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定位在当前是个热门话题。这一话题兴起的背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当前金融危机引发的关于权力转移的讨论。《华盛顿邮报》的专栏评论家比尔·艾莫特于2008年10月19日发表评论文章说，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四个方面的权力转移，一是在政府和市场、干预与自由的关系中明显地出现了向前者的倾斜；二是美国作为自由市场模式的代表和国际美元本位的提供者，其地位正走向衰落；三是西方的这次经济危机证实，经济权力向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转移正在加速；四是如果把前三点加在一起，说明由政府操控经济的国家变得更强大了，无论是从其内部看，还是作为一个模式来看，都是如此。

2．随着中国被推到国际舞台的中心，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多数重大问题都需要中国发表意见，积极参与。从气候变化、反海盗、金融治理、粮食危机等全球性问题，到朝核、伊核、中东和平进程等传统的国际安全问题，都是如此。

3．中国原有的国际定位开始模糊化和复杂化。中国经济总量已排名世界第三，而且很可能在明年超过日本，排名第二，但人均GDP还排在世界各国的100名之后。经济结构正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但还面临诸多挑战，还没发展到可以完全放弃低端产业的程度。因此，中国既不再像原来那样毫无异议地属于发展中国家，可又不像发达国家。

4．中国的国际定位也是关系到今后30年我们怎么走的重要战略性问题。其意义不仅是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方面，事关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怎么统筹的问题。

怎么来思考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首先应该明确的一点是这个问题应该与时俱进，不能用传统的大国兴衰逻辑来看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崛起后的国际定位问题。中国再怎么发展，也不会走西方列强式的道路，不会走进权力转移和霸权兴衰的强权逻辑。

这就是说，我们不能用传统的大国思维来思考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定位。传统的大国思维就是从发展不平衡和大国兴衰规律来看待权力转移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上的评论称，美国方面提出的“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概念就是美国向中国的权力让步，就像19世纪末英帝国包容美国的崛起那样。权力转移意味着势力范围的变化，意味着国际事务主导权的转移。如果这个进程无法和平地进行，那么霸权战争就会爆发，国际权力在暴力中实现交接。

这样的逻辑可以用来解释欧洲历史上的战争，却难以预测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转变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如果从权力角度来看国际关系的变化，那么与其说权力转移，还不如说权力分散。新兴国家的崛起不止是中国一个，而是一种国家群体崛起；另一方面，和传统国际关系不同的是，一个全球性的国际体系正在形成，其问题解决的权力已不是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而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20国集团一起应对本次金融危机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和传统争夺势力范围和霸权的国际体系不同的是，全球性的国际体系充斥着大量非传统性的国际问题，如气候变化、全球金融危机、国际公共安全等。这类问题的共同点就是它们的公共性。这类问题不是由于哪个国家和哪个国家的关系好坏造成的，也不会因国家间关系的改善就能得到解决，而是需要共同的投入，共同的努力。围绕着这类问题而形成的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全球关系。从趋势上看，这类问题在国际议程中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已开始超越传统的国际关系问题。这就是国际体系在当前发生的重要变化。

中国的国际定位应该在这样一个新的背景中来考虑，应该跳出传统的权力转移误区，从传统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大国定位转到全球关系中的大国定位。要贡献中国在解决贫困、普及教育、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等方面的智慧和实践经验，并积极参与和推动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治理。

英国学者巴里·布赞在《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一书中指出，国际定位在观念结构中就是一个身份建构的问题。身份一方面是自我认同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在与他者互动中形成的，甚至它本身就是国际关系进程的一部分。鉴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涵，以及在国际交往上的一贯坚持，我们可以把自己在国际上定位为一种“和谐力量”。

和谐力量的定位可以向外界传递这样一些信息，或者外界对中国可以寄予这样一些期望：一是和谐是全球性体系本质所要求的，中国愿意为这样一个新型体系的构建和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二是和谐力量排除了传统大国的权力逻辑，从对抗转向合作，从零和博弈转向共赢，从强权转向平等，这是中国的国际价值追求；三是如蔡拓教授所说，中国愿意成为全球关系构建中所需要的国际规范和原则的塑造者。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