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提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一个曾经被中国人民视为心灵的历史伟人，被污蔑、被践踏、被糟蹋到如此不堪的地步，真是匪夷所思。
中国文化是个巨大的时空存在。20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认为，地球上有两个伟大的人文传统，一是欧洲的人文传统，一是中国的人文传统。我认为，人类世界建构了三个无与伦比的文化奇峰，一是西方哲学；二是大乘智慧；三是中国的先秦经典。这三座高峰将永远与世界同在，也将永远滋养人类。
我们讨论的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因为孔子与儒家思想体系乃是中国文化的主干，所以我便把题目缩小一点，只讲“孔夫子的精神出路”。因为只给我15分钟的时间，所以我只能纲要性地表述，开门见山地提出三条出路。
第一条出路是应结束孔夫子充当“面团”（任人揉捏）的可怜命运，还给孔夫子以生命尊严与思想尊严。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谁是最可怜的人？”我自问自答，答案是，从后战国时期至今，尤其是最近一百多年，孔子乃是中国最可怜的人。我使用的“可怜”二字，不是文学语言，而是从俄国流亡到英国的思想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理性准则，他说，如果专制统治者规定必须下午三点钟时头必须朝下站立，人们都会照样去做，以保全自己的性命。但对于斯大林来说，这还不够。斯大林还要人们把自己揉成“面团”，之后由他随意揉捏。也就是说，被当作“面团”随意揉捏，那才称得上“最可怜”。而孔夫子的命运正是这种命运。
一百年来他完全被当作“面团”，时而是“至圣先师”，时而“至恶罪人”；时而是“精神导师”，时而是“巧伪人”；时而是“敲门砖”，时而是“落水狗”；时而是“政治的秕糠”，时而是“心灵的鸡汤”。
到了一九七四年，他甚至被揉捏成与林彪同一级别的“反革命罪犯”，即身兼历史与现行“双重反革命”而被全国共讨之，全民共诛之。那时，他连“孔子孔先生”都不许叫，只能称他为“孔丘”与“孔老二”，其可怜的程度达到了极点，连被受管制的“四类分子”都不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只被打断了一条腿，而孔子则从头到脚全被打碎。
一个提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一个曾经被中国人民视为心灵的历史伟人，被污蔑、被践踏、被糟蹋到如此不堪的地步，真是匪夷所思。
对于孔子的这种悲惨可怜命运，每个中国人都负有责任，都应当有所反省。我个人在一九七六年就参加过“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即走进了声讨孔子的“共犯结构”，也加入过“批倒批臭”孔子的丑陋行列。今天，我们探讨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我觉得，第一个出路就是要反省自己的丑陋行为，清洗自己身上的政治病毒。也就是说，要让孔子有个出路，即重新赢得人的尊严，我们自己就要重新审视一九七六，重新做人。
第二条出路则应当是从学理上正视孔子和儒家思想体系的弱点，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勋。
“五四”运动，提出“打到孔家店”的口号，显然是“情绪有余理性不足”。然而，五四的反孔又确实很了不起。因为孔子与儒家思想体系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弱点。我曾著文指出，五四之前的中国，缺少逻辑文化的资源，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挑战。今天，我还要说明，孔子与儒家最大阙如，是缺少个人、个体、个性的思想资源。而没有个人、个体、个性的权利与地位，现代社会不过是一句空话。
现在，国内学术界有人说，中国文化从来不讲“个人”，所以今天不讲个人尊严与个人自由也可谅解，这是完全错误的论点。孔子明明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不是“个人”吗？还有，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不也是个人吗？但我们应当承认，孔孟及他们的后人，只讲精神性的“个体人格”，却不讲物质性（即现实性）的“个体自由”与“个性解放”等。
孔学这一根本性的思想弱点，是李泽厚先生最近的思想成果。我认为，这一成果击中了孔子的要害。确实，儒家思想体系只提供“个体人格”的根据，并没有提供物质性的（或称现实性）“个体自由”与“个性解放”的根据，例如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劳动自由、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等。这些现实生活中的自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次发现、首次启蒙和首次呼唤。
通过“反孔”而呼唤个体自由与个性解放，通过“反孔”而呼唤科学与民主等现代价值观念 ，这是巨大的历史事件，也是巨大的历史功勋，它带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思想解放与身心解放！这一功劳绝不亚于大禹治水，所以我们要永远铭记。
今天，我还要说明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毕竟是很有文化的先驱者。他们在世时就把孔子本人与后世对孔子的变形二者分开，而且对自己的基本行为（即把提出“个体自由”与“打倒孔子”连结起来），有所反思。也就是说，他们为倡导科学与民主而以挖掘自己的心灵（孔子）为代价感到十分痛苦。正因为这种痛苦，才产生了五四后鲁迅的《墓碣文》这种惨烈性的散文诗。这首诗写的是“抉心自食”的痛苦。
五四是一场“审父运动”（审判父辈祖辈文化），又是一场“自食”运动。即为了自己的民族进步不得不啃噬自己（孔子）的心灵的悲剧性运动。这与一九七六年的那种“批孔”的政治闹剧，完全是两回事。我们今天在学理上肯定孔子又肯定“五四”反孔的历史功勋，内心也是痛苦的。然而，为了让儒学更新并赢得巨大的严肃性，也为了让孔子庄严地走上现代的思想道路，我们不能不承受这种痛苦。
第三条出路是回归“原典儒学”，打通孔子与普世价值的血脉，即打通孔子与世界思想诸子的血脉，以创造中国的现代精神自式，包括文化自式、思想自式和道德自式。
这条出路，如果用世俗的语言表达，即读孔子的原书，听孔子的原话，但不做孔子的好战士，只做孔子的好学者，好阐释者与好创造者。或者说，读孔子的书，听孔子的话，又超越孔子的书，提升孔子的话，做孔子的对话者。
孔子诞生后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孔子是打不倒的，像一九七六那样利用政权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扼杀也打不倒，更勿论其他。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儒学不断发展。于是，有孟子的孔子，有荀子的孔子，有董仲舒的孔子，有朱熹的孔子，有王阳明的孔子，有曾国藩的孔子，有康有为的孔子，有毛泽东的孔子。就“学问”的形态而言，则有政治儒学（以董仲舒为源头）；有心性儒学（以朱熹、王阳明为发端）；有宗教儒学（以康有为的孔教会为典型）；有原典儒学（李泽厚提出的概念）。
中国国内，四种儒学正在博弈，但我认为，回归原典儒学最实在，这才是孔子的出路，也才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可以肯定，让孔子再度走上政治，让他再做治国经典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孔子当时面对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乡村时代以及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与家庭问题，而今天中国已进入城市时代，面对的是工业化之后的现代社会诸种问题。因此，企图使用孔子的药方来疗治当下的问题，肯定要失败。
让孔子走向政治要失败，让孔子走向宗教，把他打扮成以通达鬼神的教主，也肯定会失败。这是因为孔子与儒家本身是排斥“神世界”的重人情重现世文化，是立足于人类应当自强不息的文化。把孔子与宗教硬拉扯在一起，从根本上说，是文不对题，是大倒退。现在有些学人正在鼓动“孔子还乡团”，重新打出祭孔旗号，企图重蹈近代“孔教会”的绝路，这种让孔子充当救世主的乌托邦肯定要破产。
回归原典儒学，并不是复制孔子，照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的语录。我们既要拒绝对孔子的“西化”，也要拒绝对孔子的“神化”。最要紧的是让孔子走上中国现实的现代之路。也就是中国自己选择的路，即中国的现代化自式，包括生存自式、道德自式、思想自式、文化自式等等。例如对于“孝道”，我们就可以回归《论语》关于“父父子子”的原始论述，并打通孔子与普世价值的血脉，用“自由与平等”的现代理念给予思想的洗礼，扬弃“父为子纲”的家庭专制逻辑，从而确立以情为本体的新道德形式，其中包括道德规范，也包括人伦责任。
确立这种新道德形式，需要长期探讨与试验，它永远是个动态性的未完成式。我个人也绝不会苛求一天的研讨会就可以提供完整完美的答案与结论。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乃是一个未完成式，它需要我们思索下去，探讨下去，直到最后找到孔子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