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盘否定茅盾十几年来呕心沥血所做出的评论成绩
1964、1965年毛泽东有关文艺的两个严厉批示逐级传达后，文化部党员副部长们在整风运动之中摇摇欲坠，一日不如一日，几近崩溃。反而当正部长十五年的党外人士、作家茅盾(沈雁冰)没有卷及斗争的漩涡中心，没有被迫参加表态或揭发性质的大会，似乎成了整个文化部机关中的最悠闲之人，只是在后期不时被暗地里敲打、数落。
有意思的是，时间标志为“1964年8月28日”的《关于茅盾的材料》不是文化部党组整理的，竟出自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之手。当时茅盾还担任中国作协主席一职，从政治身份归属上也算是中国作协党组负责统战的工作对象。这份材料中没有涉及文化部内的工作问题，大多谈的是茅盾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各类罪状，关键之处在于全盘否定了茅盾十几年来呕心沥血所做出的评论成绩。
据中国作协党组内部统计，1949年后茅盾仅在国内各报纸、刊物发表的有关谈创作问题和评论作品的文章就有一百六十八篇，先后合集出过七本评论小册子。作协党组做出这样的判定：“在这些文章中，中国当代著名、活跃的短篇小说作家、尤其是年青作家的作品，几乎全部受过他的‘检阅’和评价。从这情况，可看出他通行无阻，广泛占领文学阵地，抓住创作评论，不但左右文学创作倾向，更严重地是与党争夺青年作家。”
作协党组在文件中明确地给他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的大帽子。
身为中国作协主席，茅盾陷于自身困境而无法写出长篇作品，转而热心投入评论事务，当年很多刚冒尖的青年作家以获“茅公的赞誉”而荣，他及时而内行的跟踪点评成为新中国文坛的一大景观。但1964年骤变形势之下，老人这种辛苦的阅稿评述已经难以获正面肯定，在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已在内部被批得体无完肤，权威颜面尽失。
《关于茅盾的材料》长达一万字，充满了上纲上线、不容置疑的火药味，全文用的多是贬义词，连一句肯定式的好话都不愿提及。开篇第一段就单刀直入地表示：
全国解放以来，文艺界把茅盾作为偶象崇拜，近年来，更成为评论作品的权威，影响极大。
在学习主席批示后，在这次检查工作中，我们才发现，十五年来，他所写的大量文章，一直在顽强系统地宣扬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这些文章一篇篇孤立起来看，有时很容易受他的迷惑，但综合起来看，则问题十分严重，特别是近几年来，更露骨地暴露出他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文艺的许多根本问题上，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针锋相对。
现在静心细读茅盾的一系列评论文章，发觉在整体时代氛围之下并无多少出格之处，只是他丰富的创作经验及敏锐触角在起作用，比别人所谈的更切合创作实际，有时批评会更大胆一些。譬如他批评最多的即是这样内容：“不少作品在描写英雄人物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品质的场合，还有点千篇一律，或者说，跳不出既成的框框。”“常常显得简单、生硬、花样不多……显得简单化甚至做作。”“总觉得他们是端坐在莲花座上的菩萨。”(引自茅盾文章语)作协党组主事者甚至揭发出这样一条细节：1962年4月《人民文学》刊发茅盾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文章，原稿中有解放后的文学创作对“讲话”“生呑活剥”、“轰轰烈烈，空空洞洞”字眼，发表时审查者把这些“贬低延安讲话”的词句全部删去。
最让批判者在意的是，“茅盾的全部文章，几乎没有从正面提倡或阐发过写先进人物、英雄人物的重要意义。”他与部分作家在1962年作协大连创作会议上所谈的言论被严重抹黑，笼统称之为“中间人物论”，在1964年酿成政治事端之一。最遭人记恨的是，茅盾在大连会议上用插话的方式攻击党在农村的政策，说：“粗碗也不够。”“买个鸡毛橦子不容易，因为搞风箱去了。”等等，这实际上表现了他对三面红旗的不满。(见1964年8月28日作协党组《关于茅盾的材料》)
最后中央高层只能让主持大连会议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在1965年底代他受罪挨整，晚年茅盾对邵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一直心存内疚和忿怒。
2、茅盾的发言带有文学家冷嘲热讽的描述功底
1964年在清算茅盾的文艺思想的同时，中国作协、文化部也在暗中不断收集他的政治思想表现，认为他的文艺观点与他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思想上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一致的。《关于茅盾的材料》就这么鲜明地表示茅盾的政治落后程度：“十五年来，每当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明目张胆地暴露出他的顽固的资产阶级立场。”
茅盾在1957年鸣放阶段的特异表现，最让高层诟病和恼怒，认为他当时是和右派分子一道向党猖狂进攻。在此期间，他因故曾给邵荃麟写一封信，说“一般党员”是“只有两只手，两条腿，两只耳朵，一张嘴巴，而没有脑子”。信中还写道：“个人崇拜，在文学批评工作上，也是很严重的。”“所有这一切都表示我们的坏作风是：浅薄、浮躁、一窝风起哄，盲目崇拜权威，只看是什么人说的话，不分析说话的内容有多少真理。”茅盾这种以往少见的评述被认定为“辱骂党及党的干部”。
当年五月中旬，茅盾以部长身份出席中国画院成立大会，本来是喜庆场合，不料他祝辞时却带有几分不平的情绪，首先说中国画院的成立，“是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斗争的结果。”又转个弯表示：“中国画院的主体是画家，而不是少数的行政人员。如果将来也发生像大学里发生的系秘书指挥系主任，行政干涉艺术创作、研究、教学等等，我以作家的身份，愿奋秃笔，用杂文这武器，为各位后盾。”
这些刺眼的话语刊登在5月15日《人民日报》，读者们难得见识到这位老作家、老部长的一时愤激之言。
5月15日中央统战部召开了民主人士座谈会，席间最为著名的言论是张奚若批评性的四句经典：“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而茅盾的发言则带有文学家冷嘲热讽的描述功底，同样被视为“更激烈、更恶毒”的攻击性言论。譬如他说，领导干部“都是对于业务的生疏乃至外行。拿文学艺术来说吧，究竟是专门学问，没有这门学问的基础，专靠几本《干部必读》不能解决业务上具体的问题，不能解决可又等着你作主张，那么怎么办呢?捷径是教条主义、行政命令。”他还说，“我个人接到过不少作家和翻译家控诉出版社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来信，这些信都转给有关社了，然而未见效果。大概是积重难返，阻碍重重呢?这次是中央要整风了，该可以整出个道理来了。”
这篇发言第二天以《我的看法》为题，就被上海《文汇报》全文刊用在第二版，成了茅盾1949年后难脱罪责的政治言论把柄之一。有趣的是，同一版还刊出两条文化部整风的消息，一是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张致祥、出版局长金灿然出席出版界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批评，用的小标题是“外行人领导内行如何能叫人信服?”另一条是夏衍副部长主持文物专家座谈会时表示，要对文化部施加社会压力，才能保证把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整掉。
这一版稿件源于北京专电，堪称独特的“文化部整风专版”，其间茅盾的发言最为引人瞩目，因为他没有常规的官话套话，心绪毕露，锋芒逼人。
1964年改编茅盾同名小说《林家铺子》的电影遭到公开批判，虽然官方有意忽略了原著作者的大名，采取了保护过关的策略，但这多少触动茅盾本人的慌乱心绪，他只能顺势隐而不发。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他的早期作品被点名已是迟早的事情，文革前夕党内宣传部门高层对他的文学创作定评很低，多是负面性质。
譬如1966年4月7日新任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在作协创作座谈会上，对各时段的文艺队伍做阶级成分的分析，茅盾屡次三番地被排到资产阶级的落后一边：“……五四以来有一种资产阶级自然主义(如左拉的作品)，这是没有什么理想的，而且喜欢写点色情的东西。茅盾就是受这种自然主义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有两种人：一种人，在毛主席领导下，揩干身上的血迹，拿起武器上山打游击;另一种人，对实际斗争感到厌倦，退下来搞文化。《幻灭》、《动摇》，茅盾的三部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见会议记录稿)
3、一边不愿担任部长一职，一边却屡屡被安抚
值得关注的是，茅盾在1957年5月《我的看法》发言稿中首次公开谈到在政府任职的苦恼，打了几个比喻，说得比较含蓄，归之起来就是平日忙于“三会”(指冗长的会议、宴会、晚会)，不务正业，党员干部对所提的意见“不辩好歹”等等。他在讲话中还带有几分自嘲的味道：“从前(我)也还有一个专业，现在呢?又是人民团体的挂名负责人，又是官，有时人家又仍然把我看作一个自由职业者(作家)，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算什么。在作家协会看来，我是挂名的，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写作);在文化部看来，我也只挂个名，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他还提出：“像我这样不务正业的人，大概不少，统战部最好再安排一下。”
茅盾此次对职务安排的感慨，应对的是批判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鸣放整风背景。实际上“不务正业”是他一贯的牢骚话，此事的心结早在数年前就埋下，只不过在1957年新春得到了集中爆发。
1957年3、4月，中国作协秘书处要求会员汇报各自的长期创作规划，并召开相关座谈会了解情况。会后，身为主席的茅盾也提交一份《我的规划》，再三强调主客观方面的诸多困难：
来自主观方面的，大致不外乎个人精力日益衰颓，用脑不能持久，特别不习惯于一会儿须看公文，一会儿又要开冗长的会—-这样的“疲劳轰炸”，并由此引起的神经的衰弱状态。
来自客观方面的，主要是无法控制时间。比如说，很难做到每天抽三、四小时来写作，也很难做到每天经常有二小时，或者每周能经常有三四个工作日可以用于写作。在这样情况下，构思是时断时续的，写也是时断时续的，这便引起了厌倦和苦闷，至于想促此搁笔。
他希望“摆脱政府行政工作，以及其它一些出国工作”，不要脚踏三只船(作协、文化部、争取世界和平大会)敷衍了事，而自己生平最恨这样的生活态度。他当下的目标是，争取每周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把十年前写了一小半的长篇《霜叶红于二月花》续完。
“今年我已六十二岁，假定能活到七十，亦不过八年而已。”文中的这几句话颇为打动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把它直接引述到他4月16日致周扬并转周恩来的信中。接到《我的规划》后，邵荃麟曾与茅盾交谈过一次，茅盾明确希望中央最好能考虑解除他文化部长的职务，其次能够不给他每年出国开会的任务。
邵荃麟对此予以完全的理解和体谅，他在致周扬的这封信中写道：“茅盾自从1942年左右写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于二月花》和1945年写了剧本《清明时节》以后，到现在十多年，一直没有发表过长的作品。对于像他这样有地位的老作家，这苦闷是很自然的。”邵荃麟建议周总理最好能和茅盾面谈一次，文化部和作协相互协调，尽量做到使他每周有六分之五时间或四个工作日来专心从事写作。
鸣放期间，周恩来确实找茅盾谈过话，但似乎没有深谈什么职务问题，着眼于如何帮助他在政治上解困，同时也对文化部领导层统战工作的不妥有所指正。茅盾在反右斗争后期，态度果然较为积极，在高层布置下涉险过关。
时任茅盾秘书的朱长翎对这一段波折过程留有很深的印象，茅盾担负部长一职的难处特别显明：
作为民主人士出任部长，茅盾没有实权，在鸣放时他提意见说“有职无权”。我想，这里原因很多，主要是在外事场合不适，比如说新任大使拜见政府部长，文化部是一定要来的，虽然是礼节性的，但也会涉及到文化部具体问题；又如参加使馆国庆活动，由外交部根据他国的态度和地位决定去与不去，去了以后外交官多，一问起文化部事情，沈部长不知所然，心里可以想过去很别扭。
这个问题由来积深，部里的大小问题由党员副部长决定，茅盾该看或不该看的文件也由党员副部长定，国内机构知道这些情况一般不上门找茅盾。
周总理那时找茅盾谈过话，可能也指出他说话不慎，爱提意见发牢骚，但也给他一个定心丸，有推动促进作用。可能会说他跟罗隆基他们不一样，是为党好的，没有政治野心。
以后每一星期，党员副部长们到沈部长家汇报工作，比如说明年工作计划安排、会演准备情况、什么团体要出国等(实际上，为这些事已经开了不少会，已决定下来)，然后问沈部长有什么意见，沈部长很高兴，就说“行啊行啊，这样很好”，这就解决了有职也有权的问题。
每年部里也开几次办公会议，由沈部长主持，议决的都是大事，走走形式。公平地说，如果让沈部长真正管起来，他没有那个行政能力，管不了的。夏衍副部长白天忙完了，还要抱一堆公文晚上回家干。(1989年11月22日口述)
转眼到了1958年大跃进，各路作家情绪高涨地写了创作规划。3月18日茅盾照例写来自己的创作规划，依旧充满抱怨的情绪，坚持要“帮助我解除文化部长、政协常委、《中国文学》《译文》主编的兼职，帮助我今年没有出国的任务”。他在文中还藏着一些牢骚意味：“荒弃职守，挂名不办事，夜里一想到，就很难过，就睡不着觉。我几次请求解除，尚未蒙批准。而且，尽管挂名不办事，会议还总得出现，外交宴会也不能不去。”
他坦言自己所说的尽是废话、怪话，但不说便是欺骗。3月24日作协党组将原信转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并转周恩来、陈毅，并附信介绍道：“茅盾最近病了几个月，身体确是不好，情绪也有点消沉。”信中说，茅盾所提的老问题，还是请中央考虑决定。
一边不愿担任部长一职，一边却屡屡被安抚，此种政治现象颇为“奇特”“纠结”，一直时断时续，直到1965年初茅盾被免去部长一职、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为止。
4、茅盾对食品供应的过激反应实属反常
反右斗争被保护过关之后，茅盾的公众形象较为中性甚至模糊。1959年开始，中共党内对茅盾的内部评价一直低调，所刊出的内部消息多是负面。从查阅新华社的《内部参考》来看，仅见的几则茅盾报道都带有贬义，后来作为典型事例一概收进1964年8月《关于茅盾的材料》中。
1959年7月，国家经济情况开始发生困难，茅盾为了钢丝床垫没有修好，即从庐山专门写信给秘书，以极其恶劣的态度进行谩骂。
1961年，他在百货大楼买暖水瓶，因售货员稍微“慢待”了他，就开口骂人混蛋。
同年六月某一天，他要机关事务管理局卖给他按月供应的苹果，经联系，水果卖完，他又大发脾气，骂人混蛋，并恶言攻击我们的供给制度，还不如日本的配给制度。
从报道行文来看，像买暖水瓶受怠慢、没及时买到月供苹果，都会引发过激反应，竟然采用这样的谩骂方式。态度这么不耐烦，言行如此失控，对于个人涵养一向较好的茅盾来说实属反常。
这可能与相关单位过分的汇报、记者过度的阐释有关系，也多少与三年困难时期生活供应紧张所带来的焦虑有关联。茅盾虽然已经享受优渥待遇，但市场上生活物资的大面积缺乏还是打乱了家中原有的日常安排，让他和家人多少增添一些烦燥不安。
“骂人混蛋”应该是特殊困难时期的变形、失措之举。有意味的是，高层认为这一切言行均属于“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大暴露”，归之于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
1964年文艺整风运动的关头，文化部党组派人重新核实茅盾“骂人混蛋”旧事，给本来一般日常冲突的事例加重了严重性。
5、根本没察觉到中央外事部门的不满和恼怒
在这一时期最让茅盾难堪的是，1962年7月他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莫斯科争取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回国后代表团被中央指责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追究犯错的思想根由。
中央高层认为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前，在国内就把基调定低了，到会后我国代表在会上没有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迁就上当，以致会议通过的《告世界人民书》没有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和平的敌人，没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对世界各国人民斗争不利。中央对代表团予以严厉批评，以这样斥责的语气通报党内：“应以最近的莫斯科裁军与和平大会为训，决不能放弃无产阶级领导，降低马列主义原则，脱离左派，加强中间派的动摇。”(见1964年8月22日文化部党组致中宣部《关于沈雁冰一九六二年在莫斯科裁军会议期间的一些表现和其他一些表现》)
茅盾在此次外交事件中只是挂名团长，由老资格的金仲华、康永和任副团长，中共及各群众团体外事主要负责干部王力、唐明照、吴学谦、朱子奇、杨朔等充当团员。茅盾并无实际的授权，所做的大会发言都是代表团起草的，因而不承担主要的责任。但是内外夹击其间，他会前会后几处为难，反复遭受折腾，又理不清其间的道理，在这样微妙的国际政治斗争场合只能“装傻充楞”，曲折地应付北京交付的任务和意图。
回国后照旧不获信赖而倍受打击，让茅盾一度恍惚惶恐，把出国开会更视为噩梦般的苦差事，看作是不可能完成的高难度任务。
中国作协党组抓住的把柄是，茅盾在会议期间擅自对苏联记者发表谈话，并主动拜会苏联作协书记苏尔科夫。从茅盾在作协担任虚职而言，按理说，这只能是两国作协领导人一般的礼节性会见，没想到却说到实际工作的具体事项。
据作协党组描述，在拜会中苏尔科夫表示对亚非作家会议科伦坡常设局的工作不满意，要求与中方共同推动，建议召开常设局会议。中方高层事后分析认为，苏方此举是为了攻击常设局，将常设局迁离锡兰，撤换常设局秘书长森纳那亚克，夺取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领导权。
当苏尔科夫问及茅盾对此问题的看法，茅盾当即表示同意，并说愿共同推动常设局工作，提议最好在一两个月后首先在科伦坡开会，邀请各成员国参加。茅盾称，希望中苏先以通讯方式协商，并请苏方先写信。苏尔科夫赞成中苏先协商，但要中方先写信。茅盾对此也表示同意，并答应回国后两周内即将信发出。茅盾回国后在致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严文井的信中具体谈及这个情景：“此因常设局开会乃当然之事，拖延过久，则于锡(兰)方愈不利，且我方先函苏方协商，尽可只提一二方端，且看苏方如何答复，再入细节，如此我方不至被动。且我在莫斯科与苏尔科夫会谈时，苏曾请我方最好早些先提意见(即书面协商，我方先发第一函)，并以两周时间够不够为询，我曾允之。”(见1962年8月21日原信)
茅盾此时的述说还非常在理，他根本没察觉到中央外事部门的不满和恼怒。
中方高层注意到苏尔科夫的谈话中有批评中方之意，譬如他谈到，开罗作家会议期间，中苏双方没有协商，结果意见没有取得一致。而在斯德哥尔摩和平大会上，也由于事先缺乏商量而公开争吵，因此希望今后在国际会议上，尽量先协商。苏尔科夫说到在此处不由感叹几句：“由于事先缺乏商量，结果在大会上面对‘世界公众’公开争吵，很使人伤心。”茅盾知道两党问题的复杂性，只是淡淡地回应几句：“这次裁军大会前，中苏双方已经进行了协商，相信今后中苏会合作得很好。”当时中苏关系稍有见缓的迹象，茅盾只是顺口说了应景的大套话。
回国后即面临如何根据承诺回复苏方的难题，茅盾对待此事表现出少有的焦虑和认真，“回国后，他积极主张快些写信，作协党组没有同意。”(文化部党组1964年8月22日报告语)。
茅盾在1962年8月21日致严文井的信中用“似芒在背，常以为念”来形容自己的情绪，为迟迟不能回复而不安：“延时将一个月，而我方尚未发第一函。曾与其事之我，个人觉得未能践两周发信协商之诺，殊觉歉然，而人家也将说我们凡事拖延，工作效率不高矣。但如外办之意，对常设局当故示冷淡，则另为一事，此则非我所敢置喙矣，否则，此事似仍以速办为安。”
茅盾在意的是承诺和礼仪，而没有顾及国际政治斗争的无常、无理。正在病中休养的邵荃麟对茅盾此时的心结倒觉得容易解开，他在8月底给严文井、张光年的一封信中表示：“关于茅公的材料看了，我觉得要他不必给苏尔科夫写信，比较容易说通。目前情况下，茅不至于坚持。”
但是没想到的是，茅盾反而在此事上显出几分倔强，表面上应允党组的要求，但心中的不快还是压抑不住。8月底中国作协党组决定以茅盾的名义给苏尔科夫复信，多是虚饰之语，有意回避了中苏两国作协开展常设局工作的议题。茅盾见状情绪大坏，竟拒绝看复信稿，大发脾气说：“我不看了，你们要怎么答复就怎么答复吧。”又说：“我不是党员，我可不受约束。”
在风云变幻的外事舞台上，茅盾只是一个虚拟的摆设，一个应付的工具，周旋辛苦，其结果是得不到什么赞誉和好心情，还得背负高层的指责和批评。这与他在文化部、作协多年任职所感受到的心境相似，处事如此难堪能让他舒坦一笑?能不让他愤而失态一次?
刊发在《读书》201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