，那些全是很好的旧体诗；至少在简洁、尖酸、谐谑等方面，可以比美他最好的白话文，而且也具有那份“凝结的火焰”，和“红影无数，纠结如珊瑚网”于“青白冰上”的奇绝的美。[36]

夏济安更称道鲁迅的《野草》，认为收录在那里面作品都是散文诗，梦境与鬼魂交错出现于文本之中，是一种很“现代”的文学经验。夏济安说除了《我的失恋》外：

其余的都是些具体而微的好诗：带着浓烈而沉郁的感情的意象，行止于攸攸放光，但形式奇特的字行间，宛如找不着模铸的融熔的金属一般。[37]

看来，夏济安似乎极为偏爱鲁迅的诗作，反而对鲁迅的小说谈论极少。这可能是因为，他本就想要强调由诗作里所看到的鲁迅如何受到传统与鬼魂（死亡）的制约：“鲁迅的黑暗的闸门的重量，有两个来源：一是传统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一是作者本身不安的心灵”[38]。文中接着说，鲁迅是描写死之丑恶的老手，他小说中的许多人物脸色苍白，眼神呆滞，举动迟缓，虽生犹死，甚且葬礼、坟墓、行刑、砍头、疾病等，都是一再出现的主题。因此，夏济安真正想要点出的重点乃是：鲁迅是一个“病态的天才”，他不是代表五四精神的人[39]，因为他始终与过往的旧中国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对黑暗的死亡与梦魇着迷不已：

把鲁迅看做一个报晓的天使，实在是误解了这个中国现代史中较有深度的人，而且是一个病态的人。他确曾吹起喇叭，但他吹出的曲调却是阴郁而带讥刺，也表达绝望，是天堂的仙乐和地狱的哀歌之混和。[40]

诚然，若以五四运动为揭橥除旧布新的普及运动，则鲁迅并非代表人物。他所代表的应是新与旧的冲突及其它超越历史的更深的矛盾。他从没有达到同带的二位作家，胡适和周作人所享受的宁静境界，但他的天才很可能比他们高。[41]

这样一来，夏济安以鲁迅为对象所处理的学术课题，便是要说明，夏济安并非五四精神的真正代表，他似乎不属于光明的一方，而是肩着闸门的大汉，离传统与死灵魂更接近一点。或者如文中另一处所提到的：“更像卡夫卡的同代人而不是雨果的”。文章最终，夏济安依然回到鲁迅杂文所造成的破坏力上，认为这位病态的天才，他的文章“常无条件地随意褒贬，态度既不能公正，内容也无法真实”，而这种革新派散文的始作俑者便是鲁迅：

由于鲁迅的文体能自成一格，机敏与愤怒在白话文里生了根，后起的白话文作家很难挡脱它们。在白话文的发展中，这种依赖机智，依赖仇恨和侮辱的字汇的趋向，和这种真地把中国语文的坦途缩小的责任都应由鲁迅来负。[42]

因此，由上述夏济安的阐释，加强了某种印象：即鲁迅为何是病态天才？鲁迅为何能够通过肩负传统与死亡的包袱而写出混合天堂仙乐与地狱哀歌的诗作？这也是为了说明鲁迅的黑暗面乃与他的性格、思想的黑暗有关，因而他不能代表五四精神。同时又藉由批评鲁迅的杂文对中国语文的破坏力（随意褒贬、仇恨等），直接宣告了鲁迅文体的失败。这些论证，虽不乏对鲁迅的文学才华的称许，但实在也透露了冷战学术体制下，夏济安的鲁迅论仍不免潜藏了对相较于胡适等自由派作家，对左翼作家的思想与文学感到强烈不安。

所幸，夏济安不似夏志清，将鲁迅的文学与共产党直接挂勾起来否定（详后文）。也因此，夏济安对鲁迅偏爱鬼魂与黑暗的精神倾向[43]，以及对鲁迅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散文诗的分析，恐怕仍是同50、6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里，极为难能可贵的发现。这当然得归功于他对鲁迅的心理与文学的黑暗面的关注，这恰如各界都称扬鲁迅的光明面与战斗性、中国魂的同时，鲁迅文学与思想的复杂性在冷战的某个时空里，其实已经被由不同学术体制下的学者挖掘出来。这当然不能说是拜冷战之功，但确实脱离了冷战的脉络，恐怕夏济安也无法如此专注地凝视鲁迅以及他肩上那道黑暗的闸门。

四、被时代摆布的鲁迅：夏志清的“鲁迅论”

而如同前文提及，夏志清（Chih-Tsing Hsia）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受到洛氏基金会资助撰写下，1955年完成初稿后，历经多次修改，其中亦不乏受到饶戴维教授推荐，使得这部作品终于得以在1961年出版。第一版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时，尚有年代的标示：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写到1957年的“大跃进”前夕为止，且内页中另标书名为“近代中国小说史”。但到了1971年的第二版时，就去掉年代标示，只在附录中增加了谈1958年后的中国大陆文学。

关于这部英文撰写的小说史在西方汉学界的评价问题，有待再予考察。本文特别关注的是，中译版的小说史如何体现冷战学术体制的影响？以及对正处于美援文化体制影响下的港台两地所具有的意义？1979年，香港的友联出版社（亦为香港美新处所属）出版了由刘绍铭等合译之《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当时两地的书籍流通无碍的情况下，台湾读者应当不难看到。但台湾的中译本要迟至1991年，才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不过书中的许多篇章及附录，其实都曾先翻译后刊登于报刊上。

李欧梵曾试图归结夏志清的研究在冷战时期的意义，他说：“我们必须记得在当时没有多少美国学生知道这些作家是谁。他们都是透过夏志清先生的讨论而认识这些作家。在中国和台湾，这群作家里也有不少人因为各种政治因素遭禁而鲜为人知”[44]。也就是说，冷战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方面基于区域研究目的，既打开了美国读者（甚至是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理解之窗；但另一方面，基于学术的角度，中国现代文学在海外能够逐渐产生影响力（无论其原先目的为何），应当也与这波冷战学术的发展息息相关。或者，如王德威极力为夏志清被视为冷战文化政治产品辩诬时所说的，夏志清其实是在海外代替中国文学发言，这点同李欧梵所说的推广中国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处。他强调：

这本书更象征了世变之下，一个知识分子所做的现实决定：既然离家去国，他在异乡反而成为自己国家文化的代言人，并为母国文化添加了一层世界向度。[45]

前述两位重要学者的话虽如此，但更精确的说法或许该是：夏氏兄弟既同时将中国文学带向国际，却也同时创造了一个符合冷战意识型态的中国形象。因此，他们使西方认识的中国，乃是一个被左翼文学、革命文学所“破坏”的文学史，而其趋近于西方现代主义美学标准的品味，终于使他们的文学研究得以符合自我以及美国的冷战美学意识型态，并在“中介”西方现代主义美学品味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因此，“代言中国”与“中介西方”，两者间可谓并行不悖。

从以上所论看夏志清的“鲁迅论”，就可以不只由反共、反左翼的角度来观察其意义，而可以同时看到，在他们在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同时，亦在海外推广了西方美学典律的事实，这方面，台湾文学与香港文学都算是受其影响的显著例子。

众所皆知，张爱玲在冷战时期东亚地区的文名，与麦卡锡在港台任职美新处处长时，积极邀请张氏创作、翻译、出版等活动息息相关。1952年，张爱玲选择避居香港，前后停留三年时间，赴港期间为了维持生计，张爱玲接受香港美新处资助，出版以中共“土地改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秧歌》（香港：今日世界社，1954）。另一部长篇《赤地之恋》，描写土改、抗美援朝、韩战等过程，1954年由香港天风出版社出版中文。出版后可见到的评论不多，最具学术性的讨论，便是夏志清的评论，当年便由夏济安翻译出来，以《张爱玲的短篇小说》（《文学杂志》2：4，1957.06）及〈评《秧歌》〉（《文学杂志》2：6，1957.08）之名，先后发表于台湾文坛。

1961年3月，夏志清刚出版的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承继先前发表的论文观点，有一整章对张爱玲的文学予以肯定，所论除了《金锁记》以外，竟非后世传颂的《传奇》或《流言》，而是高度称许《秧歌》、《赤地之恋》两部作品，认为：“作为研究共产主义的小说来看，这两本书的成就，都非常了不起，因为它们巧妙地保存了传统小说对社会和自我平衡关心”，更难得的是：“没有滥用宣传口语”、为意识形态之便而“牺牲了现实的描写”[46]。这当然是英语世界最早而正式关于两本小说的正式评论。很显然，夏志清的评点有其洞见，但此处想强调，他之小说史所以侧重张爱玲（与附录中所论姜贵）的反·共小说，并耗费不少篇幅专论之，自然是与冷战年代的美国学术文化有关。否则，仅以小说艺术来看，受限于资助写作下的各种顾忌[47]，要说两部政治文学的价值更高过其早期的海派都会小说，恐怕不易有说服力。不过，张爱玲的地位确实自此以后，逐渐受到学界与读者更多的注目，其中尤以60、70年代的台湾文坛为甚。

夏志清的“张爱玲论”所呈现的冷战学术性格既如上述，他的“鲁迅论”便也不难想见将具有类似的论述风格；只不过，评价恰恰相反。

以《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第二章“鲁迅（1881-1936）”为例，一开头就谈及鲁迅逝世后立即便有全集出版，以及其后二十年间无数的怀念文章，但对这种现象，夏志清先是说：“中国现代作家中，从没有人享此殊荣”，但随即予以贬抑说：“这种殊荣当然是中·共的制造品”，认为是毛泽东的致敬所带来的效应[48]。从这里开始，整章便流露出对鲁迅的高人气极其“质疑”的态度，让人很难相信作者会以学术的方式来讨论鲁迅小说的成就，因为他并未回到鲁迅尚未与中国各党派有任何关联前的创作里去谈，却更留心鲁迅与中共的关系。

因而本文关注夏志清的“鲁迅论”，主要是想强调，冷战下的反共思维如何影响了学术的客观性。美学评价与政治立场间，虽说难以真正达到平衡，但就夏氏兄弟的表现来说，夏济安毋宁是比较恪遵尊重作者意图的研究方法，愿意先理解作者，再予以批评。当然，就两人的学术生产脉络来说，都不脱“区域研究”的冷战学术研究模式，但论证的过程与效果，诚然有所不同[49]。

于是，就像是为西方众多未接触过中国小说的读者介绍小说那样，夏志清在专章中详尽无比的分析作品，这显示了与夏济安一样，受到“新批评”影响的痕迹，对于欧美一般英文读者而言，应当能够提供很基本的阅读指引，在其鲁迅论中算是最能起到“地区导览”效果的部分。而较具体的评价则是称道鲁迅的讽刺功力，如论及《药》一作时便肯定地说：

那笔直不动的乌鸦，谜样地静肃，对老女人的哭泣毫无反应：这一幕凄凉的景象，配以乌鸦的戏剧讽刺性，可说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50]

不过，对于1926年离开北京后，鲁迅不再写小说一事，夏志清便开始从政治因素方面来归结原因：

一九二九年他皈依共产主义之后，变成文坛领袖，得到广大读者的拥戴。他很难再保持他写最佳小说所必须的那种诚实态度而不暴露自己新政治立场的浅薄。为了政治意识的一贯，鲁迅只好让自己的感情枯竭。[51]

其后所论的重点，便不再是小说，而转以杂文、政党政治等面向来谈鲁迅的为人，从而导向他此篇论述的宗旨所在。例如谈《故事新编》（1935），并不似前文那般细读这部小说集，而是大胆揣测起鲁迅的内心世界，以及断言他的“没落”：

由于鲁迅怕探索自己的心灵，怕流露出自己对中国的悲观和阴沈的看法，同他公开表明的共产信仰是相左的，他只能压制自己深藏的感情，来做政治讽刺的工作。《故事新编》的浅薄与零乱，显示出一个杰出的（虽然路子狭小的）小说家可悲的没落。[52]

同样地，在应当讨论鲁迅小说价值及定位的史书里，却开始论及鲁迅的杂文创作，并认为“在他投·共以后，杂文的写作更成了他专心一意的工作，以此来代替他创作力的衰竭”[53]，最终则认为鲁迅的十五本杂文“给人的总印象是搬弄是非、啰啰嗦嗦。我们对鲁迅更基本的一个批评是：作为一个世事的讽刺评论家，鲁迅自己并不能避免他那个时代的感情偏见”[54]。因为鲁迅以温情主义纵容青年与非理性势力，其破坏文明的程度更甚于停滞和颓废，这使他不能像世界名讽刺家那样，对所有罪恶均予以攻击。而这样的作者，夏志清并非以一个小说家，而是以一个人的角度来给予定位说：

大体上说来，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55]

对比于上述充满政治判语的小说史，王德威在庆贺夏志清九十岁的贺寿论文集中，仍不点名但颇为强烈地响应各种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政治性解读，认为：“一直到不久以前，《中国现代小说史》仍不时被冠以‘反·共’之名，受到攻击；有些评者甚至视此书为冷战文化政治的产品，并将夏打为极右派学者”[56]，并认为类似说法都是“贴标签、戴帽子”的老套的命名游戏。

然而由前述的介绍与分析来看，夏志清自己并不避讳参与“区域研究”的经历，对于接受长期支持冷战学术体制的基金会援助来进行写作的经验也颇坦然。因而对书中强调鲁迅的人与中共的关系，其批评更甚于对小说的细读，这样的“鲁迅论”之充满冷战话语乃是理所必至。可以说，夏志清虽然不曾直接写出为特定国家政党之政治立场喉舌的文章，视为极右派学者恐怕资格尚且不符，但其接受资助、论述的风格与观点，都在在显示其与冷战学术体制之间无法切割的关联性。

因而，一部1961年出版的论著带着冷战的刻痕，正足以显示鲁迅研究（或中国文学研究）所历经的某一阶段时空特点，夏志清的论著在向西方读者宣扬他的文化中国时，却也同时在中介美国（西方）的文化冷战观点，这样说来，又岂是以贴标签、戴帽子的反驳就能够完全忽略的事实？由学者徐敏的观察里也可印证此一看法：“在处处攻击大陆学者为时下意识型态所困扰而难以作出公正的文学评价之时，他的‘文学性’同时也不由自主为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冷战时期的反共思维所建构”[57]。因而，唯有正视区域研究下的冷战学术体制的影响与局限，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夏志清其人其文的学术价值所在。或许，在追求真相的学术理念下，有朝一日，后继的研究者或许才有可能更自觉地面对并超脱体制性的规范，做出更具主体性的判断。

五、结语：重估冷战时期的鲁迅论

对笔者所关注的议题：冷战与美援文化与台湾文学发展的关联性中，不难发现，当时的氛围里，以美国为进步、时髦的标准，追求文学表现上的西化，毋宁是极其“自然”的表现。甚且，西化尚具有与自由、反叛相等的价值。但真正的自由与反叛，在可见的书写里，似乎都不曾牵涉到隐身在这些进步概念后的美国，美国也始终不曾被视为是正在支配台湾，当然也就不会被检验代表进步的美国观念下包藏的各种问题，例如冷战围堵、白色恐怖、跨国公司、依赖经济等。

1950、6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的纯粹美学倾向，追求的正是一种非政治性的美学传统，但却绝非与政治无涉。例如同一时代，香港作家李英豪（1941～）与台湾文坛交流甚多，曾在台湾出版《批评的视觉》（文星书店，1966），他积极引介新批评，可谓当时横跨港台的一位重要理论家。但正如同陈国球教授在研究其文学批评话语时所指出的，李英豪总是以一种“非政治”（apolitical）的角度来解读诗作，立意维护文学的“独立”（autonomy）地位，但这其实也隐含一种冷战下的政治立场：

然而我们都知道，这种“去政治”、“非政治”的姿态，本来就是一种清晰的“政治”立场，都是对特定时势的社会文化的“政治”反应。事实上，无论“新批评”前驱的艾略特，或者美国“新批评家”，都不是避世的艺术家或者不问尘俗事的隐士，他们的政治意见强烈而清晰。[58]

下游的东亚地区受冷战文化影响既如上述，至于位居上游，在美国本土所发起的区域研究，就更加扮演了指导者与中介者的角色。夏济安与夏志清兄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由于是在海外进行，相较于台湾内部肃杀的反共氛围而无法深入谈论左翼文学与作家，美国的“区域研究”模式，不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机会。他们一方面拥有较自由的空间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另一方面这也与他们自身的意识型态立场相当吻合。

因此，夏济安与夏志清的“鲁迅论”，皆属冷战时期发生于美国本土“区域研究”的成果无疑，并且逐渐影响到如台湾这样的美援区域。他们以批判的方式，在海外推动了战后中国文学的研究，无论其是否比较偏向偏爱非左翼的作家，亦或是否定左翼作家，但1950、60年代的中国文学作家与文学，正因这样的研究模式而得以逐渐为西方读者所知。然则，他们的鲁迅论也的确呈现出冷战文化、反·共立场对学术研究的干预，这自然也将加深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某些偏见，特别是对鲁迅的偏见。

不过，就如同车辆总是不一定以直线的方式前进，以偏见、否定、误解的方式来迂回地推进，这可能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得以在西方持续被阅读与讨论的原因。若说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等作者得以被夏氏兄弟揄扬于当年，而两人之文学判断终于在独唱多年后得到后世评论者的追随；相反地，鲁迅必然也可以挣脱冷战文化下的误读，重新找到新的理解角度。“区域研究”既是必要之恶，却也未必是无益之恶。夏氏兄弟的“鲁迅论”提醒了我们冷战学术体制的存在，让我们得以理解美学典律形构的政治性，却也吊诡地提醒我们，类似的体制也许并不会完全消失，除非我们自觉地反省与思考[59]。

注释:

[1] 在90年代初期的研究史回顾中，就有学者将夏氏兄弟归类为美国学界的“反·共研究流派”代表，是较早注意到夏氏兄弟之“鲁迅论”的文献，但对其研究之意义等，阐释较少。郑心伶、梁惠玲，《美国鲁迅研究概述》，《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1992，页94。

[2] 王家平，《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1909-200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页179。

[3] 王家平，《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1909-2008》，页181。

[4] 本文所使用的冷战时期，其起迄日期乃依照西方学界的看法，以美国与苏联两大强权的对抗事实为依据，由二战结束后德国分裂、东欧共产国家建立为开端，以迄Zong书记戈尔巴乔夫下台、苏联的解体。但在其它地区的冷战情势，掺杂地缘政治与个别国情的因素，其实有不同的变化，如包括台湾在内的东亚地区的冷战问题，便需考虑冷战问题在不同区域的特殊性（如内战、分断体制等）。关于美苏两国的冷战史，可参见约翰·梅森（John W. Mason），何宏儒译，《冷战》，台北：麦田出版，2001.3。

[5] 梁志，《美国“地区研究”兴起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2010，页28-39。

[6] 赵绮娜，《美国政府在台湾的教育与文化交流活动（1951-1970）》，《欧美研究》31：1，2001.3，页122。

[7] 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上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1.10，页384。

[8] 廖炳惠引述乔斯丹尼士（GregoryJusdanis）的说法，认为文学体制因牵涉广泛，有时会隐而不显，往往被人所忽略：“文学的成规及其体制，包括美学的标准、出版、各种杂志、文学教育、文学评论、文学奖助、文学社团、以及官方或半官方的文学团体，乃至于翻译，与各种书籍的交换和领受，这些都构成一个国家文艺体制所提供的种种空间，以巩固某种国家文艺体制的利益”。参见廖炳惠，《母语运动与国家文艺体制》，《回顾现代：后现代与后殖民论文集》，台湾：麦田出版公司，1994.9，页256-257。

[9] 李丽玲，《五○年代国家文艺体制下台籍作家的处境及其创作初探》，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5.7。

[10] 张诵圣，《“文学体制”与现、当代中国/台湾文学：一个方法学的初步审思》，《文学场域的变迁：当代台湾小说论》，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6，页137。

[11] 赵绮娜，《1950年代的香港美国新闻处：美国在亚洲之反共宣传政策研究》，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专题研究成果报告，台湾大学历史所，2005.4.6。

[12] 傅月庵，《今日世界出版社》，《蠹鱼头的旧书店地图》，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2003.10，页149-150。

[13] 编者，《今日世界译丛目录》，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台北：新亚出版社，1976。

[14] 单德兴，〈冷战时代的美国文学中译：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学翻译与文化政治〉，页122-123。

[15] 许仁豪整理，〈“文化翻译与文化脉络：晚明以降的中国、日本与西方”：日本爱知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中国文哲研究通讯》60，2005.12，页104。

[16] 梁志，《美国“地区研究”兴起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2010，页37。

[17] 关于文化冷战的执行过程，参见（英）桑德斯（FrancesS. Saunders），曹大鹏译，《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4，页148-149。

[18] 曲升，《战后美国举国冷战体制的建立与50年代思想学术界“共识”的形成》，《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卷4期，2006.10，页473。

[19] 夏志清著，《作者中译本序》，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页ⅩⅩⅩⅢ。

[20] 但笔者近期又看到另一笔数据，显示该著作两卷曾有出版纪录，标明：Edited by David N. Rowe and Willmoore Kendall.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 1954(Co-auther with Lucian W. Pye and others.)，正确性当再求证。

[21] 夏志清著，《作者中译本序》，页ⅩⅩⅩⅥ。

[22] 余光中，《爱弹低调的高手：远悼吴鲁芹先生》，《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第8版，1983.8.25。

[23] 周邦贞，《理察·麦卡锡谈三个朋友：张爱玲、聂华苓和陈若曦》，《台湾新生报》17版，1999.4.7-8。

[24] 张凤栖，《我所知道的夏济安》，夏济安先生纪念集编印委员会主编，《永久的怀念》，台北：编委会，1967.4，页31。

[25] 张凤栖，《我所知道的夏济安》，页31。此处之“中国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系张文中所称，即一般所指之“中国研究中心”，隶属于柏克莱加大的“国际研究”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该研究所成立于1955年，为加大校内唯一研究全球问题的机构（相关介绍可参见网址http://globetrotter.berkeley.edu/）。

[26] 陈世骧，《序》，《夏济安选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3，页1。

[27] 陈国球，《“抒情传统论”以前：陈世骧与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3期，2009，页74。引自该文注释38中的解说文字。

[28] 陈国球，《“抒情传统论”以前：陈世骧与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页72。

[29] 陈国球，《“抒情传统论”以前：陈世骧与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页70。

[30] 夏志清，《跋》，《夏济安选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3，页229。

[31] 以上所举夏济安未中译之数据，皆参考夏志清，《跋》，页229。另，据陈世骧的回述，夏济安正是参加了他所举办的研究计划而写下这些著作：“以语意学（semantics）的观点从语文的使用中，去研究毛共目前的社会心理状态和动机，以求了解其文学与社会的动向。在这方面济安也有很重要的成就”，引文见商禽，《六松山庄访陈世骧教授问中国文学》，《从真挚出发》，台北：普天出版社，1971.3，页14-15。

[32] 余夏云，《现代性的政治：论夏济安左翼文学研究的意义》，《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2011，页120。

[33] 李欧梵，《光明与黑暗的闸门：我对夏氏兄弟的敬意和感激》，王德威主编，《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向夏志清先生致敬》，台北：麦田出版，2010.10，页22。

[34] 中译文以《剖析鲁迅作品》为题，刊登于台湾的《纯文学》3：3，1968.3。

[35] 当然，这可能也和本文系知名译者林以亮所译有关，这由文字中呈现出来的选词典雅、句型多变可知。诸如谈到鲁迅善用典故时翻译为：“出于文学家之手，它可以融记忆与感情及幻想于一炉，嵌古典于时新之上，并把现实投入繁富多姿的历史、神话和诗歌中”，夏济安，《鲁迅作品的黑暗面》，页14。这大抵是使论文更为具可读性的原因之一。

[36] 夏济安，《鲁迅作品的黑暗面》，《夏济安选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3，页17。笔者案：“凝结的火焰”数语，原文见于鲁迅的《死火》一文。

[37] 夏济安，《鲁迅作品的黑暗面》，页18。

[38] 夏济安，《鲁迅作品的黑暗面》，页21。

[39] 夏济安在后文中提到，胡适才是五四运动的真正代表：“他的致力于进步，显得不含糊而且贯彻始终；他的一生充满了稳定，安详的乐观的光辉。在他的文明世界里，鬼魂是没有力量的”。夏济安，《鲁迅作品的黑暗面》，页29。

[40] 同上注，页23-24。

[41] 同上注，页29。

[42] 同上注，页31。

[43] 这方面，丸尾常喜教授1993年在日本出版之的《“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2），印证了“鲁迅黑暗面”作为议题的重要性。

[44] 李欧梵，《光明与黑暗的闸门：我对夏氏兄弟的敬意和感激》，王德威主编，《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向夏志清先生致敬》，台北：麦田出版，2010.10，页27。

[45] 王德威，《<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意义》，王德威主编，《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向夏志清先生致敬》，台北：麦田出版，2010.10，页107。

[46] 夏志清，《第十五章：张爱玲》，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页357。

[47] 请参见笔者所论：《“流亡”在香港：重读张爱玲的<秧歌>与<赤地之恋>》，《台湾文学研究学报》13，2011.11，页275-311。

[48] 夏志清，《第二章：鲁迅（1881-1936）》，李欧梵译，《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页27-28。

[49] 不过，因为夏济安没有取得博士学位，他在美国亦无正式教职，且又早逝，故他在文学研究上的特色与功绩未能得到肯定，实属可惜。而夏志清作为王德威笔下的“欧美中国现代文学掌门人”（语见王德威《<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意义》一文），似乎进一步得到“正典化”的地位。

[50] 夏志清，《第二章：鲁迅（1881-1936）》，页33。

[51] 同上注，页40。

[52] 同上注，页40。

[53] 同上注，页44。

[54] 同上注，页45。

[55] 同上注，页46。

[56] 王德威，《<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意义》，页107。

[57] 徐敏，《中国现代小说史书写研究：以夏志清、陈平原、杨联芬为个案》，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1.6，页141。

[58] 陈国球，《“去政治”批评与“国族”想象：李英豪的文学批评与香港现代主义运动的文化政治》，《情迷家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1，页164。

[59] 关于如何跨越国界进行交互的对话，以避免单一区域视角的偏狭，请参见严家炎，《区域视角与鲁迅研究：从〈故乡〉的歧解说起》，《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8期，2003，页4-9。

本文原载于《世界鲁迅与鲁迅世界——媒介、翻译与现代性书写》，转载自“文艺批评”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