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身上可以说体现得最典型了。理论，或者说其发展的初级阶段--观念，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而实际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一些新的理论不断涌现。

欧洲曾经一体，这几乎成了一体化主义者（integrationist）的精神家园。当然，这里的"曾经一体"是指哪个一体，指古希腊的文化？罗马帝国？还是基督教的欧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一体化主义者确实相信他们曾经不分你我。

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催生了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分裂了欧洲，因此，在接下来的发展中，观念先于历史，欧洲曾经一体的观念刺激了许多人探索欧洲重新统一的方案。这样，在饱受分裂战乱之苦的时候，曾经一体的观念成了主要的精神家园，至于曾经哪样的一体，倒成了次要的问题。在这些欧洲一体化的探索先驱中，有圣－皮埃尔（1658~1743）在《永恒和平方案》中提出的欧洲邦联思想；有圣西门的建立某种"以改善人类命运为目的的社会组织体系"思想，并以神圣同盟为希望之寄托；也有库当霍夫－卡莱吉在一战后领导的"泛欧运动"，并以美国为楷模。但是，限于各方面的条件，这些方案和运动都没能在当时成为现实，或真正地推动欧洲的一体化。但是，也正因为有了这些方案和运动，欧洲曾经一体的观念被传承了下来，成为一种强大的一体化推动力量。

真正的欧洲一体化发轫于二战结束后。不过，作为"舒曼计划"的设计者与倡仪者，让·莫内本人一战期间曾在协约国的物资供应和运输联营部门工作，二战期间曾在性质一样的法英协调委员会工作，这些非常重要的工作经历和从中获得的怎样才能使合作成功的经验，为让·莫内设计煤钢联营方案提供了重要基础。这里，我们看到了实际工作是如何促进观念的创新和发展的。

当然，在煤钢联营设想提出之前，也并非没有相关的理论。可以称之为功能主义之父的戴维·密特朗尼（David Mitrany）的小册子《可行的和平体系》（A Working Peace System）就是在1943年夏发表的。功能主义者的主要思想，即复杂艰难的联合可以从某一个功能性的部门先做起，可以说是协约国和同盟国战时合作的实践总结，也为后来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开拓提供了理论启示。当然，密特朗尼功能主义理论的提出并非专为欧洲的联合而作，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有很多人在为二战后的世界该如何组织出谋划策，但在某一个区域性的范围来实践这样的理论，在国际上还属于首次。

煤钢共同体这样的机构成立，对于许多现实主义者来说绝对是百分之百地意想不到的，当时许多人还在想着怎么削弱德国，使它永远不会东山再起呢。现实主义者难以想象，有关国家居然愿意把煤钢的生产、销售等方面的控制权交出来，由一个独立的机构来掌握和行使。因此，最先对欧洲一体化作出反应的是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其中影响力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就是新功能主义。

由厄恩斯特·哈斯（Ernst B. Haas）发展出的新功能主义继承了功能主义的核心思想，即一体化的道路可以从功能性领域入手，从一个领域外溢到另一个领域，最后实现全面的一体化。但是，新功能主义显得要比功能主义现实一点，功能主义认为一体化只要设定在纯技术的领域，合作就会是一种自发的需要和自然的结果，而当这种合作逐步扩大，最后必然会把政治挤压到一个非常有限的领域。新功能主义对此很不为然，认为首先，真正纯技术领域的合作根本就起不了一体化的作用；其次，利益上有分歧和冲突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非常正常的，合作就是要寻找利益的共同点；最后，国际关系是由国际行为体、国际体系、国际环境组成的，行为体和国际环境是分裂的，合作的任务就是要把分裂的利益转化为共同的行动，使之成为体系的功能，这就是一体化，而承担这种功能的就是国际组织。当然，并非所有国际组织都具备这种功能，只有具有很高领导艺术的国际组织才能担当这种角色。当一体化在一个功能性领域取得成功后，合作的要求和压力就会在其他相关领域产生，这就是外溢。一体化的最后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政治共同体，从而超越民族国家间纷争连绵的状态。

新功能主义出台后几乎成了欧洲共同体的"官方哲学"，因为它非常符合欧洲共同体的需要，也非常吻合煤钢共同体形成后欧洲所掀起的一体化热潮。对于共同体官员来说，他们也希望把自己定位为技术性官员，而非玩弄权力的政客；对于当时的欧洲一体化来说，在煤钢联营取得成功后，其他一些功能性领域也提出了一体化的要求和具体的方案，如运输共同体，防务共同体等。虽然这些共同体都没能实现，但它毕竟反映了新功能主义提出的外溢路径；对于新功能主义设想的一体化最终目标，虽然共同体没有公开宣布支持，但它是符合共同体的利益的。

从新功能主义与欧洲一体化的早期实践中可以看出，理论来自实践，反过来，理论为实践提供了系统的解释版本，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实践今后的发展路径与方向，这是理论所具备的预测功能的体现。而对于实践运作来说，理论的解释也是必需的，它可以使得实践活动对于人们来说变得更容易理解，更容易系统地被理解，同时也为其存在确立某种合理性和合法性。

不过，出于逻辑清晰和形成体系的需要，理论往往比它所要反映的现实简单，欧洲一体化后来的发展事实上证明其道路并不象新功能主义所设想的那样一帆风顺。首先，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表明一个一个功能性领域分别建立单独的共同体的道路行不通，虽然原子能共同体也在同时建立，但该共同体与其他经济领域的相关性并不大；其次，经济共同体比煤钢共同体的超国家属性要小得多，其最高决策权力不在一个独立于成员国的高级机构，而在于由成员国部长组成的理事会；最后，法国戴高乐在1965年发起的"空椅危机"沉重地打击了哈斯，致使他对自己的理论产生怀疑，并最终在70年代宣布放弃把一体化作为一种独立的国际关系理论来理解，而认为一体化仍属于国际关系的范畴。

20世纪60年代欧洲一体化在超国家道路上的某种后退为现实主义介入一体化领域提供了机会，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提出了政府间主义的理论来解释一体化。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区分是政府间主义的核心内容，在霍夫曼看来，欧洲一体化所取得的进展主要局限在低级政治领域，它有点类似功能主义所界定的技术性领域，霍夫曼承认，在这些领域，合作的倾向比较大，但是在高级政治领域，也即事关政府自主权和国家认同，国家利益高度相关的领域，国家宁愿把无论是确定性还是不确定性都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不愿交托给一个无法控制的独立机构手中，也就是说，在高级政治领域，要实现一体化在当前的国际关系背景下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首先，现实主义对一体化的解释已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自由主义的一些思想，特别是关于低级政治领域的合作；其次，现实主义的解释是防守性的，它没能提出很有说服力的国家为什么需要在低级政治领域进行合作的现实主义解释，另外，它提出的背景是在一体化遭受挫折的阶段，因此其解释是一种"底线"性的解释。事实上，霍夫曼关于高级政治不可能合作的论断也很快遭受打击，1970年共同体各国启动了欧洲政治合作机制，开始在外交政策上尝试协调一致。

在欧洲一体化早期所提出的理论远不只新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两家，譬如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提出过交流理论，但这两家对后来的一体化研究影响最大，是后来许多一体化理论发展的主要营养源。因此，我们这里的讨论也以这两家理论为主。此外，联邦主义作为一种从政制和法律的解决手段，在欧洲一体化的解释上也从未中断过，不过，特别是由于国际联盟的失败，以及联合国在二战后的作用并不如人所愿，因此人们对这种理论的关注并不多。

欧洲一体化在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打击了自由主义，而70年代的发展则打击了现实主义，特别是欧洲货币体系的启动，更使现实主义关于高度涉及国家主权的领域不可能一体化的判断不攻自破。另外，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欧洲一体化在70年代中间基本上没什么大的发展，因此新的理论探索也就相对有些停滞。而两大主流理论所遭受的打击，也促使有些学者开始从一些新的视角来探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唐纳德·普查拉（Donald Puchala），他在1972年提出，欧洲的一体化应从比较政治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欧洲共同体是一个协调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次国家的层面，国家的层面，跨国的层面，以及超国家的层面，在不同问题的解决上具有不同的影响力。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后来多层次理论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欧洲的一体化再一次得到了大力发展，主要表现为单一市场的建设。这一发展导致了新功能主义的复活，特别是其外溢逻辑再次得到了很多人的信奉。而现实主义又一次从原有的立场上后退，特别是安德鲁·穆拉维斯基（Andrew Moravcsik）的自由政府间主义更为典型，顾名思义，其现实主义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自由主义的许多内容。

欧洲一体化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使得它更为复杂了，欧盟不但宣布了统一市场的建成，提出了货币一体化的分阶段实现计划，而且它还把外交与安全政策、司法与民政事务也纳入了一体化的体系中，这使得欧洲一体化所形成的体系变得更难理解了。因此，90年代的欧洲一体化理论大多以综合为主，基本上摒弃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些主流理论相互间的分野。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约翰·彼得森（John Peterson）和伊丽莎白·邦伯格（Elizabeth Bomberg）的决策理论，提出对欧洲一体化的解释要在一项决策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视问题的不同领域，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这里都应该有它们各自的解释力。而多层次治理理论发展的锋头更健，它正替代新功能主义原先的地位，大有成为欧洲一体化新的"官方哲学"之势，其理论的主要特点也在于承认欧盟作为一种治理体系，不再拘泥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藩篱之争，而是强调淡化民族国家的分野，强化从超国家到地方政府，甚至社会利益团体、公司企业和个人的共同参与，共同治理。

纵观欧洲一体化实践和理论的发展，我们首先可以发觉一条颠覆不破的真理，那就是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创新永远走在理论创新前面。同时，现实又总比理论复杂，因此理论的综合似乎成了欧洲一体化理论新一轮发展的趋势。不过，总的来说，在欧洲一体化的领域，实践和理论的互动结合得还是非常紧密的，理论解释实践，并提出某种预测，而实践使得理论能够不断推陈出新，以适应形势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