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81岁的邵燕祥先生又完成一部回忆录性质的新著《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在书中,他回忆了自己在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夕的这段难堪岁月。本书是继他的《沉船》、《人生败笔》、《找灵魂》之后填充自传空白的作品。“灰帽子”这样不常见、却有异常感的字词突兀而又顺畅地出现,让整本书天然地蒙上深重、晦暗的历史帷幕一角。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前五年,正是国家历经大灾荒大劫难之后艰难的转折年头,上接癫狂的大跃进,下接疯狂的“文革”,这五年貌似平淡,看上去没有了往常政治运动的大折腾,但像是大病过后的喘息,酝酿风暴前的平静,对于受害者当事者而言,这种间歇期同样有令人窒息的小波澜小动荡。相对于宏大的叙事热点的关注,史家们在著述中往往容易忽略这五年,在仅有的一些著作中也多是在七千人会议、广州会议、四清运动等问题上着墨较多,对这五年全面的政治演变、人情世态的微观呈现及研究较少见到。在描述“这五年”政治形态的方面,《一个戴灰帽子的人》首次突破已有的叙说框架,以个体的珍贵体验,笔触深入到每一个年轮每一个关键事例,突显“这五年”普通国人惶恐不安的心理起伏线,完整地覆盖了“这五年”风雨侵袭的范围。这就弥补了原来史料作品在“这五年”上的空缺,给年轻的读者提供了一扇不可多得、读懂当代史的宝贵窗口。
一段流逝的历史阶段,不怕笼统地评说、空洞地议论,最怕没有充足的实证,没有真实的内心坦露。《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既充分地显露了“这五年”的社会图景,也呈现了作者一步一踉跄的心灵折磨小史。我读完之后有一种沁入心脾的凉意,有一种跌入人性深渊的痛感,更有感于邵先生题记中所说的“人间忧患诚如海”的浩瀚愁绪。今年的出版物中,像《一个戴灰帽子的人》这样耽于深度反思的作品并不多见,它的测试历史深度及人间温度的稀缺品质也未被更多读者认知,八旬作者写作的良苦用心也没有适时为人们周知,特别是如何被更年轻的一代读者所理解和吸纳。
高龄作者在电脑前一笔一画地敲打出来,其间的辛苦可以想象;一本好书的问世本身就颇费周折,作者和编者都有“把千言万语交付它”的深意和托付。现在不少书籍读之如浮水如飘叶,很难进入人的心思,邵先生的新著却是值得花费时间去领会,从高远的人性角度、悲悯的历史空间去体悟。
“灰帽子”是邵燕祥先生首先借用的词语,色彩之准,定位之巧,应该会为当代治史者所记取并认可的。邵先生1959年摘了右派帽子,人前背后被视作“摘帽右派”,依旧头上还有一顶有形无形的歧视性帽子。邵先生用“灰帽子”作为自己及政治身份相似人群的共用符号,概括是相当精到而又沉重的,也包含着过来人无尽的辛酸和愤懑。
邵先生曾经多次说过,他被摘帽属于第一批,属于“非典型”,因为更多的摘帽右派极少能有回北京、回原单位的幸运。他能从劳动改造的地方返回到中央电台工作,应算是少见的个案,但依旧感受到在“人民内部”被隔膜的痛楚,见到的熟人也多是表情漠然,只能习惯于独来独往,狠心地把自己关闭起来。最关键的是,不能留下任何惹来祸害的“罪证”,因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竟成了千百万“待罪之鱼”宿命的叙事模式,只能无需思考、麻木不堪地随大波逐恶流。在阶级界限分明的社会环境中,“灰帽子”们只能顽强地泯灭自己的感知能力,坚决做到不“越位”,并卑微地、无声息地依附于国家机器的运转,这使我想起早年流传于美国民间的一句话:“忧虑、恐惧、缺乏自信才使人佝偻于时间尘埃之中。”
1958年3月，“右派”定案后，下放劳改前，邵燕祥到船板胡同看父母，在北屋门前留影。
邵先生仔细记录了“冒头”挨打、控制异端的一桩桩“极左”事例,写出相互之间猜疑、敌意的负面情绪。在思想改造的高压氛围之下,人人只能“口吐铅字”,就是只能说能够登报的“安全”内容,偶有迹象表露都会招致灭顶之灾。譬如,中央电台播音组丁一岚身为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夫人,也要被迫在会上交心说,某个观点她也曾有同感,但她只是心里想,没说出来过。某副主任当时严正地指出:心里有这种想法也是反党。邵先生在书中点出副主任这种诛心之论的霸道样子,实际上是单位日常斗争的常态:“出语凌厉,打你一个措手不及。”
“灰帽子”们学会尽量少说话,不能让自己的言行随意上人家的“秋后小账本”,以求得一种“异样”的安全感,反而会因为自己“变异”而在“互相伤害”环境中谋得难得的安宁。邵先生只能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吴小如这样的老友面前,恢复自由地倾诉和倾听,他1972年写的诗句“求友应从生死场”,说的正是交友之难之苦,反映干涸车辙里相濡以沫的垂死鱼之交。
有一笔最为难忘:1958年广播局局长梅益在路上向邵先生夫人谢文秀问及情况,谢文秀向老领导忍不住多说一句:“我到现在也没想通,他(指邵燕祥)怎么会是右派呢?”梅益说了一句“惊天”话语:“说不定哪天我也会成右派的。”联系到“文革”期间梅益的悲惨遭遇,他说的这句话确实有惊人的预见性,表明他亲历深知残酷无情的党内斗争之后的洞察力和悲观程度。
邵先生特地写到侯宝林、马季所在的说唱团,称之为“保持人味的园地”,因为曲艺名人因自己文化水平较低,较能真诚地尊重有文化的人,平常工作相处中能欣然迎接,笑脸相向。我读到此章节时,泪花忍不住流淌出来,这在阅读本书时是唯一的特殊感触,是沉重世界之中最不能忘却的一处暖意。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并不是只写人内心的简陋与不堪,琐碎与庞杂的描述之下,最在意的还有它展现了当年光怪陆离的世间百态,让我们后人得以“从容”地浏览政治光环下的百科全景图。
首先是邵先生因本职工作而引发的创作奇遇,曲艺需要配合大好形势,根本没弄清城市人民公社怎么回事,熬夜赶出《满城春》应付交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东京,侯宝林喝着特别酽的茶,与大家七凑八凑就写一个应景相声《哈格蒂打前站》。马季创作《土耳其抓兵记》,把总理曼德列斯唤作“慢点儿勒死”,赢得上下一片喝彩。而邵先生改编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的话剧本,历经反修斗争的前后折腾,甚至要经过刘少奇、陈毅等高层人物“过手”,等待台上内部演出时已是沧桑满目。邵先生写这样的折腾记,因为亲力亲为,因为当年的忐忑不安,写得翔实周到,含而不露,可为略显薄弱的当代创作史提供最扎实的佐证。
邵先生写到当年的饥饿是可以呼之欲出的实感:在广播学院上辅导课,上午十一点钟起,站在讲台上两腿就发软发抖,一直抖到下课铃响。对于1960年秋冬的整体印象,就是绝少晴和景明,打完树叶就暮色四合。有一次,突然弄到一块猪肉,邵先生没舍得吃,中午赶着送回船板胡同家中,让儿子小闹闹尝尝鲜。
六十年代前五年城里机关干部大都参与几次农村政治运动,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当属“四清”。邵先生写的“四清记”,大小线索清晰,人与事眉目清楚,叙说客观。我觉得,邵先生真切地描述自己工作过的延庆西五里营村、河南西宋庄的运动过程,政治风暴侵袭下的村庄民众群像最具史实上的价值,这些群像实际上应是历史基座的主体内容之一,以前往往被我们省略而沉入历史深处。
邵先生写出农民对历次政治运动的磨合和适应,他们说话可能“主谓宾不全”,但有的话说得十分劲道。查西宋庄干部的“多吃多占”,查出的也只是冬天长夜里队干部从仓库里炒一把豆子。与高层的极端判断不同,相当多的农民及干部对政治运动的漠然和煎熬,被描述得入木三分。我注意到,邵先生写的那位河南地方干部老邢,具备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和对国情的体察,因此能得斗争游戏三昧,应对自如,自己不会沦为打击对象,也不会得到格外的重用,但彼此怀着在“阶级斗争”年代里难得的善意和友好。这样世事洞明的基层干部,应该是国家不正常的政治生态中数量巨大的常规人群,他们的作为和能量值得仔细考究。
邵先生在书中曾形容自己是“在历史指派我的狭小缝隙里”艰难求生,情状就像他的诗句所写得那样:“我梦见我变成一条无名的鱼,连同历史的长河一起冻成冰块。”然而,他并没有让历史永远冻结,而是靠着自己的著作让历史有温度有呼吸,让“灰帽子”们在蹒跚而行的历史人流中不被淹没。
来源：2014年11月29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