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记者 陈建利

从政治逐步向人性回归

《南都周刊》：一下子看完45年的高考作文题，感觉怎么样？

尤小立：这些高考作文充分体现了“文为时而做”的特点。五六十年代的作文题，一般都比较政治化，但也折射出社会变迁后人们的思想取向。像1952年的《记一件新人新事》、1954年的《我的报考志愿是怎样决定的》、1955年的《我准备怎样做一个高等学校的学生》，反映出的是进入“新社会”后，如何做一个崭新的人的迫切愿望，充溢着革命的理想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的《我的母亲》，这个颇有人情味的题目，可以说是五十年代作文题中最另类的。但自此以后，一直到1965年，作文题的革命倾向已经不能遏制，作文完全与政治，甚至是国际政治挂上了钩，这是最为异化了的一段。

1977年恢复高考后，从现在流传下来的《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一题目来看，政治的惯性依然在持续。实际对刚刚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年轻人而言，这个题目可能正合他们的口味。如果出一个非政治化的题目，他们可能反而无从下手了。

《南都周刊》：1980年以后的作文题，似乎政治化的题目少了很多，更多地开始谈人生、谈生活的哲理了。

尤小立：这应该是一种回归吧。意识形态的因素被淡化，实际上是社会转型的一个表现，我们过去比较信奉“人是政治的动物”，但却忽视了“现实政治”对人性的扭曲和侵害。向“人”回归，是社会成熟的体现。这一点很好地反映在作文题目的变化上。

《南都周刊》：高考作文题目与时代主题挂钩，是不是有点和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一脉相承啊？

尤小立：将社会的大问题作为作文题目，确实有点唐宋时期的科举考试的味道。但现在的高考毕竟与科举选官不同，因为大学毕业生不再是走“出仕”一条路了，他们有许多选择的路径，他们也会成为多层次的人才。让人人都关心国家大事，道理上似乎讲得通，但实际上却没有多少意思。我们在大学教书的人都有个体会，让学生写一篇文章，他可以从政治、经济到文化，从国内到国际，海阔天空地写，但就是不会写身边的事情。这样的文章用一个词形容，就是“空洞”。

这种命题方式直接的后果就是学生不会写东西。无论是文章，还是应用文，他们不会表达自己，不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关键是这也让他们的思维变得模糊，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思考真正的问题，只会在似是而非的假问题上费力地“思索”。

高考作文依然负载太多

《南都周刊》：现在的高考作文，你觉得达到目的了吗？

尤小立：现在的作文题给人的印象是形式不断翻新，实质内容却一成不变。作文一旦成了考试的一部分，就不可避免地程式化。以“应试”的心态写作文，是不可能出彩的。虽然近来每年都有高考的范文出现，但依我之见，这些作文都太“作”，不能算是真正的好文章。

《南都周刊》：这种作文方式，在高考指挥棒的带动下，很有可能转化成程式化的作文教学，从而脱离了作文教学的初衷。

尤小立：一点不假。现在的学生写作文是有公式的，老师教给他们的不是如何观察，如何欣赏，而是教他们如何用几个作文公式去套。这些作文公式就像万能钥匙，随你什么题，往上一套，然后发挥几句就行了。这样哪是真正在“写”作文啊？而是“套”作文，省事嘛！

但是，这么一“省事”，学生肯定不会写文章。因为高考题你可以猜，这种东西现在都职业化了，就应试的水平上说，许多中学老师都是专家级的。反正就这么几种题型，不是这种就是那种，今年这种，明年就是那种，“规律”掌握住了，告诉学生就行了。然而，到工作时，就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具体情况千变万化，你到哪儿去找老师呢？还是那句话，抱着走的孩子走不远。

《南都周刊》：但在目前高教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很多人认为高考毕竟还是相对公平的一种做法，所以高考指挥棒还是要转的。怎么办？

尤小立：我同意高考是一种无奈之举的说法，我也认为在没有更好替代方式的情况下，高考仍应继续。但高考中的问题不能因它的无奈被忽视。如何体现公平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高考这个指挥棒怎样指挥着老师与学生向教育的本质上、向人的培养上回归，也是应该考虑的。

拿作文题来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架子放下来，关注一下普通的生活，普通的人呢？另外，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不能在改作文试题时，少一点成见，多一点宽容之心呢？

其实，写作能力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种适应社会的手段。现在我们中学语文教育的问题，主要还是负载太多。一篇文章只要自然、通顺、清楚就行了，硬要加上文采，要抒情，要“上纲上线”，要有远大理想，这就过分了。另一个过分之处，是将人生、教化都当成语文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不仅对学生，对老师的要求也太高了。将这么多东西加到语文上，语文还有多少趣味可言？

对比一下解放前的作文题，我们的中学生确实太成熟了。这其实是很可怕的。你想想，一个人没有童年、少年和青年，直接从婴儿蹦到成人，多可怕。你的人生至少是不完整的吧。就像现在城市种大树一样，整个就是急功近利的结果。

（刊2006年06月17日 《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