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社会上突然掀起一股“文化名人纪念热”，每次纪念活动都颇为张扬，或许这能给食品供应紧张的局势平添一些精神的慰藉。有人考证出1963年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整日子，素爱红学的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就心有属意，在1961年12月28日布置北京市文化局提前做好有关曹雪芹故居、墓葬和文献资料的调查工作。

1962年1月3日北京市文化局奉令组织一个小型调查组。他们先遍访郊区有碑无碑的大小坟茔，重点落在朝阳门、东直门外到安定门外一带，因为清政府规定正白旗下葬在这一片，曹家归属正白旗。查到的坟茔约有1200多处，收获甚小。他们分析原因，主要是依满族人习俗，大多坟茔不立碑碣、墓志，有碑碣的坟头也因公社生产和修路被削平或深埋，不易查找。

北京市公安局提供了全市400多户满族曹姓户口册，调查组就此分头访问了其中二三百户满族曹姓后裔，试图能找到有分量的线索。调查组1962年5月8日向北京市文化局报告说：“发现大部分曹姓住户只了解其父亲、祖父的情况，个别人了解曾祖父的情况，再往上就不知道了。据说这与满族人无家谱有关。”

在查访墓葬和人证无果的情况下，调查组开始翻阅留存的清代档案，遇到满文档案就有了阅读障碍。王昆仑引荐了两位懂满文的民间隐士协助翻译，一是在民族学院第二教研室临时帮忙的关振华，二是北京图书馆参考咨询部工作的李德启。

这种“短平快”文献查阅也一时难出成果，王昆仑又指示重点访问熟悉清代文史资料的老人，点了陈云诰、叶恭绰、朱启钤等名字。在走访了一批老专家之后，他们汇报了几点重要收获：一是许多专家认定恭王府是大观园的“模特儿”，二是传说曹雪芹的坟地在香山南辛庄村南方园五七高地。

在寻找的困局中突然有了一个转机，调查组在双桥公社司幸庄生产队见到76岁的陈义风老人，他说：“村西口有曹姓坟墓，至今已有300年左右的历史。坟主姓曹，在内务府当差，祖上有当过尚书。在庚子年前还常有人看顾修葺，庚子年初来了一个名叫曹润甫的年轻人，将坟周围的大树卖了，跟着来了八国联军，把坟前的砖房烧掉了，从此荒芜下来。”

王昆仑等市领导听了调查组汇报后，有了发掘之意。但文化部在同年7月5日刚刚发布禁止挖掘古墓的通知，王昆仑和市文化局官员为此在发掘请示报告中几番酌定用词：“如果祖坟所葬之人确系曹雪芹先辈，则依其辈分次序推出曹雪芹坟墓，然后进行科学发掘，从发掘中获取一些有价值的文字材料，以便帮助我们进一步解决目前学术界尚在争论的问题。”在8月13日致文化部的请示报告中又避重就轻地表示：“据向朝阳区人委文化科了解，此处系无主坟，如果发掘也不致产生不良影响。”

文化部于9月3日批复同意，文中谨慎地表示：“如果主坟发掘中发现有与曹家无关之证据即可结束，不必再挖掘小墓。”文化部强调：“在发掘期中，希望勿作任何宣传及消息报道。”王昆仑接到批复后马上指示：“保密，非最必要关系不可通知。”

待农民庄稼收割后，9月21日调查组才悄悄地进驻司幸庄，请来了140位壮工参与挖掘，历时5天。

领队兼考古组长张向群、文物工作队员苏天均(北大考古系毕业)希望能在墓中发现石砖雕刻的墓志铭、用朱砂写在砖上的买地文件，或是用墨笔写在纸式绢上的墓主姓名、生死年代。但在实地挖掘中没有发现任何带文字的东西，只是出土康熙至乾隆年间的铜钱，而且墓地已经多次被盗，已无值钱的陪葬品。

调查组在致文化部的发掘报告中，认为此处坟茔颇像曹雪芹祖坟，因为九口棺椁均用上等木料，棺内外均涂甚厚的红漆，这在北京地区清初的族人坟茔中还比较少见，显示墓主的地位、身份是很高的，这和曹雪芹的家世是吻合的。报告中还说：“该墓满汉葬俗同时存在，可能死者原为汉人，后来被编入旗，在生活习惯上渐带满人的特色。曹雪芹先辈原是汉人，清初被编入正白旗。”

调查组苦于找不到墓主的确凿材料，不能断定为曹家祖坟。看坟人陈福亭后来说墓主为正蓝旗满人，更给调查组带来莫大的失望和扫兴。

这段不为人所知的发掘工作由此结束。主事人王昆仑心存遗憾，他指示工地恢复原状，工作人员一律守口如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