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南部有一种蓝脸鲣鸟，每次都是产下两枚卵。两枚卵先后孵化出小鸟；先出生的雏鸟哥哥（或姐姐），却拼命狠啄后出生的雏鸟弟弟（或妹妹），并把弟弟（或妹妹）拱出成鸟的翅膀所形成的阴凉处；后出生的雏鸟在沙漠炽烈的阳光的炙烤下，不一会儿就死了。

奇怪的是，鲣鸟妈妈对大雏鸟的行为不加制止，反而采取一种默许的态度，在小雏鸟死去后，鲣鸟妈妈下次也就只给大雏鸟喂食。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非洲南部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食物极其紧缺，鲣鸟爸爸往往要飞行几百英里，到海里捉鱼，来供给胃口很大的小鲣鸟，这样一直要喂三个月。鲣鸟爸爸没有能力供应两只小鸟；而鲣鸟爸爸妈妈为了保险起见，一次产下两枚卵，以防把全部的宝押在一枚卵上却孵化不出雏鸟，于是就让后出生的雏鸟充当备胎；如果大雏鸟没有意外，那么小雏鸟的备胎任务也就终止。三个月后，鲣鸟爸爸妈妈不再喂食，大雏鸟必须在十天之内学会飞翔，学会自己捕食，因为它体内的脂肪只能支撑十天。如果它能躲过海豹的攻击，如果它能顺利学会飞翔和游泳，如果它能学会从空中俯冲下来而不弄断脖子，如果它能熬过食物短缺的季节，那么，这只鲣鸟就有机会与其他鲣鸟一起，和海豚、海豹、鲨鱼、布氏鲸鱼组成海空立体捕捞团队，向多达5亿条的沙丁鱼群发起攻击，把那些沿着南部非洲的寒流，向北洄游到德班附近的沙丁鱼追得惊慌失措，从而享受一顿饕餮盛宴。

在人类社会，我们常常用亲如手足来形容情感之深。然而，动物世界却经常上演着手足相残的一幕：金雕幼鸟也会像鲣鸟这样以大欺小。更加令人惊奇的是，杜鹃孵卵的寄生技巧——杜鹃成鸟把卵产在寄主鸟比如苇莺、画眉的巢内，杜鹃幼雏会将同巢的寄主的卵和幼雏推出巢外——养子（或养女）把义父义母的亲生子女谋杀了。中国文学里深情歌颂的悲情角色，原来却是一个投机取巧者和谋杀犯；而引发诗人们悲情联想的杜鹃的凄厉叫声，实则是为了吸引画眉或苇莺注意，并催促养父养母拼命为它觅食，以满足它越来越大的胃口。

由此看来，动物世界有其自身的丛林法则——一切以复制其DNA为最高准则。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社会准则、审美意蕴、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与动物的至上准则了无关系。这就是说，如果人用人类社会的一套标准去衡量动物、要求动物并进而指责动物，是不折不扣的自作多情。

反过来，如果人把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照搬到人类社会，那也必然是削足适履、南辕北辙——因为人除了自身的生产和繁殖这一点与动物没有两样之外，还有更多的追求：人在进行某一行动的时候，不仅知道怎么行动，还努力想知道为什么这样行动，人会努力赋予自己的行动以一定的意义，人会努力使自己的行动符合人道、天道，努力使自己的行动合情、合法、合理；动物则没有如此之多的考量和盘算，一切行为、思维、情感只受其本能支配。如果人把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那就是在降格以求。

然而，可悲的是，我们却把丛林法则当作最高智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天演进化，这些适用于动物世界的准则，曾经而且至今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真理”。严复断章取义地介绍赫胥黎的理论，把《进化论与伦理学》腰斩为《天演论》，把赫胥黎诸如“猿与虎的生存斗争方法与健全的伦理原则是不可调和的”的观点完全舍弃，在中国开一时风气之先。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一度被当成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梁启超说：“盖生存竞争，天下万物之公理也。既竞争则优者必胜，劣者必败，此又有生以来不可避免之公例也。”思想文化、新闻传媒、文学艺术的各界人士如获至宝，一时都以谈论竞争、天择、天演、适应、生存为时髦，达尔文和赫胥黎一下子成了妙手回春的在世华佗，天演论也成为宇宙间的终极真理。

成熟理性的民族往往能够认识到事物的复杂性，并努力在各个方面找到平衡点，以达到认知全面、兼顾各方、驾驭全局的目的。应该看到，道德和力量各有其重要性，二者的关系犹如方向盘和发动机的关系。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是泛道德主义者，我们往往喜欢占领道德制高点，认为道德是万能公式，道德是评判事物的唯一标准——“好”“坏”这类充满道德意味的词汇是我们的口头禅。

请看光绪在1900年6月21日义和团运动时期向八国联军宣战的诏书：“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减彼凶焰，张我国威。”后来的事实表明，与其说这份诏书是一个道德至上主义者的占据制高点的宣言，不如说这是一个昭示道德和力量双重破产的宣言。于是，在四处碰壁之后，泛道德主义者一下子成为反道德主义者；于是，我们弃道德如敝屣；于是，在我们的欢呼声中，社会达尔文主义闪亮登场。

弱肉强食本来是人的天性中动物性黑暗面的体现，但是人性不是只有黑暗面，还有追求真善美的光明面。如果黑暗取代光明，那么人类社会就是率兽食人的阿鼻地狱；如果光明取代黑暗，那么人人都是安琪儿——事实上，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光明和黑暗此消彼长，谁也无法取代对方，因此人性也就成为天使和魔鬼之间的一种状态。严复翻译介绍、国人所理解的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过分强调人性中动物性本能的一面，忽略道德伦理、公平正义的引领作用，这就为后来的恶性竞争、不择手段埋下伏笔。其实，达尔文主义只是一种关于生物进化的假说，这个理论只适用于生物界，不适用于有灵性追求、有道德约束的人类，就像实数范围内的定律公式不能适用于虚数领域一样。

真正说来，对人类社会而言，优胜劣汰是个伪命题。何谓优劣？谁来评定优劣？如何胜出？如何淘汰？谁来裁判？谁来执行？恐怕谁也没法给出答案。你说智商150以上的爱因斯坦是优，我说拳头大的泰森才是优；你说数学物理行的牛顿就是优，我说音乐美术、诗词歌赋行的苏东坡才是优；你说姚明、科比、林书豪是优，我说梅西、卡卡、C罗才是优；你说高富帅是优，我说扎克伯格、比尔盖茨才是优；你说梁稳根、李彦宏是优，我说史铁生、韩少功才是优，你说汉武帝、乾隆皇帝是优，我说华盛顿、林肯才是优……因此，我们承认人的差异性，但不要草率的说孰优孰劣。

今天，我们崇奉正义、公平、博爱、平等的人道主义，就像渴盼阳光照耀那样。无论是在认识层面，还是在制度设计、器物制造方面，我们都显得更为怜恤弱者：道路建设铺设盲道，公汽设置方便不良于行者，播报新闻配以手语，货币上面印刷盲文，语言文字消除歧视、注意政治正确……相信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会有更多的公平之举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著名生物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杰·古尔德说：“我们对崇高意义的追求，绝不会受到威胁，因为只有人类的道德意识，才是它唯一的源头。”蓝脸鲣鸟不知道崇高意义为何物，也不知道道德意识为何物，但我们知道；造物主赋予蓝脸鲣鸟的使命就是生存和复制DNA，除此之外别无他求；造物主赋予人类的使命则是理解造物主的神妙莫测和宇宙法则，并进一步去体现、追求公平和正义——在这个意义上，蓝脸鲣鸟、杜鹃、金雕绝不是我们人类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