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
“革命大串连的洪流汹涌澎湃...是广大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革命大熔炉，是学习毛 泽 东思想的最大的最好的学校...”
——《人民日报》1966年11月27日
1966年我刚刚进入中学不久，“大串联”就开始了。
初时此项荣誉只属于由学校选出少数人组成的“赴京代表团”，我们初一新生想都别想。他们回来后讲述在赴京路上沿途的革命形势以及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激动心情，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我们挤上前去相争与这些“赴京代表”握手，以求沾染点“领袖的光芒”。
不久便听说所有学生都可以免费乘车“串联”，学习外地红卫兵的经验。在我们看来这简直就是免费旅游。我哥得到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就与几个男生组成了精干的“mzd思想小分队”，呼啸而去呼啸而回，两次外出。每次回来都给我们带来无比新鲜的见闻，听得我们只有仰慕的份了。我很想加入其中，一般情况下我哥还是带我玩的，不料这次遭到了他们团体的一致排斥——“扒火车打架”带女生是累赘，虽然我力争表现男孩子做的任何事我都能做，但还是被集体否掉了。
无奈之下我们刚上初一的四个胆大点的女生结伴而行。我们刚进校这一届女生出去“串联”的人不多。家长们不放心这些十二三岁的女娃娃们到处乱跑。我十一岁那年自己一个人从L县坐火车到天津，还从北京中转，一路上顺风顺水，自认为是有出行经验的“小老江湖”。其实当时有两位沈阳设计院的叔叔同行照顾，在北京转车时列车员也帮了我不少忙。
父亲支持我到外面“经风雨见世面”，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看看原来西北局党校那些同事现在的处境。
我们还在家里时前怕狼后怕虎，唯恐考虑不周，觉得出远门什么都需要带。到了车站才发现，恨不能全国的中学生都出来了，很多人一个小挎包一个军用水壶，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住到哪里。各地都有红卫兵接待站，吃饭住宿都不要钱，学生之间很容易就打成一片了，凡事多问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但我们也发现，“大串联”远远不像我们当初想的那么浪漫。同行的其他3个女孩都是第一次乘火车，出门之前激动不已。结果发现所有的客车都严重超员，车厢里塞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程度无法描述，每一个座位空间都容纳了数倍的人员，仅仅上车这一关就是很大的考验。
兰州到北京、到上海的远途直快在我们这里停靠，一律不开车门，只有个别男生从打开的车窗缝里硬挤了进去。我也想如法炮制，因为如果不这样，根本就上不了车，但是其他女生不愿意，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小集体还没有上火车就面临着解散。想着我们大家事先拉钩起誓，一路上不吵架斗嘴，不分散行动，无论任何情况都要同去同归的约定，只能作罢。其实如果一没有人在车窗里接应，二没有人在下面助力，我是根本爬不进去车窗的。
等了很久我们终于坐上了一趟到宝鸡的慢车，看这个架势只能一段一段走，走到哪里算哪里了，原订直奔北京的计划根本行不通。一上车我们就挤散了，车厢里人都挤成照片了，座位下面、靠背上、行李架上都是人，吃饭、喝水的供应都无法进行。我和另外两个女生卡在厕所里就动弹不得了，唯一的好处是万一内急还有地方处理。
后来一个女生要上厕所，让我到她的位置上暂坐一会儿，我这才能进入车厢落座伸伸腿。车开动起来晃动的人均匀一些，不像刚上车那么脸贴脸、背靠背那么狼狈不堪。年轻人很快熟络起来，南来北往的学生讲着新动向和各地趣闻轶事，对我们这些刚刚踏进中学的人来说都新鲜无比，真是大开眼界。
我甚至还碰到一个我们学校初三的男生，因为长得黝黑，不太像汉族。他就和别人说他是“藏族”，本地土话加上俄语似的卷舌音，唬得四周的人一愣一愣的，纷纷掏出笔记本让他签名留地址。正好有一位西北民院的真藏族学生打水路过，两句藏语问答就使他露馅了。因为沿途都要向快车让道，列车走走停停，从陇西到宝鸡30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花了十多个小时。
到了宝鸡刚开始我们没有出站，想着这里是大站，也许可以乘下一班去北京的火车。但宝鸡车站已经聚集了大量准备从陇海线进京的学生，几次上车“冲刺”都失败了，我们人小挤不过那些男生。由于一整天基本不进水米，已经人困马乏，只好在宝鸡休整一天再从容计议。
于是我便去宝鸡市委找曾任市委常委的Y和Y阿姨，他们是父母的老同事，他们的女儿小青是我的小学同学。然而市委大字报栏里已经到处都是打倒、炮轰Y的大字报了。叔叔告诉我，西北局和党校都已大乱，所有的头头脑脑都遭到批判，凡是地下党的都成了叛徒，就连那些先前批判过我父亲的“反修斗士”也都成了黑帮。他忧心忡忡，也不知道这种状况会持续多久。阿姨则说，你妈心真够大的，这种形势下，还敢让一个小女娃到处乱跑。
看到宝鸡车站积压的学生，估计东去的列车我们这些小女生是挤不上去的，于是约定见车就上，不再纠结是否一定要到北京了，走到哪里算哪里。最后我们挤上了前往成都的慢车。宝成线的特点是山洞多、会车多，会车的原则一般是慢车让快车，普快让直快、直快让特快，就这样一路上走走停停，几乎走了一天一夜才到成都，等到下火车的时候，我们的脚肿的像馒头一样，都不会走路了。
好在到处都有红卫兵接待站，我们被分配在成都师范，在教室里打地铺，在学生食堂吃饭。十几个人住一间教室，地上铺着上体育课用的垫子，我们四个人铺两床盖两床。白天就在街上看大字报。到处都是控诉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四川“走资派”的文字。其中李井泉当时尤其是众矢之的。他是西南局第一书记，相当于西北局的刘澜涛，1949年前在晋绥搞土改斗死的人最多，大饥荒时主政四川，更是饿殍盈野，饿死人数居全国第一。
文革中李井泉被川人整的很惨。但古怪的是：起来“亮相”造反并一度成为四川文革风云人物的，却是李井泉手下一对比他更“左”的干将、曾分别担任宜宾地、市委头头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这两人在文革前官场上被李井泉整过，如今趁乱起来报复，说李井泉还是太“右”了，犯了包庇阶级敌人的罪过！
父亲关心局势，每天都搜罗很多的传单，所以这些“诸侯”我都不陌生。看大字报之余，我们还去了大邑县刘文彩庄园、去了武侯祠、去了青城山……
成都到底是天府之国，虽然红卫兵接待站的伙食一般是2-3两米饭一加份素菜。对我们好久没有见到大米的人来说，真是甘之如饴。而且街上的小吃种类繁多，价钱便宜，可以说既过了眼瘾也过了嘴瘾。而且我们还发现了有一处地方买大米不要粮票。在L县大米是稀罕物，家里存着一点，有病的时候才抓两把出来熬粥。我记得姥姥曾经说过，小站米和粳米好吃不出数，籼米出饭量高。怕错过了这个机会以后就碰不到了，于是买了五斤籼米，结果一路上这五斤米的负重增添了无穷的麻烦。
当时接到命令说，串联暂时停止，等铁路部门休整和各地接待工作更加完善以后，何时重启等待通知。我们当时认为，以后还有机会，虽然很不情愿就此打道回府，但服从命令听指挥是毛主席好战士。从外地取经回来，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我们几位初中生组成了“红色反修战斗队”，领了油印机、纸张、笔墨，根据外地的传单和别人的大字报，我们也刻蜡板印传单。不久全校从高三到初一年级编制打乱，混编为八大战斗组，由高年级学生带领我们这些初中生“闹革命”。
初中生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蛮劲，革命热情尤其高涨。这种全新的生活起初对我们来说充满了新奇和刺激感，那时候父辈还没有受到冲击，革别人的命总是刺激好玩的。我们跟着高中生屁股后面转，但是比他们更纯粹更投入，批判工作队，给老师贴大字报，一旦有了具体对象都会冲锋陷阵。
而我在批斗老师过程中下不了狠手，被革命同学认为立场不坚定。有一次学校开批斗老师大会，每个老师戴一顶高帽子，最后纸糊的高帽子不够了，就给排在后面的两个化学老师头上各扣了一个铁皮水桶。我们穿着借来的男式军装，带着军帽系着皮带，站在台上每一个挨批斗老师的后面作押解状，以壮声势。这种角色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与的，是被已经控制学校的高年级同学指定的。
在押往批斗现场上台阶的时候，化学老师因为水桶一直扣到脖子上，看不见前面的路，一下子就跪倒在台阶上。我完全是下意识地“哎呦”一声，就把老师扶起来了，然后一直把他扶到了台上。这下可好，立刻有人喊口号要求把我撤下来，说我阶级立场有问题。事后红卫兵组织领导人人都批评我，要我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而我并不认为做错了什么，辩解道对看不见路的人来说，如何让他走到批斗台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摘掉桶让他自己走，要么就要有人扶着他走。大约他们觉得我不适合做押解员，以后就不让我上台了，我还很失落了一阵子。
不久我们被高中生整合进“八一兵团”。我吃住都在学校里，连家也不回。用当时的话讲，满怀热情投入到“革命的大熔炉”中去，忙着当播音员，当宣传队员、写稿子排节目，写大字报，给高中生打下手。班上的同学分成两派，一派属于“红三司”下属的“八一兵团”，另一派属于保皇的“陇革”。两个群众派别都在指责对方走的封、资、修的黑路线，而自己对毛主席最忠、贯彻毛主席指示最坚决。两派由辩论逐渐升级到相互围攻动手阶段。
“陇革”的一帮男女同学占领了学校旁边的钟鼓楼，居高临下的大喇叭对着另一派实行“高分贝的噪音轰炸”和语言挑衅。“八一兵团”立即发起争夺钟鼓楼的战斗，未果。于是封锁下楼通道，就像马谡在街亭被围困在山上一样，一连几天对孤楼实行断水断粮。最后他们只好认输投降，被押解下来。
坊间老百姓说，这男男女女在上面混杂在一起这么些天，估计下来“娃娃都有了”。12岁的我并不明白此话是什么意思，但知道不是好话，由于派性的缘故，就鹦鹉学舌跟着起哄。在钟鼓楼上正好有我们班一个女生，她听到了就纠结了一帮该派的男生要来打我，吓得我赶紧去“八一兵团”搬救兵。
眼看着“武斗”从“冷兵器”发展到“热战”。我哥和一帮高中生们用墨水瓶装填土炸药雷管引信在做手雷试验，好像效果还不错，威力挺大的，震得教室玻璃哗啦啦响。我们几个女同学在一个小教室里裁纸打浆糊，正准备写大字报的用品。突然一个滋滋冒烟的墨水瓶滚进了教室，眼看引信就要燃完，女生们一片惊慌呼喊，钻桌子翻窗户四下逃窜躲避。我一个健步奔向教室门口，准备夺路而逃。一个初三男生双手撑在门框上不让我出去，眼看墨水瓶就要爆炸了。
就在我脸色煞白急的快要哭出来时，听见窗外男生的笑声。我这才发现墨水瓶里既没有炸药也没有雷管，腿软的一屁股坐在地上。那帮坏小子们探头进来，说我们打赌，看你们这群女生里会不会出一个“王杰、刘英俊”。
有人说，我们认为，金雁最有可能为了保护大家，奋不顾身地把“墨水瓶”捡起来扔到窗外，结果没想到她是第一个抱头鼠窜的。看来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我气得两天都没理我哥，认为是他带头使坏的。事后想想，如果真是土炸弹的话，怎么可能会出现堵住门口不让我们出来的事？我也是给吓糊涂了。
后来街上有了批父亲的大字报，父亲头上被扣上了五顶吓人帽子：历史反革命、黑帮、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异己分子，而且遭到游街批斗。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氛围中，我从“革命小将”变成了“狗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