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以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进程为背景，简要总结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重大问题及其成果，以及简单的评价，并尝试着指出进一步创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可以从中入手的几个重要领域，这几个重要领域所包含的问题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继续深入推进所面临的和需要作出回答的问题。

[关键词]改革开放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

*这是《国际体系这的中国角色》一书第九章“结论：创见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部分。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几乎是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进行的，两者相互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中国逐步推进深入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课题与任务，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也积极服务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介绍各家理论，解释种种问题，从各个角度和方面来回答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面临的种种问题与挑战，从而又反过来推进了改革开放的深入，促使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和塑造者。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这个世界急剧变化的30年。中国要对外开放，要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体系，就要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正是国内和国际双重的巨大变化，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繁荣。

本文并不想全面系统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在这样一个篇幅里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这里我们主要想采用一种回溯法，即从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继续推进、世界变化深入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出发，回头来看这30年来我们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这么做意味着：第一，本文与其说是回顾和总结，还不如说是代表了我们对当前国际关系的理解，并努力使这种理解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第二，我们这里所作的回顾和总结无疑不可能是全面的，进入我们视野的研究成果和领域完全是为我们的目的服务的，具有很大的选择性。

一、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国际体系的转换

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于一个思想范式的革命性转变，这一转变就是邓小平同志对时代主题的判断。从革命与战争到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认识的转变，直接导致了其他各个方面的改革与调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使得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可能。这一思想认识的转变也使得对外开放成为可能，从而为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展开打下了基础。这种思想范式的转变同样也直接影响和主导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探讨。

中国理论界很早就认识到了时代主题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它是一个国家制定重要发展战略的思想指导和理论依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从一开始就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打下了深深的中国特色烙印。邓小平同志讲到，“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和平与发展既点出了世界问题的所在，也指出了价值追求的方向，或者说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平与发展两大力量是互相支撑的，在和平是主流的时期，大家都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建设上，而发展问题解决得好，发展的力量强大了，也就促进了和平力量的增强。在和平与发展这样一对辩证关系的指导下，我们指出发展是硬道理，首次确立了发展的合法性，取得了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创造了今天的崛起奇迹。

和平与发展既是对时代主题和时代主流的判断，也是对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的一种分析。“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2]在当时，东西南北这四个字简洁明了地指出了世界力量的分布格局，也点明了不同力量之间相互较量而形成的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中有很多不合理的成分，改革其中的不合理成分，就是要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胡锦涛同志进一步发展了和平与发展的思想，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和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3]在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同时，国际合作、世界和谐成了时代主流新的发展趋势。这既是全球化的发展所推动的，也是全球化的发展所要求的。我们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更深化了，其内涵更丰富了，和平、发展、合作、和谐共同构成了当前世界的主题。

改革开放30年，既是中国自身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30年，也是国际关系经历急剧变革与调整的30年。国际关系的变动和调整导致了对霸权兴衰历史规律及国际体系转换的讨论。我们大多接受了霸权周期论对历史规律的探讨，[4]同时并不赞同其对战后以来历史及今后发展的解释和预测，因为今天的世界已发生了与以往具有本质性不同的转变。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国家相互依存程度加深，同时“全球性或称跨国界安全威胁，其中包括恐怖主义、有组织跨国犯罪、环境保护、经济安全等等，这些构成了大国合作的条件。”[5]这些都很可能终结霸权兴衰的周期性更替，但要说美国霸权的衰落还言之过早，它还会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6]

对国际体系的研究关心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当今的国际体系是否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否代表了某种本质性的不同；二是如果国际体系正在经历转换，那么它能否避免霸权兴衰理论所总结的那种必然伴随的大国战争和冲突，体系能否实现和平转换。

尽管还未最终定型，但变动中的国际体系有些特征已经可以辨认。其主要表现包括：两极体制瓦解，新的力量格局表现为美国单极格局和各个大区域内的多极力量并存的局面；格局转换是在总体和平的状态下进行的；民族国家在当前的国际体系转型中仍发挥着主要作用，同时区域一体化、全球化、非传统安全、非国家行为体等许多新的力量、因素和趋势已经出现并可能左右国际体系转型的特点与方向；以“9·11”事件为标志，国际体系从传统的大国对抗为核心向大国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转变；以巴西、俄国、印度、中国、南非（BRICS）为代表的一批非西方的地区性大国崛起，将改变国际体系的西方属性，在利益诉求和正义主张上更趋多元化；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共同参与国际体系的变革；各种极端势力包括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极端单边主义成为国际政治新的主要威胁。[7]

迄今为止，国际体系的转变总体还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局部地区的变化可能正在改写传统的国际关系性质，这里主要是指欧洲一体化。同时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等也为国际体系带来了许多新的内容。

二、国际制度、全球化与全球治理

国际制度理论在国内吸引了众多中青年学者，构成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这种状况与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紧密相关，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也是逐步扩大国际制度参与的过程。这一现实的情势也迫使我们不断丰富和加深对国际制度的研究。

国际制度在中国从一开始就被当作正面的事物来接受，“制度起作用”而不是“制度起作用吗？”成为大多数国际制度研究学者的逻辑起点。[8]这样，研究主要的问题就集中在制度如何发挥作用、制度为什么会发挥作用、制度选择、制度效用、制度遵守、制度传统、制度文化及具体制度本身等方面。不过，也有学者指出，国际制度并非完全中性的，它和国家制度一样有着特定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9]比较乐观的国际制度理论认为当前的国际关系是有限的政府状态，其中大量的规则、规范、制度、体制以及国际公共舆论都起到了一定的超越无政府状态的作用。

国际制度的研究还促进了对国际社会的研究，一些学者也开始把国际社会看成一个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变量，而非完全依附于国家，以国家为前提。国际社会并非完全如现实主义所说的那样完全就是无政府状态，只是在这里无政府不是与有政府相对应，其对应面变成了社会性。社会性或与之相关的社会化本身就意味着使自己的行为、政策和观念与一些共有知识、共同规范、集体认知相适应，从而克服完全无秩序的状态。

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加深强化了国际政治的这种社会性。[10]秦亚青教授认为，当今国际关系存在三种基本的秩序观：霸权秩序观、均势秩序观、法制秩序观，一个社会之所以存在，不仅需要权力的支撑，也需要法律、制度、规则、道德等因素，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塑造它们的身份与认同，这就是国际社会的秩序。[11]在国际关系制度化或社会性增强方面，欧洲的区域一体化走在了发展的最前面。传统国际关系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一直面临它既是国际制度，又不是一般的国际制度的解释困境。有的研究最后跳出这种逻辑困境，指出这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超国家机制及超国家治理是这一国际关系新形式的主要因素。[12]

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对全球化的研究，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中国似乎更热衷于全球化，拥抱全球化。不过，如果我们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初人们对全球化的讨论，那么可以发现当时大家还是有很多争议、顾虑和却步的。当时全球化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些问题的讨论上：全球化是真实的吗？全球化是经济的，还是全面的？全球化是全球西方化、美国化、自由化、资本主义化吗？全球化是否实质性地改变了国际关系？全球化会导致世界同质化吗？全球性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如何看待反全球化，其根源和发展趋势如何？中国应如何对待全球化，全球化对中国的利弊如何？[13]

不过，中国改革开放的快速推进事实上并不允许等我们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后才加入全球化行列。全球化很快开始被作为一个既成事实来接受，国际关系以此为基础直接跳到了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的讨论。中国的发展，注定要走全球化的发展之路。

全球性问题是全球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由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而引致的全球治理，让人们看到了传统国际关系变革的可能性及其趋势和方向。全球治理当前还处于其雏形阶段，其发展前景似乎让人看到了介于无政府状态和世界政府之间的第三种国际秩序选择，在其中民族国家既没有必要被世界政府所取代，同时世界政治因被分割成一个个主权独立国家而留下的空隙又可以被填补，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跨国公民运动甚至公民个人相互合作，通过专业和权威而非权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优化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国家治理相比，全球治理的优势在于，它可以是跨国界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把治理理想化，社会资源配置中也存在治理失灵。[14]善治永远只能是一个可以无限接近的无穷值。

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性问题的凸现和全球治理的形成，促进了全球公民社会的诞生。全球公民社会是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跨国活动领域，[15]可以分成国际非政府组织及其联盟、全球公民网络、跨国社会运动、全球公共领域等四个主要方面。[16]全球公民社会概念的出现，实际上是把国内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三分法运用到了国际层面。当前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其局限性，作为其主体之一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受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左右比较多。全球治理体系还不存在国内政治体系所具备的那种代表性、民主性、服从性、合理性，在这一体系当中，权力、资源、机会、影响等极不平等，资助者和活动精英处于明显优势地位。

三、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

在国际关系的分析中，国家是最基本最主要的行为单位。国家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和主权。

在国家利益概念上，我们最首先的突破是还原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中应有的地位，认为国家利益就是一个国家对外行为的指导原则和政策依据。我们的研究和讨论主要集中在我们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哪些是核心国家利益，哪些是阶段性国家利益等这样的问题上。因为随着国际参与的日益加深，我们必然会面临国家利益的协调、妥协和坚持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既有其实践的意义，也有理论回答的需要。大多数学者主张在概念上把国家利益分出不同层次，如生存利益、发展利益、核心利益、边缘利益等，其中生存利益当然是必须始终坚持、不能让步的，而有的利益是可以交换、协调的，有的甚至是可以牺牲的，这都是为了维护和发展核心利益。而且这样的划分是动态的，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时期其具体内容和范围可以不一样。

建构主义则从国际规范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构建角度讨论了国家利益的外生因素。[17]这样，促进自己规范和价值的国际化和社会化也就成了一项重要的国家利益。在这方面，我们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和谐世界的理念，已成为我们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继续实现并扩大。国家利益在新时期还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全球化时代要求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相一致，把全球利益当作国家利益的一部分。[18]

主权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仍具有基石作用，现代的国际关系主要是主权国家间的关系。从我们自身的发展来看，对主权问题的敏感性和对国际社会的融入程度之间存在着某种负相关性。在对国际体系参与还比较有限的时期，主权问题在我们的考量中占有比较大的地位；当我们参与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因此而受到某种或大或小的制约习以为常后，主权问题的敏感性也就下降了。实际上，传统的结构和单位之间的主权矛盾虽然有所弱化，但过程中的主权斗争却更复杂，也更尖锐了。国际制度中的主权问题更隐性，也会造成更复杂有时更严重的后果。因此，一方面我们要继续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体系，另一方面我们要在过程中坚持主权，不能放松对主权问题的警惕。[19]

在解释当前国家主权所面临的挑战上，许多学者主张把主权再进行分解，分出核心与外围，核心部分不管怎么都要始终坚持，而外围部分可以妥协、合作甚至让渡。或者说主权可以有其法理层面和非法理层面之分，可以有主权与管辖权的并立与分离，也可以有一些基本的普遍性（如大家共有的一些人权原则）对其的约束。[20]也有学者提出，主权具有身份和权能双重含义，身份是不可能改变的，它要么获得，要么丧失，而主权权能也就是主权权利，它的行使可以由国家自己进行，也可以委托或让渡国际制度进行。[21]

不过，主权的分解事实上很难清晰界定，许多原先被认为是一个国家主权的核心权利，如今也可以国际共享、国际协调甚至对外让渡了，譬如一个国家的关税权。因此，如果这种分解是无法确定的，动态变化的，原先属于界线这边的内容可以移动到界线那边，那么这种分解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从其概念确立以来，主权有其固有的法理属性，但如果从中再分出其非法理成份，那么反过来看也可以说，凡是可以从主权剥离的内容，也许本身就是主权所非固有的。

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本身就是最高的国家利益。主权经过行使使国家利益从潜在变为现实，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国家主权的存在为前提，以国家主权为保障。[22]不过，在现实情形中，大国、强国在国际制度中实现的国家利益可能就比小国多，小国、弱国主权权利一旦交出，就可能只能完全听凭国际制度处置，因此我们还是要在国际制度和国际互动中坚持主权，此其一；其二，对主权作身份和权能的划分在方法上更简单，也更清晰了，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两者的意义应该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权能是由身份决定的，因而它的地位是派生的。如果不作这样一个地位的排序，那么对权能的强调就可能会挤压身份的意义，如果再极端地推论的话，那么为了实现国家利益就可能会牺牲国家主权。

四、安全、认同与国家战略

从国家安全、联盟安全、均势安全、集体安全、合作安全到综合安全的演变。尽管这一过程不是一个事实的过程，而只是一种认识逻辑的延展，但它确实丰富深化了人们对安全问题的知识和认知。事实上，按照笔者的理解，下一个安全理念和安全形态应该是一体化安全，一种更高级的安全理念和模式。因为国际体系发生大的冲突和战争还是有可能的，但一体化的欧洲内部再发生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冲突，那是难以想象的。

在安全问题的研究中，我们没有停留在均势、地缘政治、联盟等传统的安全问题上，而是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较多地投入到新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的研究中。传统安全注重军事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客观安全，而新安全观则把安全的范围扩大到了制度安全、文化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社会安全等诸多新的安全领域，这些新领域也被称为非传统安全。更重要的是，新安全观强调了安全思维的转变，从传统的建立军事联盟、实行军备竞赛、安全困境、遏制与对抗、争夺势力范围等思维方式走向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平等互利、互相信任、对话协作、不诉诸武力等新的思维。[23]

安全研究的另一个新趋势是建构主义对安全认知的影响。在批评其他国家冷战思维的同时，俞新天教授在其论文中指出我们自己也应跳出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定势：即如果我们把对方看成敌人，那么它就很可能真的成了我们的敌人。而且，我们自身也要认识到自己身份上的变化，我们与许多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合作伙伴关系”，加入了许多地区和全球组织，因而与更多的国家有了利益上的交汇重叠，承担了新的权利与义务，也具有了更多共同应对安全威胁的新合作平台。[24]身份上的变化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认识，而认识上的变化改变着我们的安全认知。按照建构主义的理论，安全也是一种意义的构建。

认同问题进入国际关系视野较晚，其大背景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关系的大变革。冷战结束导致的国际关系复杂化和多元化，凸显了文化和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尤其是前南斯拉夫地区和中东地区的急剧变化，以及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提出，引起了人们对这个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建构主义理论的重视。

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说，建构主义研究主要有这样几大任务：一是全面而准确地理解西方的建构主义理论及其与其他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关系；二是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理解国际关系、国际体系、国际社会等重大问题的性质和意义；三是运用建构主义理论指导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四是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及国际体系的关系提供建构主义的解释。[25]在笔者看来，最后一个问题尤其重要，尤其具有中国的意义。在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融入和国际体系的参与中，利益的互动影响着观念和文化的构建，观念和文化的不一致也在影响着利益的进一步融合。如何在不同的文化和观念体系之间架起可沟通和互相理解的桥梁，这构成了中国建构主义研究最大的挑战。

国家大战略是一个新兴领域，同时对于快速崛起的中国来说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国家大战略总的来说是关于目的和手段之间的一系列周密考虑、仔细权衡的平衡。[26]具体一点，则是对一个国家在国际上追求安全、经济、政治和认同的系统思考和指导。在中国国家大战略的考虑中，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泾渭还是比较分明的，只是直接的正面的交锋比较少。

制度主义者认为，中国的大战略应该是积极而稳健地参与国际制度，在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利益、反霸维和等战略原则的指导下，主动扩大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并倡导国际制度的建立，促进国际关系的和谐、民主、平等、共赢，使自己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行为者。[27]不过，制度主义者没有，也无意把参与国际制度作为中国大战略的全部内容，而只是作为其中一个部分来论述。因此，在国际制度与大战略其他部分的关系上，制度主义就几乎没有涉及。对于如何通过国际制度的参与，来实现国家自身的发展上，制度主义者也缺乏相应论述。

从现实主义的逻辑出发，张文木教授指出，“安全不能只理解为国土不被侵犯，而应理解为利益不被侵犯。你的利益走多远，你的安全前沿就应该有多远。”“中国未来新安全概念应分为两部分，一个是边界安全即本土安全；另一个是安全边界即利益边界。边界安全是有限的，而安全边界则应当是无限的。仅就国与国的关系而言，安全边界越远，你本土安全系数就越大。如果你边界安全和安全边界两线重合的话，国家的安全系数就到了底线。”[28]

五、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大致上因循了三条道路：一是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的影响；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在基因的作用；三是继承国际关系学科的现有合理成果。

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每个理论工作者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这反过来又构成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特色之一。此其一；其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分析方法，国外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阿明的外围中心论、多斯桑托斯等人的依附论等，对这些理论的研究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另一部分；[29]其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国际关系研究，如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国家利益的阶级性、福利国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造、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等。

如果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有自己的特色，中国的文化底蕴是一个重要源泉。[30]毫无疑问，在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国际关系思想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不干涉内政，互惠互利，和平共处，不使用武力，独立自主，平等友好，所有这些中国外交中一贯强调的原则和思想，无不可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到它们的思想渊源。不过，对于理论构建来说，我们还不能仅停留在这些原则和思想的提出上，我们必须赋予它们以概念和体系，使它们饱满且能自我发展。

“天下”、“礼”、“仁”、“和”等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关系研究中讨论得比较多的。中国哲学中的“天下”概念是一个人文世界的概念，是关于世界社会、世界制度以及关于世界制度的文化理念。在家－国－天下的中国政治社会层次结构中，国家不是最大的，天下才是最大的、饱满或意义完备的分析情景。相比之下，在西方的概念中，国家是最大的政治单位，世界只是个地理概念，而不具备制度和文化的意义。天下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世界尺度。它意味着超出国家尺度的问题就需要在天下尺度中去理解，国家不能以国家尺度对自身的合法性进行充分的辩护，而必须在天下尺度中获得合法性。天下还不仅仅是一个最大的空间性概念，它也是一个最大的时间性概念，因为只有从最大时间尺度去看，人类的公共利益才能和国家、地方的利益趋于一致。天下的完整性需要内在的多样性的和谐来维持。[31]“仁”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要求各国“正己”、“正身”，强调各国自身的国际道德修养，自觉地进行自我道德约束。“礼”就是国家及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应该各守本分，各尽其责，各得其利，和谐相处。世界交往要以信为本，以诚相待。“和”就是和谐世界，倡导全人类的和谐与友爱。[32]

在关于创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讨论中，更多的人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33]综合现有国际关系研究成果，兼收并蓄，不断创新。在具体的方法上，可以从问题出发，[34]也可以从学派争论出发。这里我们也通过提出一些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思考，并很有可能从中发展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大问题来结束本文的讨论。这些问题同样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在继续深入推进的过程中需要予以全面研究和回答的。

1、和平发展。中国的发展肯定是和平的发展，而且必须是和平的发展。这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也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而要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命题，我们必须全面而深入地阐述当今时代、体系和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只有从这里出发，加上我们传统文化中和的理念，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公精神，我们才能跳出霸权兴衰更替的历史陷阱，构建和平发展的理论体系。

2、体系变革。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关系正在发生重大调整，国际上对传统的强权政治、争夺霸权、侵略扩张的接受和容忍空间几乎已为零。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中，一个国家的发展必然只能遵循和平发展的路径。再加上各种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和全球性问题的严重性日益上升，国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合作，而不是互相对抗和征战。

3、和谐世界。世界发展到今天，愈益突出了和谐理念对于这个世界的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和谐的理解，完全适用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原理与其他文化基本原理的可对话性，中国的哲学假设是他者性原则，而西方的哲学假设是主体性原则，[35]这两者之间应该变成可互相理解和接受。

4、中国传统文化的后现代转化。许多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是后现代的，后现代思潮中的许多内容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则面临着后现代复兴的历史机遇。在国际上也刚刚兴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后现代思潮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5、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思想中少有的考虑了世界性问题的理论，[36]在全球化时代面临重大发展机遇。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表明，我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但是与时俱进，发展地解释变化中的世界。譬如，资本越来越走向社会化和全球化之后，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又是如何？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开拓的问题。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我们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有了较深的理解，较为系统的把握。但对于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来说，随着中国最近几年的快速崛起，他们才刚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才开始真心地想要来了解这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两大部分，这两大部分的建设应该具有很强的世界视界。

最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伟大实践的总结下，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正确把握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建必将产生重要的成果。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2]同上。

[3]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4]潘忠岐：“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研究”，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第99页。

[5]郭学堂：“霸权周期论的贫困――兼析美国霸权是否走向衰落”，《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第45页。

[6]王辑思：“美国霸权的逻辑”，《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第28－29页。

[7]参见黄仁伟：“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5期。

[8]苏长和：“中国的国际制度理论研究”，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

[9]秦亚青：“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义”，《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10]郭树勇：“关于国际政治的社会性”，《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7期。

[11]秦亚青：“国际体系秩序与国际社会秩序”，《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0期。

[12]陈玉刚：“欧盟制宪与欧洲一体化：国际关系的解读”，《欧洲》2002年第5期；《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3]参见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全球化研究”，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4]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第23页。

[15]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第26页。

[16]何增科：“全球公民社会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3期。

[17]方长平：“国家利益分析的建构主义视角”，《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6期。

[18]蔡拓、唐静：“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定位与维护”，《南开学报》2001年第5期。

[19]参见陈玉刚、俞正梁：“国家主权的层次分析”，《欧洲》2001年第3期。

[20]王逸舟：“主权范畴再思考”，《欧洲》2000年第6期。

[21]张军旗：“WTO体制下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的维护”，《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55页。

[22]张军旗：“WTO体制下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的维护”，《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23]王逸舟：“论综合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4期；任晓：“从集体安全到合作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4期；张蕴岭：“安全概念的演变”，《瞭望》2000年第14期。

[24]俞新天：“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及战略选择新思考”，《外交评论》2005年10月，总第84期。

[25]参见袁正清：“中国的建构主义研究”，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6]时殷弘：“国家大战略理论与中国的大战略实践”，《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3期。

[27]门洪华：“国际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28]张文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利益”，《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1期，第58页。

[29]如王正毅教授的《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30]袁明：“‘全球化’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1期。

[31]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

[32]俞正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际政治新秩序”，《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4期；“和谐世界：人道思想与世界秩序的综和”，《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6期。

[33]何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1992年第1期。

[34]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35]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

[36]赵汀阳：同上