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岁11月11日，收到夏师母王洞女士的电子邮件，说夏先生最近身体欠佳，住院治疗后在疗养院康复。我看到他两个月前在美国中文网的访谈视频，观点犀利，妙语连珠，一如往昔，觉得夏先生会和两年前生病住院一样，慢慢恢复到昔日的精神矍铄、神智清明。尽管如此想，我还是马上给师母回信说待12月初学期课程结束了去探望二老。
12月6日傍晚，终于在疗养院看到夏先生。我先于师母到达，在餐厅见到他。刚结束晚餐，他身体有些虚弱，但是能独自坐立用餐，精神很好，见我来访很高兴，但似乎认不出我了。那一刻，我很难过，泪水忍不住在眼里打转，为曾经那么犀利灵光的老人家也会经历短暂的失忆而难过。师母随后到了，夏先生马上想起来并认出了我，高兴地拉着手聊天，后来还暂时拿掉鼻吸氧气管合影留念。而这竟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在国内大学时读过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当时对书中的观点尤其是其打破和颠覆以鲁迅为中心的现代中国文学谱系这一批评范式，感到受到不小的冲击。他的观点坚定不移，不留商讨的余地，即使被认为“偏见”也毫不掩饰。透过这本书，我想象夏先生的形象是严谨甚至有些苛刻、严肃甚至有些刻板的学究风范。后来通过张凤女士的访谈录了解到夏先生“老顽童”的一面，顿时倍感亲切。2000年，我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有幸结识了夏先生夏师母。认识夏先生十余载，尤其在纽约求学期间，更是经常见面。我的老师王德威教授等资深学者对夏先生学术遗产的评鉴，深刻而全面，这里我仅从跟夏先生夏师母交往的个人角度回忆点滴，以此来纪念这位正直、充满人文关怀的学者，善良、对晚辈包容善于寓教于乐的师长，和慷慨侠义的忘年挚友。
我在哥大学习期间，夏先生已经退休，但一些知名学者来做学术演讲，他也常出席。他几乎从不挑战演讲者的观点立论，但问答过程中他不经意的发言，却往往流露出独到的见解和看法。夏先生的博学和在学术界的地位，已足够令晚辈学者敬畏。但他从未显示过一点“霸气”，往往以机智的玩笑化解稍显紧张的氛围，让我等晚辈可以放松平等地跟他对话。夏先生亲身经历了20世纪几个特殊的历史地域文化：40年代中国抗战中上海“孤岛”时期；50年代美国战后复兴和世界冷战阶段；六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平权运动（夏先生执教的哥大当时是东岸学运重地）及其延续；80年代中国和世界对接的开始；90年代华语和泛华文文化的共荣和内部张力并存；一直到新世纪夏氏学术在中国两岸三地的传播和认同（包括被评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和其多部著作的初版、重版）。夏先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反面，他关心时事，常年阅读《纽约时报》，观看电视新闻，对新近事物都有了解。而且他从不以“老”自居，很少谈论自己的“当年勇”。夏先生与时俱进，不断跟进时代话题，所以与他谈话，从来感不到存在代沟。
在学术观点上，夏先生保持着个人评判标准和独立见解，不为党派和意识形态所限。他洞见到现代作家承载着“感时忧国”的使命，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作家的创作；他对作家超越一己时代和国度创作的希冀有时被误解为“西方先行”或对文学“普遍性”（universali？鄄ty）的追求。尽管他对钱锺书、张爱玲等对“大政治”貌似不关心的作家评价甚高，甚至用西方之风格相似的作家作为参照，但是他对中国文学的“特殊性”（specificity）从来都给予同样的尊重和关注。这从他对萧红的评价可以窥见一斑。他对张爱玲和萧红几乎同样欣赏，受当时接触到的作品限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没有提及萧红，但夏先生后来读到萧红作品，被深深感动。而萧红《生死场》中对日军占领东北后百姓苦苦挣扎的赤裸裸的描写，丝毫没有影响夏先生对她的评价。作家是否关心“大政治”，不影响夏先生的评判标准，他不是“主题先行”论者，他真正从作品出发判断作家。夏先生也并不迷信“新批评”的方法，他对作家的生平经历同等重视。得知我的博士论文中有一章讨论萧红，夏先生特别问我是否通日文，并鼓励我去日本查找资料，探求萧红移居上海后又去日本的原因。萧红是黑龙江呼兰县人，她的家乡最先被日本占领，对日本怀有仇恨情绪；而且萧红不通日文，去日本没有明确的留学计划；虽然当时从萧红跟萧军日益恶化的个人关系可以部分解释她离开上海的原因，但是她1936年自发选择去日本，其中确有令人困惑的一面。可惜的是，萧红在日本期间没有正式注册任何科目的课程，当时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在即，两国关系紧张，她和外界接触有限，几乎没有可靠资料查证她选择赴日的原因。夏先生是一位彻底的人文主义者，他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始终伴随基本的人的关怀。他对作家的不幸——不管是政治还是个人方面的——都有深刻的同情，常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比如他说张爱玲“很可怜”，所以尽管夏先生不愿求人，还是会为张爱玲写信举荐“驻校作家或者研究员”位置；他说萧红“很不幸，竟遇到坏男人”，为一个命途多舛的年轻女作家英年早逝异常惋惜。
严肃的学者和诙谐的喜剧大师，二者貌似对立，但在夏先生身上却完美结合在一起，他凝结了“矛盾的对立”又具有“和谐统一”。他有大学问家的智慧，但没有经年累积的世故和圆滑。他习英美文学出身，崇尚经典，但并不因自己对阳春白雪的偏好而贬低大众通俗文化，他从不掩饰对下里巴人的爱好。他喜欢看好莱坞经典老片，对演员如数家珍。他也同样喜欢武侠片。2005年纪念中国电影诞生百年，纽约林肯中心专门组织香港邵氏武侠片回顾展，当时跟夏先生夏师母同场观看张彻导演的《独臂刀》，演到扣人心弦处，夏先生忍不住喊出“哎呀！”惹得全场大笑。大家都知道夏先生喜欢开玩笑，完全不在意他的“无厘头”。每次听到夏先生的玩笑，都让我想起弗洛伊德阐述的玩笑对于正统和权威的挑战和颠覆作用。他常常说出一些“惊人之语”，冲出规范的藩篱。另一方面，他重视礼节，尊重特定场合的着装规范。上学期间，夏先生夏师母感叹留学生活的不易，时不时带我去好餐馆打牙祭，也不忘提醒我要打扮起来。他自己则不管纽约夏季气温多高，一定会西装衬衫领带全副“武装”起来；出租车司机和餐馆侍者误以为我是他们的女儿，夏先生也不去纠正，跟他们开玩笑：“我的女儿这么优秀，你是没机会的啦！”他们怕我破费不肯让我在外面回请，邀请他们来我的公寓吃晚饭他们特别赏光，我特意做上海风味的酱鸭，他们特别喜欢。在餐桌上，当时在哥大一起上学的好友刘瑜帮忙给老人家夹菜，也感叹夏老师这样德高望重的学者跟晚辈如此轻松自在地来往。我们当时一起跟王德威教授读博士的学生，都受过夏先生夏师母“请吃”的恩惠。临近毕业，寻找教职路途坎坷，夏先生鼓励之余，也给细致点拨。 他提醒我们面试时语速要慢，男生要刮胡子。夏先生经常说自己“伟大”、“了不起”，貌似自我评价甚高；而和他接触多了，慢慢发现夏先生把这些褒奖的词汇用在他人身上远比用在自己身上多得多。他一生经历远非一帆风顺，青年时贫困，后来赴美求学，毕业后留在美国，在资本和共产两种主义壁垒森严的情况下，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摆脱冷战背景下区域研究之附属体地位和对传统汉学、中国古典文化研究之补充的双重阴影。他披荆斩棘开辟了现代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研究之路，奠定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在英语世界的独立学科地位。这委实是了不起的成就。
夏先生平易近人，和夏师母一起对我等晚辈关心备至。他们关心我的终身大事，当初跟他们电话汇报情况，夏先生直截了当言简意赅地问我对方的背景，对教育背景表示满意后就把电话给了师母。我理解他“门当户对”的“择婿”标准背后的良苦用心，他们是我在美国的亲人，一定要确认我找到他们信任的归宿、安稳成家，他们才放心。2010年10月，来自各地的学者和友人百余位提前为夏先生庆祝90华诞（夏先生生日是农历正月十三日，正值冬季不便外出），马英九先生也委托送上手书的贺轴“绩学雅范”。那时，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刚满四周，也从麻省赶来纽约为夏先生庆贺。他如往常一样，红光满面、兴致高昂，逗得满场欢笑连连。2011年夏天，我和先生带着孩子重返纽约看他，他谈笑风生，一如既往地幽默，提醒我先生要记得他是“最幸运的男士”。他很喜欢我们当时不到一岁的儿子，夸他是“无与伦比的宝宝”（matchless baby），还兴致勃勃合影留念。
夏先生在美国生活六十五载，很少像一些处于“离散”(diaspora)境地的知识分子那样被乡愁困扰。也许，他所怀旧的对象已经不复存在。他生活在当下，关心美国时政，在政治观点上，坚持自己的见解。在民主党占主导的纽约，夏先生从来无所畏惧表示自己对共和党的支持。但是这不影响他和大多数支持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做朋友。夏先生个人生活坎坷，却从来都以积极、健康、乐观的态度面对一切。他充满能量、智慧、幽默和达观的态度总是感染着周围人。他与人分享快乐和智慧，从不给人添负担。临走前，他对师母说：“我很累，我要走了”，静悄悄地在睡梦中离世。
缅怀夏先生，尽管指尖触及键盘时泪水模糊了视线，我的脑海里都是夏先生的音容笑貌，节奏欢快带上海腔的中文，还有精准机智的英文。他留给我们的，除了精炼扎实的学术著作、真诚淳朴的回忆集锦，还有他爽朗达观的人生态度。夏先生为人为学都以真、诚、实为准则，他的言行和治学方法对我们以及后来的学者都有启迪昭示意义。
2013年的最后一晚，我和夏师母通电话。师母给我详细讲述了夏先生的最后一程。她说：“本来打算过完元旦再告诉你，怕你过不好年。”在自己失去终生伴侣的时刻，师母还为别人考虑！夏先生夏师母相守四十余年，晚年师母悉心照料夏先生，为夏先生住院救治多方奔走，找寻最佳选择。师母对我关爱有加，她的坚强、隐忍、善良和智慧令我敬重，愿师母王洞女士节哀、珍重！
敬爱的夏先生安息！
来源: 《 中华读书报 》2014-0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