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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中学时看《三国演义》，我常想：诸葛亮的哥哥和弟弟，干嘛一个在东吴，一个又跑到北魏去了？兄弟三人怎么不同心合力辅佐刘皇叔？
这念头无疑是上了罗贯中“尊汉扬刘”的当，且加上少年肠热，不知“歧”字作何讲。
近些年，脑子里海马区的积存多了，心——经历“稚纯”“善感”“杂陈”“智理”等超生物历程。那一缕早年的童稚意绪像旧时的堂前燕，飞了回来，落在近代不寻常的两户名门——鲁迅三兄弟和宋氏三姐妹身上。呀！不是偶然吧——怎么这三兄弟和三姐妹竟也走着几乎互不相融的三条人生路？是宿缘？还是老天作祟？
我岂能不知“龙生九子，九子各别”的道理。即使同去西天取经，也是猪拱猴跳各施其道。然而，事事泾渭分明，时时剑拔弩张，也绝非同宗之道、天伦常理。人家异姓朋友还能管鲍分金、桃园结义呢。对呀，人家刘关张怎么就能摽着膀子干呢？而且，诸葛也罢，周家宋氏也罢，可都是些有作为有教养的精英人物。他们对人生对社会思索的确度，是超拔的。即使有客观成因，也肯定是他们每个人自觉自为的。
遥想，鲁迅兄弟在“百草园”一面背诗文一面捉虫儿之时，宋氏三姐妹远涉重洋赴美留学之际，都是何等洽切，相亲相爱。可后来呢……据说鲁迅和周作人为家事曾动过手，又有人评说周作人，说他从为人到为文时时处处都着意表现出与鲁迅的不同质。这怕不是一个“汉奸”概念能一言蔽之的。更让我心动的是，电视剧《宋庆龄和她的姐妹们》的最后一集——当大陆即将解放，庆龄和美龄同往母亲坟头献花祭扫。姐妹俩都看见对方了，却谁也不肯走过去跟对方打一声招呼，说一句话。她们都清楚，这可能是她们一生中最后一次遭逢了，从此将天隔一方直到终老……坦率地说，我为这场景这场“戏”遗憾。她们哪怕有一位走到另一位面前，深深地凝望对方一眼也好。我们可以想见，那一时刻，她们各自的胸膛里都呼啸着情感的风雨，很复杂——有爱也有恨。这风雨，正拍合着当时中国大地上正进行着的时代变革的政治风雨。她们谁也没有从那自命的政治漩涡中迈出一步，有如两座隔海相望的高山，两颗独处宇宙的漠然星辰……
这，难道是“是非、曲直、对错”一字了的？
而那“是”与“非”就那么重要乃至准确吗？
这里是否有文化参予的人性的固执？是否可以说是一种缺憾？一种人性的缺憾？一种对人性的嘲讽？后人在探索归纳这一历史的也是人生的现象时，该把握什么？
2
在19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夜晚，俄罗斯外省的一座小城里发生了一起儿子杀父亲的案件。主要嫌疑人米卡，他不久前才来到这座城。他原准备结婚，是来向他父亲——自从他生母死后一直没尽抚养义务，反倒侵吞了他母亲留给他的大量遗产的父亲，讨回应得的财产的。恰在这时，生性放荡的米卡在小城里又偶然恋上了艺妓格鲁申卡，而这个风流女人其实也是他父亲追求对象。他父亲非但不给他应得的财产，在猎艳上也一步不让。新仇旧恨激化，生性粗犷、军人出身的米卡，已经扬言要杀父亲了。
而在另一些方面，事情的趋向就更不妙。
跟米卡脚前脚后来到这小城的，还有伊万和阿辽沙——米卡的同父异母俩兄弟。伊万也是为分得一份父亲的产业而来的。更巧的是，伊万在这时竟爱上了哥哥米卡的未婚妻卡捷琳娜。为了得到卡捷琳娜和更多的财产，温文尔雅又学识渊博的伊万动了心计。当他知道哥哥米卡要杀父亲时，他非但不劝阻，反倒在最紧张的时刻故意走开。更可怕的是，他还不时地把自己的“不信上帝”“人有权改造世界”“没有什么道德可言”“一切事情都可以去做”等观点，讲给他父亲身边的一个假痴不呆的年轻仆人听。
——这个年轻仆人叫斯麦加克夫，他的身世与他心理更加复杂阴暗。
他是那位遭儿子们痛恨的父亲，跟一个痴呆哑女所生的私生子。他从小被老仆人哥里高利收养，外人都以为他是哥里高利的儿子。他表面恭顺、沉默寡言、奴颜忠心，内里却既傲慢又凶恶。他对周围的一切都不满，不信上帝，没有道德。他知道米卡跟父亲有仇隙，于是趁机挑唆，并为米卡杀父亲提供信息和方便。他目的是想得到父亲为引诱格鲁申卡准备下的三3000卢布。待钱到手，他想由莫斯科去外国，开饭店，过好日子。
3
说到宗族血脉——这一人类挣不脱扯不断的丝网，是紧密且又脆弱的。
我们常说血浓于水，这话不假。可中国人，在亲情的面纱下，做坑害亲人之事者，大有人在。且不说带领八国联军进北京烧杀的、爱国诗人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也不说强占儿媳、滥杀王子、毁誉参半的唐明皇；就当今我们身边，为几个臭钱大打出手、大杀出手、诉诸公堂的父子、兄弟、姐妹就有多少？至于在政治——这一涵盖更深的利害领域，亲情就更加贬值了。在中国，虽有“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说法和“孔融让梨”的美谈，但也有“无独不丈夫”“当堂不让父/举手不留情”“开弓没有回箭”的警语，以及为财产为权势为皇位的一幕幕兄弟相残、父子喋血的丑剧——阐释着东方俗世的质理。亲情在“仁孝道德”的支撑下，表面热热腾腾，可在现实的风口浪尖上，它宛如一袭遮体的外衣，可以随意换掉。而带头换掉或说扯破这片“遮羞布”的，往往又大多来自铁幕后面的皇室宫廷，类似唐明皇之流的“上乘”人物。
正如这位带头损坏亲情、给儿子们留下极恶劣榜样的俄国父亲一样。
——这位洋父亲叫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他曾是个破落贵族，九等文官。他生活道德的沦丧程度，从他儿子们对他的恨劲儿上就足见一斑。
4
话说回来，与亲情背离的骨肉对垒、手足分争，还有较高一级的表现形式。
——不过，至今我也确不准，该不该把这种形式类归“利益”范畴。
譬如，前面说的诸葛兄弟，他们在三国时代的三种选择，绝非浅薄利益使然。这里有中国文化人的“自我凸粗”和“个性标显”两个问题——这是连他们自己怕也认识不到的人生人性的内核之一，或是中国智识阶层的“集体潜意识”。应该说，此种“自我”和“个性”本来是一个人或说一个文化生命体成熟的体现，且无可厚非。可这种“成熟”，由于首先受到中国特色的“帝王独家经营术”的浸染，“排他性”大大增强了，“认识性”却被降格、被局限——形成了一个文化生命（即一个人）内在的不良循环。
他们个个自恃才高，可以独具一格，不想仰仗他人、效法他人，仕途上要自立门户，免得青史上留下闲言碎语，显不出自家品格的高下。应该说，这种求异求歧之心似乎是文化群体中默认的一种“质理”。由此，“亲情”成了这“凸粗”与“标显”的障碍。而且就事论事，这里又真真浮出了政治的“虚伪”性——既然是“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而“帝王原有种”“帝王独存”——你蜀汉真的就那么正统吗？人家曹魏、孙吴两家就真的是逆贼吗？如果你诸葛亮“匡扶汉室”的口号是正确的，那大哥三弟岂不就成了大逆不道的糊涂蛋？当然，并非如此——你诸葛亮的口号虽响，其虚伪程度也不低呀。博古通今的你老兄岂能不知道“春秋无义战”的古话。你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充其量不过是在追求信念中，完善造就了较高一级的“自我凸粗”罢了，也摆不脱拉大旗做虎皮之嫌。只是如此人生甚合孔孟的教导。然而，大中国幅员辽阔，占一块地方另立山头的事时有发生，最终拼个“成王败寇”呗。况且就是别人不想立这山头，老子我还想立呐，或者老子帮着别人立。你当你的汉大丞相武乡侯，我干我的东吴大夫，他当他的北魏州官；都想在青史留名、成就事业。至于成不成，看自家造化。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休想让“我”跟在“你”屁股后头行事。
——呜呼哀哉，也真是说不清楚，这到底是中国的文化和文化人带坏了我们甚是伟大的帝王君主们，还是帝王君主们带坏了我们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人？
5
回到卡拉玛佐夫兄弟的案件上。
那天晚上，米卡由于没找到他近来疯狂追求的格鲁申卡，误以为她是被他父亲勾引走了。盛怒之下他抄起一根铜杵直奔老宅。他用斯麦尔克夫告诉他的暗号叫开了父亲的房门，进屋寻找着。可他还是没能找到让他神魂颠倒的格鲁申卡，又转身离开了。可他在院子里，却撞上了被父亲的叫声惊醒的老仆人哥里高利，一时急愤他打倒了对方，但随即他又把老人扶起。尔后，他得知格鲁申卡是跟某旧情人在一起，又不顾一切地追去。可就在这时，那个一直假装犯了癫痫病的斯麦尔克夫一跃而起，直奔父亲房间，用桌子上的镇尺打死了父亲，并拿走父亲给格鲁申卡准备下的三千卢布，转身离去。
不过，当他回到床上时，他的癫痫病倒真的复发了……
前面说过“龙生九子，九子各别”。就在卡拉马佐夫家血光泛起的日子里，另有一副腼腆且温暖如春风的面孔，也不时地出现在亲人们当中。他就是我一直没提起的、伊万的同父同母兄弟阿辽沙。阿辽沙年仅二十岁，初中毕业，他回到家乡是为了进家乡的修道院。他不但是哥哥们的朋友，连卡捷琳娜、格鲁申卡、哥里高利都视他为知己，就连那位没人味的父亲，最终也老泪纵横地拥抱了他。
——为什么？
——因为他待人至诚至善。
那么，这种“至诚”与“善行”就能挽救人们心中业已形成的某些恶念吗？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就像阳光之于林莽和洞穴。但笃信上帝的阿辽沙在竭力去做，像只填海的精卫鸟，执著得傻气。果然，在他的感化下他三位兄长还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自悔。应该说，这时的“亲情”就像种子遇到水——起良性作用了。难怪连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不无笨拙地跳出来疾呼：阿烈克赛（阿辽沙）·费多罗维奇才是我真正的主角。
是呵，这孩子让我们在人类的最后一道防线——亲情即将崩溃之际，看到了世界的光明。这足以让人类（或说读者）拒绝虚无、依稀良知、迎待曙光。
当然，说崇信上帝，才能“爱人至善”是西方的传统道德。西方的上帝也好，东方的道与佛也罢。其实都不过是人类自己的精神之梦。是人类借用自己的理性能力，把人类自己的本质独立于外，使其神灵化——让人类自己来膜拜，从而再用这“偶像”支配（或说规范）人类自己。所谓“佛即我心”就是此种神学意念的朦胧反馈。
——当然，这无疑是至真至善的人类自我救赎的精神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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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前所述的“自我凸粗”和“个性标显”的文化人的内在“熵”力，该用何药方医治呢？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常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社会动乱，文化人的心思更多盯在“对或稳定或动荡”的形势的适应上，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
譬如诸葛亮兄弟，就是从山东琅琊被“动乱”到河南南阳的。在过多的求现实的适应中，人的价值信念的稳定性受到挑战与干扰。于是，各种观念都可能产生，都可能被随手拈来，都可能被肤浅的认识（或因与某种个性拍合）而被奉若至宝，进而成为一己之见，成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其实，这时候的文化人早已不单单是被“文化”了，也已经被“现实化”、被“意识化”、被“政治化”乃至“自我化”了——准确说，就是被“异化”了。且往往是，即便自己察觉自己错了，也“咬定青山不放松”。甚至开始了如柏杨说的，“用后来的十个错误，来掩盖先前的一个错误”的恶循环中。
瞿秋白算一个特例。他临终吐出的《多余的话》(历史的误会)，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动荡”时期——“选择与投入”的心路历程和客观存在的最深透的写照。他从一个破落家子弟“只想将来谋一碗饭吃”，而进了不要学费的“俄文专修馆”，直到“偷得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原话）而成为一位政治领袖——很大成分是不由自主的“历史偶然”。于是，在文人的本质和政治的冲突中，他经历了受同志批判、遗弃、后被敌人杀害的人生际遇……好在，他是近代文化人，既能从容赴死又不惜“身后名”而一吐为快——留给天地间一篇极真实的“我的离骚”。他在那篇“并不‘多余的话’”中，还称自己是“戏子”，称自己的人生是“滑稽剧”——说“就是对之华（他爱人杨之华），我也只透过一点口风，我始终带（戴）着假面具”。
呜呼，从广义上讲，瞿秋白的人生悲剧是古今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这样看来，人性固有的“亲情”，以及“仁爱至善”等形而上的观念意识，在如此状态下还能派上多大用场呢？再看那些被一时奉若至宝的“观念”啦，追求的“信仰”啦，其虚伪性、自欺性也就可想而知了。有的史学家认为，诸葛亮其实是被他自己“制造”的“兴复汉室”的包袱“压”死的。而颇具嘲讽意味的是，诸葛亮效忠的刘备，其人学问并不高，可他倒不完全是为政治而死的，一定程度上刘备是为“关张”报仇、为“义”字而亡身。这“义气”肯定比“政治”更接近人情和人性。
——这也是“桃园结义”被千古传扬（尤其在民间）的根本原因。
而刘备与诸葛亮这样的人生差异，又像上帝跟知识分子开个大玩笑。这倒真真地为本文所发的“感慨”做了佐证。于是，我只能浩叹一声“哀哉，中国的文化人”。
那么，到头来现代的我们应该呼唤些什么呢？
是呵，从东方到西方，从远古到当代，人类到底该呼唤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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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在北京地铁的梯道里，有两个衣衫不整的男孩儿抬着个年龄大些的女孩儿，艰难的往下走着。一看，即知是外地人。周遭的人上下匆匆，惟避之不及。只有两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和我搭手帮忙往下抬。在等车时，我问了两个男孩儿几句。他们说是从安徽来，是到五棵松某骨科医院给姐姐治病的……
地铁列车砉然疾驰着，车箱轻轻地摇晃着。
望着车箱里或坐或站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以及人们脸上那一层自我维持着的肃穆和冷漠，和人群中的这衣衫褴褛的姐弟三人，我想了很久。
此文发于《鹿鸣》2007-10期；原篇名〈总谓浮云能蔽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