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初的震撼到出版过程

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早在1961年就出版了，1979年香港又出版了繁体中文版。而我是在1980年，通过我一个香港的朋友，才看到这本书的。当时，这本书给我的震撼很大。因为夏先生的文学史框架，和我们主流意识形态内的框架很不相同。当然，他对鲁迅、巴金、丁玲等作家的褒贬也和我们主流的说法不一样。

最为重要的是，对那些我们故意视而不见的作家，他也用相当篇幅去讨论，比如张爱玲，比如钱钟书。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本书逐渐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但在1983年以后，对这本书，有一个大规模的批评，当时的报纸、杂志上有很多文章都曾经批评过这本书。对夏志清先生本身的定位也是比较敏感的。1983年时，夏先生到韩国开学术会议，他写信告诉钱钟书先生，说想回国来看一看。

于是，便由钱先生邀请，回到内地一次。但当时的气氛却很紧张。复旦大学贾植芳的一个日记《早春三年》刚刚出版，在这本日记中，就回忆了当时夏先生到复旦访问时的紧张空气和特殊待遇。另外，北京的袁良骏先生也在当时写过一篇文章评价《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夏先生的书做了一些肯定的评价。

但这些评价却在发表的时候，被全部删掉了，只剩下对《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批评。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这本书在国内所受到的待遇。

但有意思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年内，虽然一方面这本书遭受到了公开的批评，另一方面夏先生的观点又被接受了。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我们在后来提出的一些新的有关文学史的观点，比如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我个人认为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到了夏先生的影响。不管我们怎样评价这本书，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是不可以回避的。

简体中文版的特点

这次出版的版本，是根据香港的繁体字版本增删而成的，对原来繁体版的一些翻译作了一些修改，另外删除了两篇文章，节选了三篇文章。删除的两篇文章是附录里的《1958年以来中国的大陆文学》和《姜贵的两部小说》，而节选的则是《抗战时期以及胜利以后的文学》、《张爱玲》和《第二阶段的共产主义小说》这三章。删节的大部分内容并不影响大家理解夏先生的文学观点，同时也是得到夏先生同意的，所以这样一个处理方法，我认为是目前比较好的。

而增加的部分就是本书的附录一和附录三。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观不是这本书出版之后，就停止了。他的观点也在深化，在发展。后来，他也承认过自己的书有疏漏的地方。他写这本书的时候，由于美国和中国的断绝，有些资料他是看不到的，这是导致他出现遗漏的一个主要原因。

比如，他在耶鲁大学看不到东北作家的书，等他看到这些书时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了。他就觉得自己有了遗漏，想要弥补。

他专门写了文章谈端木蕻良，他认为应该写萧红，认为萧红是20世纪中国最出色的作家之一。他后来的这些文章，我就把它作为附录三增加到了这次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

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居功至伟

《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出版之后，便受到了捷克的学者普斯克的批评。夏先生当时也写了一篇名叫《论中国文学》的文章来回应这个批评。普斯克的文章在上世纪80年代就翻译成了中文，但夏先生回应的文章却一直没有翻译介绍。我想要公平和全面地了解夏先生的观点，他这篇回应普斯克批评的文章也应该增加，所以附录一就收录了这篇文章。另外，还增加了王德威先生1999年为《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第三版写的长篇导言。这篇导言详细地分析了在现代全球化的新的语境下，我们应该怎样重新认识和评估《中国现代小说史》。

在王德威教授的导言中有一个观点是，我们不可回避它绝对有其独特的价值。刚开始，我提到这本书和我们传统的文学史框架有很大的不同。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夏先生是第一个把中国文学系统地介绍到国外的人。

虽然以前也有人翻译过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但他是把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化、系统化地总结和讨论、并介绍到西方的第一个人。从这本书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进入西方高等院校。夏先生的功劳是不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