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攀：您当时在北京的居住环境如何?
刘再复：在北京的单身生活15年，妻子调到北京后，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住了5个人，包括我们夫妻俩、两个女儿，还有我妈妈。后来当了所长，我可以分到4间房，但我们所的房子那么紧张，我不忍要这4间房，仍然住三间小房，一间放书，里面放一架钢琴，还有一张沙发，晚上的时候翻过来当床，我和我太太住在这里。胡锦涛过年来我们家探望的时候，就坐在刘莲钢琴旁边的小板凳上。刘延东还对我太太说，你们真不容易!
吴小攀：在中国社科院里有些什么特别的见闻?
刘再复：“文革”开始，我才二十五六岁，在中国社科院的单身汉楼里住，算是一个“小地保”，因为权威学者都六七十岁了，我只是小字辈。当时有二三十个研究所，有很多所设在大院外边，各个所如果要斗黑帮，就要“揪”到我们院里面来，我都会去看。批判张友渔、张闻天、侯外庐、尹达、杨绛等我都在场，目睹了很多怪现状。每次有“最高指示”下来，我们都要敲锣打鼓游行到天安门，我就是其中的常务游行人员。
吴小攀：您那个时候有什么“立身之本”?
刘再复：那个时候我什么“本”也没有，是个“赤贫户”。但好奇、好学。那时候不让我们读书，就读社会大书，看着那些我崇敬的人怎样被批斗，看他们说什么，如何应对。大院里搭了一个大席棚，座位是一条一条的木板，可以容一千多人，每次我都抢一个座位挤在人群中间看批判会。这么多的批斗会，没有一次我可以从心灵上接受。每一次斗完以后，都觉得很迷惘，很惆怅，越斗越郁闷，搞不明白，日久月深，我就变成了“异端”。所以，我说牛棚对我的教育胜过十所大学，好像大学毕业后又上了十所刻骨铭心的大学。
吴小攀：钱锺书其实也算是很通人情世故的吧?
刘再复：他当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只管外事，他几次对外文局说，你们外文局不要派人跟着我，再复跟着我就行了。再复英文不好，我当翻译。他在我面前什么话都讲。对他人有所防范，算不算世故呢?
吴小攀：据夏志清说，大陆学人到海外交流，他认为钱锺书就很好，曹禺不怎么样。
刘再复：曹禺胆子太小，到美国还说套话，夏先生很反感，写文章批评了他。钱锺书就敢说，他到美国图书馆去参观，人家要他谈谈感想，他就说，我参观后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没用的书。
吴小攀：您对胡绳是怎么看的?
刘再复：人是很丰富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像他这样一个老实人，成了共产党内这么重要的笔杆子，很不容易，我写了一篇《爱怨交集的往事》缅怀他。说他常常在党性和人性之间挣扎。他有时候对我很喜欢，有时候对我很生气。我刚当文学所所长时，召开了一个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文学学术创作活动六十五周年、诞辰八十五周年的大会，毛主席曾经说俞平伯是资产阶级唯心论，我想借开这个会为他平反，提倡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我知道如果写申请报告给中宣部等于出难题，也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批复下来，因此我就直接给全国发通知，胡绳看到通知后急得不得了，让秘书叫我到他办公室，一进门就说：再复，你这个人就是自由主义!难道你不知道这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吗!他说，赶快给中宣部补写个报告!我说我不太会写这种报告。他说，好啦，好啦，你不会写，我写。我刚想走，他又说，你先别走，你是星期五开会吧?——我会参加的。
我的《论文学主体性》，很多人写信告我的状，有一次他叫我到他家去，说满桌子都是控告你的信。他开门见山地说，我跟你说吧，我基本上支持他们对你的批评。你的主体论我不同意，你的主体论不是跟胡风的主观论差不多嘛?我听了非常生气，我说，这跟胡风的主观论是不同的。主体是人，是人类，是行动实体，不仅仅是主观判断。那天我跟他吵得很厉害。胡绳常常发生党性与人性的冲突。
吴小攀：您对胡乔木是怎么看的?
刘再复：他也是一个很丰富的人，自己很有才华，也很爱才。他身上保留着书生气。一个高级干部还能有书生气，说明他没有被政治化，很难得。1975年前后，邓小平上台，创办《思想战线》。想要和当时“四人帮”掌握的《红旗》对抗，原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部长林修德调到中国社科院任领导小组组长，组织了《思想战线》创刊筹备五人小组，我是青年代表，在后面指挥的是胡乔木、胡绳。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思想战线》被视为邓小平的“黑刊物”。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胡乔木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邓力群、周扬当副院长。他思想很开放，为人又很和蔼，留给我很好的印象。那时候，我也被重用了，和解放军一起去夺《红旗》杂志的权。当时社科院成立一个写作组，我两边跑。我是写作组的主要笔杆子，还参加《红旗》写社论。社会科学院是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派的，邓力群召开各种座谈会，让大家发表各种意见。邓力群代表胡乔木说，你们大胆发言，有什么责任由我们来负，当时他的思想也很开放。
可那个时候的胡绳很狼狈，他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受华国锋的领导，华提出“两个凡是”。据说胡绳支持了“两个凡是”。即使是起草者，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那么温和老实，能不听从主席指示吗？
“四人帮”倒台后，胡绳住在史家胡同二号，我去看过他好几次。有人告诉我说，“两个凡是”涉及胡绳，我赶紧到他家去，他的夫人吴大姐一看到就说，再复来了!你和李泽厚真好，不管什么样的情形下，都来看我们。那时我非常走“红”了。她跟我说，老头子现在很紧张。怕又要被揪出来。我说现在怎么可能还会揪他呢?绝对不可能!我就进屋跟胡绳谈谈社会科学界的状况。他那时候正在写《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后立即寄了一套给我。
吴小攀：您对此书有所批评?
刘再复：他的这部著作，把近代史描述成三大革命(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革命、辛亥革命)的历史，排除“建构现代文明”(洋务运动、改良运动)这一条线显然是片面的，我已写了批评文章。
吴小攀：您经常提醒自己一些什么?
刘再复：我经常提醒自己，一定要保持思想的活泼状态，一定要跳出那个僵化的“局”。其实我讲主体性也是这样，说现实中可以是共产党员，革命者，但进入文学艺术活动，就要从现实主体转为艺术主体，艺术主体就要讲个性。
美国作家爱默生说，人生唯一拥有价值的是有活力的灵魂。卡缪写《局外人》，《红楼梦》里妙玉自称“槛外人”，都在讲跳出固定的“槛”，跳出习惯的“局”，这才能赢得灵魂的活力。
吴小攀：王蒙、陈晓明不久前曾认为当下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您怎么看?
刘再复：我不太想从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角度谈论文学，我比较重视个案。很多天才的作家，都是个案，都是偶然，它不是一个时代产物，它跟时代相关，但不是时代的产物，甚至是反时代的产物，所谓反时代，就是反潮流，反风气。曹雪芹生活在最黑暗的雍乾文字狱时代，却写出了《红楼梦》这么伟大的文学作品。
到底现在是文学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很难讲。这种问题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我不想介入。我只想说，天才往往是反时代的，所以也往往被世俗所不容，被时代所不容，不过他们同时也常常把时代从自己的生命中抛出去。王国维的自杀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被时代所不容；第二个是看不惯这个时代，把时代从自己的身心中抛掷出去。
吴小攀：您对何其芳的印象如何?
刘再复：他不仅是优秀诗人，而且是很正直的“人诗”，很可爱。我欠过他的债，1966年我刚从江西劳动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新建设》编辑部党支部让我去参加文学所批斗何其芳的会，让我发言，批判他的人性论。对于此事，我一直耿耿于怀，感到很惭愧，可是1975年办《思想战线》我向他组稿，问他记不记得我批判过他，他却说根本不记得，还替我写了一篇谈《水浒传》的论文。何其芳原来是朱德的秘书。他不仅诗写得好，文学研究的论说水平也很高。
吴小攀：据说您跟聂绀弩关系很好?
刘再复：特别好。他从监牢里出来后，也住在劲松，从我家到他家只要走两分钟的路。那时他已经走不动了。他有一个好朋友彭柏山，是上海市宣传部第一任部长，彭柏山原来是新四军五团的政委，全团都牺牲了，剩下他和一个通信员，彭柏山和胡风是好朋友，反胡风的时候，彭柏山被逮捕，在郊区劳改一年后发配到青海，因为叶飞是新四军的领导人，彭柏山又和皮定钧是战友，所以他们两人就把彭柏山调到厦门大学中文系，就成了我的写作实习课老师。在厦门大学，除了郑朝宗老师外，他对我影响最大。叶飞后来在“文革”中被批斗，彭柏山也被驱逐出厦门大学，流放到河南农校去管图书，他继续写怀念战友的小说《战争与人民》，被红卫兵发现，认为他是搞翻案，硬是把他打死。王元化是彭柏山的部下，因此也对我很好。聂绀弩、彭柏山、黄源都是新四军时期的战友，彭柏山的太太知道我也住在劲松，就带我去见聂绀弩。聂绀弩知道我是彭柏山的学生，对我非常信任，我们成了忘年之交，后来他把他在监牢里写的字、一生积累下来的线装书都送给我。我写过四篇缅怀他的文章，以后还要写。他是我永远的心灵导师。
吴小攀：您怎么认识施光南的?
刘再复：施光南是因为都是青联常委才认识的。胡锦涛当时是青联主席，刘延东是副主席。施光南是中共早期知识分子施存统的儿子，光南虽是作曲家，但很喜欢思想，跟我特别好，开会的时候老是跟着我。有一次，开全国青联大会，像彭丽媛这些歌星都来了，光南让我给他们讲美学。
施光南平时和他妈妈住在一个屋里，非常穷。每年春节他都到我家，他很爱吃我太太做的烤鸭。他平时也很喜欢来和我聊天，当时他写了一千多首歌，没地方发表，在《音乐家》杂志每个月发一首，一年也只能发12首，他想出版一个专集，可是北京的音乐出版社说，你看人家李焕之这些老作曲家都没出集子，怎能轮得到你?他很苦恼，跟我诉说。我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副社长郑煌先生比较熟，就请他帮忙，终于帮他出了一本专集，收录了他的两百多首歌。他当时一首曲子才七块钱稿费，但这个集子一下就给了他好几百元稿费，他高兴极了。
施存统参加过中共一大会议的策划，翻译了很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五四”时期他写《非孝》，攻击孝道，而名声大振。施光南有一次找我，说陈昊苏在回忆他父亲陈毅的文章里说到知识分子最容易产生动摇，比如我们党最初的一个大知识分子施存统在1927年白色恐怖中就叛党，施光南认为并非如此，他父亲解放后还当过劳动部副部长，当年只是动摇，不是叛变。施光南写信给胡耀邦申诉，还让我帮他修改。我就取笑他说：你父亲写文章反对孝道，可你这个儿子对父亲还这样孝顺，可见孝道是一种生物性现象，改变不了的。胡耀邦对此做出批示。
有一次反自由化的时候，施光南还给我写过一封信安慰我，说我是一位有智慧有思想的人，大家都很爱我。在一次党代会上，我不是代表，没有被选举权，但施光南还是坚持投给我一票，结果后来有人跟我说我得了一票，我知道那票就是施光南投给我的。他在任何场合下都那么天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