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说一遍，没有多少人听，就说十遍；如果说十遍不够，就说一百遍，一千遍；如果说一千遍不够，就说一千零一遍。言说之不足故讲课之，讲课之不足故写作之，写作之不足故践行之：这就是郭初阳老师新书《一个独立教师的语文之旅》的意义之所在。
如此痴迷，如此谨守，如此保卫，如此纯粹——这些词语承载着教育，最终到达爱心、独立、自由的彼岸，在郭初阳老师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谓予不信，那就请跟随他来一次澡雪心神的语文之旅，并且留意旅途上的如下几个路标——
路标一：守护经典
郭初阳对经典有一种近乎执着的较真和守护。还是在2006年4月，他就对现行教材随意删减《套中人》（又译为《装在套子里的人》）进行再三再四的挖掘和分析，之后是他对教材编写者随意删减经典的温和而又坚定的否定态度。他不是赤手空拳、理不胜辞的去捍卫经典，而是下足十分的功夫，尽可能搜集各种版本的译本或者原文，不断加以校勘，比较，参核，咀嚼，体悟，从一个字、一个标点，到段落、篇章、题旨，努力做到既有充足的、让人信服的证据，又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他是胡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践行者。版本学，目录学，图书馆学，校勘学，比较文学，乾嘉朴学，这些学科方法都为他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在第207页，他借维维安之口说道：
“我有一张浙江图书馆的卡，需要哪本书，还可以先在浙图网站上查询是否在架……”
“我的一位朋友，特别喜欢《小王子》，把汉译的《小王子》都搜集齐全了，大概有四五十个版本；同时，圣埃克絮佩里的其他作品，关于他的传记等等，也是见一本就买一本，她就这样成了《小王子》的权威。”
“指向教材的研究，文本资料特别重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守护经典的方法和前提。高呼口号，声嘶力竭，大言炎炎，故作惊人之语，这些做法不是捍卫经典的可取的方式。
我们为什么要捍卫经典？卡尔维诺写道：“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断让周围制造一团批评话语的尘云，却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能够流传久远，穿越时空隧道，抵达此时此地的经典，是前人智慧的结晶，思想的浓缩，艺术的珍品。在当今这个思想荒漠化、艺术贫瘠化的时代，创造力萎缩的人们以恶搞经典、戏说经典为乐事，来掩盖灌木丛生的真实状态。不仅如此，更有一些无知而大胆的人，缺乏对经典的最起码的了解和尊重，缺乏对教育的终极指向的体认，自认为掌握了宇宙终极真理，比屈原、戴嵩、苏轼、曹雪芹、安徒生、契诃夫、王尔德……都要高明得多，轻率而自负地拿起手中的剪刀，把经典剪得七零八落、破烂碎裂，然后得意洋洋的宣称：这样就可以消除其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这种佛头着粪、焚琴煮鹤之举，让人心生痛惜、厌恶之情。郭初阳则能按捺住自己的情感，一一指陈种种肢解、割裂之处：《画家与牧童》妄解艺术，自诩高明；《盲孩子和他的影子》不顾童话逻辑，拙劣模仿安徒生，画虎类犬；《巨人的花园》唐突鲁莽，郢书燕说，不解王尔德童话逻辑之玄妙；《麻雀》肢解屠格涅夫，“残缺不全地扑腾在小学语文课本里”；《伟大的悲剧》对茨威格使出分筋错骨手的招数，随意窜改。不动声色，克制感情，有理有据，洞幽烛微，他像那个指出皇帝是光屁股的小孩那样，把人们习焉不察的事实逐一指陈出来，让我们看到一些教材编写者实则是剪刀手的一面。
捍卫经典，是不是就意味着经典处于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呢？当然不是。经典不是封禅大典，不是敕命圣旨，而是在不断地质疑和批评以及开放性诠释之中形成的。郭初阳对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韩愈《师说》《祭十二郎文》的解读，别开生面地展示批评意识、质疑精神的可贵，也让我们得到“不可跪着读经典”的启发。
关于中国经典，郭初阳认为：“全然不懂中国古书，一点也不妨碍我们的孩子做一个文明优雅的现代人；事实上，全然不懂中国的古书，一点也不妨碍我们自己在目前的环境里做一个好教师。”（第65页）对此我有一点意见想与郭初阳老师商榷：汉语经典实际上已经内化为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外化为我们的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并以薪尽火传的方式传递着进步和力量，吸收先进文明的精华并努力改造汉语文化，抵御落后、反动的腐蚀和渐染。如若不然，我们早就沦为率兽食人的丛林世界了。我们需要做的是，努力挖掘、诠释汉语经典的进步的一面（就像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马丁·路德诠释《圣经》那样），扬弃那些反人性、反智化、反文化的一面，以期汇入普世文明的大潮。其实，传统文化是我们立足的地面，是我们呼吸的空气；无论吸收外来文明多么必要，无论我们如何吸收外来文明，本土资源终究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正如我们无论怎样用力揪着自己的头发，也无法摆脱地心引力一样。不能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就看轻其力量和意义。难以想象，对汉语经典信手拈来的郭初阳老师如果对其缺乏了解，能对《画家与牧童》做出鞭辟入里的分析，能看出《孔子拜师》“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路标二：捍卫独立
郭初阳十分看重自己作为独立教师的意义，这也是让我羡慕嫉妒恨的一个方面。独立的意义起码有三层：教师自身的人格和地位的独立，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珍视并追求自身独立的意识，教育应该有着独立而超越的地位。
当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广为人知的说法道出我们这一类群体处于被豢养的地位；于今软骨症、缺钙症已经是一种常态，豆芽菜、温室花朵则成为学生身心状态的一种描述；意识形态化、高度体制化渗透到教育的每一个细胞。一百多年前，龚自珍曾痛心地用病梅来象征吾国吾民身心遭受摧残的状态：“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今天，钱学森之问已经被置诸脑后，成为一个无解的谜题；资中筠在一个国际论坛上大声疾呼——中国教育不改革，人种都会退化；冯骥才指出教育中立是古今中外的普世追求。教育的四个方面都出了问题：家庭教育追求片面的成功，过于急功近利；社会教育主要体现为电视连续剧对奴才人格、太监风格的赞美，喳喳应答之声不断，下跪动作越来越优美潇洒；学校教育追求利益最大化，短期效应、竭泽而渔蔚然成风；自我教育付之阙如，人格养成成为空话，理想教育在鄙俗化、物质化的年代成为笑谈。四面墙壁残垣断壁，头顶上的天空风雨如晦。有的教师被裹挟着参与制作有毒豆芽菜，有的教师如鱼得水，有的教师产生无力感、罪错感；有的教师则以“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的执着和韧劲，相信七十个七次的努力定将会改变周边的气候——一棵树生根、成长，会让另一棵树不再孤单、寂寞，进而会让沙漠不再肆虐，会让荆棘知所退让，会让绿洲萌发生机。
本来，郭初阳在体制内有着令我等艳羡和眼热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他并不汲汲于此：他要以自己独特的姿态表明，在这个时代“离开这一行，也能活得很好”。他要摆脱蔓生植物的攀缘附丽状态，他要成长为独自面对阳光雨露的高大乔木。独立的意义，既体现为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自主自立，又体现为情感和思想的“壁立千仞无依倚”，还体现为践行“培育学生独立人格，坚守教育中立立场”的教育理想。我们可以在最近离开西北政法大学的谌洪果身上，看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宝贵的独立人格的薪尽火传。
独立还有另一层更重要的意义。《景德传灯录》有“呵佛骂祖”之说，通常比喻没有顾虑，敢作敢为。郭初阳并没有走“呵佛骂祖”这一条路径，以标榜自己的遗世独立和特立独行，因为他有另一条路径。其实，真正的独立之人并不期许自己是餐风、吸露、乘云的藐姑射之神人，或者是“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的超人，或者是武功盖世、隐居深山的金世遗，而是把独立建立在有所依傍、有所信靠的信仰之上。唯有在信、望、爱的指引下，我们这些迷途者才能找到回家的路径。
对更多的教师而言，不怨天尤人，不推诿卸责，不徒托空言，不用体制过错、时代痼疾来掩饰自己不作为甚至助纣为虐的罪错，不沦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不做愤世嫉俗、牢骚满腹的愤青，应该是当下我们能够追求的独立。不把自己看得高于别人，不放弃自己对自身启蒙的责任，也不小看自己对他人的影响，这是谦卑而笃定的郭初阳给我们的启发。
路标三：传递爱心
郭初阳在书中饱含爱意地讨论了汉语语境里一直避而不提的死亡和性这两个话题。他认为这是教育在过去和现在的两大缺失。他之所以不避烦难地一再鼓与呼，是因为这两个话题与生命息息相关，正如说到白天就无法回避黑夜，说到光明就必须提到黑暗一样。如果我们爱惜时间，就必须同样爱惜白天和黑夜；如果我们珍视生命，就必须正视死亡和性。
关于死亡教育和性教育，他说道：“漠视死亡教育，让人不懂得此生为人的珍贵与短暂，造成个体对生活的冷漠和生命的珍视；漠视性教育，让人不懂得去爱自己的伴侣，影响的是今后的婚姻。”由此看来，爱成为他讨论死亡和性的起点和终点。他要努力用人类文明最优秀的成果浸润学生的心灵，打破几千年来有关死亡和性的禁忌，和学生一起，在感性——知性——理性——德性——灵性——神性的维度上均衡发展，力争使自己和学生都成为心智发育健全、德性善良平和、灵性舒展自由、信仰坚定诚笃的现代公民。
真正的爱意味着和学生一起体验自由的美好感受，意味着引导学生学会自我管理、自我控制，意味着教会学生在处理个人领域和公共空间之间找到平衡点，意味着我们应该学习如何做好一个社会化的人。在《〈我选我〉之后》这篇文章里，他以约翰·密尔的论述作为思想依据，以罗伯特议事规则作为行为依据，指出《我选我》这篇文章在选举上存在三处程序缺失：
“第一，关于选举这件事，林老师并没有事先通知班级成员……
“第二，主持会议时，林老师相当于大会主席的角色，她知道全班同学事先没有充分考虑，本可以给出一段时间，让大家磋商讨论，推举适当选举人，然而她没有……
“第三，即使是在如此仓促匆忙的情况下开始选举，当有人以自我推荐的方式参加竞选之后，林老师还有挽回的机会，发挥大会主席的功能，问同学们：是不是还有别的竞选者？”
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运转模式，也应该是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和态度。从小就对学生进行公民权利的熏染，明确程序正义和目的正义的不可或缺，是郭初阳的自觉、自为的追求。我们还可以从他指导学生给《南方周末》投稿、关心公共事务这件事情上，看出他对文明、进步的执着信念。
人的局限性决定了我们必须保持敬畏和谦卑，人的博大的爱心使得交流和沟通成为一种可能。于是，将心比心、切磋琢磨、平等对话成为他和学生们的日常功课。师生之间的平等人格、相互扶持， 体现在《教师是负伤的治疗者》里。教师在自身也被七伤拳所伤、被蛊毒所种的情况下，如何在自救的同时救人，如何不把怨气、毒气、戾气转嫁给学生，其实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跌倒后又站起、破碎了方愈合、心里作难的教师，深知三折肱为良医的道理，带着自己的伤痕，来更温柔地帮助那未成年的孩子们。”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篇文章里，他也质疑了一直关注语文教育的钱理群先生的矛盾之处——这也是郭初阳独立精神和无尽爱心的又一例证：
“《南方周末》的报道中还有一处奇怪的矛盾，一方面说‘眼光向下，立足于自身。而且面对的永远是一些具体的个人，面对的永远是具体的学生，一个一个的学生。所以它是一个草根运动’；另一方面又总结出‘我们正在培养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怎么可以断言每一个学生都是‘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呢？”
《一个独立教师的语文之旅》可以在几天内读完，但语文教师的求索之路仍然向无穷的远方延伸——好在像别尔嘉耶夫、司徒卢威等人寻找“路标”那样，我们也可以搜寻旅程上的“路标”；好在像阿玛蒂亚·森“用自由看待发展”那样，我们也可以“用独立看待语文”。
（该文首发于《新京报》2014年3月15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