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段，国内外相当一部分政治观察家和政治评论家都在默默地用冷眼关注着中共新的执政团队对于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将会释放什么信号。习近平先生在他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说：“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研究什么议题、作出什么决定、采取什么举措、释放什么信号，是人们判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施政方针和工作重点的重要依据，对做好未来5年乃至10年工作意义重大”。众所周知，十八届三中全会产出了三个文本：《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草案）》（此后简称《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此后简称《决定》）以及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此后简称《说明》）。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政改释放了什么信号呢？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关键点。

一、三个文本对于政改所作的措辞表述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政改释放了什么信号？我以为，分析和探讨这个问题的重要依据、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依据，就是看三中全会产出的这三个文本对于政改是如何措辞表述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公报》有关政改的表述：

《公报》指出：“全会强调，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

《公报》又指出：“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制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

从以上两段表述看，《公报》对于政改的表述与以往历次党的相关会议对于政改的表述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前一段“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重复了十八大报告里的提法；如果说后一段表述与以往相关会议的表述有点什么不同的话，我以为，那就是后一表述的最后一句后缀式的话显得有些特别，因为这句话着重提及了“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但这句话本身并无新意。这句话如果如同往常一样照旧仍然停留在文字表述上而不能落实到具体操作上，那么，这句话也就同样是如今十分流行的党八股官样文章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套话、空话、大话、假话和废话。当然，我并不希望这句后缀式的话在这个文本里仍然是一句套话，我倒希望这句话是一个即将把政改付诸行动和实施的切入口或信号弹。

其次，《决定》谈到政改是这样表述的：

与《公报》相一致，《决定》指出：“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

《决定》还指出：“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决定》又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

以上这三段话段话自然是一个概括性的帽子式的表述。帽子底下是什么呢？帽子底下有关政改仅只提及了以下三个内容：

一是有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决定》指出：“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提高立法质量，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健全‘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制度。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加强人大常委会同人大代表的联系，充分发挥代表作用。通过建立健全代表联络机构、网络平台等形式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联系”。“完善人大工作机制，通过座谈、听证、评估、公布法律草案等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通过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备案审查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二是有关政治协商制度。

《决定》说：“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完善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认真听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意见。中共中央根据年度工作重点提出规划，采取协商会、谈心会、座谈会等进行协商。完善民主党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制度。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重点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各级党委和政府、政协制定并组织实施协商年度工作计划，就一些重要决策听取政协意见。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体系，规范协商内容、协商程序。拓展协商民主形式，更加活跃有序地组织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增加协商密度，提高协商成效。在政协健全委员联络机构，完善委员联络制度”。

三是有关基层民主。

《决定》指出：“发展基层民主。畅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加强社会组织民主机制建设，保障职工参与管理和监督的民主权利”。

再次，《说明》有关政改的表述是：

《说明》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说明》还指出：“全会决定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强调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体系，规范协商内容、协商程序，拓展协商民主形式，更加活跃有序地组织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增加协商密度，提高协商成效”。

显而易见，《说明》有关政改仅只提及了政治协商制度，《公报》以及《决定》中均提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民主这两项，《说明》未提及。

以上就是从《公报》、《决定》和《说明》三个文本中提取出来的有关政改的措辞表述。

二、三个文本有关政改的措辞表述释放了什么信号？

针对以上三个文本对于政改所作的措辞表述，我以为，从总体上看，三个文本对于政改的表述与以往历次相关会议对于政改所作的表述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或者说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如果说有点什么与以往不同的话，也仅只是比较集中或比较突出地提及了人大、政协和基层民主建设三个内容。基于此，我以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政改释放出的信号可否能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作些理解，诚然，我的理解不见得言之有理，若此，但请各位批评指正。

第一，不用改

长期以来，对于政改在中国是不是一个问题以及如果是个问题又是一个什么性质或类型的问题，一直存在十分激烈乃至立场、观点、主张针锋相对的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政改在中国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不是什么宪政民主。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执政当局及其御用文人。

众所周知，1949年中国共产党继国民党接管大陆政权之后，重蹈国民党覆辙建立了比当年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一个绝对一元化的党权高于一切、党权统治一切的极权体制。这个党魁一人独裁的体制一直延续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驾鹤西去，他所寄托的文革派不敌井冈山以来党内军内形成的元老派，以所谓的一举粉碎“四人帮”事件为契机，上演了一场与毛泽东初衷背道而驰的权力大挪移的悲喜剧。元老派得手后，推出文革中被打倒的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二号人物（很不幸，头号人物刘少奇，三号人物陶铸均在文革中丧生）邓小平为权力核心。以反思文革灾难、避免文革重演为背景，邓小平才把政治体制及其改革作为一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从历史和逻辑看，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执政以来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志，此前一直强调的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永远革命。

那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又是怎么说道的呢？邓小平说：“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而，“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其弊端是：“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因此，邓小平认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这就是说，在邓小平眼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身是优越的，只是其优越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尽管有些弊端，但通过改革就可以克服，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优越性的完善和发展。

邓小平的这一观点和论述在1987年10月25日中共十三大赵紫阳所做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政治报告的第五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得到进一步的承接和引申。赵紫阳在报告中说：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样，是一个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矛盾，需要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决不能搞破坏国家法制和社会安定的“大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决不能丢掉这些特点和优势，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

赵紫阳的这段表述是中共政治体制改革史上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段经典表述。1989年春夏天安门广场事件后尽管赵紫阳离任而去，然而，此后中共历次会议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表述都没有对此作出任何突破或超越，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乃至当今的习近平在论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他们的措辞造句都与之一脉相承、大同小异。

然而，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有另外一种立场和观点，这一立场和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其本质就是改制，即：把人民民主改革为宪政民主。持这种立场和观点的大部分是非官方的民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官方的所谓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民民主阵营相比，非官方的非主流的民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宪政民主的呼声，其力量就显得十分弱小和微博。

有鉴于此，既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它的根本性的优越性，尽管也存在一些弊端，但改革只是对本来就具有优越性的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更有甚者，本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向世人宣告了制度自信，那么，对于现行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就不用改了，要改，也是对现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据此，我以为，不用改可能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政改发出的一个信号。

第二、不许改

尽管执政党及其主流意识形态势力极其强大，但出于弱势的非官方的非主流的民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主宪政民主的呼声毕竟也是一种立场、一种观点、一种主张、一种力量，对于这一立场、观点、主张和势力，执政党及其媒体的态度一直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予以彻底否定。

反对以宪政民主为政改目标的所谓普世价值派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最早表述，一是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二是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前所述，赵紫阳在他作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也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决不能丢掉这些特点和优势，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期间，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口径与邓小平和赵紫阳完全一致。

胡锦涛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信誓旦旦要“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前任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明确宣示要“充分认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本质区别，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理论影响，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我们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前任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积极引导广大委员从党和国家办成大事、办好喜事、办妥难事的生动实践中，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巨大优越性，进一步增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新任委员长张德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说“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成就，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新任政协主席在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强调“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自信、增强自觉、实现自强”。“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巩固人民政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和《决定》进一步明确指出：“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新任分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2013年11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的文章对《决定》作阐释、做解读，他在该文的第一部分“增强战略定力，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中说：“面对复杂形势和各种风险考验，我们既要有冒的勇气、闯的劲头，更要有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所谓战略定力，就是要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能有丝毫动摇；所谓底线思维，就是要坚决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条底线，坚决反对任何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图谋。全党同志必须懂得，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不是为了赢得某些人的掌声，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诉求。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为各种错误观点所左右，不为各种干扰所惑，不生搬硬套西方思想理论和制度模式，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我为主，该改的坚决改，不能改的坚决守住，牢牢把握改革的领导权和主动权”。

由此我们不难得看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政改释放出的一个信号就是对于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的不许改。

第三、改一些

正如前面所述，《公报》以及《决定》对于政改选择三个方面给予了重点表述。有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决定》强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提高立法质量，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健全‘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制度。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加强人大常委会同人大代表的联系，充分发挥代表作用。通过建立健全代表联络机构、网络平台等形式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联系”。“完善人大工作机制，通过座谈、听证、评估、公布法律草案等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通过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备案审查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有关政治协商制度方面，《决定》强调：“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重点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各级党委和政府、政协制定并组织实施协商年度工作计划，就一些重要决策听取政协意见。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体系，规范协商内容、协商程序。拓展协商民主形式，更加活跃有序地组织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增加协商密度，提高协商成效。在政协健全委员联络机构，完善委员联络制度”。有关基层民主方面，《决定》指出：“发展基层民主。畅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然而，有关人大、政协、基层民主的表述还是显得过于宏观、相当模糊，尽管如此，我还是以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政改发出了改一些的信号。

第四、先改与后改

除了不想改、不许改和改一些外，《公报》、《决定》和《说明》给我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先改与后改。

首先，让我们看看《公报》对此是怎么说的。

《公报》说：“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公报》又指出：“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公报》还指出：“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及时总结经验”。

请问：《公报》中所说的“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表述可否理解为改革的顺序有先后之分？“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的“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是否同样可以理解为改革的顺序有先后之分？“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中提出的“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是否也可以理解为改革的顺序有先后之分？

其次，让我们看看《决定》对此是怎么说的。

与《公报》相同，《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决定》还指出：“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到二0二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决定》中所说的“到二0二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我以为，完全可以理解为改革顺序有先后之分。

再次，让我们来看看《说明》对此是怎么说的。

《说明》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说明》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说明》指出：“各方面一致认为，全会决定合理布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次总部署、总动员，必将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说明》指出：“围绕这些重大课题，我们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说明》指出：“35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说明》指出：“全会决定起草，突出了5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任务。二是以改革为主线，突出全面深化改革新举措，一般性举措不写，重复性举措不写，纯属发展性举措不写。三是抓住重点，围绕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回应人民群众呼声和期待，突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四是坚持积极稳妥，设计改革措施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五是时间设计到2020年，按这个时间段提出改革任务，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说明》：“关于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这就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全会决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是为了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改革顺利推进和各项改革任务落实。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协调各方力量形成推进改革合力，加强督促检查，推动全面落实改革目标任务”。

《说明》指出：“面对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

《说明》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我们讲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其中步子要稳就是要统筹考虑、全面论证、科学决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改革和党的建设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牵扯，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从以上《说明》所作的表述看，我以为，习近平先生向世人发出了一个改革在其顺序上必须有先有后的信号。当然，中国改革大业在具体操作上不可能万箭齐发、齐头并进、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这一观点和主张我是赞成的。

第五、名不改实改

《公报》、《决定》以及《说明》问世之后，国内外对于这三个文本的解读出现了几乎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两种判断。自由民主派除了对于政改部分的表述表示不满外，对于经济、社会、司法等方面的改革大体上是持肯定态度的。而“毛左”对于《决定》（在此我只选择《决定》作文本依据）几乎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经济改革的某些内容尤其表示不满，他们认为，《决定》对于他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思想所传递出的信号无异于是偷梁换柱，是釜底抽薪，是名不改实改。他们做出这一判断的文本依据大致是《决定》中的以下内容：

《决定》说：“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决定》说：“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决定》说：“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决定》说：“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决定》说：“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

《决定》说：“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决定》说：“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要切实建设好、管理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改革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加快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以上所引，在“毛左”看来都是背离毛泽东思想、背离社会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在做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和走狗，应该予以坚决否定和制止，否则，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将朝不保夕，这样，这个《决定》的客观效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社会主义的背叛，其发出的信号对于他们所坚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思想只能是偷梁换柱、釜底抽薪，其结果只能是名不改实改。

三、政改问题很纠结

以上是我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政改释放出什么信号问题所作的一个粗浅的观察和归纳。观察、归纳之余，面对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生活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我无时不刻都真切感到中国政改问题很“复杂”（借用胡锡进“复杂说”），中国政改问题很纠结。

假设我们现在站在人类政治生活历史长河的时空制高点上俯瞰中国社会政治变迁道路的历史轨迹和未来演化方向，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社会政治正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瓶颈处或关节点上。一个民族和国家，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最古老、人口多、幅员大的国度，社会政治制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往往伴随着腥风血雨、彷徨迷茫、停止徘徊、时进时退。继1840年国门被打开之后的170多年来，中国政治制度从古老的君主制向现代民主制过渡、转变，其历程曲折坎坷。

正如前面所说，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取得政权后，直至1980年才由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3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由全封闭、一元化、大一统向对外开放、多元化变迁，中国社会政治领域的不同思想、理论和主张的产生和争论，也就相伴而生。经过上个世纪80年代的启蒙，90年代的再启蒙，21世纪13年来的各派思想相互激荡、相互碰撞，到目前为止，政治思想理论界特色理论派一枝独强，普世价值派力量较弱，其他各派摇摆不定，驳杂纷呈。有目共睹，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政改的措辞表述之所以被人们“横看成岭侧成峰”式的理解为释放出了以上五种信号，这一现象恰恰折射出出近几十年、乃至近170多年来中国社会政治变革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思想、理论和主张的相互碰撞、相互制约、相互消解、相互吸纳、相互抗争的客观事实。

现在，让我们回眸本文上面归所纳出的五个信号，站在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现实门槛上，展望未来中国政治变革的前景，我们是否可以在此尝试对这五个信号再做一些推理和判断：

第一，关于不用改。这是特色理论派中的我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原教旨派”所持的立场和观点。“社会主义原教旨派”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比资本主义层次要高的社会形态，因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比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具有天然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既然中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那么，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就具有天然先进性优越性。根据这一前提，这么先进和优越的政治制度就不用改了。然而，“社会主义原教旨派”所持的这一立场和观点却面临着事实与逻辑的双重困境。

从事实看，民主制取代君主制已经成为近现代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和现实，中国社会从鸦片战争以来尝试了许多政治制度，以台湾政治实践为实例，证明宪政民主是未来中国的较优选择。更何况，从邓小平开始，中国共产党历届执政团队都在被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棘手难题一步步倒逼着（习近平总书记语）向宪政民主的道路和方向上走。

从逻辑上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以来，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基石立国建政的。正如我在我的拙文《马列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逻辑》（见《共识网》2013年7与29日）中所说的，如果把马列主义政治哲学与现代人权政治哲学相比较，我们不能发现：人权政治哲学以人或个人为基石、起点或元概念来构建以保护人权和限制特权为目的的道德、制度和法律；在人权政治哲学那里，人或个人，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阶级”阶层、财富状况、教育程度、种族、宗教、民族、国别、地域、肤色、智愚、美丑、高矮、胖瘦、壮弱、长幼、男女等有何不同，但他们在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最基本的底线上统一、同一或平等了起来，而马列主义政治哲学以阶级为起点、为基石构建的“道德”、制度和法律无数历史事实无不告诉我们，都导致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压迫、剥夺和侵害，与此同时无数历史事实同样告诉我们，只有以人或个人为起点、为基石构建的道德、制度和法律才维护了人的尊严和利益。

由此可见得出这样一个认识，中国社会政治变革不仅仅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和抗争，也是马列主义政治哲学与人权政治哲学之间的冲突和抗争。我以为，中国未来政治发展只有用人权政治哲学取代和吸纳马列主义政治哲学作为立国建制的基石，才标志着中国社会政治真正开始踏上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正途。所以说，特色理论派中的“社会主义原教旨派”所持的不用改的立场、观点和主张在事实和逻辑面前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难以为继。

第二、关于不许改。这是特色理论派中拒绝改革的顽固派所持的立场、观点和主张。特色理论派中的顽固派为什么要拒绝政改呢？说穿了，这是由于他们一小撮特权群体想要长久维持他们的既得特权所导致的。他们的不许改的立场、观点和主张借用或者盗用马列主义政治哲学的阶级斗争、阶级专政学说，坚持一党垄断执政地位，将党放置在人民、国家、法律之上，说白了，就是要维护他们一小撮人的贪欲、特权和邪恶！

而特权是搞乱社会一大祸害（见拙作《特权是搞乱社会的一大祸害》，《共识网》2011年5月14日）！为了考虑中国共产党的长远利益，为了使中国社会长治久安，从邓小平到习近平都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制约下存在和运行。从目前如火如荼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反腐败来看，不仅那些良心未泯的中国人不能同意特色理论派中顽固派所持的这一立场和观点，我以为，就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最高执政团队也不会赞成和同意他们的这一立场和观点。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现任执政团队不可能让特权所制造的邪恶腐败长期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意横行、祸国殃民，既害党也害国；更重要的是因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绝不愿意重蹈晚晴朝廷延误政改而于1911年灰飞烟灭、国民党蒋介石先顽固坚执一党专制后被共产党击败于1949年逃往台湾以及前苏共既启动改革过迟又急于推进改革而于1989年国散党消的覆辙！

第三，关于改一些。这是特色理论派中较为现实和温和的一派所持的基本立场、观点和主张。这次三中全会《决定》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民主建设三个方面作为政改的着重点，这就体现了特色理论派中的现实温和派不顽固、不僵化，能够与时俱进的特点。

第四，关于先改与后改。这是特色理论派中开明派或明智派所持的基本立场、观点和主张。以我的观察和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个立场、观点和主张。对于这一派，我是赞成和支持的。

第五，关于名不改实改。这是“毛左”为了批评和反对特色理论派中的开明派或明智派所表现出的一种立场、观点和主张。

什么是“毛左”？近年来，人们对之论说得已经够多的了。以我的观察和理解，“毛左”中的一部分核心人物是打了鸡血似的要权不要命的权魔、野心家；另一部分核心人物把拥毛、树毛当做自己的摇钱树、生意经。这一小撮核心人物利用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连带利用毛泽东的亲属以及当年身边工作人员，再利用毛泽东时代的受惠者、“文革”中的得益者，还利用改革开放中的受损者以及被洗脑者，形成了一个看上去非常庞大而实际上却很渺小的群体，企图通过拥毛胁迫、绑架现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达到他们上台掌权执政和牟取厚利的目的。“毛左”之所以能够10多年来如此无所顾忌、言口嚣张，我以为，就是他们钻了我国政改尚未走上自由、民主、法治的正轨，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平台尚未建成的空子，以致他们能够唾沫横飞、胡言乱语、胡说八道、啸聚一时。为此，我以为，“毛左”不足惧。我确信，随着我国自由、民主、法治平台的建立，我笃定，“毛左”尤其是“毛左”中的几个核心人物就会分崩离析，作鸟兽散。

当然，对“毛左”也不能掉以轻心，毫无防范。有目共睹，“毛左”坚决反对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和叫嚣“造反有理”、“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主张，他们表面上拥护现任领导人，但实际上，他们的剑锋是直接指向现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在目前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下，既要维护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同时又不能让他们打着“造反有理”的大旗煽惑民主、招摇撞骗，执政当局对此需要有一个清醒的估量和处置。

总而言之，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决定》，不论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都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在无法估量的意义和作用。然而，政治是不同政治力量相互博弈的行为艺术。下一步，中国政治将向什么方向和目标走，尽管人类政治生活的演化具有它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但今后数年阶段性的事实将会如何，作为观察着和演说者的我，也只能是拭目以待。不过，《决定》中的“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这句话，似乎已经向世人暗示、承诺或计划了一些什么。就我来说，我真诚地希望这一暗示、承诺或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在落实和推进“权为民所授”这一政治原则上有实质性的突破。到2020年，如果现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没有在“权为民所授”这一政治原则上作出实质性的突破，那么，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故事或剧本在2020年以后怎么讲下去或怎么编下去，就有可能会成为引爆中国社会长期积压所有致命问题的引爆点。

2013-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