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于12日公布，5000字的文件保持着中共一贯程式化的风格和粗梳的语言结构，一目了然的具体领域的改革和文字之间的话外音成为各方揣摩的对象。

曾在早年担任中共官员，并在20世纪80年代参与邓小平改革方案制定的中国学者吴稼祥对这一公报表示乐观，并称作为一个纲领性的文件而言已经是“目前中国社会条件下能够出台的最大限度的公报”，但还是要看下一步怎么去做。

吴稼祥说，三中全会的公报，从性质上来说就是纲领性的，不会出具体的分领域改革方案，主要是划定改革的领域，并通过肯定的语言，比如“可以”来对改革的领域给出许可，这次公告基本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法治各个方面都涵盖。

公报中提出改革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吴稼祥认为治理是一个“现代化的概念”，“这个概念比政治体制的概念更大”，“是社会管理的总称，其中既包含国家和市场、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也包括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同时也应包括对人大权力的认定”。在吴稼祥的理解中，政治体制的概念仅包含权力之间的关系，而国家治理概念则将权力与市场、权力与社会的关系引入，将会更加“细致”。

在谈到三中全会方案中有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的措辞时，吴稼祥认为这是有针对性的回应，“肯定了宪政是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追求”。

吴稼祥对中国的新领导人的习李组合一直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他对三中全会公报也给出了“两个重要的成果”——在思想上实现了“解放”二字和组织上设立中央的改革机构。他认为无论是“开放求发展”的表述，还是“市场起决定作用”的说法，都不是在增加束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则会打破部门利益的壁垒，让改革的措施更为协调。

但对于改革的“三根硬骨头”——土地制度、国退民进、金融自由化的改革上，国企改革无新意，也没有触及到“垄断”这样的根本问题，吴稼祥认为这份文件给出的答案是“没有超出预期的”表述。因为“新领导班子上台刚刚不到一年，如果将领导人执政分为三个阶段的话，现在还处于第一阶段的磨合期，不仅领导班子成员之间需要磨合，党政之间、前任领导人和现任领导人之间都需要磨合”，“目前能做的就是形成社会共识”。

无论中国社会的左右派别在中国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上有何分歧，对于全会公告这个文件能够带来，或者说从文本上带来怎样的改革都有所期待。吴稼祥则认为，对这份文件，“不要看说了什么，要看什么没有说”，原因就在于“改革有两种状态：说和做；有多说少做、多做少说、只说不做、只做不说，”这份文件从正面的表述“可以、可以和可以”，“七不许实际上已经被否定了”，“维护宪法”是认同宪政，而“基层群众自制制度”其实是支持公民社会，这次公报已经在达成中国社会思想共识的平衡点。

“中国社会和思想已被撕裂，目前的状态已经不如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时期，十八大召开时社会共识的平衡点是邓小平旗帜的改革，后来文革、反宪政、反公民社会的言论都出现了，平衡点严重向左，三中全都会实际上是将社会共识平衡点重新校正。”吴稼祥说。

但对于很多知识分子和媒体都有担忧的“集权”和“回归毛时代”的内容，吴稼祥表示不赞同。

吴稼祥说，对中国改革中共产党领导权力的强调和中央全面改革领导小组的设立，并不是“集权”的表现。他认为“要改革，全方面的解放，就需要加强领导权。”他用了飞机做比喻：“一架飞机有两个发动机，要修理一个发动机，就必须增强另一个发动机的力量……从中国实际的权力运行来看，要对其他方面进行解放和改革，就必须加强一个方面（即党的领导权）”。

同样，“继续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样的表述也让外界担心，自两会以来备受批评的整党运动有制度化的倾向，吴稼祥则对此持肯定态度。他说“中国社会是政治社会，权力之间有派系斗争。在（政治）制度建设的改革无法起步的时候，必须要做准备，群众性路线教育其实是为制度建设组织施工队。中国的每一届领导人上台后都会组织党的教育活动，比如江泽民的‘三讲教育’和胡锦涛任内的‘保鲜教育’，但相比起来，群众性路线教育还是很脚踏实地的”。“群众性路线教育长期化、制度化，其实就是实现一种民主，这没什么不好”。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编辑 霍默静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