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6年8月文革势头迅速升温，毛泽东等领导人号召革命师生进行“串联”，参观学习，交流经验，希望以此打开运动的僵局，通过外力迫使领导层分化并抉择。来京串连的决定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发的，刹时间热情高涨的外省市高校师生纷纷涌向首都。据仓促成立的北京市委外地师生接待处粗略估计，从8月12日至16日留京人数高达13万人，8月29日达到30万人，而且来京人数越来越多，离京的人数反而见少。几十万人员突然来京，接待单位毫无准备，仓皇失措，在安排饮食、住宿方面均发生很大困难。
8月30日北京市服务管理局向上级报告说，外地革命师生来势很猛，短短半个月内已出现两次来京高潮，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吃饭解决不了。报告中称，8月27、28、29日三天，每天都有大批外地师生吃饭没有得到妥善安排，有的师生一天只吃了一顿饭，更多的人到饭馆排队买饭，给饮食业门市供应增加了很大压力，普遍发生食品脱销、等候时间长等现象。在北京大学和北京站、永定门车站等地区，吃饭要等候2-3小时，外地师生意见很大，急切要求立即解决。
与三年困难时期相比，1966年北京面向常住居民的副食品供应已经大大改善，趋于正常应对水平。但是要突然供应额外30万人的吃喝问题，确实给整座城市的食品生产供应带来严峻的挑战（市委报告语）。由于供应能力严重不足，饮食行业除了应付本身门市业务外，全市每天能够挤出食品10至12万斤，只能解决12万人的吃饭问题，远远不能满足外地师生30万人的饮食要求。而且供应外地师生只能是馒头、火烧、面包、饼干等干食品，流质食品和蔬菜根本无法提供。（见1966年8月30日市服务管理局致市财办《关于外省市革命师生来京后吃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意见》
报告中还表示，饮食业供应外地师生的食品大部分是职工们加班加点赶制的，大部分职工工时超过了12个小时，有的长达15至16个小时，对此不少职工向单位领导提出抗议。崇文大通小吃店、宣武南来顺等户职工承受不了疲累，明确提出要求8小时工作。宣武国营清真食堂职工要求一礼拜休息一天，甚至在食堂门口贴出“星期日停业休息”的通知书。
1966年9月初，为应付全市性的接待难题，很快筹建“市委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其实还是以“市委接待处生活组”班子运作，由市副食品局、服务局、粮食局、供销社、卫生局五个局人员组成。原来指定在饮食业领导工作经验丰富的金映光挂帅，没想到文革运动一深入，金映光却按照群众组织的要求，被停职反省。接待部门一下子陷入无人领导的境地，这样繁杂的行政事务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办，新市委无奈之下只得焦急地从市级机关来回扒拉，欲找出一个或几个革命性强、具备超强解决能力的专人来主事。
新市委几次发文强调：“我们首都的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努力完成党中央和国务院交给我们的这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千方百计地做好对外地革命师生的接待工作。”在那样风云激荡、管理逐渐失控的年月，解决全市性的吃喝拉撒的琐碎问题，非得有一批才干特殊、意志坚韧、高度协调的人物才能搞定，不是简单空喊几句革命口号就能解决。在文革前半期，北京经常举行超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譬如数百万红卫兵被接见、大型国庆游行、百万群众上街游行表态等，其壮观景象和组织规模都令世界目瞪口呆。在这些运动开展之中已经培育成一支干练、有效的幕后团队，他们是文革运动相伴而生、吃苦耐劳的行政奇才，堪称世界官员队伍中最善于筹划做事的奇葩型人物。
(二)
在短时间内怎么解决几十万人的食宿问题？严峻地摆在北京新市委及财贸部门面前，中央高层贸然地决定串连，却不会多考虑其间操作的困难程度。由于上接旨意，北京各级领导就意识到此事必须做好，不能因处理不慎而酝成外地师生的民愤。所以市委多次谨慎地告诫：“解决好外地来京师生吃饭，是一个政治问题，弄不好，会造成严重的政治损失。”
北京市一开始就确定一个属地管理原则，即外地革命师生住宿在哪个区，即由所在区负责供应伙食；临时搭棚住宿的，统建新住宅房住宿的，以及火车站、参观接待人数集中的地区，也都由所在区组织伙食供应工作。同时实行定点“五包”，指定人员聚集较多的居住点所负责的承包单位，譬如，东城区除继续负责供应东大桥居住点的主食和咸菜外，还要担负新中街居住点的全部接待责任；朝阳区，担负左家庄、农业展览馆两个居住点的全部接待责任；东大桥居住点的主食和咸菜除由东城区负责外，其余各项也由朝阳区负责；西城区负责地质学校、北京展览馆、建筑学校三个居住点的全部接待工作；海淀区，负责社会主义教育学院居住点的主食调剂，该居住点的其余各项，均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为协助各区的领导和管理，在以上各居住点工作的市接待处干部，仍留守原岗位，或由各区调配，市接待处不予抽回。（见1966年9月20日市委外地革命师生接待处《关于明确若干居住点“五包”责任的通知》）
仅仅依靠饮食、食品业是无法解决30万大军的日常供应，市委接待处建议市委指示本市各机关、工厂、企业内部职工食堂和街道居民食堂，立即行动起来，接收一部分外地师生入伙或供应主食品。具体规定如下：各接待单位负责安排好住在本单位的外地革命师生的伙食供应，动员炊事力量，尽量吸收外地革命师生在本单位食堂入伙。没有食堂或食堂做不了的，应负责与附近单位的职工食堂、街道居民食堂或饭馆、食品店联系挂钩，就近供应伙食。同时，没有住宿外地革命师生的单位，要积极组织炊事力量，充分利用炊事设备，积极吸收外地师生入伙，或组织代加工饭菜食品。外地革命师生需要外出参观、参加集会时，应从原伙食供应单位自带干粮。（见1966年9月8日市委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关于对外地革命师生伙食供应工作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这就意味着已动员中心城区所有的炊事力量为来京师生服务，虽然多是加工制作干食品和简单汤类，但日复一日，已是极为繁琐、不堪重压的任务。为了减少街面门市供应压力，满足外地师生吃饭需要，市各级组织还呼吁本市干部、工人、学生暂时不要到饭馆吃饭，以便集中力量解决急需。
1966年9月底，上级指示要组织外地师生参加天安门国庆游行，向世界展示红卫兵昂扬的精神风貌，为此在国庆期间对他们的生活要作适当的照顾，决定节日生活费每人增加四角，尽量做到吃饱吃好。此条指示定义为“体现党中央、毛主席对外地革命师生的关怀”，为了落实这一精神，北京市动员广泛人力，既要翻出仓库存货，又得在几天时间内从远郊区、相邻外省紧急调集大量蛋品和水果，以保证当日参加游行时每人可携带鸡蛋三个、水果一斤。如果有的接待单位供应不及，可用饼干补充，由就近食品店、副食店准备货源。
10月下旬外地来京师生继续猛增，已经大大超出全市现有接待能力，多处供应点出现瘫痪，已有不少外地师生在露天流落、无处吃饭。北京市只能决定，本市各影院、剧场、俱乐部暂时停演，一律接待外地师生住宿，供应标准为每人一顿半斤饼干，一天一斤半饼干，如条件允许，可由饮食业供应部分火烧、馒头。很快城内影剧院人满为患，杂乱一团，集体居住人员多拿饼干充饥，颇有几分狼狈。这是许多外地师生来之前所没有想像到的，他们原本以为红色首都应是供应富裕、吃喝满足、热情高涨的城市。
(三)
1966年8月头几批外地师生来京办理食宿时，尚有较正规的手续程序。考虑到来京参加革命的急迫性和正义性，接待者多采用软性、灵活的办法，不少因经济困难而没有带钱和粮票的师生，可以向市委接待处申请领取垫付伙食费的介绍信，然后由接待单位免费负责食宿。由于来京人数过于庞大，很多人嫌手续麻烦，申请垫付等候时间长，就干脆不办理市委接待处证明，直接到学校和饭馆要求供给吃饭。这样原先没有办理垫付伙食费的外地师生，见状深感不合理，要求退还自己已花用的伙食费。而北京本地师生看到外地师生免费吃住，也觉得不公，他们指责市委接待处没有阶级观点，审查工作不力，不分对象、出身，随意开给垫付伙食费证明。
到了9月初，鉴于手续复杂、执行前后不一造成师生的不满，在当时气势磅礴的运动高潮之时，中央高层毅然决定：“外地革命师生在京期间，吃饭自交粮票，伙食费由国家开支，在未报销前，暂由各供应单位垫付。”中央甚至还明确指定，此规定从9月6日起执行，之前自费部分可适当退费。由国家统一包干饭费，只收粮票，一劳永逸地改变了垫付伙食费的混乱状况。此举既显示党和国家关怀备至的经济实力，也表明领导者不惜财力、大手大脚的办事魄力。这是文革期间领导层时常表露的阔绰作派和随意率性，上下挥霍国家财物的疯狂行为比比皆是。
北京市据此确定，外地师生在京供应标准每天折粮一斤二两，每人每天饭费不超过五角（早餐一角，午晚餐各二角）。报销的运行图如下：“各接待单位，按实际供应天数，给供货单位开收据，注明品名、数量、单价、金额和供应人数。各供货单位将收据转管理处，凭收据到市委接待处换信后，到区财政局报销。”（见1966年10月29日市委外地革命师生接待处《关于各公共娱乐场所接待外地师生供应结算办法的紧急通知》）免费就餐方式也有相应的政策规定：一律凭区委接待处就餐介绍信供应，就餐天数按介绍信所列期限严格掌握，没有就餐介绍信的饭费由本人自理。垫付饭费后，由就餐师生代表按实际用餐的人数、钱数开列清单，以便结算。对没有带粮票的，凭区委接待处证明，给予垫付，每人每天不超过一斤二两。垫付后由外地革命师生开具欠条，向所在区油粮管理处结算。垫付周转粮不足时，可向油粮管理处暂借。（见1966年9月8日市委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关于对外地革命师生伙食供应工作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从报销渠道可以看出，各级事业、企业单位垫付的伙食费由所在单位列支，按隶属关系分级归口，凭据结算，市、区财政局、市、区各主管口均可审核拨付。能够主持报销的部门过多，审核批准的权限过宽，造成钱财大量流失。以国家、革命名义“资助”参与者，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极为特殊的做法。市委规定，此项费用列支“其他支出”款，下设“外地革命师生伙食费”一项，市级各有关局及区财政局，对此项费用，按月向市财政局报表，以便拨款。垫付伙食费周转金不足时，按以上顺序，向主管口暂借。从现存开放的档案中，还无法查阅到“外地革命师生伙食费”实际发生的费用数目，但简单估算一下，30万人平均一天就得花费十、二十万元，再加上粗放、随意的发放方式，日积月累，这种全市规模、不加限制的流水帐数字应该是十分惊人的。但对于主政者来说，这种钱财的尽兴使用和挥霍，能够动员和保障青年群众投入运动的热情，符合文化大革命摧枯拉朽的走势，钱数大小大可忽略不计。
(四)
外地革命师生是做为“毛主席的客人”予以热情接待的，北京市向中央的保证是“尽可能让他们吃好、睡好”。但由于完全公费供应饮食，管理松懈，随意性强，浪费现象随之大量呈现。粮食部门首先抱怨口粮浪费极为严重，社会影响不好。
由于高层确定每人每天一律供应一斤二两，不少接待单位就不分男女、年龄，一天早中晚三顿每顿都吃四两，甚至鼓励随便吃，平均每人每天吃到一斤六两。再加上制作食品质量差，北方工艺粗糙，南方来的同学大都不爱吃，随手扔掉毫不足惜。9月25日市粮食局报告说，东城区黄城根小学住有杭州、甘肃等地的学生1600多名，在六天当中就搜集霉坏变质的馒头、窝头200多斤，一零一中几天中扔掉的馒头窝头也有一大桶（约200斤）。入冬以后浪费现象愈加厉害，11月2日市粮食局报告称，光是朝阳区文革里大楼一处收集学生吃不了和扔掉的干馒头就达九千六百多斤。
由于此次接待作为政治任务布置，时间紧迫，管理手续不健全，存有大量的制度漏洞，每个经手单位几乎都有一大笔糊涂帐。譬如西城区西四小吃店负责供应北大、北师大及相近四五个小学来京师生的熟食，由该店加工成品以后送到学校。但因为任务急，出库时没有清点数字，出售时也没有在意交否粮票，究竟亏短多少粮食也没有数目。据主管人员估算，这家小吃店已累计亏损粮食8000多斤。（见1966年9月25日市粮食局致市人委财贸办公室《关于来京串连的外地革命师生粮食供应方面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当时京城食品店家出现亏空较为普遍，领导方面出于形势考虑，一般情况下也不予追究。
随着运动的深入，外地师生来京的规模不见缩小，只不过声势在不断压低。北京市的接待方式也在适当改变，日益简化和便利，譬如由接待单位凭外地师生的介绍信或证件办理登记手续，发给就餐证，凭登记表作为结算根据；接待单位每隔十日，将十日内接待人数按省、市分大学、中学、其他，由各系统报市委接待处；外地师生住定后，原则上不调换接待单位。在细节上也注意完善，力求避免原有粗心大意的毛病，如办完手续后在介绍信或学生证盖上“食宿已办（京）”的印章或字样，有意堵截其间明显的漏洞。再如，原来在办理食宿登记手续时，要同时发给外地师生免费乘车证，但不注意回收。此后规定外地师生离京时必须将市内乘车证收回，凭当日火车票乘坐市内电、汽车到达火车站。
北京市接待的细致和周到也是出了名的。本来外地师生返回原校时的途中伙食费应由自己负责，但又说因家庭生活困难、来京时带钱不足、同学间又无法调剂、不慎将生活用费丢失等多种原因，允许师生开借条领款，由北京市负责此笔开支，每人每天五角，超过六小时不足二十四小时者，以一天论。但特别注明北京至天津、唐山、济南等短途线路不予借款。不过，接待部门一直在争论，到底只供应到铁道车站，还是一直供应到原校（包括火车、汽车及步行）？两个意见纠结许久，各说各的理。从这个小细节可以看出北京主事者的心细和心善，愿意把好事成全到底。
后来有不少人反映，途中购买食品实在困难，北京市又临时起意不借给现金，供应同等价值的熟食品、饼干上车携带，以保证路途食用。
(五)
1966年10月下旬北京气温急剧下降，10月26日刮起七级西北风，气温降至零度，27日夜有冰冻，气温继续降至零下三度。许多外地师生并没有穿戴棉衣来京，不少人受冻生病。当时在京的外地师生约有百万人之多，御寒能力甚弱。10月27日深夜，市委接待处连夜赶写《关于去北京串连要带好御寒衣被的紧急通知》，请全国铁路沿线各站代为广播，并抄成大字报张贴。通知强调，希望来京串连的革命师生，一定要穿好棉衣，带上棉被。如果我们不准备好御寒棉衣、棉被，就急忙动身，将会冻坏身体，影响健康，这对完成革命串连任务是很不利的。现在，可以来北京串连的期限已经延长。没有准备好棉衣棉被的同志，希望大家准备好了以后再动身来北京。
但是，这依然没有阻挡住各地来京者的脚步，提前到来的寒冷令北京接待方措手不及。各接待单位只得动员内部职工大量支援旧衣服、被褥，借给衣着单薄的外地师生临时穿用。市里又通过租贷公司，租用数量不菲的棉被分发使用。这里很快出现一个难题，很多外地师生穿着借用的衣服出走，事后不能归还。后来市领导只能决定，按其新旧程度赔偿职工，布票、棉花由单位开证明信，到商业部门解决，价款可以实报实销。因为涉及职工家庭冬季使用，这项补尾工作较为紧迫，费时较长，波及面大，大家都被来回折腾数次。
有趣的是，外地师生打了借条，穿着在京领到的棉衣或绒衣裤回家。1966年12月15日，北京市委外地革命师生接待委员会专门致函各省市、自治区、各专区、县（旗）人委会，称这些衣服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统配物资，为了严格借还手续，曾规定凡借用衣服的同学，返校后必须把衣服送交当地人委。现在由北京借出单位把“借条存根（第一联）”直接寄给各省市，请各地尽量将这些衣服收回，收回后由各地统一处理。（见《关于联系革命师生归还棉、绒衣问题的函》）在当时生活条件普遍不良的情况下，化公为私成为普遍的现象，让衣物交公实为难事，而且让当地部门去回收处理纯属敷衍之举，这种大面积散发的官家函件只能是大革命时代官僚系统的例行公事而已。
最为麻烦的是，各单位为接待外地师生，购置不少棉被、棉毯、棉绒衣及各种器具、设备，使用之后原以为可以上交上级，报销所垫付的设备购置费。但是中央又发来通知，革命大串连明春将继续进行。因此这些物资仍需备用，由各主要单位负责保管。为了防止棉被霉坏，市里要求各单位组织人力，将大批量的棉被拆洗后入库保管，拆洗费可以报销。这种额外负担已让各业务单位苦不堪言，光是保管棉被一项就得在场地、拆洗等花费不少精力。
(六)
1966年国庆过后，大量外地师生滞留北京不归，大都穿梭在国家重要机关参与文革事务。北京市无法在现有房屋中解决几十万人的住宿问题，只得仓促决定在市区街道、空地搭建临时席棚。由于任务大，要求急，多是限期完成，各施工单位进行突击，并主动垫出急需的钢材、木材和水泥。
据市土产经营处10月11日报告称，这次供应各学校、机关、企业搭席棚用的席子共61万多片，竹尖67万根，毛竹6万根，草帘、厚草垫、蒲草褥子、草袋子、草片122万片，总值四百多万元，共计一千多节火车的物资。（见《关于接待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所用土产品的结算和收回处理意见》）市委接待处估计全市搭建席棚约28万平方米，几乎把中心城区空地覆盖，嘈杂零乱，整个市容为之一变。到了12月天气寒冷，席棚已不适于住人。由于是临时短期项目，在防漏、地面排水方面没有采取妥善的措施，从安全上看不能长期保留。如果再经过冬季风雪的侵蚀，修建的各种物资将受很大损失。市委决定，除了陶然亭游泳池和天坛西门内马路两侧席棚作为临时侯车室，暂缓拆除外，其余各处，要求在12月25日以前，陆续拆完。
考虑到转年接待串连的任务仍将繁重，势必还要搭建一定数量的席棚，作为接待用房。因此，决定席棚拆下来的物资，除席子、油毡、铅丝可酌情处理一部分外，其余物资全部保存，以便明年继续使用。但是绝大部分草帘、草垫、蒲褥子、苇箔、麻绳和竹子席子，都已经残损无用，即以报废处理。还有相当多的厚草垫、蒲褥子，市里已无仓库储存，只能责成各单位行政或革命委员会负责，就地处理给群众或本单位留用。
损失最大的是用于安装锅炉、做烟筒和水管接头的钢材，还有杉槁、立柱等建筑木材，都是国家紧缺的物资，被强迫征用盖席棚后影响了许多单位的生产计划。搭盖席棚时，安装了大量的自来水、电灯、锅炉、炊事用具等设备，一旦拆除就会严重积压浪费，市里也不知该如何统一处理。无奈之下，市委接待处只能含糊地恳求，为了作到物尽其用，希望分别由原供应单位合理折价回收，折价损失及消耗部分由国家予以报销。
随着文革运动的升级，接待外地师生的高潮频频到来，不容人喘息。接待事务中的诸多财务问题接踵而来，市委接待处相关报销文件频繁出台，数日就有一件，有的请示报告直接报给周总理处的周荣鑫。
10月14日市委接待处请示报告中说，接待外地革命师生所用的伙食费、医疗费、水电费、饮水、取暖用煤、报纸、大字报字墨等零星宣传费用、中央机关、大专院校、市级机关临时雇用的炊事员、临时工工资，由接待费报销。外地支援首都接待工作的汽车队人员、炊事员、医务人员及协助工作的本市大专院校、中学生、红卫兵生活有困难的，每人每天补助伙食费1。5角至2角。
10月24日市委接待处现再次报告称，张贴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及零星宣传用品等，可以报销；给外地革命师生订阅报纸，可在50人一份的范围内酌情订阅；外地学生抄写材料用纸，写大字报用的纸、笔、墨等可以报销；外地革命师生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费，按实际用量报销；外地学生死亡火葬费，死者的直系亲属来京往返车费，可以报销等等。
这些报告事无巨细，几乎涵盖在京生活所有的方方面面，能够想到的大小事最终都可以由国家出面报销。在文字政策层面上已经出现一个样式：照例会说费用应由学生自付或催还，但充分考虑到来京学生的实际生活困难，还是由接待部门报销。实际上入帐报销门槛很低，师生只要一呈述困难，所有生活开支都可由国家买单。仅举其中一条例，就可说明报销尺度如此之宽大：“学生用的长途电话应由学生付费，所欠费用接待单位催还，最后还不回来的拟给报销。”（见1966年10月24日市委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行政组《关于内部掌握的几项开支问题》）
(七)
1966年下半年毛泽东数次接见来京串连的几十万红卫兵，由于运送人数过于庞大，国务院从相近省市临时抽调一千五百辆客车和六千名司机、乘务人员，来京承担运输任务，在城区形成壮观、罕见的车龙队伍。到了11月下旬暂停乘车船串连以后，仍留有六个省市的四百五十辆客车继续留京服务。
为了方便外地师生市内乘车，从9月26日起，每日上午七时至十时、下午三时至七时两个时段，北京市特意开办七条公共汽车免费专线，由市内前门、北海、西单、东单、和平里等处直达北大、清华、人民大学、石油学院，便于外地师生早晚进出城。
原来发放的市内公交乘车证都填写有效日期，以防止师生长时间使用。但是，9月中旬高层指示北京各接待单位要切实做好对外地革命师生的“五保”（保住、保吃、保交通、保医疗、保宣传解释）之后，北京市又急忙决定，自9月17日零时起，乘车证一律不填写有效日期，原已填写的，效用与未填写的相同。这就意味着，持有一张乘车证，就可以无限期地满城游逛。
时间一长，几十万人群在首都游荡也给高层带来莫名的压力。9月23日，铁道部和市委联合发出“乘坐火车”通知，其中就提到，“还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地做好欢送工作，落实组织安排，减少革命师生在车站等候的时间。”当年年底，经过几个月磨合，逐渐形成这样一个发放车票的模式：经接待单位审查同意后，将人数、所到站于乘车前三天向区、口发票点提出，区、口发票点汇总后，到东单发票处领取免费火车票。各接待单位应在学生证件上加盖或注明已发车票戳记字样。（见1966年12月23日市委接待委员会《关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后离京乘车暂行办法的通知》）
为了让来京串连的师生迅速返回原地，后来又更改办理返程火车票的办法，变得更加简便，就是各接待单位负责填写借款三联单，由借款人持三联单直接到北京站、永定门站换取火车票上车。铁路售票点火车票发出后，凭三联单的二三联定期统一向市委接待处结算。此套方式演练成熟后，又蜕化成“凭证换票、定期结算、统一付款”的一套全新办法。付款则采取了“托收无承付”方式，由铁路售票处在人民银行设专户，各单位事先将换票凭证使用的印鉴和帐号一式二份交给车票联络站，其中一份转交售票处，以资识别。各付款银行凭铁路售票处的无承付凭证，由购票单位帐户内付款。
正是靠着这种三联单出票方式，简易解决了前后几十万人离京的手续问题。在那个特殊年代的车票上，除了时间、车次、到站地，还会加盖“”不准转卖、退款“戳记。这样的车票凝聚了那个年代特定的癫狂和荒诞，也蕴含难以估计、痛心入骨的国家损失。
原文发表于《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